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匈奴兴起
晋武帝司马炎尽管比起他老爹司马昭差了许多，和他老祖父司马懿相比更是差之远矣，但无论如何还算是个精明之人，可是他的那位太子司马衷却是个地道的傻瓜。如果说东汉的灭亡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桓帝、灵帝的昏庸，蜀国的覆灭则与刘禅的资质愚钝大有关联，那么，这个白痴当上晋朝皇帝之时，也就意味着天下大乱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司马昭这家伙在耻笑刘禅昏庸之极的时候，如果知道自己的孙子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恐怕再难笑出来了吧，刘禅比起司马衷，简直是“小白痴见着大白痴”了。
用今天的医学术语来说，司马衷大概属于先天性的智力低下。
其实晋武帝在位的时候，也已经意识到让他这位太子当皇帝可能不太行。既然心里不放心，那自然还是有办法，办法之一，就是找些疑难国事考考太子。
于是有一次，他特地送给太子一堆有关日常公事的文书，要看看太子究竟如何处理。太子拿到文书，自然是答不上来，但没曾想这太子虽然是个白痴，他的老婆却相当厉害，这个女人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丑女皇后贾南风。
贾南风能够成为太子妃，很大程度上源于她的出身，她父亲便是堂堂的晋朝开国权臣贾充。当初要册立太子妃的时候，武帝就对与贾家联姻这件事很有意见，他认为贾家是“妒而少子，丑而短黑”，这家的种不怎么样，可是由于皇后等人都是贾式一党，争执的结果武帝不得不让步，这才答应了这门亲事。
贾南风比太子还大两岁，果然是个忌妒成性的女人，她在后宫见到怀了太子孩子的侍妾，常常随手一把戟扔过去，当时就将胎儿活活打下来，真是既野蛮又血腥。武帝几度想废掉她，也都因为后宫和朝臣的反对而不了了之。贾南风玩弄权术的水准则更不是寻常后妃所及，在中国历史上也可以排得上号。
这一回武帝安排太子策试，明摆着是关系到太子是留是废的紧要大事，贾南风赶紧找来太子身边的能人，为他代写了一份答卷，文中是引经据典，说得头头是道。贾南风看了很是高兴啊，心想将这份答卷上交，定能博得皇上的喜爱。
这时候她身边有个叫作张泓的太监提醒她说：“太子没有学问，这一点皇上也知道啊，如今要是把答卷写得如此引经据典，恐怕是会穿帮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太假了。”
贾南风一想，是啊，幸亏您给提个醒儿，赶紧让张泓重新写了份粗浅得多的答卷，叫那位白痴太子抄写一遍。
看起来，这位太子还不是文盲，能写那么几个字，弱智的程度还不算很深吧。
武帝一看答卷，啊，还可以呀，虽然答复得不怎么样，但终归还是明白事理的嘛，于是太子终于得到保全。
这位白痴太子当了皇帝以后，闹出的笑话还真不少。一次在后花园游玩，听到池子里的蛙声，他就问身边的太监们：“这小东西叫，是为官家呢，还是为私家呢？”（像是搞笑专家呀）
还真有位机灵的太监，想想就说：“在官地里的就为官家叫，在私地里的就为私家叫。”
后来天下饥荒，他听说有很多百姓饿死，觉得很怪，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吃肉粥呢？”
晋朝出了这么个傻皇帝，于是天下政纲大乱，内忧外患接踵而来。所谓“内忧”，就是长达十几年之久的“八王之乱”，司马衷的叔伯兄弟们围绕着皇上的宝座，开始自相残杀，使得晋室内部已是奄奄一息；而所谓“外患”，那就是南匈奴刘渊部的兴起。
南匈奴的由来，源于汉高帝与冒顿单于和亲。一部分匈奴人在经过与汉朝皇室的多次和亲之后，和汉人相处的时间较多，他们的子孙认为自己是汉室皇族的后代，就改姓了汉朝皇帝的刘姓。
东汉初年，当时匈奴的乌珠留若鞮单于（晕啊！好长好别扭的名字）之子自立为南单于，入居长城以南地区，并在离石（今山西）等地建立自己部族的定居地。黄巾之乱，单于羌渠派他的儿子於扶罗带兵协助汉朝，讨伐黄巾军。
