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方面，他们对宋朝的威胁更大，西夏开始对河湟下手了。这就是王韶在《平戎策》里所列举出的周边国情，以西夏这时的统一，还处在建国之初，没怎么滑落的时代里，去攻击分裂成散水的河湟吐蕃更部落，无论怎样对比，吞并都是迟早的事。宋朝哪怕是出于安全，都要迅速采取行动，不然等待的就是超级难看的死法。这就是为什么王安石改革步子那么快的原因。河湟随时会被攻破，战争迫在眉睫，宋朝当时要钱没钱，要兵没兵，再说什么按部就班，理顺关系，搞好吏治之后再改革，完全是痴人说梦。为此，在王韶刚刚提交《平戎策》之后，宋神宗和王安石就毫无保留地支持了他。要职位有职位，把他扶上了西北秦凤路、洮河司的主管，其间所有和他有矛盾的原领导全都撤走。要政策就给政策，王安石新法里倍受争议的“市易法”就是专门为他量身定作的。打仗要钱，“市易法”的根本就是“均输法”的加深加细，更上层楼的抓钱。在京城设置“市易务”这个专门部门，从内库里提100万贯钱作本钱，由政府接管京城内外的各种物资的买卖。
具体作法是，由市易务召募牙人（商人行会代表），由他们与各地来京城做生意的商人商定货物的价格，可以卖给国家，也可以和国家之前买到的货物交换。京城本地的商人，没本钱也可以参与，用产业、金帛做抵押，向国家贷货经商。到期归还货款，加上一、二分不等的利息。公平的说，这条新法是王安石各种新法里最失败的一条，它走了回头路，这不仅是打击了之前操纵开封市场，哄抬物价的大商人，同时也把小商人赶尽杀绝。国家垄断一切买卖，这还有平民百姓的活路吗？在仁宗时期、英宗时期一直活跃的开封商市，在市易法实行之后，被沉重打击了。到后来，市易务召募的牙人主动辞职，您开恩允许我辞职好吗？为国家服务，我都破产了！说来这真是残酷，但放在边疆上就是一条再好没有的政策。王韶需要军费，需要钱，那是军队种田卖粮，自给自足所达不到的。为此，他需要经商，需要全国各地的买卖人到边疆上活动。那么，就只能由国家之力去开拓。由国家拿出本钱，出专人负责，鼓励商人保护商人去变出钱来。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就会形成一条有机的运作链条——民间收财，变成军费，打赢战争，扩大国土，回笼资金。
这才是王安石变法的真正目的和手段，不然，以宋朝空前发达的商业系统，比前代先进得多的农业生产，只要像司马光说的那样节省花费，就一定能让国库充实，根本就犯不上这样折腾。可要保卫国家安全，赢得战争呢？那样慢悠悠的一条一条的节省，和士大夫、大商人商量着办事，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积攒到庞大无比的军费？何况战争只要开打，钱就会像流水一样哗啦啦地流走，是座金山都撑不起几场大战。那时后续的资金要怎样向各位士大夫要呢？只有抄家才能来得及！更何况，只要提到战争，各位君子们就会搬出孔夫子的圣诫，那是凶器，不到万不得己绝对不能用，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先用！要仁义、要道德、要教化！见他的鬼去吧，宋史写到这里，如果还有人相信李元昊、李谅祚之徒能教化、能感动……再次请出门之后上街随便左右转，找到和路面平高的铁盖子，揭开，跳进去。醒醒神。王安石们的准备己经做好，历史上各种观点的对错，我们也都讨论过了，下面应该进行的就是王韶的“熙河开边”。可是别忙，在做这样的大事之前，王安石们还得再稍微停顿一下。他们的各位政敌在此时都在做什么，是有必要全面介绍的。让我们从身份、官职的高低为序列，从苏轼开始。
这个初入行的士大夫这时只能算是小字辈，由于他不懈地努力，终于抢在熙河开边之前，被贬出了京城。说他的努力，可真是一浪接一浪，直到死在沙滩上。从职务上说，他这时只能算是京城无数官员里的中下等，但是文笔好一切都好。他可以哪里都去，和谁都能见上面说上话。什么？你不理他？你该死了，这样风雅绝伦，高迈古人的大才子肯赏面子到你家里坐坐，你不理，还是儒林中人吗？就算你是宰相，在本质上也是读书人，蔑视苏轼，等于忘本！于是苏轼可以出现在任何场合，就算己经死了大名士范仲淹，他都不放过。特地跑到文正公的故居去临风洒泪，高歌凭吊。公平地讲，这没什么。范仲淹抛开军事上、政治上的成就，光以文笔来说，也绝不在苏轼之下。这时苏轼的《水调歌头》等名作还没有出现，其实就算写出来了，也没法掩盖范仲淹的《苏幕遮》。尤其是范仲淹的声誉没有半点瑕疵，苏轼与他无论怎样联系，也没有错处。其它的就两说了。比如宰相曾公亮被贬，他跑去了，指责前首相大人胆小懦弱，不去管教王安石。曾公亮好脾气，叹了口气，说出了历史上非常有名的那句话——“上与安石为一人。
