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该死的东西，第一次时怎么就不真杀了他，都是王安石手软留下了祸根！十几天前郑侠上《流民图》的时候，改革派把他恨到了骨头里，可是一来罪名不大；二来王安石凶狠得有限；三来宋神宗喜欢。搅尽脑汁想办法，也只是以“擅发马递”的罪名小小处罚下了事。只不过就是送奏章的渠道不合法而已。这一次不同了，事情落到了吕惠卿的手里。政治是个非常深奥的学问，同样性质的事，发生在同一时段，由不同的人来执行，就能搞出截然相反的结果来。在王安石时，郑侠毫发无伤，并且搏得天下大名。在吕惠卿的手里，这副《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就真的要了他的命。郑侠被罢免职务、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编管汀州。汀州远在长江以南，接近福建，这人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再也没露过面。郑侠上路，开封城里的政界大佬们都松了口气，认为这件事就算过去了。那他们可真是太天真了。现在当政的是吕惠卿，不再是王安石。再没有半点的恕道可言，也没有所谓的雍容大度的宰臣气量。有的，只是牙眼相还，还本付息式的报复！这时郑侠正在发配的路上，突然间被叫了回去。
开封城里有了新的说法，吕惠卿灵机一动，决定把他致于死地的同时，再发挥点余热，把朝廷里一直做对的人也拖下水。话说有两个人一直是吕惠卿的死敌，一，冯京；二，王安国。冯京是公事上的矛盾，这位三元及第的状元郎总是温文尔雅，轻声细语的和王安石谈话。由于学识渊博，态度良好，所以说了什么也不受处罚。于是就变成了改革派脚下的一条细腻温存的绳子，无论做什么事，都绊腿。吕惠卿、曾布、邓绾、李定等人恨透了他。王安国是个好玩的人。他是王安石的亲弟弟，可是处处和哥哥作对，无论是政见，还是私下里的交际往来。比如他总是在公开场合和新法唱对台戏，刚开始人们总因为他是王安石的弟弟，给首相点面子，不去计较。可是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终于有一次，曾布说话了。说，你是安石的弟弟，国家变法，与你何干（何预足下事？）。这句话半点错都没有，曾布说得非常堂皇。因为国有国法，官有官职，你只是一个私人身份，就算首相是你哥，你也没有干扰政务的权力。可是王安国勃然大怒，说出了另一番理由。他说，宰相是我的哥哥，宰相的父亲是我的父亲。
宰相都是因为你们这班小人的搬弄才做了错事，将来家破人亡，全族遭祸，甚至会波及先人，连坟墓都保不住，这还不关我的事吗？！这番话的对错，我不予评论。中国人一向都有把工作的成败和个人遭遇挂钩的习惯。比如说商鞅变法，秦国从此变强，直到统一天下，都没改动他的法令。可以说，他是成功的吧？不，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里，他太失败了。因为他被秦孝公的儿子五马分尸，和秦始皇的宰相李斯下场差不多。于是国人的心目中，他的形像就差劲透了，绝不是个好榜样。孰对孰错，众说纷纭，这里先不讲，别偏了题。接着再讲王安国别的行径，比如他和吕惠卿。曾布都让他愤怒，吕惠卿还想得好吗？这是王安国心目中最可恨可危险的坏人。某天吕惠卿在王安石家里商谈政务，两人谈得正欢，突然间院子里有人吹笛子，曲调相当讨厌，以王安石的涵养都受不了，探头一看，正是三弟王安国。王安石在屋里说了一句：“宜放郑声。”院子里王安国回了一句：“愿兄远离佞人！”说完笛声依旧，该吹还吹。佞人，小人也，当时吕惠卿恨得咬牙，明知是说自己，可没法发作。只能都记在心里。这个版本比较多，还有一种说法。
是王安国在西京洛阳作国子监的小官时，被司马光等遗老排斥在当地主流社会之外，每天里和向往已久的正人君子们不得相见，痛苦之余，开始放浪自弃。主要就是烟花柳巷，声色犬马什么的。王安石很生气，以大哥的身份从京城寄去一信，里边写“宜放郑声。”而王安国回了那句“远离佞人”。不管是哪个版本，都明文记载了吕惠卿大怒。其实吕惠卿真的没必要大怒的，王安国不仅对他们这样，对自己的亲哥哥也没手软，说出来的话，办出来的事堪称人间少见。据伟大的历史学家，严谨的私人笔记记录者司马光在《涑水记闻》里说，王氏兄弟曾有次争吵。王安国把宋朝改革的局面归纳为天下汹汹，大祸将成。而这一切，都是他哥哥的错。于是他苦口婆心地劝，要哥哥一定要听他的，把变法停止，最不济也要抽身而退。要不然会家破人亡的！王安石没听，王安国太伤心了，他转身泪奔，跑到影堂里向祖先们哭诉——不是我不孝，实在是大哥太固执，才让咱们家灭门的啊！这件事要先确定是不是真有。两种可能，第一，有。
如果真有的话，王安国以宰相的弟弟身份，不管官职够不够，都可以在家里，以私人干扰国事，这还有半点的国家公务严肃性吗？在这个前提下，王安国不管以什么理由，哪怕是他真的有理，也说错了场合。他完全可以在办公场合公开反对。尤其是到影堂里向祖先哭诉，我不知在他身后王安石是什么心情。一般来说，农村妇女们掐架时这招常用。第二，这事没有。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大家转念一想就明白了，事情出自《涑水记闻》。请问一直隐居在洛阳写书的司马光是怎么知道王氏兄弟在家里，影堂附近的争吵的呢？除非是当事人向外界宣扬，那样就会尽人皆知，何以只有司马光的笔记里才有？像苏轼、苏辙等日记一族为什么都没录用？此外最可疑的一点就是“影堂”。影堂，即家庙，祠堂，供奉祖先遗象、牌位的地方。这时王氏兄弟是在开封京城里，他们的祖先祠堂也搬进京城来了？这事是需要考证的，从常理来说，宋朝官员的升迁谪落是很频繁的，尤其是宰相。不管是谁，赵匡胤定下的制度，宰相必须快速轮换，防止专权。这样注定的调动，估计不会有人把祖先随身带着的。那样“回乡祭祖”一词就失去了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