一路上，我就是一下子忍不住哭泣、一下子保持冷静，哭着想：怎么会这样？会不会很严重？会毁容吗？会死掉吗？哭完擦擦眼泪，冷静地想：如果很严重，我能做什么？等一下到了上海，我会遇到什么？我突然想起今晚本来要去参加婚礼，今晚是好友林志鸿（林志玲兄）的婚礼。他本来邀我当伴郎，我满口答应。婚礼前一两周我父亲说我近期内要结婚（原定于2011年4月1日），当人家伴郎会冲喜，一定要婉拒，临时害得他措手不及，念了我好久。前两天他还特别跟我确认我会不会出席婚礼，我记得我说：“一定会！我再放你‘鸽子’，你恐怕再也不理我了！”结果，我又放了他“鸽子”。不过，他明天看到新闻应该就会谅解了吧，我传了一个简短的短信：“临时有要事，无法参加，抱歉！”补记：写到这里，时间是2011年3月初，我们原定于2011年4月1日的婚礼，因为她的身体恢复不了那么快，已无限期延迟。有一种说法是当伴郎不要超过三次，否则会结不了婚。
我很早就当过两次伴郎了，为求心安，对于接下来的伴郎（第三次）邀请我都是左闪右躲，在我自己婚期决定后，林志鸿的邀约我就爽快答应了。一切就是这么诡异，虽然我这么小心，这么宁可信其有，甚至听父亲的话推掉了邀约，但在既定原本要当伴郎的日子，就这么倒霉，这么低的概率，发生了我婚礼无法如期举行的事情。2011年4月，我一口气答应了两个5月的伴郎邀约，突然间，我不大相信这个说法了，或者我也好奇我还能多倒霉。我想：把握当下比较重要，现在，能帮忙于两个好友，比起闪东闪西、闪说法、闪不知的将来，重要得多吧！晚上快要10点，我们抵达上海瑞金医院。到了医院门口，华研同仁出来请我们在车上等一下，有几家媒体知道了，堵住医院入口，他们帮我们安排其他入口。我想：都什么时候了，哪有空管媒体，媒体不重要吧？公开场合爆炸，Selina受伤有多少人看到，纸里包不住火，消息出来只是迟早的事啊！随着华研同仁的引导，我们几个人以及华研董事长在上海的朋友林董事长一起挤进了灼伤中心张主任的办公室。
简单几句寒暄与介绍后，张主任告诉我们，烧伤是严重的，总面积超过50%，双腿最严重，脸还好。暂时，命是保住了。任爸听闻没有影响到器官、生理功能等，便开始安慰大家，好险，重要部位都没有影响，非常感恩。我听完大吃一惊，心想：任爸，您的期待也太低了吧？哪里是只有背，天啊，太严重了！眼泪开始不争气地流，好像整间办公室也只有我一个人不争气地流泪。大家关心其他细节，其实我也一直很想听张主任解释烧烫伤，但我只记得他说了“急救、清创、植皮、复健”“面积太大很难植”“清创与植皮是相对概念”等等，其他时间一直在恍神。印象中，张主任显得非常有自信，因为瑞金医院治疗烧烫伤是有名的。他告诉我们，他们每天要门诊三百位病人，经验丰富，各式各样的烧伤都见过了。又说，中国台湾这方面也很先进，将来建议我们送回台湾，这样照顾起来也方便。不过，一切由家属决定，现在留在这里也可以，送回台湾也可以。还说，清创越深越安全，但将来复原越难，他一般都以生命安全最重要为前提。不过对这样的病人来说，他会特别小心，所以他压力也很大。
大家听了都放心不少，张主任的说明让我们对他很信任、放心。我们提出想去看Selina，张主任不建议，因为人才刚刚救回来，还在感染高峰期，要密切监控观察，她才受惊吓，怕情绪波动影响其各项生理指数。不过，张主任答应会转达我们都来了。我待在那个空间快要窒息，跑出办公室，手机一直响，接了通电话是媒体朋友，没心情说什么匆匆挂掉。同时，有个女孩站在门口呆若木鸡，她是Selina的贴身助理之一，小瑜。小瑜跟我说了一下事发经过，大致上是本来应该依序爆炸的五个爆点，不知为何同时爆炸，而Selina跟俞灏明站在第五个爆点旁边，正要准备跑，就被炸了出来，小瑜自己站在数十米外，也被爆炸威力扫到。现场很乱，没有水，就用灭火器喷。先送松江医院，小瑜陪她光脚走去松江医院急诊室的厕所用水冲身体；后来救护车来了，改送瑞金医院。送医途中，小瑜一直跟她说话，怕她昏过去。小瑜跟我说，她告诉小瑜叫我一定要来，还叫小瑜拍下她的受伤照片，小瑜不敢拍，但她坚持。俞灏明的情况不清楚，但小瑜听说他可能有吸入性呛伤。我其实当下是无法专注的，也不大敢听的，但还是硬着头皮鼓起勇气听了一下。
