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老大帝国而言，表面的富强并不能拖住它从高空坠落的速度。正是因为看到，并且意识到这一点，嘉庆皇帝的忧患意识才会愈发强烈。站在康乾盛世这个巨人肩膀上的爱新觉罗·颙琰，幸与不幸如同双刃剑的两面，机遇伴随着风险。
作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盛世，也是最为恢宏的一个盛世，康乾盛世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更像是一种惯性使然，是长跑运动中最后阶段的冲刺。对于一个铆足了劲要赢下比赛的中国王朝史，这是一段各项指标都达到极限的盛世，无论是官僚制度的稳定性，还是物质基础的夯实度，或是疆域领土的最大化。而这还不够，这是一场接力赛，一个人赢下一程无法保证最后的胜利，每一棒都要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
嘉庆皇帝成了那个既让人感到幸运，又让人感到不幸的接盘侠。这一理想化盛世的苦苦支撑，已经耗竭了一个传统社会的所有动力和能量。那些所谓的盛世，有时候就像是泡在防腐剂里的标本，看上去有着粗糙的美感和不够真实的姿态。
与好大喜功的乾隆相比，嘉庆皇帝显然要低调务实得多。尽管倒下一个和珅，国库暂时吃饱，可是一个国家的财政不能只依靠罚没贪官来实现。和珅家产的总价值，有人估计在八亿两白银左右，这相当于当时清廷一二十年的财政收入。
从乾隆手里接过权柄的嘉庆皇帝已将近四十岁，他身上虽然已经褪去年轻人旺盛的血气，但还不具备一个老到者的从容。时间留给一个中年男人的，往往是深不见底的忧患意识。他最想做成的事是用最短的时间，为他的王朝激活新的造血功能，财政问题也由此成为最大的隐患。贫富差距已经到了无法容忍的程度，他的王国一屁股就坐在了那个危险的“炸药包”上。
东西方两大帝国的较量，就这样从两种植物的较量开始。中国茶向着英伦三岛滚滚而去，而罂粟则向东方狂奔而来。英国与中国茶关系的最终确立，完全依赖于17世纪中期东印度公司于中国、印度和英国建立的那条三角关系的贸易航线。欧洲以英国为主，将工业品运往印度，再将印度商品—最初是棉花、而后是鸦片—运往中国，之后将中国的茶叶和丝绸运往欧洲。三角对冲之后依然存在的巨大逆差，则直接用白银输往中国填补。
根据东印度公司的记载显示，在1710—1759 年的50年间, 英国向东方（包括中、印）出口的货物，价值仅为925万英镑，而运送的金银则高达2683万英镑，唯有如此方能抵销进口货物的价值，贸易逆差高达290%。
另据该公司的资料显示，在1708—1757年的50年间，英国因贸易逆差向中国运送了650万镑的白银，而在1776—1791年中有具体数量记载的15年，又运送了367万镑的白银。仅此两项，在65年间仅英国东印度公司一家就输入1017万镑，年均15.65万镑，折合63万银圆。这还不算其他欧洲国家及美国的逆差白银流入，按照美国汉学家、大清国海关高级官员马士估算，从1700—1830年的130年内，仅广州一个口岸流入白银总数在9000万到1亿镑，年均77万镑，折合308万银圆。
如何填补两国之间巨大的贸易逆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摆在英国国王和议论成员们面前的一道难题。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用印度产品对冲中国产品。1740年，为了弥补中英贸易的巨大逆差，东印度公司试着向中国输出1116 担印度棉花。中国本身就是产棉大国，进口印度棉花，只是为了弥补产量的缺口，因此，市场的增长空间极为有限，而且行情受到中国本土棉花收成的巨大影响，波动巨大，有一年的波动幅度居然高达33%。这大大制约了印度棉花对中英贸易逆差的平衡作用。
1787年英国政府向派往中国的第一任使臣卡思卡特发布训令：“要注意到我们在印度领地的繁荣，要改进该地的产品和制品在中华帝国的销路，同时，要使出售这种产品的贷款足以供应现在每年达130万镑以上的欧洲回程投资所需。”
在中国、英国和印度三角贸易关系中，中国对印度商品的需求大大超过了印度对中国商品的需求，这令印度在中印贸易中迅速获得了顺差，但这个顺差实在过于渺小，更难以抵销中英贸易之间的巨大逆差。英国人还建立了一套金融体系，采用循环汇兑的方式，尽量减少从英国直接向中国支付现银的比例。
根据记载，到1783年, 输入广州的272 万两白银总量中，从英国直接输送的不到1 %。在平衡贸易逆差中，印度的棉花显然还是太过于松软了，英国迫切需要一个坚硬的东西来支撑。一个远比棉花更为可靠、更为有力的贸易平衡工具出现了：那就是鸦片。