可是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匈奴内部发生内乱，羌渠被手下所杀。於扶罗回不了北方，就留在了汉朝，自称是匈奴单于，他的部族大致集中在现在的山西、河东地区。於扶罗死后，其弟呼厨泉继任单于，而於扶罗的儿子刘豹则被封为左贤王。（早期的那些单于们的名字真够长的，或许是逐渐习惯了汉族的单音节语言，他们也觉得匈奴语叫起来太麻烦，于是到了刘豹这一代的名字已与汉人无异了。这便是语言与习俗上的汉化过程）
曹操平定北方以后，将南匈奴众多部落按地理位置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各部首领皆为刘氏，他们基本都聚居在晋阳（即今山西太原）一带的汾河流域，这刘豹就是左部之帅。
刘渊是刘豹的儿子，此人自幼博览群书、熟读兵法，同时又是武艺高强，膂力过人，在当时可以算是个文武全才，称得上出类拔萃的人物。晋武帝还没有灭吴之时，就曾有意提拔他，“任之以东南之事”。但很多大臣指出：刘渊之才，当今天下无人能比，如果让他伐吴，恐怕是有去无回啊！（又一个孙权？）
这就是所谓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这句话在十六国时期真可以说是被用滥了，以后还会被人反复提到。可想想一个晋朝，还不是被自家兄弟好好的给毁了，所以说搞种族歧视一类的东西，并不能解决问题。不过，话说回来，要是当时武帝真的派刘渊讨伐东吴，恐怕十六国历史得通通改写了。
伐吴虽然没去成，但刘渊凭借他的才干，却依旧能够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刘豹死后，刘渊继任南匈奴左部帅一职，他刑法严明，又广纳贤士，幽州、冀州一带的读书人，都仰慕他的威名，纷纷投到他的部下。
晋惠帝（司马衷的谥号）元康末年，成都王司马颖被任命为镇北大将军，镇守邺城。鉴于刘渊在匈奴各部的影响力，司马颖就起用他为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把他调到邺城。
这时，司马家的“八王之乱”开始，天下大乱，匈奴部族也自然有些想法了。刘渊的从祖，原北部都尉、左贤王刘宣等人凑在了一起，议论说：“从前，我们的先人与汉室约为兄弟，忧泰与共。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们的‘单于’虽有个有名无权的名号，却没有寸土之业，从王侯降为编户（与普通老百姓无异了吧）。现如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看来天赐良机，该是我们兴邦复业的时候了。”
众人各抒己见，最后都认为刘渊“姿器绝人，干宇超世”，一致推举他为大单于，然后派本部族人呼延攸前往邺城，把大家的意见秘密告诉了刘渊。
刘渊这样的人，没有野心是不可能的，他只是一直在静候天下之变。如今时机成熟，他便借故说要安葬先人，向司马颖请求回归匈奴本部。司马颖毕竟心有疑虑，并未放行。刘渊只好让呼延攸先回去捎上口信，命刘宣等人召集匈奴五部人马及其他的胡人，明里以响应司马颖为名，暗中准备起事。
于是晋室江山在风雨之中，已是摇摇欲坠了。
二 刘渊建汉
从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开始的“八王之乱”，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由皇族内部争权夺利引起的大纷争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规模最大的一次。这场变乱的缘由，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上文提到的贾南风女士所引起的一场宫廷政变，实质上却与晋朝自立国起从皇室到士大夫的全面腐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动乱前前后后一共延续了十六年。可惜咱们的文章没兴趣讨论这八位王爷以及他们各自的势力如何此消彼长，自相残杀的，司马氏一族没什么可以称道的人物，单独讨论“八王之乱”的历史，恐怕可以另起一文。