小瑜突然哭着对我鞠九十度躬，嘴里连说了七八次对不起，我试图扶她起来，发现她的身体整个是僵硬的，扶了好久才扶起来。一行人准备离开张主任办公室时，我抓了一个任爸要签文件的空当跑进去。办公室里只有我跟任爸，没有别人，我拉下脸跪了下去：“张主任，我不知道怎么办，我不懂医学，我只会求你，求你救救她！”那一剎那，我第一次懂了无助的意思，第一次体会到电视、电影里常常有的家属跪求医生的情境。临走前，张主任特地留了他的手机号码给我们，交代不管多晚不管什么事情，都可以打给他。离开医院时约11点，林董事长安排我们先到他的饭店休息。总算见到医生，听到医生说的话，大家心里应该稍微放心一点点了吧。进了饭店，坐在房间里面，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任爸忙着跟任妈打电话，任妈好像吵着要来，任爸说：“现在情况不明朗，来了也没用，来了不就是我们夫妻俩抱头痛哭而已？瑞金医院的医生很好，如果确定在这里长期抗战，再过来吧！”阿嬷同青姐忙着跟华研董事长、总经理联系汇报，华研在大陆的戏剧主管也来了。林董事长的朋友，一位姓王的律师也来了。
王律师忙着安慰我们，并告诉我们上海瑞金医院真的是治疗烧烫伤数一数二的好医院，在这里治疗可以放心。林董事长一直对我进行心理“建设”，要我有心理准备，她的双腿一定烧到焦黑了，我没有勇气问他这是张主任说的，还是烧伤常识。我只是不停地在房间里走过来又走过去，思考着我能做什么。我让阿嬷看她出事前发给我的短信，我跟阿嬷说我没有回……我们两个抱头痛哭，但我们不能哭得太久，因为阿嬷还有好多事情要联络。趁着一个空当，任爸突然跟我说：“阿中，你刚刚也听到医生说的了，现在的萱萱已经不是以前的萱萱，跟你当初订婚的萱萱不一样了。
任爸很感激你陪着过来，将来不管你有什么决定，任爸都觉得是对的。你放心，任爸硬朗得很，照顾爷爷之外再照顾女儿，没有问题！”我当下吃了一惊，都什么时候了，您跟我说这些，记忆中我没有心力回话：一方面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另一方面我正忙着跟小白、小玉短信交流。因为，一下子感觉没有上海地缘的问题了，没有再找好医生的问题了，也没有送回台湾的问题了，我请小白跟小玉协助打听如何是正确的下一步。同时，消息也传开了，我收到很多关心祝福。小郭是虔诚的基督徒，她一直发《圣经》的祷告文给我。在那个脆弱的时间点，任何一个关怀与加油，都会让我不停地拭泪。
Day2 2010.10.23（六）
凌晨，大家决定一早再去医院，能睡的人先休息一下。任爸是最坚强的一个，先去洗澡。我瘫在沙发上笑着跟青姐说：“好啦，现在就可以先结婚啦，反正她不知道要休息多久。”我记得青姐脸部僵硬，连苦笑都挤不出来。阿嬷在忙着跟中国台湾大学（以下简称中国“台大”）的杨医生通电话，杨医生是华研董事长介绍的医生，阿嬷吵醒张主任，跟他问了一些她血压、呼吸、心跳等等数据并转达给了杨医生，这位医生的结论是她能动，建议尽快送回来，可以不必专机，但要有一定空间。这时任爸洗完澡出来，显然他也睡不着，听到中国“台大”杨医生的建议，我们四个人呆住了，应该送回台湾才对吗？我们又慌了。我一直想，到底怎么做对现在的救命及将来的美观才是最正确的？我自己不懂，仅能从医生及朋友的话中判断，其实是很不踏实的感觉。不管了，先准备送回台湾的手续再说，如果要送可以马上送，明早再跟张主任讨论确认。任爸之前有搭SOS（紧急救助）专机经验，他记得申请SOS没那么快，他与阿嬷开始打电话回台湾，联络保险公司跟申请SOS专机，这个时候大约快凌晨2点。