英国著名作家德昆西是个瘾君子，他说中国人抽鸦片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抽鸦片也没有像中国官方说的那样伤害到本国的经济。下层百姓没有经济能力支撑这种奢侈的享受；而上流社会有此爱好也无伤大雅，犯不上中国皇帝为禁烟而兴师动众。鸦片战争不是因为鸦片，而是其他什么原因。
鸦片与抽鸦片，一种外来的毒品与陋俗，最后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变成了某种“东方性本质”。罂粟的原产地是西亚地区，早在六朝时，就已经传入中国，并有种植。唐代陈藏器在他的《本草拾遗》中描述了罂粟花的特点，他引述前人之言说：“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箭头，中有细米。”南宋诗人章甫在《紫苏》一诗中，对罂粟花描写道：“结子最甘香，要待秋霜实。作腐罂粟然，加点须姜蜜。”
在很多时候，美好且香甜的东西，总是会伴随着某种致命的伤害。罂粟花的美丽成了一种危险信号，越美丽就可能越危险。痛并快乐着本是一种两极的体验，而它竟然会同时存在于一种植物中，造物主的神奇就在于此。
当罂粟的种子化为鸦片，人在尘世间痛苦的皮囊突然变得轻飘飘地不再重要，而精神则溺于一场难以自我救赎的战争。
全球化的元朝时代，吸食鸦片的方法是由印度传入，中国人曾经优雅从容的身体因罂粟花而战栗，会在某个时刻突然体验到一种离地三尺做神仙的感觉。这种感觉会让意志薄弱的人类变得更加虚弱不堪。到清末，整个世界都在血气偾张的时候，而这个东方的古老帝国却陷于一种酥麻的昏沉状态。
当中国人端着烟枪横卧榻上的时候，远在欧洲西部大西洋上的一个岛上，英国的许多贵族家庭正在某个悠闲的午后细品慢咽中国茶，这真是一幅奇妙的画卷。中国人用茶叶换来了鸦片，而英国人则用鸦片换来了茶叶。
茶叶带着沁人心脾的芳香进入英国，在这个岛国迅速风靡起来。英国与中国的贸易交锋，因为茶叶而始终处于被动状态，这迫使他们不得不从印度输出鸦片来扭转形势。1664年，东印度公司的普罗德船长从万丹回来，送给国王查理二世的礼物，不是价值连城的珠宝，而是一小包“珍贵的茶叶”和一点肉桂油。国王的妻子、葡萄牙公主卡瑟琳王后带到英国的嫁妆，除了作为殖民地的孟买以外，还有她优雅的饮茶习惯。在王公贵族们的示范下，饮茶成为一种不可抵挡的生活时尚在英伦三岛弥漫开来。
到1700年，英国伦敦大约出现了500家茶室。有资料显示：1772—1780年间，英国及其属地每年最少消耗茶叶1333.8万磅；1791—1793年间，英国人每年人均消费茶叶1.66磅。“茶壶送进书房来时，房间里立即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芳香。一杯茶落肚后，整个身心得到了极好的慰藉。绵绵细雨中散步归来，一杯热茶所提供的温馨美妙得难以形容。”英国小说里的主角们，他们喝着中国茶，展现着英伦生活百态。
英国人围绕饮茶还起了一桩公案。1756年有个叫汉威的慈善家发表了一篇《茶说》，说政府进口中国茶阻碍了英国经济的发展，对人民的健康有着很大的破坏性，甚至会毁了英国女性的姣好面容。而那些在工作与生活中表现出没精打采、消化不良的英国人都是中国茶的爱好者。他发出倡议，抵制饮茶，并且提议由女性做起，竖立铜像或石像，题写戒茶女士领导人的姓名，以资鼓励，等等。汉威的倡议不但没有得到更多人的响应，而且遭到了抨击。英国著名作家约翰逊就不同意他的观点，并在杂志上撰文痛斥：我就是一个老茶客，白天喝茶咽饭、傍晚喝茶解闷、夜半喝茶忘忧、早起喝茶提神，二十年来饭可以不吃，茶炉子从没冷过。
汉威自然不会服输，他也选择在媒体上发文回应。约翰逊再书一文驳斥，二人的笔战成就了一段英国人饮茶之余的谈资。而英国的茶叶消费市场，在这些逸闻趣事的包围之中茁壮成长。
支持汉威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是一边饮着中国茶，一边闹着要去抵制中国茶。他们抵制的不仅仅是茶，而是英国人为饮茶所付出的高昂的成本。我们以广州市场的绿茶为例，它起于安徽省最南端的婺源，经由水路，从婺源转运到江西省的南昌，自南昌经由赣江水面到南安。在南安这个地方，这些茶叶必须改由陆运，越过梅岭，以到达广东省北部的南雄。在南雄时，再度上船，经由北江运到广州。
茶叶的运送是一个略显繁复的过程，连倒七次船，需要在三处税关缴税；沿途经过无数的危险，克服无数的艰辛，这使茶叶从一地搬运到另一地成为一项辛苦的事情。英国人进口茶叶与日俱增，直至成为近代最大国际茶叶市场。茶叶成为中西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西方各大贸易公司的巨轮成为广州海域的常客，茶叶是他们贸易的主要商品。与流失的白银相比，茶叶才是他们最需要的。在英国人看来，“茶叶是上帝，在它面前其他东西都可以牺牲”。