到了刘渊准备起兵的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当时皇族势力已折损大半，连那个祸首贾南风也早已丢了性命，八王之中仅只剩下了三位，那就是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和东海王司马越。
刘渊的顶头上司司马颖由于在前一段讨伐长沙王司马乂时功勋较大，被封为皇太弟，执掌朝廷内外的大事，且手握兵权。但这位“皇太弟”也是位公子哥式的人物，掌握大权却不知自重，所谓“嬖幸用事，大失众望”。
既然有人占着位子不干好事，那就自然有人准备取而代之，这位老哥便是东海王司马越。此时司马颖身在邺城，却把惠帝留在了洛阳城里，司马越一想，这不天赐良机吗，正好给他来个“挟天子以令诸侯”。于是纠集一批嫡系，进入皇宫，声称司马颖是叛逆，要戒严讨之，接着便带着那位白痴皇帝出兵讨伐，自己就作了大都督，传檄天下，招募兵众，并且通知河间王司马颙一同讨逆。
消息传到邺城，群将震惊，司马越打着幌子的“御驾亲征”还真能糊弄不少人，有人劝司马颖还是脱下盔甲，穿上缟素，出城请罪，也有人劝他亲自出面，奉迎圣驾。
司马颖早将白痴皇帝视为无物，岂能害怕？他怒斥手下道：“亏得你们这些人通晓事理，前来投奔我；现在天子被一群小人所逼，你们却竟然叫我送上门去，束手就擒！”
他当即派了五万兵迎战司马越，看来司马颖手下的果然是国家的正规军，训练装备等各方面情况都要优于对手，两军交战，司马越的那批乌合之众当即崩溃，司马越十分狼狈地逃回自己的封地。司马颖乘机将在战争中又受伤又受惊的皇帝接进邺城，倒过来攻打起国都洛阳来。（所以说“挟天子”也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并不是人人都可做得的，假若自身的能力和实力不够强却硬要拿个皇帝来给你充门面，弄不好号令天下玩不成，反倒坏了自己的事）
这下可好，一方说是“你挟持天子”，一方说是“你意图谋反”，反正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几位王爷斗来斗去还不算，又来了些凑热闹的。安北将军王浚因为当初与司马颖就有不合，这下便乘着乱劲儿叫上司马越的弟弟并州刺史司马腾以及鲜卑、乌桓各部，起兵讨伐司马颖。
刘渊此时正琢磨着如何离开司马颖，回他的老家左国城起事，一看这下机会来了，于是对司马颖说：“如今二镇（王浚、司马腾二部）声势浩大，号称十几万大兵，恐怕凭咱们目前的兵力难以抵挡啊，我愿意回去说服我们匈奴五部共赴国难。”
司马颖也正愁手下没兵呢，但还是有些犹豫：“你这五部难道都能发兵？如果真能发兵，鲜卑、乌桓二部也不好搞定啊。我看不如先回洛阳躲躲他们的锋头。”
刘渊心想，得，看来得说点大话了，于是就说：“殿下您是武帝之子，可是要匡扶天下的呀，如今四海之内，哪个不愿为您效死呢？王浚、司马腾是什么东西，竖子而已，怎么可以与您抗衡？殿下若是示弱于人，恐怕天下的威权便要失去！至于鲜卑、乌桓之类的东胡兵马，则远不及我们匈奴骑兵凶悍。只要殿下固守邺城，等我带来五部人马，看我用二部灭司马腾，用另外三部灭王浚，讨平二贼，指日可待啊！”
司马颖也是个爱听好话之人，一阵吹捧便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当即便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
刘渊早不在乎这些名分了，当下马不停蹄回到左国城，左贤王刘宣等匈奴贵族见到首领归来，群情激奋。刘渊在众人的簇拥之下名正言顺地登上了大单于的宝座，并以离石作为匈奴各部的都城，仅仅半月时间，便已招集了五万人马。
然而那边司马颖却根本对不住刘渊当初的一番“表扬”，王浚的部下率领鲜卑部攻打邺城，司马颖大败，带着皇帝就逃回洛阳去了。
刘渊叹道：“司马颖不用我言，以至溃败，真是个奴才啊！（这才是心里话，哈哈，骂得好，司马氏家族的这帮公子哥们整个一堆奴才！）”一边说，一边就想信守诺言，派兵救援，讨伐鲜卑。
刘宣等人进言：“晋人像奴隶一样对待我们，如今他们骨肉相残，这正是天赐良机让我们复兴当年呼韩邪单于的伟业。鲜卑、乌桓和我们一样都是游牧民族，可以作为我们的同盟，为什么要进攻他们呢？我们现在千万不可前功尽弃。”
