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大姐，你想怎么安排？”她说：“我把这二十个警察在党校周围的小酒馆里安排一部分；在党校传达室安排门卫，对被车接走的人一律截住扣留，问清姓甚名谁，随时向我通报！”我说：“这和软禁他们差不多。”她说：“非常时期，我不得不这么做！”我来到外间问冯小林：“大姐这么做有什么不妥？”冯小林道：“没什么不妥，现在是查案子期间，非常时期。”既然如此那就干脆更严格一点，我对丁露贞道：“大姐，再加一条，对来党校找人的人严加盘查，只要是找短训班这些学员的，一律察看身份证和工作证，然后记录在案，等待审查。”丁露贞想了想，同意了。
上午十一点以前，二十个身穿便服的警察来到平川市委小会议室报到，丁露贞、我和冯小林接待了大家。这二十个人全都三十来岁，看衣着和长相都极平常，有的还像有些邋遢的农民工，但每人都斜挎了一个背包。想必里面装了什么。丁露贞迅速对大家交待了任务，然后给党校校长打了电话，简要说了几句。便把大家送走了。这时，马齿苋打来电话，说另派了一辆带仪器的指挥车来协助，这样可以快速做出反映。为了避免引人注目和不必要的猜疑，指挥车直接开到市委党校附近的树林里。丁露贞感谢了马副省长。撂下电话，她说：“康赛，现在咱们就走，到指挥车那打声招呼。”我说：“你去太显眼，还是我去吧。”她说：“也好，代我向省厅同志问好。”当我和冯小林赶到市委党校的时候，发现党校门前已经增加两个门卫，虎视眈眈地看着周围，对偶尔进出的车辆拦住盘查。我们的车拐了一下，进入党校门前的树林，不一会，就见一辆挺着无线电天线的越野吉普开进树林。
我和省厅同志见了面，一番感谢之后就谈起工作，他们打开车里一台仪器的一个荧屏，告诉我，中午吃饭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些小酒馆里的情况。我对党校周围情况十分熟悉，这里虽然远离市区，但在党校周边却有一些小酒馆，规模都不大，但装璜都很讲究，饭菜档次也不低，显然是对着党校学员而设。久而久之，不光学员们经常光顾这里，连党校老师来了亲朋好友也往这领。一些学历班的学生有时候在面临考试或毕业答辩的时候，经常在这里请客，学生们自己有时候也在这里互相请，因为党校食堂不备白酒，而且党校也规定不允许在校内喝酒。于是，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一个个小酒馆生意还都不错。试想一下，如果生意不好不是早就该黄了吗？谁会在这硬挺着？
我们在指挥车里说着话，等待猎物。十一点半的时候，车里的仪器上一个红灯闪了一下，省厅同志按下一个按钮，于是荧屏一出现一个画面，一个学员模样的年轻人在请一个五十来岁教师模样的人入座，那个教师坐下后，我看清了，他是哲学系的一个叫王白丁的教授。党校老师没有我不认识的，只是熟与不熟的问题。年轻人招手叫来服务员点菜，然后，等服务员离开以后，年轻人环顾左右一下，就快速地从上衣口袋掏出一个像身份证一样的硬片塞给王白丁教授。王教授先是推辞了一下，此时又有人往屋里走，王教授急忙将硬片塞进自己上衣口袋。我断定，那张硬片是银行卡。估计是涉及论文答辩问题，因为这个时节应届毕业的本科班正是叫劲儿的时候。我掏出笔记本记下了王白丁的名字。但我也感觉可笑和无奈——就算我制止了一个王教授，能制止别的李教授、张教授吗？王白丁是被我意外地发现的，没被发现的呢？
这时仪器上的红灯又闪了一下，省厅同志又按了一下按钮，荧屏出现新的画面，国贸公司的马向前和一个陌生人正在一个小酒馆落座。就在落座的一刹那间，陌生人将一个硬片塞进马向前的上衣口袋。毫无疑问，那也是银行卡。以前我只知道人们经常在这里交易，但我只是知道，从来没有亲眼看过。我曾经被一个亲戚的孩子请过一次，他是学历班的，因为计算机成绩不好害怕毕不了业，就托我找找人想想办法。因为计算机是必修科目。那时他就送我一个银行卡。最后我把银行卡转给了计算机室的一个女老师，让她给我的亲戚吃点小灶。结果每天晚上她都给我亲戚补课，将我的亲戚一直补到考试的前一天，最后算及了格。而过后这个女老师面带羞涩地对我说：“康赛，你给的礼太大了，我承受不了，哪天我给你买件毛衣吧。”这话吓我一跳。我连忙说：“不用不用，我有好几件毛衣呢。”我急忙给我那个亲戚打电话，问他银行卡是多少钱的面额，他说他也不知道，是别人送给他爸的。而他爸是个国企老总。我什么也不说了。但过后女老师还是给我买了一件“绿色草原”羊绒衫，而且在一个小酒馆里请我喝了酒。酒也点了最贵的金包装五粮液。我非常纳罕。后来我就让刘梅拿着羊绒衫去“绿色草原”的专卖店去问问价，结果刘梅回来告诉我，说，那件羊绒衫价格三千八。天！那个银行卡会多少钱呢？不会仅仅是五千一个卡，却花三千多买羊绒衫，再花好几百请我一顿酒吧？而且，过后那个女老师还不断给我买些小玩意儿，比如十二生肖纪念币、图书大厦的优惠购书卡之类。我则对她尽量把笑脸做得自然些，力避暧昧。
