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前写了一些小说，最初写的集成为《竹林的故事》，自己后来简直不再看它，是可以见小说之如何写得不好了。它原是我当学生时的试作，写得不好是当然的。不但自己“试作”如此，即是说写得不好，我看一些作家的杰作也是写得不好的，是可以见写文章之难了。而古人的文章（包括诗在内）每每有到现在（这是说我现在的标准甚高）令我不厌读的，是可见古人如何写得好了。本来人生短而艺术长，文章是应该写，令它在人生当中不朽，古人能令我们现在人喜欢，我们现在人也应该令后来人喜欢，无奈现代的排印容易出版，而出版可以卖钱又更要出版，结果作家忘记自己的幼稚，（这是说你的年龄幼稚！）也忘记出版的意义，（古人出版不是卖钱的而是自己花钱刻的是为得不朽的）大家都是著作家了。我自己也是现代的著作家之一，我却是惭愧于我自己的著作了。我是责己重而待人轻的人，我决没有要别人惭愧的意思，我倒是爱惜任何人的任何作品，只是自己不大有工夫去看它罢了。这是我的实在心情，不大有工夫看今人的著作。说老实话，我不急急乎要看的著作，则此著作必速朽矣，古人谓之灾梨祸枣。那么我本着立己立人的意思，还是劝人不要急急乎做著作家。
我有一个侄子，[2]他常写文章，从前本来是我教他作文的，那是学生作文功课，是另一件事，现在他写文章是想“印出来”了，想做作家了，我虽然十分同情于他，因为我从前做学生时正是如此，但我心里甚不赞成他作文章，赞成他学孔夫子“志于学”。这话我同他谈过，把我自己对于从前的惭愧告诉他了，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还是喜欢写文章。做大人的总是拿自己的经验教孩子，而孩子总喜欢他的一套，故陶渊明亦曰“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了。我敢说一句绝对不错的话，少年人贪写文章，是不立志。原因是落在习气之中。
（一九四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