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说：“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解放后中国工业基础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
●周恩来说：“我国是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6亿人口的国家，靠买人家的、搞搞修理是不行的。”
●何长工用俄语幽默地回答维辛斯基：“我是个游击队员。”
毛泽东与米高扬会谈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中央在建国后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7人出席，中央各部委、若干主要省市党委书记及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负责人43人列席。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
……全党和全国人民必须一致团结起来，做好下列各项工作：
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因为战争已经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和1946年至1948年的情况（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着生死斗争，胜负未分）完全不同了，国家可以用贷款方法去帮助贫农解决困难，以补贫农少得一部分土地的缺陷……
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此方针下，调整税收，酌量减轻民负。……
三、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人民解放军应在1950年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
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五、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
建国初期，新中国面临着紧迫的经济形势，早在1949年初，中央领导人便开始集思广益，在发展经济上积极展开各项工作。
那还是在1949年1月31日，当天，北平和平解放。这一天，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乘坐的飞机，在石家庄机场徐徐降落。
飞机安全着陆后，米高扬和他的随行人员走下飞机，由前往迎接的翻译师哲和当时的中央警卫处副处长汪东兴陪同，乘吉普车一起于当天中午顺利到达西柏坡。
31日中午，米高扬来到西柏坡。与他同行的有苏联铁道部副部长伊万·瓦西利基·柯瓦廖夫、担任米高扬翻译的汉学家叶夫根尼·尼古拉维奇·柯瓦廖夫及其警卫员。
毛泽东在门口热情地迎接他们，然后在会客室举行一般性的会谈。
会谈一开始，米高扬转达斯大林和苏共中央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问候，祝愿中国革命尽快取得胜利，彻底解放全中国，接着呈上斯大林赠送毛泽东的一块毛料。
米高扬还说：斯大林十分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派我代表他到中国来听取你们的意见。你们所讲的话我回国后向斯大林汇报。任何事都由斯大林决定。米高扬还说，我们只是带着两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
之后，双方开始就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分析和估计，彼此交换了看法。
由于西柏坡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招待客人，毛泽东就叫人在河里捉活鱼来招待客人。米高扬一行对中国的菜和酒赞不绝口，还和毛泽东讨论起中国菜的做法。
米高扬的这次中国之行，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1949年2月1日，双方会谈开始，周恩来和朱德提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希望苏联提供反坦克炮、坦克、炸药及武器生产设备，并派遣一些顾问帮助中共培训、建立军校和组织包括武器生产在内的后勤工作。
周恩来还希望苏联提供钢材、汽油、汽车及其他机器和物资。
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着重讲述中国工业发展及中苏在此领域的合作问题。
后来，米高扬在电报中特别指出：
任弼时强调，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中，他们尤其重视东北的重要作用，力争把它变成中国的国防基地。东北应该能够生产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他同时指出，他们希望，苏联帮助东北的工业开发，并列举了提供帮助的以下几种方式：1、苏中经济联合体。2、苏联贷款。3、由苏联办租让企业。任弼时说，开采沈阳、锦州和热河省的稀有矿藏，如铀、镁、钼和铝，需要苏联的帮助。过去日本从中国掠夺了1吨铀矿。如果苏联对这些矿藏感兴趣，可以考虑合作开发或请苏联办专门的租让企业。任弼时指出，东北的工业开发需要高水平的专家。在鞍山钢铁公司，他们不得不聘用日本专家。因此，任弼时请求苏联向中国派遣不少于500名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专家。
