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文彦博发挥余热，放着洛阳的超级大宅不享受，坚持陪在小皇帝身边。他是真正的守礼伴君，以快90岁的高龄，只要小皇帝出现，他必定躬身站立一丝不苟。时间长了，程颐的麻烦就来了。
因为圣人很自尊，在给学生讲课时，永远都是坐着……当有人问他，文彦博以四朝元老身份都要站着时，你坐着合适吗？
程颐有自己的解释——他是四朝元老，必须得恭敬；我是个布衣百姓，不自重些，谁会把我当盘菜？
以此理论，文彦博实在该吐血。元老的恭敬，在程颐看来是种自保的手段，是向皇帝表现臣服。那么随意一些，甚至强硬一些的，都要去死了？宋朝有那么黑暗吗？而老师的尊严，是由摆架子摆出来的，强迫别人不得不尊重的。
那么他的才学呢，孔孟之道的新解，不正是请他来当老师的根本吗？在他心里，这些竟然都没什么分量，都没法给他带来自信，他得去另找办法硬充身份，才能自尊。
他所坚持的理学信念是什么？
听到这番话，很多人都摇头。一年前程颐和文彦博还在洛阳称兄道弟，这时转眼间就不留情面。果然是圣人心海底针，谁也猜不透。
事实上，从这时起到程颐被踢出开封城，他做的每一件事都让人猜不透。
平心而论，程颐也有他的可取之处，比如说工作认真。他每天准时出勤，到班之后不说笑不打闹严格遵守规章制度。这本是很好的，可要命的是他还有另一条原则。
推己及人。
这四个字说白了就是将心比心，把别人当自己一样对待。大家都是中国人，相信都认可这一条吧，这是传统美德、保持社会良知的标准。但到了程颐的手里，就出大事了。
他真的像要求自己一样去要求别人了。话说开封城里的六月天，热得跟印度的新德里一样，很多人或中暑或伤风或腹泻，皇帝与民同“乐”，小哲宗也得了皮肤病。这实在太难受了，他是皇帝，只要出现必须全套穿戴，想想全身发痒，还罩着隆重的龙袍，这日子还能过吗？
哲宗请假了。
程颐接到消息之后很沉默，他没有带着教材回家，而是走出翰林院，到四处走了走，最后转到了议事大殿。他看到当时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忙碌中，像高太后了、宰相吕公著了，都在处理公事。见到了这一幕，程颐突然间愤怒了，而且瞬间达到了无法遏制的程度。
他走到了垂帘前，板起了脸问道：太皇太后，皇上病了您知道吗？
高氏很奇怪：我当然知道。
哦，您知道……既然皇上病了，太皇太后怎么能单独垂帘听政呢？
高滔滔一下子呆住了，她突然发现自己没法回答。不管她有多剽悍，怎样以母改子、以祖欺孙，她都不是宋朝的合法主人。所谓垂帘听政，帘后边必须是两个人，她的位置不许超过小皇帝的龙椅。
可是她愤怒，谁规定的理亏就不许生气？在她的心里，这是又跳出来一个挑衅的，程颐，亏你还是司马爱卿推荐的人，居然这样顶撞哀家！很好，看老身怎样虐待你……正在酝酿情绪，程颐已经掉转了枪口。
宰相大人，对，说你呢？吕公著，别看别人，你知道你的问题吗？
吕公著有点蒙，这里有我的事？
程颐冷冷地盯着他，你知道怎么当宰相吗？宰相手册读过没？皇上生病了没上朝，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你失职；知道而不问候，是不忠。你自己说，你是失职呢，还是不忠？
吕公著不说话。
整个大殿没人能说出什么话来。
当天程颐威风凛凛地下殿走了，背后是一片哭笑不得的目光。这人不是热出病了吧，如果高太后要篡位了，像武则天一样杀子灭孙，那么这样搞很正常，大家都会为程颐欢呼鼓掌。真爷们儿，你有种。可是这时宋朝的天下很稳，哲宗根本没危险，你整得像政变一样，有必要吗？
高滔滔知道，至少是有必要往外踢人了。程颐被罢免帝师，降职成侍读，没几天又被贬出京城。圣人的京都生活结束了，他留下了一大堆的疑团，在学术界、政治界都引起了经久不息的争论。比如说，他真的是推己及人吗？
他坚持真理，一丝不苟，于是也同样要求别人，这才符合他社会道德标杆的身份嘛。这是理学派系的看法。虽然迂腐，但是可爱，一个拒绝腐蚀的人，一个纯粹的人！
只是很奇怪，他在区别自己和文彦博之间的不同时，表现得很个人啊，他很清楚怎样给自己争地位，那时可看不出他和凡人有什么不同。
通过这件事可以看清贯穿宋朝，主导当时华人生活的理学的根本性质——说一套，做一套。对己宽，对人严，勇于对任何人批判，且批判时不管时间、场合、身份、地点。
在最后这一点上，不用到南宋，北宋这时程颐的学生就完全达标了。贾易，不久前他和朱光庭一起修理苏轼，在修理的过程中他意外地得到了王岩叟等人的大力支持，尽管如此，还是失败了，苏轼躲在高太后的背后逍遥自在。
之后王岩叟一派突然撤退，程颐也被赶出京城，洛党的势力一下子崩盘了。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换谁都会低调做人了吧，比如朱光庭就闪了，可是贾易没有。