刘渊点头赞道：“也对！大丈夫要做就要做顶天立地的大山冈，岂可当趋炎附势的小土丘？自古没有永恒不朽的帝王，大禹出自西戎，周文王生在东夷，只要有德就能得天下。我们现在有精兵十几万，而且对晋朝军队而言更是以一抵十，灭晋朝还不是摧枯拉朽的事，即使不能效法汉高祖，也至少要成就魏武帝的功业。不过尽管如此，我们未必能得到晋人的支持。汉有天下长久，恩德已结于人心，所以刘备据一州之地亦能与天下抗衡。我又是汉室的外甥，彼此约为兄弟，如今哥哥已亡，我这做弟弟的当然得继承他的事业。我看咱们就用汉朝的国号，远尊后主刘禅，获取民心。”（真是让人无言以对，也不晓得当年遭遇白马之围的汉高帝刘邦要是能预知数百年后，围他的匈奴人居然要打着他的国号，追尊他的子孙建国，不知会做何感想）
晋惠帝永兴元年十月，刘渊在左国城即汉王之位，追谥蜀汉后主为孝怀皇帝（所以后主刘禅也可以称为汉怀帝，可惜十六国从来就不被承认为正统，因此也不会有人承认这个谥号。说起后主让我想到前些日子看电视剧《三国演义》，讲到诸葛亮誓师兴兵时，有人来报“后主刘禅有旨……”这样的对白真是让人汗颜，且不说他直呼皇帝姓名就该斩首，就说这“后主”二字，历代各朝中的“后主”一般指的是“最后一任君主”，试问刘禅在位时，岂可说他是“后主”？这样的人该杀——央视犯如此缺乏历史知识的错误，更是该打，呵呵，让我“心服口服”啊），并将自汉高帝以下的三祖五宗供入宗庙（关于刘渊列的这个汉朝的三祖五宗，历来都有争执，事实上现在我们看到的史书记载，汉朝的庙号中只有两个祖，即太祖高帝——这个常常被人错当成高祖，以及世祖光武帝，第三个祖应该是指蜀汉的开国君主昭烈帝刘备，但是他究竟是个什么祖，正史《三国志》并没有记载，倒是《晋书》里刘渊曾经把刘备称为烈祖，可能是像刘禅的怀帝一样，追尊的。至于五宗倒是非常明确的，即太宗孝文帝、世宗孝武帝、中宗孝宣帝、显宗孝明帝、肃宗孝章帝。由此也可看出汉朝的庙号制度是相当严格的，只有开国皇帝才可以称祖，只有成就非常杰出的皇帝才可以称宗，不像唐宋以后基本上是个皇帝就能混个庙号），改元元熙，大赦天下，汉王国就此开国，而这一事件，也宣告十六国的好戏正式开场了。
三 文“达”武“曜”
刘渊做了汉王以后，一面加紧备战，准备征讨晋朝，一面也是努力收罗人才，他手下有两个人，一文一武，十分有名，一个是匈奴后部人陈元达，另一个便是刘渊的族子建武将军刘曜。
陈元达出身十分贫寒，但却“少有志操”，自小便是一边种田，一边读书，很有些才华。但他一直到四十岁时，也很少与外界交流，更谈不上取得什么成就。
刘渊做左贤王之时，便听说此人的才能，要招他为官，（晋朝的时候可还没有什么科举考试，官吏除了世袭以外，就主要就是沿袭汉代实行的“察举征辟”制度，而且在魏晋时期，这一制度由于“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并不盛行。）陈元达没有答应。
待到刘渊做了汉王，有人就问元达：“从前刘公地位不高之时招你去，你却蔑而不顾，如今做了汉王了，怎么样，你怕不怕呀？”
陈元达淡淡一笑，道：“这是什么话？此人资度非凡，有包容宇宙之志，我知道这些很久了。当初我之所以不去，只是他的时运未到，我可做不到整天没事的时候在他身边唠里唠叨的，刘公也必知我心。你看着吧，我料不出两三日，他的书信必到。”
果然当天晚上，刘渊便派人来招陈元达做黄门郎，相当于领导的高级秘书，出谋划策的人物。原先那个挖苦他的人不禁惊叹道：“您也太神了吧！”
陈元达来到刘渊帐中，刘渊埋怨他说：“卿若早来，岂为郎官而已？”
陈元达答道：“我以为人之才能，各有其‘分’，任人过‘分’就本末倒置了。我若早来，恐怕大王就得赐我做个九卿、纳言什么的，这些都不是我的‘分’，我岂能承担？所以我一直静待时机，等到我的‘分’到了，我自然会来，这样大家都可免去可能的麻烦，不是很不错吗？”刘渊大喜。（人需有自知之明，陈元达知道自己能做好什么，做不好什么，发挥自己最擅长之处，可谓高人一等，我以为他的话值得我们多多回味。）
刘曜是刘渊的族子，也就是同宗远房的晚辈。他从小是个孤儿，刘渊把他当儿子养。
这小子从小就有过人之处。八岁的时候，跟随刘渊出外打猎，遇到大雨，便在大树下避雨，忽然一个惊雷打来，众人无不趴下，惟有刘曜神色自若。连刘渊也惊叹道：“这个孩子可是我家的千里马呀？！”心想仅就这些表现来看，此人前途不可估量啊。
刘曜武艺十分了得，且箭法精准，射铁而透之，当时人称“神射”，他又常常自比乐毅、萧曹（看来这些可不是诸葛孔明的专利），时人都不以为然，惟独刘渊之子刘聪总是说：“永明（刘曜的字）乃是刘秀、曹操那样的人物，乐毅、萧曹何足道哉？”
