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元年（1796）正月初一，江南已很有点小阳春的气息了，而在中国的北方，春天的脚步却总是显得磨磨蹭蹭，一副极不情愿的样子。京师的杨柳瑟缩在料峭的寒风里，枯瘦的枝头上还挂着一层薄如蝉翼的冰花，来自塞外的沙尘偶尔会将紫禁城搅得昏天黑地。而这一日，一场罕见的传位大典在紫禁城拉开序幕。
八十六岁的乾隆皇帝在无人搀扶的情况下，迈着稳健的步伐登上太和殿宝座的台阶，就皇帝宝座。宝座前地上摆放着拜垫，宝座东侧案上陈放着传位诏书和皇帝玉玺，皇太子爱新觉罗·颙琰立在西侧，侍卫近臣分立太和殿内外，大殿前广场文武百官按文东武西原则，分班肃立。朝鲜、安南、暹罗、缅甸等属国也派使臣前来朝贺，场面盛大华美，气氛祥和安宁。
“禅让”这一刻，乾隆皇帝一定在自己的脑海里把自己预想得如尧舜一般伟大，还有比这更完美的谢幕吗？显然没有。九时三十二分，庆平之章轰然奏响，在经历了一系列烦琐的礼仪程序之后，两位大学士引导着皇太子颙琰（嘉庆）在乾隆面前缓缓地跪下。
乾隆接过大学士奉上的皇帝玉玺，捧在手心，这是一方沉甸甸的盘龙青玉大印，上面镌刻着满文，译成汉语是“皇帝之宝”四字，玉质并非极品，雕工更是一般。这是太宗文皇帝皇太极命人雕刻的，那时的大清还仅是东北地方政权。这颗宽三寸九分、厚一寸的青玉大印既是大清开国遗物，也是迄今为止五代皇帝一百六十多年权力的象征，堪称是大清皇室的传家宝。
乾隆皇帝微笑着将它交到跪在他面前的太子颙琰（嘉庆皇帝）手中，中国历史上最平稳的权力交接就这样顺利完成。为了表达对祖父康熙大帝的尊重，乾隆表示过自己的执政时间不会超过祖父的61年，于是才有了乾隆六十年传位这一幕。
35岁的颙琰终于成了嘉庆皇帝，虽然只负责接待、开会、祭祀、礼仪之类的日常务虚工作，嘉庆帝却还是感到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乾隆帝自称太上皇，在接见朝鲜使臣的时候，他明确向各国表示：“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八十九岁的太上皇因为一场轻微的感冒，在紫禁城养心殿走完了自己辉煌且漫长的一生。正在普天同庆过新年的大清国臣民们不得不临时转换心境，进入全国性的哀悼期。不过，一个君王死了，对于官员们来说既有忧患，也有憧憬。忧患是因为新君带来的权力洗牌可能会波及自己，憧憬则是对于那些中下层官员而言。对于升斗小民而言，好奇之心显然要大于悲伤之意。他们感兴趣的是，大清国的新时代究竟会是什么样，嘉庆到底会成为怎样一个皇帝。
虽然在皇帝的宝座上待了三年，可是嘉庆在全国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未解的谜。三十七岁的他虽然坐上了皇帝宝座，但是他并没有真正尝到做皇帝的滋味，因为他的父皇依然活在他的身边。
乾隆并没有真正放弃过权力，掌控权力者个个都是瘾君子，放得下烟枪，却难以驱走心魔。做了太上皇的乾隆仍然住在养心殿，并没有按照清朝的礼制，退得干干净净。朝廷的一切大权，依旧在他的手里翻云覆雨。他用一个听上去很美的词，给自己稍显丑陋的揽权行为做了一个并不高明的掩饰—训政。乾隆在评价自己三年的太上皇生涯时，也不无得意地说：“三载以来，孜孜训政，弗敢稍自暇逸。”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驾崩向来是一件天崩地裂的大事。在老皇帝驾崩和新君主即位之间，往往会有一段权力交接的真空期。如果处理不得当，有可能会将一个帝国的政局拖入死亡地带。
而乾隆皇帝早在三年前就安排妥当了，现在，他的死没有对权力交接产生任何影响。嘉庆帝的打工生涯终于可以堂而皇之地宣告结束，他终于成为这个帝国真正的主人。在这三年时间里，除了他那张和颜悦色的脸和几篇没有个性的圣旨之外，人们对他这个新皇帝知之甚少。不过，种种迹象表明，他似乎是一个稳健之人，或者说是一个保守之人。
对于一个保守的政权而言，没有什么比稳定人心更重要的。就在所有人都朝着惯性思维的方向滑行时，事情的发展却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上午，嘉庆皇帝突然发布了一条让全国臣民都大吃一惊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珅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之职。同时，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展开，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
举国上下为之沸腾，好像全世界都在等着这个闷声不响的皇帝出手。终于等来这一刻，嘉庆帝一出手就发出炫目的光芒。可以说，诛和珅是嘉庆帝处理政治危机能力的一次成功展示。
三尺白绫，为和珅的人生画上一个并不圆满的句号，也为嘉庆赢得了人心。
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终将平庸地度过他们短暂的一生，很少有人能够登上巅峰饱览世间风景。在投缳自尽的最后时刻，和珅留下一首绝命诗：五十年前梦幻真，今朝撒手撇红尘。他时睢口安澜日，记取香烟是后身。