2月3日，刘少奇在与米高扬的谈话中涉及到未来中国工业发展的问题。刘少奇建议，在帮助中国工业发展方面，苏联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形式：
1、传授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经验；
2、提供相应的书籍，以及派出各经济部门的专家和技术人员；
3、提供资金，并表示中国方面迫切想知道，苏联究竟能给予多大规模的帮助。
对于中国领导人提出的要求，米高扬除原则上同意帮助组织武器生产及派遣专家外，其余均表示要请示莫斯科的意见。
对于周恩来提出的请苏联提供4亿美元贷款的要求，米高扬表示只能给贷3亿美元，并建议中共确定一个需要苏联援助的物资清单。
在3日举行的会谈上，刘少奇再度提到苏联援助的问题。他明确指出：
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解放后中国工业基础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帮助将对我们起决定作用。我们相信，它可以采取这样几种形式：
1、传授你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经验。
2、向中国提供相应的书籍，以及派出各经济部门的专家和技术人员。
3、向中国提供资金。
……
我们清楚，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不可能在东北恢复一个鞍山公司。因此，我们想早一点知道，苏联究竟能给予我们多大规模的帮助，以供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考虑。
毛泽东主持6日和7日的会谈。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中国共产党需要3亿美元贷款、300辆汽车，以及各种必要的物资、机器、石油产品和造币用的银子等援助。如果苏联可以提供这笔贷款，希望能够从1949年起在3年内分期提供，中国会连本带息如数归还。
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之后，毛泽东更加坚信，为了新中国的发展和建设，必须与苏联结成联盟。
米高扬离开西柏坡后，毛泽东加紧与斯大林联系。为取得斯大林的信任，中央方面经常向莫斯科请示、汇报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问题。
在当时恢复经济急需贷款援助的情况下，由于向苏联要求的贷款一时无法得到，在4月的一封电报中，斯大林说他准备安排同中国进行易货贸易，而无法马上满足毛泽东提出的贷款要求，因为任何贷款必须通过最高苏维埃批准。
斯大林4月19日打电报给科瓦廖夫指出：
同毛泽东会谈时，请告诉他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认为，中国民主政府不要拒绝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式关系，如果这些国家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正式放弃支持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话。
第二，我们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不要拒绝外国贷款和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全部问题在于：贷款和做生意的条件不能成为附加在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上的负担，从而使美帝国主义可以利用这些条件限制民主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
中国始终未接受美国的贷款和经济援助，中国与苏方的联系更加密切。
中共中央与米高扬的这次会谈，基本把苏联援助中国的各种项目的框架确定下来了，这次会谈，也为刘少奇访苏争取苏联的经济援助铺平了道路。
刘少奇秘密访苏协商援助
1950年1月初，中国从苏联进口的各型飞机共775架和大批武器装备陆续由苏联的飞机陆续运送到北京，这是苏联对新中国的第一批援助物资。
这一批援助物资犹如雪中送炭，为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新中国的剿匪行动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
为了争取到这批物资，刘少奇不辞辛苦，日夜操劳，最后终于和苏方达成援助协议。
那是1949年6月21日，经中央研究决定，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悄然离开清华园车站，踏上秘密访苏之旅。代表团成员有王稼祥等。
当时国内战争尚未结束，出访路线不得不迂回而行。刘少奇和王稼祥从北平清华园车站登上专列，经沈阳时带上高岗，再到大连。然后从大连换乘当时的王牌飞机“道格拉斯”，绕道北朝鲜上空到苏联远东伯力，又相继经停赤塔、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6月26日才到达莫斯科，费时五六天。
为防不测，飞机故意高一阵低一阵地飞，导致机舱温度忽冷忽热，几个人下飞机后都得了病。
抵达莫斯科后，中共代表团入住奥斯特洛夫斯卡娅街8号公寓。这是一座沙皇时代的建筑，是当时的一位大资本家为著名的女歌唱家建造的豪宅，10月革命后成为苏共中央的招待所。