刘曜性情孤傲，不爱跟大伙儿一块玩，年轻的时候常常浪迹天涯。二十岁时他在洛阳犯了案子，竟然一口气“出了国”，亡命到了朝鲜。后来幸好碰上天下大赦，他才重新回到中原。
刘曜自觉性情与众不同，恐怕不容于世，便隐迹于管涔山，终日以琴、书二物为友。一夜在山中，忽见两个童子走上前来，说道：“管涔王命我们拜见赵国皇帝，献剑一口。”两人置剑而去。刘曜秉烛观之，但见此剑身长二尺，光泽异常，剑鞘以赤玉所饰，背上有铭道：“神剑御，除众毒。”这把剑还可以顺应四季的温度气候改变颜色，刘曜认定是件宝物，于是就把它佩在身上。（这段故事似有武侠小说之风，颇类老金惯用的“风格”，《晋书》里如此风格的奇闻轶事还有不少，大部分都属于一家之言的道听途说，这也使《晋书》作为一本正史而颇受人诟病，不过从阅读的角度看，多一些这样有趣离奇的记录却也为平淡的史实颇添了几分色彩。）
像陈元达、刘曜这样的人才在刘渊手下为数不少，并不是凤毛麟角。刘渊对于前来投奔他的人士，一概论才任贤，因此刘渊的势力在河东一带不断壮大，也绝非偶然。
此时本已乱成一团的中原晋朝，见又有人叛乱，便派人讨伐，司马腾派遣部下聂玄攻打刘渊，两军大战于大陵，聂玄的军队打得大败，司马腾率并州的二万余户逃往山东，刘渊派遣刘曜和冠军将军乔晞乘胜攻下太原、长子、介休等多处并州要地。
这过程中还发生了一支小插曲：乔晞攻入孤城介休时，介休县令贾浑拒不投降，被乔晞所杀。乔晞见贾浑的妻子宗氏年轻美貌，起了歹心，要纳她为妾，宗氏执意不从，一面痛哭死去的夫君，一面破口大骂乔晞是欺男霸女的“屠各奴”（刘渊的部族又称屠各，因此被汉人蔑称为“屠各奴”），骂得乔晞恼火，又把她也给杀死。
这事传到刘渊耳中，他勃然大怒，说：“假若天道有知，乔晞这龟孙子一定断子绝孙！”当下命令厚葬贾浑夫妇，又把乔晞降秩四等，以儆效尤。介休一带的百姓，怀念贾浑夫妇忠贞不屈，至今仍辟有供奉他们的殿堂，称为龙天殿。
刘渊的这番追尊忠臣的举动，虽不免带有“乱臣贼子”做秀的成分，但也可以反映出刘渊在这一时期是非常看重民心向背的。
第二年（公元305年），不甘失败的司马腾又遣司马瑜、周良、石鲜等将进攻刘渊，两军相遇在离石汾城一带，刘渊以武牙将军刘钦等人率领匈奴各部精锐骑兵全力拒敌，又将毫无斗志的晋军打得溃败而逃。刘渊在并州与司马瑜的军队一共交战四次，连战连胜，打得晋军一时无法再组织起抵抗力量。
匈奴人辉煌的战果不但振奋了匈奴各部的士气，也大大鼓舞了天下乱民的信心，全国各地的反叛浪潮愈发猛烈。以流民起义起家的蜀中李氏，此时更是不满足于刚刚自封的成都王的地位，而欲称帝了。
我们暂且按下刘渊不提，来看一看十六国中第二个国家——李氏的成国，是如何发迹的吧。
四 蜀中流民
说到在蜀地兴起的成国，我们就不得不先讲讲元康年间的连年自然灾害。在《通鉴》中，翻到这几年的历史，我们就会看到以下这些文字：
（元康四年）是岁，大饥。
（元康五年）荆、扬、兖、豫、青、徐六州大水。
（元康六年）关中饥、疫。
（元康七年）秋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米斛万钱。
（元康八年）秋九月，荆、豫、徐、扬、冀五州大水。
一连串的灾难竟发生在连续的五年之中，而其中涉及关中的，就有三件，作为当时全国的重要地区（关中的长安一直是以西都这样的重要地位存在的），这些自然灾害不可能不造成一定程度的社会动荡。（所以我认为不仅是人祸，公元三世纪末的连续天灾也是导致以后一百多年十六国混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一点我还将在后文再次提及）
元康八年（公元297年）的关中大饥荒，略阳、天水等六郡的十几万流民不得不背井离乡，纷纷涌入当时比较富足的蜀地。在庞大的流民队伍中有这么一族人，在逃荒的路途中，他们十分热情的帮助照顾那些老弱病残，甚得众心。这一族人，便是巴氐人李特和他的兄弟李流、李庠等人。巴氐本是川蜀一带的一个部族，张鲁占据汉中的时候，李特兄弟的祖父李武便投奔了他，曹操攻下汉中的时候，便把以李氏为首的这一部族迁入关中略阳，号为“巴氐”。李特兄弟的父亲李慕则在曹魏时做过东羌猎将，统领氐、羌等各部。