他死死地咬住了苏轼，由苏轼咬到苏辙，在二苏之外，重点的打击对象是御史台里的同事吕陶。怎么打击呢？就事论事太小儿科了，他仔细地搜集了一下苏家兄弟身边的四川籍同僚，凑了些人数之后，归纳出一个响亮的名称——“蜀党”。
这个词出现之后，吕陶立即落荒而逃。他主动辞去了言官职位，连京城都不待了，申请调到外地工作。在他想来，这样他所谓的蜀党身份，连带着蜀党是不是存在都不言自明了吧。
怕了你，不玩了，我躲行不行？
贾易说，不行。你就是蜀党，哪怕到地方上当官，离着苏轼十万八千里，你也是蜀党！这时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欺负人也要有个限度。当朝资格最老的元老文彦博、首相吕公著、前代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这三位最有号召力的人出面，劝贾易适可而止，差不多就行了。
这样大的面子，换谁都能满足了吧？贾易不，他转身回家写奏章，文彦博、吕公著、范纯仁都是蜀党的幕后老大，就是他们在搅风搅雨，让宋朝不得安宁……
到了这步，大家都看清了，这就是传说中最无赖、最凶残的招数——疯狗咬人。使出这一招的人，根本无视一切的行为规范，想咬就咬，有咬无类。那么事情简单了，疯狗都得乱棍打死，贾易一个小小的言官，这样犯众怒，咔嚓了他不就得了？
郁闷的是，宋朝最大的这三位大佬，居然默默无声地退了回去，他们忍了。而所有的大臣们就像有了默契一样，谁都不再出面，随便贾易想怎样就怎样。
很奇怪吧，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就在“蜀党”这两个字上。
说实话，贾易真是很高明，他做了件划时代的事。在这之前，习惯上人们总说王安石的新法集团是新党，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是旧党。但这只是习惯上的，官方不认可，当事人也不认可。往前推几十年，庆历新政时也提出过结党问题，可争来争去都只是些名词解释。
什么是君子，谁又是小人？
就算吕陶为苏轼说话，提出了籍贯问题，也只是隐约地透露了点官场的潜规则——乡土社火。这是无可厚非的，谁的老乡谁不亲呢？可没想到贾易借题发挥，突然间提出了党派划分。
党派，是宋朝最忌讳的东西，谁沾上了边儿，谁就是自绝于人类社会。以范仲淹之贤、欧阳修之名、韩琦之威，也落得灰头土脸，何况是文彦博之流。
所以大家有多远躲多远，哪怕吃了亏惹了气，都拒绝再玩。
贾易爽了，他在开封城里达到了目空一切、神阻杀神的境界，以一介言官做到这样，绝对是300年宋史里独一无二的人物。
最后终于让终极大boss看不下去了，高滔滔，再这样下去，她都要失去优越感了！太皇太后亲自下令，命首相严惩，把他赶走。吕公著等的就是这句话，以党派为护身符，也只有皇权才能出面制裁。贾易被贬职，出任怀州。
截止到这里，看似高滔滔做了件大快人心的事，赶跑了疯狗，清理了官场。可是，这是她在元祐年间犯下的最大错误，其危害性比废除宋神宗的新法还要严重。
换了法令，只是国家的利益受损；而党派之争，会让国家的基础垮台。官员们陷在派系争端的漩涡里，一天到晚提防着暗算，根本没心思也没精力去干本职工作。能在这样的氛围里出头的，都是些害人的高手、搞事的精英，哪还会有正经工作者立足的余地？
而高滔滔在这时只看到了贾易本人的讨厌，以为把他打压下去就行了，根本没去想“蜀党”这个名称的危险性。不仅如此，从她后面的作为来看，她不仅不认为党派争执有什么不好，甚至鼓励这种现象，不遗余力地把朝臣们划分出了党派，亲自战斗在第一线，让暴风雨变成了龙卷风。
她实在是个有激情的女人！
回头说贾易，贬到外地之后，他咬人的境界再次提升。咬在当面算什么，远隔千里仍然入骨三分才是咬中的极品。苏轼真不知是前世做了什么坏事，这辈子惹到了这位老哥，他被一封封来自怀州的弹劾公文搞得焦头烂额。反驳吧，贾易求之不得，下一封弹劾信的理由有了；沉默吧，更让人抓狂，显得理亏是一回事，堂堂苏东坡，当代文坛盟主，居然被人骂得低头不语，实在太憋屈了。
时间久了，苏轼筋疲力尽，放下了京城里的事业。说实话他被高太后感动了，一心想做点实事回报她的。可是挺不住了，他也要求外放，到地方上躲清静。
贾易的努力终于有了成绩，所谓的蜀党垮了，党魁离京出走。只是在成功之余，他也给自己和老师程颐争取到了一个名称——“洛党”。以君子甚至圣人的名义打击小人是别想了，下场比苏轼一伙还要惨。蜀党方面苏辙还在京城里，不久之后升到了宰执的位置，成为元祐名臣。洛党全体离京不说，还得罪了整个朝廷，直到北宋灭亡，也再没有翻身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