我也慌了，我能做什么？我打电话吵醒小郭跟小王。我们同事之前有安排专机从大陆返台就医的经验，请小郭帮我问“长荣”跟“华航”有没有可能我们临时买几个位子，拆掉座椅放下病床，小郭满口答应马上联络。我也问小王：“你们的私人飞机可否待命？如果SOS来不及的话飞机借我，而且还必须拆座椅放病床。”我语带哽咽地低声拜托，小王没等我的话讲完就连说了好几次：“没有问题，全力帮忙！”我挂上电话，泪流满面。凌晨3点多，大家逼自己去睡觉。我简单梳洗，冲澡时脑袋一片空白，一回神又哭了。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她现在状况怎么样呢？痛吗？烧成什么样子？试着安慰自己不要乱想，只去想：瑞金治疗烧烫伤是最好的医院……可还怎么也睡不着，印象中最后一次看表是凌晨5点半。早上7点多做梦惊醒，我梦到她身上有一点点受伤，她拉着裙摆在我面前跳来跳去，说：“你看！没事啦！小伤而已！”她还拍打伤口证明给我看。我心想，完了！一定很严重！梦里的都是相反的……再醒过来是因任爸叫我，上午8点多了，我们准备出发。
往医院的路上，大家仍沉默不语，我收了几通短信，知道小郭帮我联络好了，跟“长荣”或“华航”要几个飞机位置应该没问题。再见到张主任，阿嬷关心病房的隔离问题，担心媒体可能会混进去，询问我们可否派人守在病房门口。张主任说因为她的身份，已经把病房做隔离了，六个人的病房，与对面三张床中间拉了一块布幔，旁边两床也特地为她清空；他也强调了这边滴水不漏，很多名人都来过瑞金，没有发生过媒体混进来的情形。我心里闪过一些疑问，不是因为高感染，所以连搬动都有风险吗？既然感染风险这么高，这样隔离好吗？台媒、港媒都来了，真不会有混进来吗？阿嬷再次委婉提到中国“台大”的杨医生有返台治疗的建议，张主任没有反对，但仍然重复着他的自信，我们又随着他的自信而放心了一点，既然张主任的医术是数一数二的，那么，一动不如一静。任爸说，我们来想办法克服在上海长期照顾的问题。这个时候，小白短信发来一堆信息，他帮我找到中国台湾长庚医院（以下简称“长庚”）杨瑞永医生的联络方式，杨医生现在在开国际医学研讨会，但可以接电话，小白说他是台湾治疗烧烫伤的权威。
我提了一下“长庚”的杨瑞永医生，张主任马上说认识，好几个场合上碰过。我顺着提出，那么也问问“长庚”杨医生的意见，张主任欣然接受，说也可以跟老朋友讲讲话。阿嬷马上拨过去，跟杨瑞永医生寒暄了一下后，让张主任跟杨医生讲。两人交换意见许久，但我听不出来有什么结论，张主任再次强调怎么处置完全尊重家属。临走前，阿嬷拿出一包林董事长临时热心准备的红包，才从口袋掏出来，话都还没说一句，张主任就坚决拒收，一直笑着叫我们放心，告诉我们救人是他的工作。一行人离开办公室后，阿嬷给我使个眼色，把红包拿给我，我独自偷偷地返回张主任办公室，手拿着红包，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下，双腿就要软了。张主任紧握我的手，还不等我开口就说：“你仔细想一想，我若真收这红包，你不但给我不必要的压力，而且，你应该会更担心！”语毕，他送我出办公室，红包仍紧握在我手中。出来到电梯口，人变多了，好像有保安、华研的人跟剧组的人吧。两男一女在跟任爸讲话，距离我约五米，他们低着头像犯了错的小孩，我看见任爸轻拍他们的肩膀。
过了不久，他们三人向我走过来，旁边的人小声告诉我，最左边的是导演，另外一男一女是电视台的人。这一男一女小声地跟我说很抱歉，我又不争气地流泪，实在不想看到他们，我没有任爸的风度，一边把脸向右扭去，一边用左手轻轻把他们三人拨开。下了电梯出了门口，媒体冲过来噼里啪啦地问了一大堆，只记得记者大喊：“任爸！我们是台湾媒体！”保安死命地挡，我们坐上车，花了一些力气才离去。早上还没办法check-in（入住）酒店，华研先安排我们去一个酒店式公寓休息。在大厅等待时，任爸、阿嬷、青姐与我四个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要说什么。任爸突然对我说：“阿中，我看你先回台湾吧，在这里你也帮不上忙，你还要上班，不要影响到工作。如果要在上海长期照顾，我叫你任妈过来。”我一听，又哭了：“可是我有用处，我可以帮忙找医生啊，还可以帮忙找飞机啊。”任爸突然转过头去，小声说：“好好好！”任爸好像有点哽咽。我们要了两个房间，一间让我跟任爸休息，一间让华研人员联络事情，我待不住，就跑去华研那一间房间，问问现在怎么办，这个时候，华研总经理也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