由于贿赂了当时朝廷派来调查情况的官员，流民进入故土蜀地后，得以大量的留在蜀地。以后流民分散到蜀中各地，朝廷已无法禁止。当时李特进入蜀地，看到了这里的地形后，曾经说出这样一句令“闻者异之”的话：“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
当时的益州刺史赵廞本是在“八王之乱”初期得势的贾南风的姻亲，一直势力很大，由于李特等人进入益州之后颇以材武闻名，得到了赵廞的重用。到了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贾南风失势被废，朝廷任命成都内史耿滕取代赵廞做新的益州刺史，赵廞哪里还愿认命，他原本就有割据蜀地之心，此时打听到耿滕秘密上表要求朝廷遣返蜀地流民，便乘机煽动流民的愤怒，起兵击杀了前来上任的新的耿滕，自称益州牧，大将军，大都督。
但赵廞实乃庸才，虽然独据了益州，却不善于处理内部矛盾，李特的三弟李庠骁勇善战，很有些威望，赵廞虽用他却心怀忌恨。加上当时身边一帮出主意的人又添油加醋地鼓吹一番，说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呵呵，第二次出现这句话了啊，可不是简单的重复哦。）又说“此乃倒戈授人也，宜早图之。”赵廞一想有理，便找了个有意谋反、大逆不道的借口把李庠给杀了。当时李特、李流兄弟都拥兵在外，赵廞赶紧又将李庠的尸首交给李特，派人去对他们说：“李庠虽然已伏罪被杀，但你们兄弟与此罪无关。”让他们仍然做他们的督军。（赵氏既杀李庠，却又把李庠的尸首交还，还留给李特兄弟的兵权，恐怕挑衅也没这样的吧，如此还愁李氏不反？真是岂“庸才”二字可当？）
李氏兄弟当然十分怨恨赵廞，引兵杀向绵竹。此时正好赵廞手下的几名心腹自相残杀，最终导致其内部力量大大削弱。李特乘夜偷袭赵廞派来的军队，一把火将赵廞的部下费远等人的各部人马烧死大半，顺势攻入成都，赵廞带着一家老小仓促出逃，在半路上终于自尝恶果，被手下人所杀。
李特占据成都后，派遣使者向洛阳方面说明了赵廞的罪状。朝廷任命梁州刺史罗尚为益州刺史，进入益州，罗尚左右认为应早日除掉李氏这个大患，罗尚不从。罗、李双方似乎相安无事，罗尚做他的刺史，李特则屯兵于绵竹一带，并且设立大营收留流民。
但是罗尚进入蜀中的任务便是要遣返大批的流民。李特则多次帮助流民向罗尚请求暂缓遣送流民，罗尚一面向李特派去的使者阎式表示同意，一面暗暗准备进攻李特的流民大营，不想阴谋皆被阎式看破，回去后向李特提出要做好准备。
数日后的一天晚上，罗尚果然派遣三万人马偷袭流民大营，军队走近营地，见李特在营中正睡着安稳觉呢，自以为得计，便发动猛攻，刚一进入营地，只见伏兵四起，以流民组成的军队向他们杀来，罗尚的军队被打得落花流水。
李特凭借以六郡的流民为基础建构的军队，乘着胜利的势头，不久便攻下了广汉，并在当地约法三章，果然搞得井井有条，当地人的歌谣也道出了其中的差别：“李特尚可，罗尚杀我。”
罗尚在李特的接连进攻中节节败退，只好拒江与李氏对峙。
晋惠帝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李特渡江大败罗尚，攻下蜀郡，罗尚退守太城，向李特求和，李特以为蜀中已定，并不做防备。因当时军中粮少，李特便将六郡流民分散到各个村落吃饭。李流指出：“我们刚得到这些地方，人心还没有稳定下来，现在应该聚兵一处，以防不测，而不可分散部队。”李特之子李雄也持这一观点。但李特当时却错误估计形势，十分生气地说：“如今大事已定，我们只应安定民众，岂可胡乱猜忌呢？”（取得了暂时的好局面就错误判断形势，自以为是，这是自古以来农民起义常犯的毛病，尽管李特的流民起义更像是有组织的叛乱，而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起义。）
事实证明李流的担心果然不无道理，不久罗尚得到荆州等地派来的援兵。晋军乘着李特的军队分散在各地，带兵突袭李特的营地，由于晋军势盛，各村落纷纷反叛，李特的军队打得大败，李特在乱军中被杀，李流、李雄以及李特的另一个儿子李荡各自退守。
不过，这一下倒是给流民的军队提了个醒。不久，李流率领李荡、李雄各部军队袭击罗尚的军队，大败之，流民的士气重新振奋起来。
李流乘胜一直追到成都城下，罗尚吓得紧闭城门，坚守不出，李荡不慎中矛而死。
