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历史上著名的佛寺“内八刹”，分别是：柏林寺、嘉兴寺、广济寺、法源寺、广化寺、拈花寺、龙泉寺与贤良寺。这8个寺庙均在北京的老城区内。
在“内八刹”中，广济寺、广化寺、法源寺保存较好，寺庙香火旺盛，信众如云，每年有多次法事活动。柏林寺与拈花寺尚有遗物可寻，庙的形制及主要殿堂被保存下来，损坏不是十分严重。而其他几座庙已无遗物。它们不仅是佛教信众膜拜之地，更以其幽雅的环境、独特的建筑风格、深远的历史积存而著称。
柏林寺位于北京雍和宫东侧，是京城著名的“内八刹”之一。由于柏林寺内的古木很多，尤多古柏、古槐、还有白皮松、古银杏等。因多有古柏，故名“柏林寺”。
柏林寺创建于元顺帝时的1347年，明洪武初年修建北京城北墙时将柏林寺分为两部分，城内的称南柏林寺，城外的称北柏林寺。
柏林寺在明代曾经住过两位著名的人物。1525年，明代大文学家程文德抵达京师后，寓居在柏林寺。明万历年间，南京礼部尚书黄凤翔因病也住在柏林寺中，并得到了当时的住持自然上人的照料。
当时柏林寺的情况，据黄凤翔《田草亭》记载：
自然上人，盖住持柏林寺。寺居都城东偏，其梵殿不甚崇闳，禅房落落，缁流稀简，游人罕有窥焉者。
清代康熙年间的1713年，正值康熙皇帝六十寿辰，康熙的四子胤祯主持重修柏林寺，为父皇积功德﹑庆寿辰。修缮后的柏林寺规模宏大，盛况空前。
胤祯的雍王府就是雍正登基后的雍和宫，位于柏林寺的西边，胤祯经常带着儿子弘历到柏林寺游玩进香，因此对柏林寺特别关照。弘历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
由于雍王府离柏林寺很近，胤祯也常到柏林寺来，因此庙里的和尚也能揣摩胤祯的心意。
一天，一个老和尚在和胤祯聊天时唱念出一个偈子，其中的意思是暗示胤祯将来要当皇帝。胤祯听了当然高兴，重重赏赐了和尚。
老和尚为了得到更多的赏赐，也为了更加博得他的欢心，还领胤祯到西边跨院去看一块石影碑。
这影碑猛一看，没有什么特别，就是一块普通的大青石。胤祯看了半天，莫名其妙，也不感兴趣，就想责备和尚拿他开玩笑。
这时，老和尚命小和尚从旁边的太平缸里舀了一桶水，对准石影碑泼去。老和尚随即喊道：“王爷请看！”
胤祯马上睁大眼睛看，看得心花怒放。原来，那影碑遇水后，渐渐地显示出两条龙，在龙之上还出现了一只凤凰。这其实只是此石的花纹石质所致。
龙的出现，不是预示着皇帝的到来吗？老和尚终于如愿以偿地又得到了许多赏赐。
清乾隆年间的1758年，柏林寺再次重修时，又在维摩阁院里种植了一棵古七叶槐。七叶槐是国槐的一个变种，因叶是由七片叶子簇成一束，形似蝴蝶，所以又名“蝴蝶槐”。柏林寺这棵七叶槐现在已经高达15米，干周长达1.8米。
在北京只有两棵古七叶槐，另一棵在西城的广济寺内。广济寺的舍利阁前，曾有一棵清代的古七叶槐，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被视为广济寺内的“三宝”。即“方缸、铁井、七叶槐”。后来，广济寺不慎失火，方缸和铁井被毁，而令人奇怪的是七叶槐却安然无恙。这同样给柏林寺的这棵七叶槐增添了神秘色彩。
此外，清乾隆帝在此次重修时写有一首思念其父亲雍正皇帝的诗文：
柏林古刹炳长安，岁久榱题惜废残。
况是近邻跃龙邸，特教重焕散花坛。
彩衣随喜思依怙，萱戺延厘合施檀。
佛法故当忘一切，于斯云忘我诚难。
柏林寺经过明宣德年间及清康熙、乾隆年间的3次大规模重修，规模宏大，景象庄严肃穆。
柏林寺坐北朝南，主要建筑全部建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自南而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圆俱行觉殿、大雄宝殿和维摩阁共5进院落。
山门殿前矗立着一座高大的砖砌影壁，上面的雕刻精美的莲花图案。
经山门殿左转，则豁然开朗，别有天地。放眼望去，大殿很多，建筑宏伟，一层层向后延伸，一座比一座大，重重殿宇、层层楼阁在高墙碧瓦间透露出庄严肃穆。
寺内除有元、明时期多棵巨大的古柏外，还有两棵紫藤缠柏的奇观。
柏林寺大雄宝殿前，还有清乾隆时的重修碑刻两方，为满汉文。
无量大雄宝殿是寺内的主要建筑，殿内的供有明代塑造的三世佛和7尊木制漆金佛像，上方的悬匾上书“万古柏林”，为康熙六十寿辰时亲笔手书。
大雄宝殿十分宁静，殿前有成行的古柏，枝叶茂盛，柏树树兜可以众人合包。柏树根深入地下，汲取着数百年来的营养，树高至十余丈，好似宗教仪式中的仪仗队，柏树巨大的树冠就似华盖伞蔽护着殿宇，壮观而威严。