由于是秘密访问，一切都不能公开。代表团的住处、生活、参观游览、会见、会谈及其他的一些活动，都由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负责安排，而代表团所使用的交通工具、同国内的通讯联络，均由苏联方面的军事情报部门负责。
代表团稍事休息后，被邀请到斯大林的夏令别墅。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等都站在门前迎接客人。
宾主相互握手问候之后，斯大林设宴招待刘少奇和代表团其他人员。双方边吃边谈，无拘无束，十分自然，宴会气氛欢快而融洽。
这次宴会持续将近4个小时。
回到寓所后，刘少奇召集代表团一起回忆这次会见的情况和谈话的内容，分析谈话中涉及的问题哪些是重点、哪些问题斯大林已经明白、哪些问题他还不很了解，然后拟出下一次会谈的要目，并整理出简报。
王稼祥建议刘少奇就中国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这既能使会谈有所依循，又可以把问题谈得更有系统。
这次会谈包括：贷款和向苏联学习的内容，请苏联帮助办一个培养建设管理人才的专门学校，以及中苏交通问题、文化交流问题、贸易问题等。
在6月下旬至7月上旬的初步会谈中，为了获得苏联3亿美元的贷款，中方同意斯大林所提出的条件，包括中国向苏联提供其所需要的茶叶、桐油、大米、钨砂、猪鬃及植物油等，并感谢苏联对于中国的帮助。
7月4日，刘少奇向苏共中央和斯大林递交关于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的报告，希望与苏联尽快通邮、通电、通航。并表示毛泽东准备在中苏建立外交关系时公开访问莫斯科，希望苏联考虑时机和方式。
斯大林细心地阅读报告，在上面写了多处“好”、“对”、“是的”等批注，有的地方还划了着重线，他满意地对刘少奇说：“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我们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
对华军事援助是中共代表团与苏联会谈的重心。双方就此进行了多次磋商，斯大林欣然同意向新中国提供军事援助。
在建设海军方面，鉴于新中国的建立尚需一段时间，为避免外交纠纷，斯大林提出“卖给东北政府几艘扫雷艇。然后在大连、旅顺或者符拉迪沃斯托克训练中国海员，如何清除水雷。”
当谈到所需舰队时，斯大林表示：“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舰队。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舰队。例如，我们可以打捞那些军用和商用的沉船，并把它们修理好。至于你们请求帮助巩固青岛的海防，我们可以派遣一支舰队去青岛港。但要在建立全中国的政府以后，以拜访的形式去。”
7月10日，刘少奇应邀到孔策沃别墅参加宴会，斯大林热情称颂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政治上的成熟表示高度赞赏。
7月11日，刘少奇列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双方商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参加。
7月11日22时，中苏双方举行正式会谈，斯大林肯定中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肯定人民民主专政。同意刘少奇报告中所说的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发展中国同各国特别是同苏联及东欧各国的通商贸易。
在这次会谈上，斯大林承诺，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政府就立即承认！
会谈后，斯大林还给代表团放映了4部电影纪录片，并亲自担任解说。其中一部是苏联原子弹爆炸试验的现场实录。这是苏联第一次给外国客人看这样的纪录片。
这之后的10多天，刘少奇率中国代表团广泛地进行参观访问和座谈，学习苏联政府和工厂、集体农庄的经验。他还把自己10多年没有见面的儿子刘允斌和女儿刘爱琴接到身边，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1949年7月27日，斯大林邀请中国代表团到孔策沃别墅赴宴。席间双方继续会谈。谈话重点集中在两党两国的关系方面。
在这次宴会上，斯大林说：“我们两党两国兄弟之间的团结是最重要的，斯大林在世，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也应该是团结的！”
他还祝愿中苏双方共同前进，并争取最大的成功与胜利！他指出：世界革命中心逐步东移，将来中国在世界上是要承担更多更重要的义务的。
他说：“弟弟应该赶上兄长，学生应该超过先生！愿中国人民奋力前进，赶上和超过他的老大哥！”
在离开莫斯科的前夕，刘少奇又应邀到斯大林居住的孔策沃别墅。斯大林陪同少奇同志参观他自己在庄园里种植的番茄、豆角、谷子等农作物。他指着谷子说：“这谷子的种子是从中国东北引来的，由我自己栽培，等谷子成熟了拿来款待你们，多么有意思呀！遗憾的是你们不能久留，很快就要离开我们了。”
他们一边散步，一边交谈，高高兴兴度过了几个钟头。斯大林以这样的方式接待客人，是极为罕见的。
在整个访问过程中，代表团和斯大林共会晤了6次，双方会谈的气氛始终是融洽而友好的。
