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确是一种哺乳动物，但又不同于其他哺乳动物，因为人是有思维意识的，具有自觉能动地改造客观自然界包括改造人自身的能力。人的这种智能是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当然，学习和掌握知识技能的过程，也是一系列生理活动，是脑功能的体现，因此与脑的神经组织结构密切相关。生物体内器官、组织和细胞的结构和表型受控于基因，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学习和掌握知识技能的效率是与基因有关的；或者说，不同个体的基因型为学习知识技能的有效性提供了不同的潜能。但这些基因功能的实现还有环境因素在起作用，只有通过勤奋学习，这种潜能才能转化成现实。即使如此，遗传下来的潜能在学有所成中所起的作用也只占一小部分，更关键的是学习到的知识并不编码在遗传物质中，因此不可能直接传递给下一代。
可是早期的优生学者，都错误地把知识才能甚至名位权力说成是直接遗传的。高尔顿在1869年出版的《遗传的天才》中提到，中国的科举制度“周密深切，向负盛名”。他曾探究“历届状元在血统上有无关系”，并说“征得一例，有女子一，初嫁生子后成状元；再嫁，与后夫所生之子后亦成状元”。1920—1930年代，美国一批优生学者分别调查了几百名科学家、文学家和“天才儿童”的出身，结论都是名人出自名门。对于这种优生学说，潘光旦曾提出质疑，认为优生学还不能算是科学：“因其发端不久，研究之成绩尚不多见”，“应否立即加入科学之林，尚是疑问”。周建人于1926年更是尖锐地指出，这种优生观点对民族强盛和社会进步毫无用处。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宣扬雅利安人为优等民族，犹太人、吉普赛人等为劣等民族，假借优生学作为实施种族灭绝的法西斯暴行的理论依据，因而在战后，优生这个名词同希特勒的罪恶行径联在了一起而声名狼藉。
其实，我国目前推行的实现优质生育和优质抚养，同纳粹德国所宣扬的优生学根本不是一回事，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应该提倡。婚前健康检查，遗传咨询，产前诊断，在自愿、知情和选择的基础上实施避孕和中止妊娠等，不仅在我国而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在实施，并得到人民的拥护。但为了避免优生这个名词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对外宣传可以不用这个名词，而采用健康的出生，这能真实反映我们对提高人们遗传素质的认识和做法。至于宣扬知识才能可直接遗传、“名人”精子能产生“名人”等，则是对遗传学理论的歪曲，是不足取的。
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
人类疾病不管是器质性的还是官能性的，大多不同程度地与基因有关。有些病直接起因于单个基因的突变，有些病则由多个基因的突变引起，还有一些病的患病易感性与基因组内DNA序列形成的遗传背景相关联。例如，1999年12月2日出版的英国《自然》周刊，报道了人的第22号染色体的DNA全序列共3340万个碱基对，其中至少含有545个基因和134个假基因。在这些基因中，有许多是与疾病相关的，如遗传性疾病猫眼综合征、精神分裂症易感性、脊髓小脑运动失调症等。如果对一个人的基因组结构进行分析，发现存在与严重疾病相关的等位基因，但疾病尚未发作；换言之，当分析一个外观健康的人的基因组时，发现了某些异常基因，在今后有可能产生不良后果。此时，这个人的基因组资料就不应公之于众，而应作为个人隐私加以保护。否则，此人在求职、择偶、申报医疗保险和人寿保险等方面，都可能遭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事实上，基因决定疾病发生的过程是很复杂的，受到致病基因及其与其他基因、DNA序列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并受内外环境因素的调节。即使是同样的异常基因，不同个体也有不同的表现，有的患病，有的仍然正常，即基因的外显率不同；患病的病情也有轻重之分，即不同的表现度。因此，如何看待个人基因组的资料，既是遗传学问题，同时也是个社会问题。
基因组研究的伦理学问题
当最终弄清了人体基因组内各个基因的功能，以及非编码序列所起作用后，能否按人们的意志，有计划有目的地去改造人的基因组呢？目前，西方一些国家通过立法规定，除了医疗目的外，不得用人的生殖细胞和胚胎细胞进行实验研究，旨在防范对人的基因组进行增删置换，创造出“超级人种”。基因治疗也只限于体细胞，除了上述考虑外，还由于基因治疗系统的长期安全性尚在评价之中，一些关键技术有待进一步完善，所以基因治疗的临床研究绝大多数限于恶性肿瘤，特别是晚期患者，其理由不言而喻。除此之外，只有那些无法用药物或饮食控制、缓解，而且在儿童期患者就会夭折的极少数遗传病，才被列为基因治疗临床实验的对象。这种慎之又慎的态度，不仅体现了科学家的人品，更重要的是遵循不以人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科学道德的伦理学规范。
伦理是指“事物的条理”，“处理人的相互关系所应遵循的道德和准则”，道德则是指“立身依据和行为准则”。由此可见，伦理道德是没有统一标准的。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阶层，所持的伦理道德准绳是不同的。进化论者认为人是从猿变来的，宗教人士则认为这种说法是对上帝的不敬；封建社会倡导男女授受不亲，妇女要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现代社会对人工授精或试管婴儿，尽管在开始阶段也遇到种种阻力，但现在已习以为常，不会再引起非议。