维摩阁自成院落，为双层建筑，东西两侧建有翼楼。圆俱行觉殿之意是“觉行究满，方可为佛”。有清乾隆皇帝的御笔殿额“觉行俱圆”，还有御书的对联，联曰：“座上莲花前后果，庭中柏子去来心。”
中轴的东西两路有配殿院多重。在东配殿南面，原有1707年铸造的交龙纽大铜钟，钟周满刻有《华严经》生净土神咒经文，故称华严钟。钟高2.37米，直径1.68米，重2268公斤，铸造精美，特别是蒲牢钟纽铸得栩栩如生。后此钟移至北京觉生寺。
柏林寺西部是清代历代皇室的行宫，使整座寺院大殿栉比，古柏森森，布局整齐严谨，全部建筑都建在高大的砖石台基上。
柏林寺内原有皇帝题字颇多：雍正皇帝御书天王殿额“摩尼宝所”，东斋堂额“法苑金汤”，西禅堂额“心空及第”，无量殿额“善狮子吼”，后阁额“万佛宝阁”，小法堂额“中流砥柱”；乾隆皇帝御书正殿额“觉行俱圆”，槛联“座上莲花前后果，庭中柏子去来心”，无量殿额“祥轮永驻”，后阁额“宝相庄严”，大悲堂额“摄诸禅定”，行宫殿中额“心香室”，槛联“近华重云边，慧心常照；入旃檀林里，香界俱清。”
柏林寺中最为珍贵的宝藏，就是佛教的“龙藏”。这部大藏的刊刻，一共进行了6年，自1733年起，至1738年才全部完成。
佛教经典称“藏”始于唐代。“藏”字本意是“蕴集包含”，所谓“大藏”就是把一切经典汇集储存在一起的意思，即是一部佛学大丛书。
早北宋时期，就在成都雕造大藏5000余卷，这是最初刊刻的全藏，简称为开宝藏。南宋时官私刻藏共有6次，其中在平江府，即苏州碛砂延圣院雕造的经版简称为碛砂藏，直到元代方才刻完。北方的辽朝和金朝也都曾刻过大藏。辽藏亦称契丹藏，金藏也称赵城藏。上述这些大藏不但原刻的版片早已毁于兵火，就是印刷的纸本仅存断篇残帙保留到现在的，也成为希世之珍了。
明洪武年间在南京刻的称为南藏，明永乐年间在北京刻的称为北藏。私人刻藏，改梵筴即经折的形式为书本形式的称为方册大藏。这样的大藏，前有武林藏，后有径山藏，径山藏又称嘉兴藏。
清代政府所刻的大藏叫做龙藏，也称为清藏。它是以明代永乐年间的北藏为基础而又有所增益的。自唐宋以下，元、明、清三代的高僧大师，以及对佛学有研究的人士所留下的有名著述，也都包括进去。
清藏的刊刻，可以说是给佛教经典传入我国以后，为1700多年的译著阐述了结了一笔总账，对我国学术界的贡献很大。它不但是研究佛学的宝库，而且也是研究文学、历史、哲学、翻译等等学术领域的宝库。
一千多年以来，尤其是和我国文字相通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曾多次从我国取得各种大藏的印本，郑重地加以保藏或翻刻。
早在宋代，朝鲜就根据开宝藏和辽藏曾重雕过两次，称为“高丽藏”。而日本在明末清初就曾翻刻径山藏，称为“黄檗版”。这些事实说明，这部从开宝藏一脉相传下来的龙藏经版，在世界佛教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这部大藏的雕版，从印刷学来看，也是集中了无数优秀工匠的经意杰作。全部雕版字体工整秀润，如出一手。“龙藏”中佛像、韦驮、龙牌等版，以白描笔法雕造了庄严而又生动的画面，也代表了当时版画艺术的高度造诣。
同时，“龙藏”在选材方面也非常严格，全部经版都选择最好的梨木，使得经版寿命能够延长，直到后世，版片都很少断裂。可以称得起是一部完整而又代表一个时代木刻风格的典范。
“龙藏”仍然按照过去大藏以千字文编号的方法，自天字号起至机字号止，共用724字，每字为一函，每函10卷，综计7240卷，计经版79036块，后有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钱谦益注《大佛顶首楞严经丛钞》等6种，实存7167卷，版78230块，经版都是两面刻字，每面包括5个半页，每半页5行，每行17字。
“龙藏”刻成以后，印刷的部数很少，在1739年只印了100部，分发全国各地寺庙。1762年又补刷了3部。以后，只是由各地寺庙自己备款请印，数百年来流传的印本不过200部，经版系选用上好的梨木雕造，刀法洗炼，字体浑厚端秀，因而这部经版后世字口锋棱俱在，完整如新。
经版刻成之初，原存放故宫武英殿内，不久，因为印刷的关系，移到柏林寺辟设专库保藏。至今仍完整无缺地保存着准备继续付印的原状。
回溯开宝以来，十几部大藏经版都已毁灭无遗，而柏林寺的“龙藏”大藏经版能够完整地保存下来，因此仅存的这部龙藏经版就显得更加珍贵，因而受到了亚洲各个信仰佛教国家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