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这样的故事：有一次，美国一家医院要聘请一位X光专家。一个犹太难民来求爱因斯坦帮忙，爱因斯坦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过了几天，又来了一个从希特勒铁蹄下逃出来的犹太人，要求帮忙。爱因斯坦给他也写了一封推荐信。这样，一共给四个逃难来的犹太人，写了四封推荐信，去争夺同一个职位。后来，爱因斯坦的亲笔介绍信实在写得太多，那些犹太难民跑到英国、美国的大学里，沾沾自喜地拿出介绍信，还没来得及开口，校长秘书就会给他当头泼一盆冷水说：“行了，行了，收起你的介绍信吧。每人都有这样一封介绍信！”
还有一个故事说：一群大学生说说笑笑，跑来问爱因斯坦，什么叫相对论。他回答说：“你坐在一个漂亮姑娘旁边，坐了两小时，觉得只过了一分钟；如果你紧挨着一个火炉，只坐了一分钟，却觉得过了两个小时，这就是相对论。”爱因斯坦的风趣与幽默就是这样感染着普林斯顿每个人，这样的轶事写不尽，说不完。
6．永恒而神圣的好奇心
在纽约赫德逊河畔，有一所大教堂。白色的石墙上，雕刻着人类有史以来六百位巨人的像。有哲贤、君王、大将、智者，还有十四位科学家，这其中只有一位当时还活着的科学家就是爱因斯坦。
现在这位巨人早已退休，但是每天早晨，他还来到高等研究院自己那间斗室里，有时，有几个学生、教授来讨论问题。更多的都是他独自一个人，站在小黑板面前，用苍老的手写下一个个娟秀的小字。这些小字组成一行行公式，代表着宇宙间物质运动和物质结构最普遍的规律。爱因斯坦想想写写，写写停停，对着这些奇妙的公式出神。这世界显然是可知的——可以从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定律出发，经过逻辑的推演，找出它的规律来——这是最不可思议的事。这世界为什么偏偏那样秩序井然，而不是朦胧混沌，乱麻似的一团呢？爱因斯坦又陷入了哲学思辨之中。他的感受，仍旧像少年时代第一次读到那本“神圣的几何小书”的时候那样，清新而又亢奋，惊讶而又狂喜。中午，爱因斯坦步行回家。同事们要用汽车送他，他总是谢绝。他穿一件旧毛衣，像小学生似的，圆领上插一支老式钢笔。一双光脚塞在旧皮鞋里，在街上蹒跚地走过。熟人向他亲切地微笑致意，他也向人腼腆地微笑答礼。有时会投来惊讶的一瞥和饥渴的眼光，那是外来的陌生人。爱因斯坦不去管那些，他只顾走自己的路。
都说老年是第二个童年。垂暮之年复归为少小之时。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洒满树荫的街上走过，他的心情和六七十年前那个在慕尼黑大街上歌唱上帝的小学生一样。爱因斯坦仍旧在走自己的路，追求自己的理想。
爱因斯坦通常利用午睡过后这段时间处理书信事务，或者接待客人，有时也在书房里工作。梅塞街二楼的书房，两壁排满了书架，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书。另一面墙壁上，挂着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像——柏林的阁楼书房里挂的也是这两张像——还有一张甘地的像。大窗户开着，把鲜花的芳香迎到房间里，把几片不听话的枝叶也迎了进来。书房和花园连成了一片。爱因斯坦站在大窗户前，看着那几棵橡树。它们亭亭玉立，交构成大大小小的拱门；它们枝叶扶疏，在微风中婆娑起舞。这时，爱因斯坦又会感到惊讶，就像他幼年看着罗盘上那根红色小指针的时候一样惊讶。这里是几个丫杈，像拳头一样有力；那里是几片叶子，轻轻地、快乐地摇动着；还有几个芽苞，露出了它们小小的、嫩绿的芽尖，焦急地，羞羞答答地。
啊，自然界的生命是多么美丽、奇妙啊！单是要理解这几棵普普通通的橡树生命，我们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知识还差得远呢！这时，爱因斯坦心头又会产生出一种神秘感。这是人类一切感情中最美丽、最深邃的感情。它是一切真正科学的播种者啊！
“一个人要是再也体验不到那种神秘感，那种惊异和狂喜交织而成的崇高的激情，那他的生命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爱因斯坦想。他转过身去，回到大写字台前，对着那一大堆草稿纸，自言自语地说：“只要你有一件合理的事去做，你的生活就会显得特别美好。”爱因斯坦有合理的事做。所以，在生活的苦难之中，又体验到生活的美好。他那合理的事就是为人类服务。为了解宇宙而思索、探求、计算，为和平呼吁，为自由呐喊，这一切都是在为人类服务。
爱因斯坦步履蹒跚了，思想的行进缓慢了，创造的灵感逃遁了。一般学者到这个年龄，早就退出了创造性科学研究的战场。最多不过挂一个校长、主任的名，指挥指挥罢了。可是爱因斯坦像一名老兵，依旧在前线冲锋陷阵。他坐在写字台前，又写下了一行行公式，很快就写满了一张。一张张草稿，又堆成了一小堆，就像半个世纪前，他在伯尔尼专利局里一样。
爱因斯坦还在继续他的统一场论。不像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在黑暗中摸索，走过许多弯路和错路之后，终于见到了光明。统一场论，这相对论发展的第三阶段，在黑暗中摸索了几十年，仍然在黑暗中。
