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令，你办事太急躁了，总想一口吃个胖子。迟一天，等我处理完手头工作，我愿和你一起去。”宋美龄道。
“不用！”蒋介石摆摆手，道，“你和布雷先留下，我和杨永泰先走。布雷，你通知杨秘书长到我这里来一趟。”
“好的。”陈布雷告辞。不一刻宋美龄也通知侍从们为蒋介石收拾行装去了。
“总座，你唤我？”杨永泰风风火火地跑来，一进门就行个军礼问道。
“坐下。”蒋介石指一指身边的椅子道：“川北告急，共匪逞凶。我想把剿总由武昌搬到重庆去，准备明天走，你和我一起打前站。”
“这，这……”杨永泰听后，一时感到突然，有点为难，因为他正准备回家为老母做八十大寿。
“看来你还有什么事憋在肚子里，快说吧？我听听。”蒋介石见杨永泰面有为难之状，便问其缘故。
杨永泰以实相告道：“我是老母的独苗，明日是老母的八十大寿，我想回去庆贺。”
“噢，是这么回事！”蒋介石长叹一声，接着说，“你母亲八十大寿，作为下辈，我也应该送个寿帖吧。”说完就站起身，来到写字台前，铺纸提笔，写下了“天下为公”的题词。这是当年孙中山写过的题词。
杨永泰看看总座亲笔为他母亲祝寿的题词，思绪万千，很受感动，于是，就说：“总座，我明日去重庆。”
蒋介石看了看杨永泰，接着反问道：“你不是要回家替母亲庆寿吗？”
“公事要紧！”杨永泰响亮而坚定地回答后，欣然接受任务赴川。
蒋介石风尘仆仆来到重庆。刘湘心中不乐意，嘴上不能不敷衍。当下蒋介石一行分头同川中军政界、教育界、新闻界人士接触，大谈“剿匪灭共”，笼络旧军阀。
川军总司令刘湘向老蒋透口气道：“前两天红军围扰川北，迫近省垣，局势严重！此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围剿前途，实在可虑！”蒋介石道：“红军目的不在四川，过了这一阵，大概可告无事。红军企图北上抗日，要拦住他们，消灭在川境。万万不可让其逃之夭夭。”蒋介石说到这里，又道：“听说那个在少林当过和尚的军长许世友很厉害，他还欠了我的枪债。首先要拿下他，以挫共匪锐气！”
“是的，张灵甫已领教过啦！几乎全军覆没。”刘湘应道，其实他对“剿匪”并不乐观。“这一下总座入川坐镇指挥，我观局势会很快好转的。”
“哪里哪里！”蒋介石摆摆手：“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就能扭转被动局势。”接着他又打个比方，“比如那个许世友，我们给他硬的，恐怕他不吃。我们就来软的……”
“什么软的？”刘湘迫不及待地问。
“比如派AB团、蓝衣社打入他内部，造谣中伤，离间他们。让他的上级不信任他，最后吃掉他。”蒋介石说到这里，洋洋得意地说，“这件事不麻烦你们了，我已派人这样做了。五次剿匪时，此法已用，共产党吃不消了，一下杀了他们将领一千余人。还记得那个许继慎军长吗？他就是张国焘杀的。”
“妙！高！”刘湘伸出大拇指连连称赞。
不几天，武昌的“剿匪”总部彻底搬家，钱大钧、晏甸樵、陈布雷、吴稚晖、宋美龄等一行纷纷坐飞机赴重庆，浩浩荡荡。接着，蒋介石又召开了“剿匪总动员”大会。未了，蒋介石道：“为防止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实行各个击破，调遣主要兵力，以江油、中坝为中心，对共匪实施东西堵截，南北夹击。我的部署是：以刘湘为主力，王缵绪部十三个旅为右路纵队，由罗江地区出绵阳、魏城，沿涪江东岸向彰明、两河口、重华堰进击；以邓锡侯第二十八军和孙震第二十九军备一部为左路纵队，由三台、绵阳出动，沿涪江两岸经香水场、双合场向中坝、江油进攻；以胡宗南部南下青川、平武，配合左、右两纵队的夹击；广元以北的邓锡侯一部南下，向我剑阁推进；唐式遵一部守备昭化至阆中一线，防敌东返；邓锡侯另一部封锁土门及北川河谷，防敌西进；李家钰部防守阆中及其以西左壁垭、店子垭一线，阻止红军南下。”
蒋介石阻止我大军会合的企图终成泡影。
在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期间，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指挥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数十万蒋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接着又顺利通过凉山彝族区，经西康（今属四川）东南部继续北上。
然而，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胜利的红四方面军，却由于张国焘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四川各路军阀以及胡宗南部又从东、南、北三面逼来，处境极其被动。在此情况下，方面军为摆脱不利处境，并策应红一方面军北上，争取两个方面军会师，决定继续西进，向岷江地区发展。