自然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对社会产生的冲击，不同的社会则有不同的评价标准。所以，对待诸如生殖细胞基因治疗、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和销售，乃至人的克隆和在实验室里人工创造新的生命体等，都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具体而科学地分析利弊得失，理性地作出合理的决策。从科学发展的历史看，凡是科学，任何手段和力量都是禁止不住的，最后终将挣脱羁绊而获得发展；凡是伪科学，则只能得逞于一时一地，最后必将被扔入历史的垃圾堆。总之，在自然科学的社会问题面前，我们既要认真学习和吸取国外有益的经验和合理的规定，又要防止盲目抄袭和听从西方国家的法规和舆论，不加分析地强调同国际接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唯一明智的选择。
基因组研究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
人体基因有的是可以作为商品开发的，一个与肥胖有关的基因曾售价2000万美元，国外一些大公司已将克隆的有制药和治疗前景的基因申请了专利。一些人体基因编码的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干扰素、促红细胞生成素等，都有药用价值，都可用基因工程大量生产，现在每一种产品年销售额都达几亿美元。西方一些大型制药企业目前正热衷于克隆常见多发病的相关基因，如哮喘、II型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和恶性肿瘤等，一旦得手，就可研制防治这些疾病的药品，申请专利，垄断市场，获取高额利润。
分离克隆这类基因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广泛收集病例以及病人家系中每个成员的血液样品，从中提取DNA。我国人口众多，病种和病例也很多，而且有些偏僻山区，人口流动性小，远亲近戚聚居一地，是采集病人家系中各个成员的DNA样品的好去处。于是，我国成了外国公司渗入的对象。他们或是打着合作科研的旗号，大量收集成千上万份样品运往国外实验室，但中方合作者的权益如研究论文发表时的署名权、研究成果的知识产权的分享等，均无明确的规定，得不到应有的保证；或是干脆出现金收购血样，他们付少量的劳务费，让当地的科研人员和医务人员为其上山下乡找病人和家属抽血，而且不让被抽血者知道他们的DNA将用于什么样的研究，因而更谈不上在了解样品用途的基础上自愿同意供给血样。可是，“知情同意”原则恰恰是西方科学家们为尊重人权而确立的。为什么在西方国家里这个原则必须得到保证，而西方科学家跑到中国来，就可把这个原则置之脑后呢？
为此，我国政府根据我国科学家的反映和要求，制订了我国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办法，把与商业开发直接相关的人体基因组，视作一项重要的遗传资源加以管理和保护。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在符合国际惯例、确保我方权益的基础上，加强同国外机构和人员之间的科研合作，DNA样品经过申报审批方可送出境外进行研究。这样，既贯彻了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交流的一贯方针，又杜绝了私自采样、掠夺遗传资源的不法行径，将使我国的遗传学研究更好地得到发展。遗传学将是21世纪迅猛发展的一门自然科学。遗传学的研究成果同人类健康、农业生产、环境保护乃至国防建设都密切相关。同时，遗传学揭示的生物的遗传本性，遗传学研究的思路，以及研究成果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等，又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系列需认真思考的课题。遗传学研究同社会科学研究交叉渗透，相互促进，必将更加有力地推动社会发展，造福人类。
1910年在遗传学史上几乎和1900年同样重要，在这一年摩尔根发表了他研究果蝇的第一篇论文。重新发现孟德尔后的头一个10年贝特森对遗传学的发展影响极大。他和他的同事不仅充分论证了孟德尔定律，而且还发现和解释了许多看来是例外的特殊问题。贝特森在遗传学的词汇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这10年中波弗利也证实了染色体的连续性和独立性而深受欢迎。
胚胎学家摩尔根是全然不相信瑟顿-波弗利染色体学说的学者之一，他和威尔逊是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他们彼此之间虽然友谊深厚，然而那时两人对染色体与遗传之间的关系的解释却完全不同。1908年摩尔根开始进行遗传学实验，起初用的实验动物是大鼠和小鼠。他的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决定可能是放弃了用哺乳类动物做实验，因为它们的世代时间长，管理费用高，而且容易生病。当时有另外两位美国遗传学家，凯塞尔和弗朗克路兹，已经采用普通果蝇进行实验多年，这种果蝇每两三个星期就繁殖一代，用扔掉的废牛奶瓶就可以培养而且几乎完全不受病害侵袭。普通果蝇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只有4对染色体，而大多数哺乳动物的染色体数目变化幅度是±24。因此果蝇特别适合于研究交换现象，而这正是最后证实染色体学说所必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