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皇宇文邕掌权之后，做出一系列重大措施改革，其中有三样措施影响甚大。
其中第一项，改革军制，军权对于一个君主来说，永远都是最大的权利，没有军权，那就跟一个没有牙齿的老虎一样，除了能够吓吓人之外，一无用处，所以，先皇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稳定军权。
当时军队制度还是府兵制，但是这个府兵制跟现在所用的府兵制可是不一样，当时的府兵制皆是将军的府兵，什么意思？就是说皇帝对于将军具有直接的领导作用，但是将军手下有多少兵，又都是什么兵，这个皇帝是不管的，全部都有将军说了算，这样一来，天下的士兵无疑就是将军个人手下的私兵了，这些兵往往只是听从顶头上司将军的命令，而不服从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命令，这怎么能行。
如果皇帝能够驾驭的了将军倒还好说，如果一个将军本身有了反心，不愿听从皇帝的命令，那么，皇帝将彻底失去对于那位将军手下士兵的统治权。
因此，先皇掌权之后下发的第一道政令就是改善府兵制，将原有的府兵军士制改成士官制，虽然依然秉承的是府兵制，只是把士兵的身份改了一个称呼，但是，你不要小看了这个改动，原来的军士制是将军的军士，他们直接的领导者和服从者都是将军本人，但是士官制就不同了，士官制，你一个兵将升为士官，是谁的士官？不是将军的士官，而是皇帝的士官，而且每个兵士军籍的升迁，也不再是只有将军说了算，而是有皇帝说了算。
因此所有的兵将的升免权全部都集中在皇帝的手中，虽然顶头上司依然还是那个将军，但是他的权利已经被大大的削减，将军变得只有统治权，而没有随意的任免权，这无疑就大大的增加了皇帝对于军队的掌控力度。
第二项重大措施就是汉人可以参军做官了，从五胡十六国开始，中原政权就一直有胡人掌握，汉人就一直处于最底下的底层地位，被胡人所压迫，在哪个时代，汉人是没有资格做官参军的，即使是有些汉人做了官，当了兵，那也是一些鲜卑贵族的私官，私兵，是不被朝廷认可的，也不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官职。
先皇掌权之后做出的第二项决定就是充许汉人入军当兵，入朝为官，这个措施实行之后，大大改善了北周朝堂的政治面貌和军容面貌，军队中的兵员得到极大的扩充，朝堂之上也出现了很多汉人的面孔，这项措施的实施意义更加的重大，他不但解决了北周的军源和官源问题，大大充实和提高了军队和官员的素质，同时也缓和了北周内部的民族矛盾问题。
这项措施怎么能缓和民族矛盾呢？
这很好理解，先皇以前，虽然朝廷政权有胡人掌控，但是在不管是西魏还是北周境内，汉人的人数一直都是占有绝对的优势的，也就是说当时社会的主力依然是汉人为主，但是胡人政权不允许汉人参军和进入朝堂做官，这无疑就减弱了汉人对朝廷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所以对于大部分普通汉人百姓来说，不管你朝堂之上风云如何变幻，都跟自己没有多大关系，不管谁掌权，都是在胡人系统中轮换，支持和不支持对于汉人来说，根本没有多大分别。
但是这项措施实施之后就不同了，汉人可以参军，可以做官，可以参与到天下社稷的管理和发展中去，这就大大增加了汉人与胡人之间的融合和相处，汉人和胡人之间的矛盾在无形之中也会得到削弱，甚至化解，这就大大增加了社会的和谐度，为北周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机遇。
当然，汉人能够入朝为官，受益的汉人不计其数，其中我和你外公姜卫都是这项措施的直接受益人。
别看你外公在台州之时就跟随在先皇身边，即使你外公坐上右小宫伯的位置，但是你外公的身份一直都是先皇的私兵随从，这项措施实行之后，先皇这才可以光明正大的任命你外公为大殿偏将军，这才是一个朝堂之上正式任命的官职。
当然，也有一些人除外，其中杨坚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杨忠杨坚父子都是汉人，杨忠更是贵为十二大将军之一，但是杨忠可不是作为汉人被任命的，而是被鲜卑贵族赏赐姓氏普六茹氏之后，才被正式任命的官职，包括当时朝堂其他一些已经坐上高官的汉人一样，都是被鲜卑人改了鲜卑姓氏之后才被任命的官职。
在汉人的传统里，改姓氏从古至今都是大逆，这是背弃祖宗的行为，一个汉人被改了鲜卑的姓氏，那他还是一个纯正的汉人么？
所以，从这点来说，汉人真正能够以一个正统的汉人名分做官的，就是从先皇宇文邕这里开始的。
汉人能够名正言顺的当官参政之后，当时北周的很多汉家大儒都得到了朝廷的邀请任命，其中就有我的恩师颜之仪，恩师入朝之后，被先皇任命为麟趾学士、司书上士。
恩师又向先皇举荐了我，先皇见到我之后，与我相谈甚欢，便任命我为礼曹从事，让我与王劭同修国史，参加修定天文律历，兼与内史省考定群官，简单来说，我就是先皇身边的一个史官而已，在我从事史官这段期间，我阅读和收集了北周朝堂几乎所有官员的履历，其中就有杨忠杨坚父子。
当然，由于我经常出入皇宫，便于你的外公这个大殿偏将军结识，我们两人一见如故，成了莫逆之交，谁能想到，我一个文弱书生，竟跟你外公姜老头这个莽汉成了好朋友，哈哈哈，真是造化弄人啊。
讲到这里，刘炫似乎又回到了当年朝堂之上，与姜老汉结识的那段时光，两个老头都无限感慨了一番，共饮了一碗酒水，以此祭奠那些一去不复返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