由于刘少奇卓有成效的工作，这次访问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但和斯大林就中苏两国如何进行互助合作等方面达成了共识，还得到了苏联给新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向中国派遣经济、军事技术专家和专业技术人员等7个方面援助的承诺，成功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历史使命，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争取到了强有力的国际支持。
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会谈、参观访问，中共代表团访苏的预定任务已全部完成。斯大林又一次把刘少奇请到孔策沃别墅，为他饯行。
席间，斯大林问道：“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宣布成立中央政府？”
刘少奇根据出国前中央酝酿的意见据实说：“我们目前正集中力量解决华南各省的问题，成立中央政府要在明年1月，可能是1月1日。”
斯大林想了想说：“解决重大问题时固然要稳妥，要掌握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不可错过时机。我想提醒你们注意防止敌人可能利用所谓无政府状态进行干涉。这是极毒辣的一招，不能不防。”
8月底，刘少奇带着首批苏联援华的经济、军事专家220人，回到中国。
刘少奇此次秘密访苏获得了巨大成功，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取得了宝贵的政治、军事、经济援助。
中央陆续派人赴苏谈判
1949年10月1日15时，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毛泽东主席的庄严宣告和群众的热烈欢呼融汇在一起，传向北京深秋美丽的天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帝国主义列强压迫中国、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华民族一洗近百年来蒙受的屈辱，开始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
10月2日，新中国宣告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即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国政府。斯大林兑现了刘少奇访苏时的承诺。
1949年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同张澜、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沈钧儒等12位民主人士座谈，磋商毛泽东访苏签订中苏条约事宜。
接着由周恩来指导有关部门编写访苏材料，协助毛泽东作访苏的准备工作。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
1950年1月5日，全国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组织座谈会，协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中国同苏联签订新的友好条约和贷款、通商、民航合作等协定的建议。
1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一致通过以上建议。
1月10日凌晨，周恩来率领由李富春、叶季壮、欧阳钦、吕东、张化东、伍修权、赖亚力等组成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赴莫斯科会同毛泽东同苏联政府谈判。
1月22日，周恩来到达莫斯科的第3天，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举行会谈。双方参加会谈的还有维辛斯基、李富春和王稼祥等。
2月14日，中苏两国正式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政府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中国代表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师哲等。
苏方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等。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斯大林站在最中间，中方由周恩来签字。
协议规定：
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给中国3亿美元的贷款，中国于1954年12月31日至1963年12月31日10年内分批还清。
其中规定，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苏联贷款给中国3亿美元，用以偿付为恢复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而由苏联交付的机器设备与器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原料、茶、美元等分10年付还贷款及利息。
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行14人启程回国，结束了两个月的访苏行程。由李富春、王稼祥、叶季壮、刘亚楼、伍修权等组成新的代表团，留苏继续进行谈判并签订一些单项经济贸易协定。
1950年7月，当李富春、叶季壮准备商谈苏联派第二批设计小组来中国设计飞机工厂问题时，周恩来在国内请聂荣臻召集空军、海军，后勤部及重工业部共同商讨飞机工厂、汽车工厂、造船厂及兵工厂4项工业建设的计划。并请李富春约聂荣臻、何长工、刘鼎、杨立三等谈话，以便在商谈第二批设计时专家加入这方面的计划。