李特、李荡的先后阵亡令李流心生恐惧，眼看荆州援军将到，他竟采纳了妹夫李含的进言，以自己儿子李世和李含的儿子李胡为人质，准备向晋军投降。李雄等人拼命谏言，眼看无济于事，幸好，这献质请降的计划激怒了李含的另一个儿子，驻守梓潼的太守李离。
李离从梓潼火速赶来，却没赶上向李流进谏，只好来到李雄的营中商讨补救措施。
李雄说：“如今的办法，就是起兵袭击荆州援军；可是那俩老头（指李流、李含两位）却不同意，如之奈何？”
李离提醒道：“不如我们私下行动？”
李雄得了支持，便与李离一起来到流民们面前，号召道：“我们已经谋反多时，杀了许多蜀地的官兵乃至百姓，如今一旦束手就擒，就只能任凭宰割了，眼下之计只有同心协力打败荆州的援兵才能共享富贵了！”众人听了深受鼓舞，纷纷跟随李雄、李离突袭荆州援军，原来那荆州援军也不过纸老虎一般，一战就将其击退。这一胜利也让险些走错路的李流惭愧不已，他称赞李雄“兴吾家者，必此人也！”，从此十分器重李雄的才干，将军事方面的事务一概交给他处理。
李流在当年就生了重病，临终前将身后大事托付给李雄。李流去世，众人共推李雄为主。李雄以郫城为都，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率领军队继续与罗尚的军队作战。他先是击退前来袭击郫城的罗尚，继而又攻下犍为，截断成都的粮道。孤立无食的罗尚不堪李雄的连续进攻，只好在夜晚从水路逃出城去，李雄终于得偿所愿，攻入成都。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刘渊起事的永兴元年，李雄自称成都王，改元建兴，废除晋朝法律，重新约法七章。
晋朝内部正因为“八王之乱”而根本无暇四顾，蜀中得到了暂时的安定。两年之后，也就是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李雄又即皇帝位，改元晏平，国号大成，他便成为十六国中第一个自称皇帝的人。
事实上，三国时期的分裂对于以后300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十六国的分裂局面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由于三国的存在，从秦汉时期开始建立起来的所谓皇族正统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人们开始对其提出质疑。原本统一全国的晋朝是有条件重新建立起一套正统的体系，但又因为皇族自身的原因，这个新统一起来的新王朝却没有重新确立正统。尽管后世大多数历史学者都承认晋朝的正统地位，但这种威信是值得怀疑的。关于魏、蜀孰为正统的观念争执了一千多年，最终也没有一个让人信服的观点。而在当时，很多人也以能成就类似刘备的功业为奋斗目标，占据蜀地的地位并不低。三国末期钟会就曾说过：“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这也就是为什么李雄仅据益州即敢称帝的一个重要原因。请注意，以前称帝时是十分注重正统地位的，至少也要有玉玺这样的凭证，这可以参见《三国演义》中的很多例证。
五 羯人石勒
在益州称帝的李雄尽管与三国时期的蜀汉同样定都在成都，但它的建立过程似乎更像是三国时期的东吴，在李特、李流兄弟创立的业绩之上，李雄终于最后巩固了政权，并且废除了晋朝遗留下来的不少不合理制度。当时李雄不仅有李氏一族的支持，也招揽了不少人才。成国建立初期的局面相当不错，与此产生鲜明对比的便是这个时候还在“窝里斗”的晋朝皇室。
在李雄称帝的那一年，也就是晋惠帝光熙元年（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在一番明争暗斗之后，终于除掉了皇族之中最后的两个强劲的竞争对手成都王和河间王，为了便于掌握手中的权力，司马越又用毒饼毒死了那个连傀儡还不如的白痴皇帝司马衷，重新立其弟司马炽为帝，这就是晋怀帝。