离开江油、中坝地区的那一天，许世友军长走在大队的后边，望着这前来送行的乡亲们，望着这里的一山一水，他的心情十分沉痛。联想起川陕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艰难，许多战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联想起根据地人民对我军的深情厚谊和我军撤离后人民将面临的灾难……许世友不觉潸然泪下。
越向川西北和西康地区行进，藏民越多，约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七十。为了发动藏民，团结藏民，部队派人做了不少调查研究工作，使部队第一次对藏族的风俗习惯有了概略的了解。
当地有句俗话：“官住平，民住坡，蛮家住到山窝窝。”所谓“蛮家”，又称“番民”，是历史上沿袭下来歧视藏民的称呼。他们大都散居在山区，从事农牧业生产。二三十户人家为一寨，不少寨子筑在人迹罕至的高山顶上。每寨是个小小的社会单位，自给自足，与外界很少往来。民房用石头砌成，一般三层：上层供佛、晒谷，中层住人、烧饭，底层圈牛、羊、马等。家有二三十头牛以上的为“发财人”；有十多头牛的为中等人；仅有二三头牛或没有牛的为穷苦人。阿坝的大土司是川西北藏民的最高统治者，各地分别设有大小不等的土司，行使统治权力。大土司每年要向成都军阀交几万两银子。奴隶制盛行，每个土司头人家里有十多个以上的“娃子”（奴隶），供其剥削役使。奴隶没有人身自由，像牲口一样，任凭奴隶主生杀予夺。奴隶主划个圈圈，奴隶们就不敢越出圈子一步，真是“划地为牢”。平民百姓每年需向土司头人、汉官进贡银钱、物品，担负种种劳役，生活极端贫苦。“以物换物”的原始交换形式，依然保留，许多藏民甚至以经商赚钱为耻辱。出口货物以毛皮、麝香、鹿茸、贝母、金子为主，入口货物以茶叶、布匹、油、盐、糖等为主。离部队驻地不远的杂谷脑，就是一个出入口货物交换的地点。藏民性情朴实、慓悍、直爽，善骑射，喜着皮衣、革履，食物以牛羊肉、青稞、糌粑、酥油、牛奶为主。信仰喇嘛教，崇奉活佛、喇嘛。家家供有佛像，每寨均有喇嘛寺庙。活佛就是“活神仙”。藏民平时见到土司头人不叩头，只需脱帽垂目即可，见到大小活佛则必须下跪叩头。喇嘛教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
我军进入川西北地区时，即组成了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少数民族委员会和党的西北特区委员会。张国焘任联邦政府主席，周纯全任民族委员会委员长，提出了建立藏族苏维埃和人民政府、民族自治、信教自由、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没收发财人的土地分给穷人、武装藏民劳苦群众、藏回羌汉穷人联合起来打倒国民党军阀等项纲领、政策，发动群众，建党建政。这是我军第一次开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一切要从头做起。
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尽管如此，由于我军抓住了汉、藏统治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尖锐对立这一主要矛盾，打倒反动土司，分田分粮，不断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因而发动群众是有成绩的。许多藏民分得土地后，把“分配土地证”当神物供奉起来，烧香念佛，祈求神灵保佑土地，保佑红军。各县、区、村的人民政府相继建立，吸收了一批藏民积极分子当家做主。藏民地方武装组织，也逐步建立。有些地方还建立了党、团支部。总之，党和红军的影响，已经在藏族人民中日益扩展开来。
前线的战斗，相当激烈。北面的胡宗南部，东面和东南面的川军，频频向我军发起进攻。我军凭借山险和工事固守，不断予敌以重大杀伤。许世友最担心的是灌县、汶川方向的来敌，因为那一带是从川西平原通向川西北的大道，敌人运输方便，增兵容易。我军利用山险河谷，布下了几道防线扼守。敌攻我防，部队每行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
两个方面军相距益近，会师已指日可待。
这一即将来临的伟大事件，激起了全军无比高涨的热情。广大指战员欢欣鼓舞，斗志昂扬，积极筹集粮食，捐献慰问品，准备迎接远征而来的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
且说1935年6月14日，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刻终于来到。四方面军的第九军和三十军各一部，在夹金山下与红一方面军部队胜利会合了。蒋介石阻止我大军会合的企图终于成了泡影。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抵懋功，会见了李先念等同志。部队驻地一片欢腾。各部队将慰问品集中起来，赶着牲口，一批批送往会师地区。
当天，红一方面军在四方面军同志的热情安排下，吃了顿团圆饭，菜很别致，有牦牛肉、羊肉、马铃薯片，饭是青稞、玉米面糊糊，大家吃得十分香甜，几乎全都忘掉了雪山途中的疲劳。
