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在宇文护执政期间两次东出伐齐失利，造成的一个直接恶果就是使齐周这两个北方的华夏王朝被迫争事突厥。
为了抵御突厥入侵抢掠，北齐武成帝高湛甚至借口占候之说早早地将皇位传给了太子高纬，亲统重兵长期在晋阳驻守。
对于两次战败的北周而言，面对突厥蛮横地撕毁婚约，扣留迎亲使团的强梁行为，宇文护曾一度动过兴师北讨突厥，以维护朝廷体面，挽回自己威望的念头，并且这一计划也得到了大将杨忠的积极响应。
被传召回长安来商议对突厥开战的杨忠当着宇文护的面儿表现出了对号称天下无敌的突厥铁骑的极大不屑，声称他们不过是一帮毫无军事素质，见利忘义的乌合之众而已，并主动要求率军北伐，征讨突厥，宇文护因此受到感染，准备任杨忠为帅，动用武力逼迫突厥送还迎亲使团。
然而，他的这一打算却遭到了宇文宪、尉迟迥等亲信王公的一致反对。
此时已被任命为小冢宰的宇文宪罗列出了长长的一行数字，向宇文护表明，以目前关中储集的粮响军资以及军力，如贸然向突厥开战，无异于以卵击石，非但没有半点胜算，而且极有可能导致突厥的报复，甚至把突厥这一本来的外援推到北齐那边，给关中带来灭顶之灾。
身为六官中负责军事的大司马和留镇边关，主持前方军务的大将，蜀国公尉迟迥则向宇文护报告了新近在边防各军镇中迅速流传开来的一则传言，据以劝说宇文护切不可多面树敌，给北齐以可乘之机。
原来，宇文护虽借诛杀仪同齐轨一事发出了他无意归政于皇帝的明确讯号，强力压下了王公朝臣们劝他归政的声浪，但却难以压制出朝野间，特别是行伍之间对他两次伐齐不利生出的不满。
于是，一封据说是郧国公韦孝宽于此次大举伐齐前夕，劝止宇文护出兵伐齐的书信不知从什么渠道泄露了出来，很快就在自北向南的十几座边关军营中传散了开来。
众所周知，韦孝宽主持的玉璧大战是北周太祖宇文泰在与北齐神武帝高欢双雄对峙时期取得的为数不多的一场大捷，并且高欢之死就直接与玉璧兵败有关，因为这一缘故，韦孝宽在北周军中享有祟高的声望。
可想而知，当驻守边关的北周军士们通过这封突然冒出的书信得知宇文护竟不顾被他们视作军神的勋国公的劝阻，执意东征伐齐，这才导致洛阳兵败，无功而返的真相后，对宇文护的不满该是多么强烈。
军心动摇向来是兵家大忌，宇文护自然不敢等闲视之。因此，他听罢尉迟迥的禀报后，当即打消了北伐突厥的念头，并指派心腹大将侯伏侯龙恩前往汾晋担任最高军事长官，将韦孝宽死死压在了勋州刺史的位置上。
那么，韦孝宽究竟写没写过这么一封信来劝阻宇文护东征伐齐，这封书信又是怎么泄露出来的呢？
首先，韦孝宽确实写信劝阻过宇文护伐齐，并且在信中提出了自己关于对齐作战的战术策略，他主张应将对齐作战的重点放在汾晋一线，而不是主攻洛阳，针对北齐在汾晋一线常驻有重兵的实际情况，韦孝宽还向宇文护建议，应当借鉴王思政修筑堡垒的战术，步步为营，层层推进，通过渐进蚕食北齐领土来掌握对齐作战的主动。
宇文护当时既迫于突厥催促联军伐齐的压力才兴师东征，自然想到的是要分散敌方的兵力，乘虚而入，与突厥形成南北呼应，所以并未采纳韦孝宽的建言，仍选择了从潼关进军，主攻洛阳。
为此，宇文护还回了封信给韦孝宽，用开玩笑地语气拒绝他道：“勋公的子孙虽多，也不到百人吧，你在汾晋修筑起这么多城堡，将来派谁去驻守呢？”
信虽然韦孝宽确实写过，但宇文护并没有因此认定将这封书信透露到边关军营之中的就是韦孝宽本人，经派人到边关军中调查多日未果，只得对外宣称这是齐人为煽惑军心施用的离间计，根本就没有勋公致信晋公劝阻伐齐这件事，严禁军中再传散动摇军心的消息。
尽管书信事件很快平息了下去，之后也未再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但却给宇文护敲了一记警钟，促使他省悟过来：东征失利给他权威和声望造成的损害决不是仅靠诛杀一两个齐轨而能够真正挽回过来的。在这个大争之世，他必须通过一场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来重新凝聚人心，维护和巩固他目前的执政地位。而贸然对突厥开战，应非他的最佳选择。
与宇文护所谋者不同，刚刚在朝务中获得一部分参与权和话语权的宇文邕对于北讨突厥持坚决反对的态度。
作为此次主动和亲突厥的首倡者，宇文邕对突厥的背信弃义同样感到强烈地不满，但他胜过宇文护的地方就在于，宇文邕能够始终不移地坚持把北齐当做主要对手，围绕着与北齐争霸这一战略目标来思考问题。
所以，当宇文邕通过宇文宪了解到宇文护此次东征失利给北周在国力上造成的真正损失后，他坚定地认为目前的首要之务是休养生息，恢复国力，而决非四面树敌，争强斗狠。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宇文邕不但反对对突厥用兵，而且通过宇文宪这个中间人向宇文护转达了可以利用北齐皇位传代的有利时机，主动与北齐修好，以安定关中这一意愿。
恰好宇文护这时也亟需恢复军力，伺机再战，于是便听从了宇文宪（实际是宇文邕）的建言，派亲信谋士尹公正出使北齐，恢复了两国之间的邦交。
转过年来，在宇文邕的提议下，取和天静地之意，北周更改年号为天和，在距宇文护东征失利不到一年之后，齐周这一对老冤家对手之间似乎奇迹般地恢复了平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