12月，由何长工、沈鹏、段子俊组成代表团前往苏联谈判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问题。
1951年7月，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徐向前在苏联谈判有关军工项目问题。毛泽东为军工项目致电徐向前，强调苏联先派设计组来华，结合中国情况做出设计后再确定项目。
毛泽东在电文中提出：
一、对苏联已答应的7种武器及附属装备的生产和建立4个新厂的问题，可请其先派设计组来；
二、各种弹药厂须与我国原有者结合，须增加者亦应俟其设计组到中国考察后方能做最后确定；
三、兵工厂建设应先签订武器蓝图及设计两种合同，其他合同须俟设计后方能签订。
毛泽东还要求徐向前将中国各兵工厂的现状告诉苏方，在商谈时将新建工厂与改装原厂的计划结合起来，将供应目前需要与供应将来需要结合起来。在兵工生产方面，同意以苏联现有武器弹药器材为标准，统一口径，统一制式。
1951年8月，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国派遣370名学生和88名干部赴苏联学习和实习。
中方争取苏联援助航空工业
1954年7月26日早上，在江西省南昌市附近，平素显得有些荒凉的国营320厂试飞站，突然人声鼎沸。
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江西省省长邵式平、省委副书记白栋材、二机部四局的负责人、总顾问，以及空军、海军的领导，汇集在临时搭架的主席台上。
在简陋的飞机跑道起飞线上，3架军绿色的飞机翘首待飞。赵尔陆为飞机剪彩后，绿色的信号弹划破长空，3架飞机振翼腾空，在空中做着种种特技表演。
这3架飞机，就是计划中预定于1955年第二三季度试制出的雅克－18教练机。
抗美援朝期间，中国领空时常遭到美国空军的威胁。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指出：
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建立了很强大的陆军。但是，我们没有空军对付头上的敌机，就是凭不怕死，凭勇敢，凭敢于牺牲的精神。今天，我们有了建立海、空军的条件，应当着手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一支强大的空军。尤其是空军，对于国防极其重要，应当赶快建立。
1950年12月，李富春同东北邮电总局党组书记段子俊一见面，就告诉段子俊：“中央决定成立航空工业局，要调你去工作，而且马上就组团到莫斯科，进行苏联援助我国建设航空工业的谈判。”
根据中央的指示，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聂荣臻等随即着手研究筹划创建中国航空工业事宜。
段子俊匆匆赶到北京，参加在西花厅召开的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的人有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段子俊、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沈鸿。
会议主要讨论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建和发展道路的问题。在那次会议上，周恩来说：中国航空工业的建设道路，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是先有空军，而且正在朝鲜打仗，大批作战飞机需要修理，这是首先要解决的。
针对中国先有空军，后有航空工业的特殊情况，周恩来叙述了由毛泽东审定的先修理后制造，再自行设计的航空工业建设方针。
在这次会议上，还商定了组团赴苏联的事宜。会上定下谈判代表团由何长工、段子俊、沈鸿三人组成，何长工担任代表团团长。
周恩来向代表团成员们交代说：“我国的航空工业没有什么基础，因此同苏联谈判，原则上是依靠他们，道路是由修理走向制造。”
周恩来接着说：“开始时规模要搞得小一些，主要解决修理的需要，保证朝鲜战场打仗。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刚刚建国，底子薄，还很穷，搞大的没有力量。”
1951年1月1日，何长工、段子俊、沈鸿从北京乘飞机前往莫斯科。
在正式谈判前，何长工先单独约见苏方的谈判主持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何长工时常用法语、英语、德语同维辛斯基交谈。
维辛斯基觉得奇怪，便问：“你是干什么的，是位将军吗？”
何长工用俄语幽默地回答：“我是个游击队员。”
双方气氛一下子就松弛下来了。
随后，何长工把话题引到此次来访的主要目的，对方带着几分狡黠说：“关于创建航空工业，你们的困难是很多的。看来这笔生意不太容易做呀。”
何长工说：“这有什么难的！毛泽东主席一个电报，斯大林元帅一批准就解决了。你真是个外交部长啊！可中、苏之间，大概应该讲内政，不应该讲外交吧？新中国刚建立不久，工业基础薄弱，搞航空工业，没有苏联的帮助就寸步难行……”
何长工接着说：“你们不要担心我们搞不起来。我们的红军就是从无到有的。大革命失败上井冈山时，我们有什么呢？都让蒋介石搞光了，一片白色恐怖。我们还不是星火燎原，由弱变强，最后打垮了蒋介石的800万军队？”
“你不要担心帮我们搞起的航空工业，会被帝国主义从我们手里拿走。”何长工抓住时机说，“我们会用生命牢牢捍卫胜利的果实，你难道不相信吗？”
“我相信。”维辛斯基答道，“嗳，你这个人真够‘调皮’的。”
“我算什么调皮吆，真正调皮的还没来哩！如果没有这些‘调皮’的坚持革命，蒋介石的政权能推翻吗？”何长工幽默地说。