晚上，双方在大维村的大坪上召开了会师联欢会。熊熊的火焰映红了天空，映红了指战员脸上闪烁着的欢乐笑颜。大家同声欢唱着宣传队刚谱写的《两大主力汇合歌》：
两大主力军邛崃山脉胜利会合了，欢迎一方面军百战百胜英勇兄弟！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嗳！团结中国苏维埃运动中的力量！坚决赤化全四川！万余里长征经历八省险阻与山河，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汇合！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嗳！为着奠定赤化全国巩固的基础，高举红旗往前进！
歌声震荡，欢声雷动。
一阵热烈的歌声之后，是具有江西、四川风土味的节目表演，四川民歌、兴国山歌，一个接一个，间隙中连续爆发震天动地的欢呼声和掌声。这歌声、欢呼声不仅道出了红军战士心头欢腾的情绪，而且仿佛是在向全国人民宣布：反革命要把工农红军南北分割的局面已经结束，红军的两大主力已汇合成一道巨大无比的洪流，这洪流要荡涤旧社会的渣滓，把中国历史推向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这次联欢会上，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战士剧团演出的独幕剧《烂草鞋》。这个剧目歌颂了红军在长征路上的英勇机智，辛辣讽刺了国民党军队的愚蠢无能，剧情大致说国民党反动派一个劲儿地吹嘘着如何如何追、剿、堵、截红军，实际上是一路跟在红军屁股后面拣烂草鞋。由于红军战士剧团演员亲身经历长征，有深切的感受，丰富的生活体验，演得十分逼真，他们诙谐幽默的动作，不时博得在座的同志哄堂大笑。……那一夜晚，可热闹啦，令人终身难忘。
许世友骂娘：怎么我这个苦大仇深的汉子，为穷人打天下，一夜之间竟成了军阀、土匪，又是落后，又是逃跑？！我要告到毛主席那里去！讨个公道。
中国有句俗语：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且说蒋介有的强攻未能阻拦我红军一、四方面军的大汇合，他的软攻，即派AB团、蓝衣队等特工人员打入我军内部，挑拨离间，却起了一定效应。比如张国焘，他在四方面军身居要职，大敌当前，红军能否冲破围剿？他却表现瞻前顾后，犹豫不决，严重干扰了中央的统一部署。两军会合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确定战略方针，统一作战部署，打破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张国焘与党中央的分歧，开始于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中央决定向北打，张国焘却主张向西打，致使他领导的红四方面军，先后三次往返于雁过不落脚的草地，数次翻越终年积雪的高山，进行了长达十七个月的长征，经历了极为艰难曲折的路程。许多红军战士长眠于雪山草地，成了他这种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张国焘并不是孤掌难鸣，和他一唱一和的是红四方面军另一要员陈昌浩。
张国焘带领红四方面军西征后，连连碰壁。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懋功的两河口开会；28日，正式作出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张国焘表面上同意中央的战略方针，率部队北上。背地里却借口“统一军事指挥”，向中央要权。同时煽动一些同志，说红四方面军有兵八万，而一方面军只有三万，指挥权应归四方面军，建议中央要徐向前当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当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当总参谋长等。同时，唱双簧的陈昌浩也致电中央，要求张国焘出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线总指挥，周恩来兼任总参谋长，等等。
张国焘对上要权，对下则散布不利于两军团结的话。有些话很难听。他讲：“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的损失应由中央负责”、“军事指挥不统一”云云，据说他还派人找一方面军的同志了解会理会议、遵义会议的情况等，实际是进行反中央的活动。与此同时，凯丰、博古他们，则拼命指责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还是什么“军阀主义”啦，“土匪作风”啦，“政治落后”啦，甚至公开写文章抨击。他们这种“左”的做法，与当初刚到中央苏区时对毛主席和一、三军团的态度差不多，只能激起四方面军干部的反感。许多指战员想不通，憋着一肚子气，这也给了张国焘以挑拨的借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