问题还不在这里，而在刘梅。刘梅过后问我，你打算要这件羊绒衫吗？我说：“不要又怎么办？总不能退回去吧？”刘梅道：“我不怀疑你与女老师会出轨，因为，如果你想出轨就不会回家跟我说了。我只对你说说问题——现如今有不知道‘绿色草原’的吗？不知道‘绿色草原’那就是土老帽！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生态难民？有多少人知道‘骆驼的眼泪’？就在前几天，我从网上无意中看到一条信息：《骆驼的眼泪》，便吸引了我。现在我已经说不出来当时看那篇文章和图片的感受，那一幅幅图片都是一位退休老工人用十年时间自费走遍内蒙全境和青海、宁夏、新疆部分地区拍下来的实景。讲述的是我们的生态正一步一步恶化，沙逼人退，已经到了黄河边上，草死沙进，昔日高可没人的草原现在连骆驼都没法生存而成批饿死！一个个被黄沙湮没的村庄、一堆堆死不瞑目的牲畜白骨、一群群看似滑稽穿着各种衣服的山羊！因为山羊只能相互吃彼此的毛生存，牧民不得不用此来保护自己的财产——羊毛。一个在内蒙古支边几十年的退休工人卢彤景，以其赤子之心和铮铮铁骨，变卖了自己的家产，四处奔走，用语言和图片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生态，关注草原！卢老先生说：‘牧区真穷、牧民真苦，牧业真危险！’而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告诉我们草原如此退化最大的一个祸首竟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与日本合资的‘绿色草原’羊绒集团！81年以前，草原没有山羊，到85年山羊开始成倍繁殖，从90年到世纪末，是草原恶化最严重的十年，在‘绿色草原’崛起的背后，是牧区草场的急剧退化和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日本人以前是在自己国家养山羊，但他们很快发现了养山羊带来的致命危害——山羊不但吃草，而且吃草根！于是，从81年开始，他们把危机转嫁到中国，在山羊大量繁殖的二十年间，内蒙古大草原简直做了一个黑色的噩梦！八十年代，牧民的羊绒可以卖到280块一斤，现在是七八十块钱！先给你甜头，让你大量的养殖山羊，再压价收购，羊毛不是粮食，只能卖给羊绒厂！羊毛便宜了，只能通过增加养殖数量来维持生计，而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价格压得更低。一方面是日本人满足的笑脸，因为他们的钱包越来越鼓，他们本国的生态也保住了；另一方面就是中国牧民的生活更加贫困和我们草原的一步步消失！现在，欧洲不大量养山羊，美洲不大量养山羊，澳大利亚也不大量养山羊，连非洲都不养，只有中国，在大量的养殖山羊。现如今我们有的地方领导还在号召大家把绵羊换成山羊，于是在一个牧区，只能承载20万头的草原，现在有120万头吃草动物，而数量最多的便是山羊！用长远的生态代价换取短视的当前利益！就在前不久凤凰卫视的《西部行》对内蒙的采访中，依然可见有的地方领导挥动着胳膊说：‘我们的支柱产业是一黑一白，白的就是山羊，是我们最大的外汇支柱！’虽说近几年中央出台了一系列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的政策，可是图片上铁丝网圈起来的禁牧区到处都是洞，山羊可以随意出入，牧民要吃饭啊！不从根本上想办法，表层上的形式主义能解决问题吗？就在前几年，河套地区又建了一个羊绒厂，还号称世界第一！光‘绿色草原’一年就需要70万吨的羊绒，目前已经注册的三千家中小羊绒厂和那些没有注册的甚至上万家的羊绒厂已经让草原变成了沙漠！我们真的还需要一座世界第一的洋绒厂吗？现在的草原，远不如过去，昔日的万峰驼乡现在已经人烟荒芜！连骆驼都不能生存的地方，还有什么可以生存？草原啊！——康赛，卢老先生的话振聋发聩啊！现在别人给了你‘绿色草原’的羊绒衫，你还有心情穿吗？”刘梅当时说这话的时候，捧着羊绒衫的两只手微微颤抖，两只眼睛含着热泪。谁不爱自己的国家？爱自己的国家，不就是爱那些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吗？难道是空喊口号吗？
当时我告诉刘梅，国家早已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现在全党上下天天讲科学发展观，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吗？想到刘梅，我的眼睛也不禁湿润了！这个看似胆小怕事小心翼翼过日子的女人，内心却也有一盆火，忧国忧民的情愫溢于言表。刘梅没有露洁那样的才华，一辈子也写不出一本书来，而露洁在短短几年就写了四本专业书；但刘梅作为一个最普通不过的老百姓，能够因为国家的事而触动了感情，不是同样难能可贵吗？现如今人人想发财，处处讲赚钱，刘梅却塌下心来想国家的事，不是和退休老工人卢彤景同样令人尊敬吗？
正在想着刘梅的时候，突然荧屏上出现了刘志国和两个陌生人——刘志国，这个有可能对刘梅下了狠手的人！我立即问冯小林：“你知道那两个人是谁吗？”冯小林打了一个冷战，他紧盯着荧屏压低声音说：“一个是我们刑警大队的同事刘奔，另一个好像是被通缉的苟胜。”我说：“警察竟跟通缉犯搅到一起？他们有联手作案可能吗？”冯小林肯定道：“怎么没有！”我的心一下子又提到了嗓子眼，我说：“刑警大队的人怎么可以和通缉犯搅在一起？”冯小林道：“怎么不可以？当然是因为某种利益的需要，而且在市委党校旁边碰头，这里最安全。”此时冯小林摸了一下腋下，我也才刚刚发现，他的腋下藏着手枪。而昨晚睡觉我都没发现。不知道他是怎么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