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对于包玉刚来说是具有转折性的一年。
这时距他买下第一条燃煤的旧货船开始搞航运的一九五五年，仅有二十三年的时间，这时他已拥有两百多条船、两千多万吨位的庞大的船队，并登上了世界船王的宝座。
到这一年，他的航运事业发展至顶峰。
鉴于他的杰出成就和贡献，英女王授予了他爵士头衔。
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经济学院请他去作专场演讲，各国的报刊、杂志纷纷以大幅篇章介绍这位世界船王。
尽管西方媒介在渲染报道之时，为了把这个保守的、没有特别嗜好的中国人与“船王”这个极富浪漫和传奇色彩的角色联系起来，于是取了一个不太恰当的代名词——东方奥纳西斯，但毕竟，包玉刚的成就令世人为之瞩目。
然而，就在他的船队发展至顶峰的时候，他突然作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包括亲戚朋友、合作伙伴羡慕和妒忌并惊讶的决定：减船登陆。
令包玉刚作出这个惊人之举的原因，是他预见到世界性的航运衰退即将到来。如果说：包玉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预见到世界航运的高潮即将来临，于是力排重议，令他成为一代船王；那么，二十多年之后，他又以敏锐的眼光，预见到航运的衰退，并及时作出了明智的选择。这两次预见，对他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也许有人会奇怪：包玉刚为什么能够如此准确地预测未来呢？难道他有特异功能？
如果说包玉刚有特异功能，那只不过是在开玩笑，但事实上，他的确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本事，使他从旁人容易忽略的事情中发现一些重要的线索。
当时世界上有关航运业预测的资料，都是公诸于众的，做船运的人，有谁手头上没有？
关于航运业会转弱的信息，不只是包玉刚得到，几乎每一个船主都得到。但是，有些船主看了并不相信，有些船主看了，相信了，却没有行动。他们天真地认为，“船到桥头自然直”，抱着一种听天由命、顺其自然的心态。岂料如果船到桥头直不了，那么就会船翻人亡。
包玉刚每年都要花一半多的时间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在别人看来，包玉刚似乎是经常周游列国，行踪不定，一会儿说他在某国王的王宫中吃饭，一会儿又看见他在某总统的官邸谈天，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但是，熟知他的人都知道，他是在搜集信息，掌握各地的情况，把握住世界的经济脉搏，以帮助自己作出适当的决定。
包玉刚一九七六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院发表题为《经营航运的个人心得》的演讲时有这么一个观点：
“要想当一个世界著名的经济大亨，就不能远离政治，必须了解时局，在缤纷凌乱的表象中，抓住实质性的东西。”
当你看到这段话之后，也许就不再为包玉刚何以与众多的各国政要关系不寻常而感到不解了。
在一次接受香港记者采访的时候，包玉刚把他的这种观点具体化：
“做船业，是要下工夫的！要研究。自己呢，一定要肯吃苦，要努力。船在外面走，你就要跑来跑去，信息就要多，电话要通，要灵！譬如说，现在中东的局势你自己看不清楚，那么你怎么去决定一条船的处理方法？”
举个例讲，国际金融形势这么动荡，你就要考虑，究竟是用美金、用日元、还是用马克！你收人家的是什么钱，将来通货膨胀会怎么样？这中间，种种与之有关系的事情很多。
又譬如说，最近中国向美国购买大批粮食，这就与船务航运有很大关系了，对不对？
两伊战争会什么时候结束？接下来石油的情况怎么样？会影响西方国家经济吗？这些都会和船务有直接的关系。
“人的关系也很重要！世界政治的关系很重要！世界经济的关系也很重要！现在是日本造船，朝鲜做船，各种各样资料，你都应该清楚。”
在为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院所作的专题演讲时，包玉刚更是一针见血的地指出：
“请大家不要期望能听到一个管理技术和筹划资金策略的公式。
“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理智的综合分析，是正确判断的基础。”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包玉刚敏感地觉察到：世界航运的低潮即将到来。