”皇帝和王安石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我有什么办法？这次对话之后，苏轼的名声在士大夫群落里直线上升。好青年，说出了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非常勇敢嘛！但是请问，你是国家公务员好吧，你以什么身份，奉了谁的命令，去质问前首相大人的工作业绩？如果再深究一下，苏轼的用心会更恶劣些。真有胆子，有责任心，你怎么不在曾公亮还是首相时跑去问呢？那时曾首相有权，才能按你说的办嘛！曾公亮之后是范镇。范先生一生都在与国家的顶级大佬作对，文彦博时期因为立太子的事，韩琦时期是著名的濮议，到了王安石时期，他怒火升腾，和新法不共戴天。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一生之中都在无时无刻地反对，不知他真正认同的是什么。更不知道，按照他的办法去做了，国家能成个什么样子。这个问题太大了，而且没有实际操作性，只好列出现象来，大家有兴趣，可以偶然思索下，或许会有所心得。回到主题上，话说在他辞职回乡前，苏轼出现了。苏轼就像代表着什么神圣的团体一样，对范镇珍而重之地宣布——你真是一位壮士。范镇深沉地叹息，自己做得很不够。说到这里，或许大家会认为我比较刻薄。
苏轼这是有良知有义愤嘛，不管是不是官，天下事天下人管得，发些感慨说些话，有什么大不了的，犯得着这样冷嘲热讽吗？如果没有前面关于新法的各种分析，单就他说的话来说，的确没什么错，甚至年青人很有激情，值得赞赏。但是有了前面的分析之后，就会知道苏轼的立场越滑越远，彻底抛离了自己原来的出身，变成了喝民血、食民膏、奴役百姓为乐的士大夫。我们是平民，我们厌恶他！抛开这种一千年以后的立场关系，回到宋朝当时的官场。王安石忍无可忍了，小苏同学就算文章好、声誉高，你不好对政府的决策这样名目张胆的抵触吧？你终究还是国家公务员吧。没别的好说，就算查不出他有什么实际错误，思想意识上造成的不良影响，就足以让他贬职反省。苏轼被下放到江南的杭州，人间天堂一样美丽的城市里去做官。是惩罚，但不残酷。在宋人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苏轼杭州之缘正式开始。接下来的人是吕诲。这位前言官领袖突然间病死了。回忆一下，他在王安石的新政还没有实际公开时，也就是连最初的均输法还没有面世时，就和王安石势不两立了。那次著名的弹劾之后，他主动要求外放，绝不和奸邪共处一堂。神宗满足了他，让他到邓州（今河南邓县）当知州。
按说这地方、这职位都相当的不错。既在长江以北，又没到西北狼窝，非常优待了。可是吕诲感到的不是这些，他越来越愤怒，尤其是看到王安石的新法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地铺开之后，他的愤怒真正做到了不共戴天。生生地气病了。神宗知道他病了之后，特意下旨接他回京城调养，什么都不用干了，一心养病吧。但这不是问题的中心点，心病还需心药治，王安石的新法如火如荼，遍及天下，这种局面一天没有改变，吕诲的心情就一天没法好转。这就没办法了，难道为了吕诲一个人，去改变国策吗？宋熙宁四年年底左右，吕诲在京城病死。他的死，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司马光。司马光当时在永兴军，知道吕诲病危后，火速赶往京城，去见最后一面。当他赶到吕诲病床前时，吕诲己经闭上了眼睛，呼吸都停止了。司马光放声大哭，恨自己就迟了这么一步。可是突然间吕诲强争开眼睛，挣扎着要坐起来，他望着司马光的方向，不管看没看清，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可以想见当时司马光的心情，他之所以来，是因为吕诲一直是他的战友。往事历历在目，从立仁宗太子到英宗濮议再到神宗时王安石新政，两人的政见惊人地一致。可以说一直为着同一个目标奋斗。
现在的局面，可以说他和吕诲都是失败者，王安石胜利着。可直到死前，吕诲还这样重托他。这是信任，更是责任，他得怎样做，才对得起一个垂死者的最后愿望呢？在这样的局面下，我没法进行什么评判。因为感情和对错，有时真是太冷酷了。但为了说明问题，可以试一下。比如抛开感情谈对错。那样很容易就能得出结论。第一，吕诲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第二，他的这种死法，到底是可笑，还是可恨，还是可敬，亦或可怜？答案一，一个人的对错，基本上是没法做出总结的。精确地说，只能是他在这个时期这件事上，是对的。在那个时期那件事上，是错的。只能是这样。而且那种把一生各时期的对错计算一下，来个所谓的盖棺定论的做法更是无厘头。请问你得用什么公式，才能计算出各个时期的正确值、错误值，最后相加减，得出正负数？可能吗？根据这个原则，吕诲在立太子、濮议时，代表了当时的正直道德观，不阿谀当权者，不向当朝皇帝低头。他是对的，而且相当有种，是个有原则的男人；而他在神宗朝时，面对王安石变法，他的表现，经过我们前面关于新法的一系列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他站在士大夫一边，坚持既得利益，阻碍宋朝为了新生进行的大换血。在这个前提下，他是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