出身寒微的和珅，只因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銮仪卫的侍卫的身份来到乾隆身边，扈从皇帝临幸山东。漫长且孤寂的旅途，给了君臣二人更多交流的机会。这位面白文静，有着汉人知识分子儒雅风范的侍卫，给乾隆皇帝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从此得到君王的赏识，平步青云，二十七岁官至军机大臣，在论资排辈的帝国官场，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江山虽然还是爱新觉罗的江山，但是作为一个帝王，乾隆真的活得太久了，久得让他的接班人和官员，包括他自己都失去了耐心。在他执政后期，他将很多重要的事情都交到了和珅的手上，和珅是他最为信任的人。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六下江南，留下许多风月佳话的帝王，在时间面前，君王和草民是平等的。不服老的帝王终究还是要孤独地面对年华老去的现实，他已经很少走出紫禁城。
虽然他还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但很多官员却在私下里议论，皇上所传出的旨意，很多时候是和大人的心意，又通过和大人的嘴巴传达出去。从某种程度上说，和大人说出的话，就是皇帝的心意，很快就会转化为谕旨。于国于己，这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就连那个初来乍到，不了解王朝权力规则的英国使节马戛尔尼都看出了其中的端倪。这个碧眼鬈发的英国佬虽然不太了解大清国的权力规则，但是人在权力面前的嘴脸并无区别。正因为如此，他说：“举全国朝政，畀诸相国和中堂一人。”相国，指的就是和珅。
在马戛尔尼觐见乾隆皇帝期间，43岁的大清国首相和珅，在热河会见56岁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这个相貌堂堂的大清国的实权人物，给英国人留下了极为良好的印象。他回忆道：“我对中堂（和珅）的机智不能不深表钦佩。那天，我想尽办法要与他讨论正题。他总是竭力回避，每当有可能与我谈及正题时，他立即巧妙地躲闪过去，设法把我的注意力引向周围的景物，请我欣赏湖光山色，向我们讲解秀丽的山庄和亭台楼阁。”
负责撰写英国官方记录的斯当东，也留下了西方对和珅的最早记录。他写道：“和中堂的见解相当尖锐深刻，拥有完美的政治家的品质。他的飞跃上升，固然是由于皇帝的特别提拔，这种情况在许多帝国是相同的；但他同时也要得到当朝有势力的统治阶层的一致赞许才能长期保得住这个崇高的职位。”
这种对和珅的高度评价，似乎从上一次见面就占据了英国人的头脑。斯当东回忆道：在（热河）皇宫里面，和中堂只占据一个很小的屋子。无论多么掌权的大臣，他在唯我独尊的皇帝面前，都是一个渺不足道的小人物。在如此广阔壮丽的行宫里面，他只占据着一间小屋子。和中堂是一位鞑靼人，据说出身低微，二十年前只是皇帝的侍卫之一。皇帝见他相貌不凡，后来又试出他才具过人，于是将其擢拔至首相。他是皇帝唯一宠信的人，掌握着统治全国的实权。
若是以贪治罪，和珅死得并不冤枉。关于他到底贪污了多少钱财，至今也没有一个翔实的数字定论。可以做到有数的，是他的王府有房二百五十余间；花园楼台二百余座；铜玉鼎四十五座；端砚、宋砚七百余方；大小自鸣钟三十八座、洋表一百余个；东珠六十余颗；大小红蓝宝石五千余块；金银碗碟八千五百余件；各种如意三千余柄；金银唾盂、面盆一千五百余个；金银元宝两千个（每个重一百两）；金珠翠宝首饰二万八千件……
嘉庆诛杀和珅还有一个原因，便是乾隆末年发生于川楚陕一带的白莲教起义。这场白莲教起义经历数年之久，浪费数千万两的军饷，但始终未见起色。嘉庆帝称，这场屡禁不止的起义完全拜和珅所赐，是他报喜不报忧，蒙蔽先皇，并借此冒功升赏。
乾隆并非昏聩之君，他也未必不能识破其中端倪，之所以任其所为，大多是由于“圣寿日高，诸事多从宽厚”。他认为自己年龄大了，已经没有精力再去顾及此事。在心急火燎的时光面前，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人，他们在对待同一件事上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方向。从来都是宠臣误国，朝堂上下也是议论纷纷。
嘉庆帝拿和珅开刀，有为自己的父皇开脱之嫌疑。他将镇压白莲教不力的大帽子全都扣在和珅头上，以此警告后任者，全力镇压白莲教，早日除掉嘉庆当政的一大心腹之患。
嘉庆帝选择在大丧之日以雷霆万钧之势诛杀和珅，并不是一时激愤，仓促而定。他从先帝手中接手皇权已三年有余，而这三年也是他韬光养晦的三年。虽然他一再强调，杀和珅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他的政治目的十分明显，通过诛杀和珅，杀一儆百，为“肃清庶政，整饬官方”，扼制“诸务废弛”的政治颓势寻找一个突破口，以恢复皇权的尊严。
和珅与嘉庆并无私人恩怨，嘉庆杀他是因为“和珅罪之大者，盖由事权过重”。三年训政期间，嘉庆对和珅在朝中的影响力也是耳闻目睹。尤其是先帝对他的宠溺已到了超越正常君臣关系的程度，乾隆的喜怒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中。如此一来，以嘉庆为首的诸皇子对此人也忌惮三分，更不用说那些行走于内外廷的官员。
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致命，支撑爱新觉罗·颙琰的心理能量是在漫长的储位生涯中积累起来的焦虑感和危机感。他自知选择这样的时机杀一个朝廷重臣，必然会震撼朝野，所以他反复强调：“朕所为止一和珅耳，（和珅）今已伏法，诸事不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