紧接着，何长工进一步说：
维辛斯基同志，你仔细想想，我们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好容易夺取了全国性胜利，我们是带着胜利的旗帜，胜利的成果来跟你们谈判的。你们应该有信心帮助我们，你们不能老当“总后勤部长”。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一万多公里的单线铁路，打起仗来，你们支援得上吗？你们能保障铁路线畅通无阻吗？帮我们搞起来，你们的负担就减轻了。
听了何长工的话，维辛斯基诚恳地说：“何同志，我接受你的意见，我先召集几个部来商量一下。既然客人进了门，不能不谈，可是你们也要有个思想准备，谈判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
苏联方面相当重视这次谈判，组成了由维辛斯基负责的7人委员会，成员来自外贸部、国防部、航空工业部、航空工业总设计院等单位。主持日常谈判的是苏联外贸部副部长考瓦里，航空工业部是主管飞机发动机的副部长，总设计院是院长波依佐夫。
谈判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道路和原则。开始时，苏方对中方提出的由修理到制造的方针不理解。他们认为先谈修理的问题，制造是以后的事，此次不必考虑。何长工、段子俊解释了要有长远观点的意义。经过力争，苏方接受了中方的意见。
谈判中最复杂的问题是工厂的设计在哪里进行。苏方坚持在莫斯科设计，送图纸到中国依照施工。何长工、段子俊反复指出这样难以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因为基本建设很复杂，要在选点、水文地质勘探的基础上进行设计。我们不能设计与现实脱离的图纸，整天乘飞机往苏联跑。最后，苏方同意中方意见。
每逢谈判涉及一些关键数字或需要拍板时，代表团都要用电报向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刘亚楼等请示。
在协议签字的前一天，何长工与周恩来通话，接到电话周恩来就急切地询问：“长工，怎么样？”
何长工回答：“谈判顺利成功，明天可以签字。”
周恩来随即叮嘱：“要算账，他们是一个卢布都不舍的。”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代表团对准备签约的协议草案做了修改。谈判结束，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亲自主持举行了丰盛的宴会，为中国代表团饯行。
维辛斯基风趣地对何长工说：“何同志，下一次见面时，希望你带两个空军飞行团到莫斯科来，在红场上降落，请斯大林同志来检阅。”
何长工笑着回答：“那不成问题，说不定还要多带一个团哪。”顿时，席间传来一阵愉快的笑声。
当时，朝鲜战场战事吃紧，飞机修理当然是第一位的，但最终还要转到制造这条路上才能解决根本问题。
然而，苏联驻中国航空工业局的总顾问波斯别霍夫却说：“我们政府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搞飞机修理，修理出了问题，我负责任。但对飞机制造，我无权发表意见，那是需要提请两国政府商定的事。”
段子俊并未因此而放弃努力，他想到了基建计划处的苏联专家组组长瓦西列夫。
瓦西列夫对中国的航空工业建设非常热心，他读过毛泽东的《矛盾论》和《实践论》，称之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
段子俊于是去询问瓦西列夫。瓦西列夫毫无保留地告诉段子俊，根据他对中国实际情况的了解，飞机修理厂与飞机制造厂的建设最初不应分开，而应结合起来一体考虑，这样可使从修理到制造的过程加快3至4年。
在谈到中国航空工业发展条件时，瓦西列夫认为关键是熟练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培养。他最后对段子俊说：“今天只谈了一个大概的轮廓，我随后就可以提供一份图表，注明详细的数据，或许对你考虑问题和拟定规划有帮助。”
40多年后，段子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感慨地说：
瓦西列夫对中国航空工业起步是功不可没的。他的成套建议，对落实周恩来由修理到制造的指示，做出了具体的设计。特别是他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的先修造结合，再修造分离的步骤，既满足了彼时战争对飞机修理的需要，又大大缩短了向制造过渡的时间。
根据瓦西列夫提交的图表，段子俊对中国航空工业发展计划又进行了一番思考后，再次找到波斯别霍夫，希望他能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献策。
波斯别霍夫在沉思片刻后说：“如果两国政府下决心的话，在中国制造雅克－18教练机，我想是很快能实现的。至于进一步搞米格飞机的事，我实在不好讲。”
与苏联顾问几次交谈后，段子俊对航空工业从修理转向制造的步骤和时间，已有了较清晰的思路。
他同何长工商议后，召开部党组会议，在会上议定了航空工业3至5年计划，目标是1953年试制出雅克－18及米格飞机；1955年试制出米格－15飞机；有可能的话，争取在此后试制出轻型轰炸机图－2飞机。
3至5年计划首先报到李富春处，然后，李富春亲自与波斯别霍夫交谈。他坦诚地摆出一些客观存在的困难，但同时表明中国政府和人民有克服这些困难的能力和决心。
波斯别霍夫终于被说服了，他最后对计划表示赞同。并说：“只要中国政府把自己的要求和拟建工厂的地点、任务与发展规模等实际情况向苏联政府提出，我估计苏联政府一定会同意的。”
他随即专程回莫斯科汇报此事，立即得到苏联政府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