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驻广州的茶师波耳曾估算：从星村搬运一担（100斤）工夫茶下来广州的代价若不是3.65两银子，那就该是3.92两，这样的数字约略相当于“栽种与制造”的成本的三分之一。
饮茶不是问题，资金才是问题，白银的大量流失才是英国人无法接受的现实。英国公司先是以印度的棉花为替代支付品，后来则以鸦片来换取茶叶。与茶叶迅速攻陷英国人的日常生活不同，鸦片在刚进入中国时，并没有获得中国人的青睐，这或许与东方人的慢热性格有很大关系。直到1782年，鸦片还没有在中国真正打开市场。但是很快，那些意志薄弱且沉溺于享乐主义的人群开始认识到此物的非同小可。它像一个巨大的陷阱，而快感，只是它的诱饵而已。
鸦片的春天很快到来，仅仅用了十余年的时间，英国向中国出口的鸦片就达到4000箱，1835到1839年间剧增到每年近4万箱，每箱平均耗银约四百两。人们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愉悦来消解现实的愁苦。而他们忘了一点，享乐只是一种暂时性的体验，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能够助长死亡之神以最快的速度来到身边。
英国国内也有许多有社会良知的人一直在谴责并呼吁取缔鸦片贸易，如沙夫茨伯里伯爵就曾说过：“这个国家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具破坏性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甚至连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处经理赛蒙也深有感触道：“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
马克思说过，资本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如果有百分之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这句话对于鸦片走私来说，显然说得太对了。
进入道光朝，鸦片的入侵已不仅仅限于广东和沿海数省，腹地如山西也出现贩卖鸦片的商号，一些知县、同知、盐运使之类吸食鸦片的官员被举报，还有那些将查货鸦片私卖分肥的缉私官兵，不断被发现和惩处。利之所在，云贵川一些深山老林之中开始种植罂粟，熬制鸦片，烟馆也在纷纷出现。吏部和兵部倒是出台了“失察鸦片烟条例”，拟定为“按其烟斤多寡，一百斤以上者，该管文员罚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级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级调用”。相比其他罪行，处分真是轻之又轻。
鸦片走私过程中，透漏较多，危害最大的是水师巡船和关卡员弁的贿放偷越。与此相关联的是，军队中吸食鸦片者越来越来越多，以广东水陆官兵为例，被指称“沿海各营兵丁，多有吸食鸦片烟，庸懦不堪”。而实际上，闽浙水师及沿岸营员，也好不到哪里去。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永州、广东连州、广西全州等地出现变乱，官军作战不利。户部尚书禧恩奏称：“该省调至军营战兵六千余名，不惯走山，沿海各营兵多有吸食鸦片者，兵数虽多，难于得力。”御使冯赞也奏：“广东兵丁素多懦怯，一经挫败，兵气更馁。又多吸食鸦片烟，筋力疲软，难期得力。”这些奏折都说到吸食鸦片对军队战斗力的削弱。
道光帝也是一日之内连发三道谕旨，其中有言：近来粤闽等省兵丁吸食鸦片烟者甚多，即将弁中食鸦片烟者，亦复不少……经此严禁之后，如将弁私食，即将该将弁揭参；如兵丁私事，即将该兵丁治罪，并将该管将弁议处，方为不负委任……
当然疲软懈怠已然成为清朝军队的通病，与鸦片有关，可要是都推到鸦片上，也与事实不符。但无论如何，来势汹汹的吸毒之风从沿海刮入内陆，从民间社会刮入军营，并进入京师，进入王公皇族的圈子。
皇宫中也有人沾染，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而已。甚至还有一个说法，道光帝曾吸食过鸦片，且已成瘾，忽一日幡然悔悟，曰不禁此物将败家亡国，并将进呈烟具之太监立毙杖下。此说不太可信，但道光年间的确发生了一次宫中太监吸毒运毒案，连在京任职的回疆贵族也牵涉在内，影响甚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