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支出对于股票市场的影响也并不完全清晰。2009年2月，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下降为16个月前的一半。2009年4月，《华尔街日报》报道，企业投资在2009年第一季度内“再跌38%”。尽管股票市场的确最终于2009年开始上扬，但是否归功于奥巴马的刺激计划却很难决断，因为股票市场在中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等未投放刺激计划的国家的同一时期，同样出现大幅度的上扬。
在这些国家中，工业生产于2009年第二季度同时获得了增长，而在美国却出现了回落。在欧洲，法国和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出现增长，而美国依旧下滑。2009年8月，《华尔街日报》以《欧洲复苏而美国滞后》为标题进行了专题报道：
欧洲经济引擎反弹的消息意味着，该地区已经加入到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的经济复苏的行列当中，其中印度星期三宣布其6月份工业生产与一年前相比上涨接近8%。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不均衡的消费支出，7月份全美零售业销售收入意外下跌0.1%，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家庭正遭受失业之苦，因此房地产市场低迷，信用紧张。
本周，美联储官员声称，美国“经济活动趋于稳定”，但是，需要警惕经济“持续疲软”。
美国工业产品指数于2009年7月开始回转，回升0.5个百分点，这是一年以来的第一次上涨，却仍然远低于很难享受到美国经济“刺激”待遇的亚洲各个国家的工业产品指数的上涨。
在各种为经济刺激失效这一结论而辩护的种种借口当中，有一个理由在强调奥巴马政府的刺激资金尚在投放当中。乍一听来，这一说法似乎有道理，金钱毕竟真金白银，然而，不论奥巴马政府的支出在几成上刺激账单上的开支，还是已有数千亿计的美元已经落实到了布什政府的账单上，可以肯定的是，大量的金钱一直在不断支出，却始终收效甚微，未能显现刺激经济的实际成效。
在呼吁政府对经济下滑“有所作为”的人们中，极少有人有兴趣去比较政府有所作为后出现的局面，以及政府不作为后发生的情形。更没有人去关注这样一个事实，即泛泛的“有所作为”如同泛泛的“监管”或泛泛的“变革”一样，毫无意义。政府只能够做具体的事情，而只有具体的事情才能够决定事情是否有可能变好或变坏。在美国漫长的历史中，仅在19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联邦政府为应对经济萧条，出面干预过经济。鉴于在以往历次的经济萧条中，市场总是很快自行复原，强行地“有所作为”以加速经济复苏就显得毫无必要。
政府比其他任何一个机构做得有效得多的一件事情，便是制造不确定性，这是因为政府的决策限制了其他所有人的决策——而且，变化的政府政策使得企业或个人在制定经济计划时很难甚至无法预测。举个例子，参议员芭芭拉·博克瑟轻描淡写地谈论授权鉴定员按照自己的理念重写抵押贷款合同，这一做法是会鼓励还是会挫伤借款人发放贷款的意愿呢，当贷款合同的各项条款由借款人确定，借款人完全无法确定自己有没有机会收回贷款时，许多快速推出的政府决策很少或根本没有注意到这样的快速决策会怎样改变对人们未来行为的激励或制约。
比博克瑟参议员的建议重大得多的一项临时政策发布于布什政府的末期和奥巴马政府的初期。首先，是由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和财政部部长亨利·鲍尔森（Henry Paulson）于2008年向国会提交的《问题资产援助计划》，这一涉及金额7000亿美元巨款的提案“篇幅两页半，对于7000亿美元巨款的使用的监管和限制没有任何描述”，斯坦福大学货币经济学家约翰B 泰勒（John B.Taylor）如是归纳提案的特征。一项针对证券公司和银行的调查表明，94%的被调查对象认为“问题资产援助计划缺失清晰的运作细节”。此外，资金援助的决策从总体上讲，援救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而放任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没有能够为金融市场规划出基本的原则和规则，致使援助计划流为一项“缺失确定性的国库喂养型的干预政策”。这里的重点并不是说这些特别的决策本身很糟糕。每个人都有可能需要在某个时刻做出某项判断。但是，当一项政府的临时决策从细节上和持续性上都难以辨识的时候，它们便无法为受政府政策管制的广大老百姓做出相应的决策提供可靠的框架了。一个市场最难以适应的事情之一便是不确定性，不论这个不确定性是来自赋予鉴定官那双自由的手将如何修改抵押贷款合同条款，还是这个更为重要，政府对于金融市场的最新干预是否会是犹如晴空霹雳般的打击。当被核准用于救援金融机构的资金开始流向通用汽车的时候，便意味着政府做出了一项临时的决策，而不论援助通用汽车的功与过究竟几何。
新一届的奥巴马政府继续制造更多的不确定性。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2月9日宣布，财政部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将于次日“宣布关于如何开始再一次放宽信用的清晰的、具体的计划。”然而，当盖纳特部长第二天带着一份毫不具体，模糊概括的政策计划书出现在全国电视节目中，股票市场立刻应声跌落。甚至连一向同情政府的媒体，例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圣路易斯邮报》，都一致抱怨计划缺乏实质细节。《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指出，“盖特纳先生的计划不受欢迎。”《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评价，“看了盖特纳先生本周的首秀后，我不明白他的表现竟然还能够如此糟糕”，“盖纳特的阐述无疑给大众送去了焦虑，给投资者制造了不确定性。”
对于布什政府，人们的不确定性的困惑在于政府究竟要做些什么。而对于奥巴马政府，人们的不确定性的困惑似乎在于政府是否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或许，房地产市场崩盘及其反响将威胁到整个金融系统，因而政府的干预不可或缺，以防止整个经济有赖的金融机构的倒塌和信用的枯竭而引发更多的恶性米诺效应。可是，如若果真如此的话，那么给汽车企业和无数从海岸到海岸的宠物项目注资便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此外，托起摇摇欲坠的金融机构的迫切性与奥巴马政府刺激计划的开支安排完全背离，这项2009年仓促通过的刺激计划的绝大部分内容在1年内都没有得到落实。除了修辞之迫切，以及通过国会立法过程之急速而外，这项数千亿美元的开支计划和政策却执行得十分之缓慢。2009年2月，国会预算局公布，大约要到2010年9月，援助计划才能够执行完3/4。《经济学人》杂志如此评价：“即便开足马力推进，也将延续到2010年甚至更远。”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组合———前所未有的急速通过立法批准开支，而却异常缓慢地实际消费。
2009年中，《洛杉矶时报》报道，“5月29日，奥巴马总统签署法案已过去100天，仅有6%的基金确认支出。”稍后，2009年8月，《华尔街日报》报道，“仅有10%多一点点”的资金确认开支。
就职前夕，当选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谈道：
我们在全国各地都准备好了开工项目，州长们和市场都在积极申请基金。一旦我们将投资引入到各州，就业便水到渠成。
除了一再重声的“开工项目”等待刺激资金到位后，便即刻开工修缮基础设施而外，法案通过后实际投放于基础设施的资金用度十分缓慢。2009年8月，联邦运输管理局花费了5亿美元——约合它所获得的84亿美元资金的6%。政府的总务管理局（General Service Administration，GSA）决定花费1亿美元升级联邦大楼，但截至2009年8月，该项目的总花销不到总预算的1%。据总务管理局估计，2011年之前有望确定所有项目并释放全部预算。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急迫通过却如此迟缓执行的法案呢？这个问题让我们留待最后一章再加以深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