自从一九七三年世界石油危机之后，工业发达的国家都意识到能源是关乎他们生死存亡的因素，他们不得不痛下决心，加强石油的自产能力，以图摆脱阿拉伯产油国对他们的控制。
英国：曾因北欧各国反对而一度放缓的北海油田的勘探开采工作，现在又紧锣密鼓地展开了，虽然为此英国与北欧国家的关系又再度紧张。
美国：沉寂多年的德克隆斯的油田又再竖起了一个个高高的井架，人们企图从已停产的油田中再打出石油来，哪怕是一点点。
即使在工业并不发达的中国，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兴趣，并积极帮助中国开发南海的海底石油。这计划一旦成功，那么日本对石油运输的需求将大大减小。
七十年代的这次石油危机，还导致了一个新学科的兴起，那就是寻找替代能源。包括日本在内的科技发达国家，积极地开展对这一课题的研究。
日本国土面积狭小，资源贫乏，是一个资源进口大国。一九六○年，日本石油进口占货物进口总量的百分之十点四，到了一九七○年上升为百分之十一点八，到了一九七五年则急升至百分之三十五以上。基于这些事实，日本在一九七八年开展了一个名为“日光”的寻找替代能源的计划，主要是希望在核能、水电和煤热发电方面有所突破。除了日本外，西方各国也积极地致力于核能、太阳能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工作，以期减少石油价格浮动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
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了各石油进口国石油储备的大量增加。在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三年这几年间，日本石油进口上升了百分之三十三，在以后的六年中，石油贮存额翻了一番，使得他们的石油进口量回落了下来，七十年代后期日本的石油进口大幅下降。
包玉刚在航运市场的繁荣境况下清楚地意识到各石油进口国都将会减少石油进口，航运业将会因此而受到残酷的打击，经过一段时间的繁荣之后，石油运输市场必定会下降，情况必定会越来越糟。
除了对石油运输市场的前景不看好之外，使得包玉刚决定进行战略转移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与银行的合作关系也不如以前那么顺利了。一九七七年，沈弼取代了桑达士而成为汇丰银行的领导人，银行对投资于包玉刚的航运事业的兴趣明显减弱。
在日本，包玉刚的环球公司有两个大客户——日本轮船公司和山口汽船有限公司。但到了一九七八年，传出了日本轮船公司因经营不善而面临倒闭的消息。
那时，环球与该轮船公司签订有十多条超级油轮的租约，对方一旦倒闭，环球将会受到巨大的打击。
为此，环球公司立刻召开了一次董事会会议，作为环球公司大船东之一的汇丰银行主席沈弼向包玉刚提出要求，让包玉刚对租约的可靠性作出书面保证。
包玉刚犯难了：因为在当时的会议上，既有他的朋友，也有很多竞争对手。他没法答应沈弼的要求，但是若完全拒绝，则又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并且会引出更多的谣言，因此，在那次工作董事会上，包玉刚只好作了一个简单的声明，对所涉及的细节则一概不提。
包玉刚的态度令沈弼不快，会后，他拜访了包玉刚，让其做出详细的解释。此时，包玉刚对此事已成竹在胸，他要沈弼忍耐几天，他知道日本工业银行总裁池浦喜三郎近期内会到香港访问，而只要得到此人的支持，日本轮船公司就会渡过这次危机，而环球也可以避免遭受巨大的损失。
一九七八年六月，池浦喜三郎先生到达了香港，在一个几乎集中了香港政要、商业巨子的宴会上，他表示日本工业银行及与其有关的银行会对日本轮船公司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尤其是对其国外的债务和承租合约承担责任，稍后他又向香港媒介作了相同的内容保证。有了这个保证，环球航运和包玉刚终于顺利地渡过了危机。
经过这件事之后，包玉刚更加确认了航运业已开始走向下坡路，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心更大了。
包玉刚有一句口号：“不负债，不作过多借贷。”
这句话一直指导着他的经营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