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事人心，王光美看得太多，经历了太多。出狱之后，看到了昔日丈夫的同事们是如何在判处他死刑的文件上签字。一个人经历了这么多的仇恨与背叛，见识了这么多的丑恶与黑暗，她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活过来？我问她：“当初你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有人教你的女儿唱打倒自己爸爸妈妈的歌曲。你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吗？”王光美说：“我不想知道。如果我要查任何一个人，这个人和他的家人肯定也会遭受不少麻烦。为什么要让痛苦延续下去呢？所以我不需要知道。”我问：“你是‘文革’的受害者，有没有想过在这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你也有可能冤枉过别人？”她应声回答：“那真没准！所以我就是希望中国不要再搞什么运动。呼啦啦地打倒一大片，肯定会冤枉不少人。”王光美的母亲就是因为受到牵连，最后死在北京监狱里的。母亲曾被没收的首饰瓷器，在归还后都被王光美拍卖，并以筹得的资金设立了幸福工程，来帮助乡村的贫困母亲。母亲唯一留下的遗物就是一个已经失灵的老式座钟，那是母亲睡觉时摆在床几上的钟，走走停停。每天早晚，王光美都去给它上弦，仿佛是一种与亲人的对话。
历史选择的人，人创造的历史，让我着迷。“记录一个人和他（她）的时代”，从那时起成为了《杨澜访谈录》明确的追求。
2009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的创始制片人唐? 休伊特去世。得知这个消息，我心中怅然若失。一个时代结束了。他让一个电视节目成功播出了35年，连续22年荣登收视率排行榜前10名，在这期间为电视台赚了22亿美元。职业成就、新闻原则和商业利益居然如鱼与熊掌兼得，真不可思议。1952年他在芝加哥组织报道提名艾森豪威尔为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大会时，现场有4位出镜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是其中之一。休伊特说：“你们四个就是一个接力队，克朗凯特跑最后一棒。”这最后一棒即是英语中anchor一词，以后“电视主播”就被称为anchor。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电视新闻刚刚兴起，影响力还不能与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相提并论。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第一次转播了总统候选人的辩论。肯尼迪与尼克松在镜头前的表现最终决定了大选的结果。当时负责转播工作的休伊特建议尼克松化妆，但尼克松因为听到肯尼迪不需要化妆，遂拒绝了这个建议。可是他没想到，肯尼迪英俊潇洒，衣着得体，沉着镇定，仿佛拥有整个世界；而尼克松面有菜色，汗流浃背，看上去疲于应付，两人形象，立见高下。而很多听收音机的人都认为尼克松占了上风。电视作为新兴媒体的威力开始显现。肯尼迪遇刺之后，休伊特制作了一个特别节目，尼克松也参加了节目录制。当年曾被他回绝的化妆师正在为他化妆。休伊特忍不住说：“如果四年前您接受化妆的话，您本应成为总统。”尼克松不紧不慢地说：“是啊，不过那样的话，我现在也已经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