实验做了一次又一次，助手和学生来了一个又一个，只有爱因斯坦坚持在阵地上。他还要继续摸索，迈着老年人蹒跚的步子摸索。生活就是追求真理。是的，莱辛说过：“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占有更为可贵。”在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身上，有一颗童心。多少年前，那根小小的罗盘指针所点燃的神圣的好奇心，依旧在熊熊燃烧。在爱因斯坦七十岁生日的时候，普林斯顿举行了盛大的科学报告会，有三百多位著名的科学家出席，向他致贺。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拉比致词说：“什么时候有过另一个人，曾经有过这么大的贡献？……在爱因斯坦以前，在爱因斯坦以后，从来也没有人这样深入地探索、研究过我们关于空间、时间、因果性这样一些人类最本能的观念。”世界已经不要求爱因斯坦做出新的成绩，爱因斯坦却在生日前、生日后，都拿出了新的科学论文。有人看了他的论文，摇头说：“还是统一场论！和二十年前、三十年前一样，只有数学形式，缺乏物理内容。该结束了！”爱因斯坦是不是该结束了呢？不，决不结束。他对人说过：“没有统一场论，就没有物理学。如果没有物理学，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1951年1月6日，这位当年的第一小提琴手写信给第二小提琴手比利时王太后伊莉莎白：“我不拉小提琴了。这些年来，听我自己演奏，越听越难受。希望你没有遭到类似的命运。留给我的事情是：毫不悯惜自己，研究困难的科学问题。那个工作迷人的魔力，将持续到我停止呼吸。”
但是，也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来打搅他的科学研究。世界和平没有保障，公民权利遭到践踏，这使他无限忧虑。大自然创造出人的生命，人也热爱生命，战争却毁掉生命。这是反自然的。所以，爱因斯坦反对战争。大自然给人自由活动的天地，人也热爱自由，法西斯分子却要剥夺人的自由。这也是反自然的。所以爱因斯坦反对法西斯。
还有其他的事情敢来打搅他。
那是爱因斯坦的老朋友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去世之后。在1952年的一天晚上，电话铃响了，又是一位记者打来的。“教授先生，听说要请你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你会接受吗？”“不会。我当不了总统，”爱因斯坦说。“总统的职位是象征性的，没有多少具体事务。教授先生，你是最伟大的犹太人。不，不，你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人。由你来担任以色列总统，象征犹太民族的伟大，再好不过了。”“不，我干不了，”爱因斯坦说。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助手杜卡斯小姐去接的。
“天哪，是华盛顿打来的，以色列大使要和你讲话。”她把话筒递给爱因斯坦。
“教授先生，我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你当总统候选人，你愿意接受吗？”大使说。
他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之命来向爱因斯坦探询的。
“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请你向报界解释一下，给我解解围。现在，梅塞街已经很不安宁了。”
“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你能胜任的。”
“不，魏茨曼和我是不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
“教授先生，每一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你呢！”大使的话，是很真挚的。
“那……，”爱因斯坦也被自己同胞这一番好意感动了。“我怎么办呢？那实在不好意思，我要使他们失望了。”
提名当总统、拒绝当总统，如此重大的事情哪能随随便便在电话上决定呢？11月8日，大使先生走进默谢雨街112号的绿色大门。他带来了以色列总理的信，正式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
爱因斯坦也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
任何东西都阻止不了伟人探索科学的坚强信心，荣誉和颂扬，这腐蚀灵魂的烈酒，爱因斯坦有办法规避，那就是工作。他在神圣的好奇心的驱使下，精神矍铄，迈着颤巍巍的步子，又开始工作了。
7.博爱的世界公民
爱因斯坦在科学领域里的卓越贡献，也许在历史上只有哥白尼、牛顿和达尔文可以与之媲美。可是爱因斯坦并不把自己的注意力限于自然科学领域，同时也以同样的热忱关心社会，关心政治。他深刻体会到科学思想的成果对社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负怎样的责任。他说：“人只有献身于社会，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取决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自我解放出来。”他爱憎分明，有强烈的是非感和社会责任感。他一贯反对侵略战争，反对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为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事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8.爱因斯坦和罗曼·罗兰
法国进步作家和和平主义者罗曼·罗兰盛名远播，1915年，爱因斯坦通过“新祖国同盟”与之取得联系。同年9月，他冒着遭受德国军国主义迫害的危险，到瑞士同罗曼·罗兰会晤，商讨反对战争和维护和平的问题。爱因斯坦认为，在当时的德国，“首先人们看到争夺权力的意志，对武力的钦佩，以及他们所专有的对征服和并吞的决心”，他说：“假如科学和艺术想要自由地生活的话，绝对必须把德国打垮。”爱因斯坦的强烈反战态度，使罗曼·罗兰感到惊叹，他在日记中写道：“爱因斯坦生活在德国，竟然这样自由地指责德国，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