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刚刚掌握了大权的司马越也意识到并州一带形势严峻，任命刘琨为并州刺史。关于刘琨，他和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应该算得上是尽人皆知。刘渊获知这一消息，以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在版桥一带拦击刘琨。刘渊起事以来终于首逢对手，刘琨果然名不虚传，在版桥一仗击败了刘景，进驻并州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安抚军民。刘渊暂时也清醒了一下头脑，放慢了步伐，考虑下一步的进攻方向。
此时邺城也发生了战争，在河北一带的成都王司马颖原先的部下汲桑以为成都王报仇的名义，自称大将军，进攻司马腾驻守的邺城。汲桑本不足惧，但他的先锋大将，乃是日后称霸北方，在十六国时期赫赫有名的人物——羯人石勒。
羯人乃是匈奴别部羌渠的后裔。相比于匈奴本部，羯人的地位要低得多，羯人的基本社会单位还是长期以部落存在的。石勒原来的名字叫背，他的祖父耶奕于、父亲周曷朱，都是部落里的小帅，周曷朱性情粗暴，不得部下之心，后来他常常让石勒代为小帅之职，竟然得到众人的爱戴和信任。
当地的大户郭敬、宁驱认为此人非同寻常，经常给予资助，石勒感激之下，便为他们耕种。
干活辛苦之时，耳畔总能听到金戈铁马之声，石勒心中疑惑，便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只笑笑回答他说：“这不过是劳作时的耳鸣，不是什么不祥的事。”
晋惠帝末年，并州饥荒大乱。石勒和族人出外逃生，走散之后穷极无奈，又重新回来投靠宁驱。
北泽都尉刘监觉得石勒很会干活，可以卖个好价钱，想把石勒绑出去卖掉，石勒在宁驱的藏匿下方才脱险。
于是他只好出外求食，路上遇到了另一位恩人郭敬，向他哭诉自己饥寒没有出路的悲惨处境，说得郭敬也为之落泪，将身边所带的衣服和食物分给了他一些。
石勒对郭敬说：“现在闹饥荒，就这样穷下去可不行。胡人们都饥饿至极，可以把他们诱到冀州一带求食，到那里，把他们卖掉，你得身价钱，诸胡得活命，双方都有益处。”
郭敬非常同意他出的主意。正好这时的并州刺史司马腾也大规模地实行同样的计谋。他派兵大捉诸胡，两胡一枷，押到冀州去出卖。石勒这时二十多岁，结果也被捉去。
幸而，押送他们的首领郭阳正是郭敬的族兄，一路上石勒得到额外的照顾，倒没受什么大委屈，最后他被卖到茌平人师欢家为耕奴。
石勒在师欢手下干活十分努力，闲暇时和其他耕奴聊天，就跟他们说：“我干活时耳边总会有鼓角之声，不知你们有没有听见呢？”
别的耕奴竟也有人听到类似的声音，说：“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们也常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石勒笑道：“我自幼在家时就能听到了。”
耕奴们诧异不已，回家后就告诉了师欢。师欢见石勒容貌不俗，壮健雄武，又善骑射，深感他与众不同，就把他给放了。
石勒重新浪迹四方，为人作佣工。一次他被乱军捉住，恰好一群鹿从旁边跑过，军士争相追捕群鹿，石勒才得以逃走。
羯人的地位之低，令人难以想象，只因为他的种族，便被捉来放去，羯人与猪狗，真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个故事在史书上另有一段记载：石勒逃脱此劫后，在路上遇到一个老头，对他说：“刚才那群鹿是我变的，你当为中原之主，所以我来救你。”这显然是日后石勒或者他身边的史官借题发挥，编造出来说明石勒就是真命天子。不过帝王将相之所以能有这么多可以发挥的传奇故事，也正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他们成长过程绝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只有经历无数艰难险阻，甚至九死一生，方能成就大事。
走投无路之下，石勒邀集了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骑为劫盗，后来又得到郭敖、刘征、刘宝、张曀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十骑。
这些人在当时都是武艺超群的马上高手，号称十八骑。他们闯入皇家马场，骑上宝马四处抢劫，抢来的财宝就去贿赂汲桑。所以汲桑起兵之时，石勒便率众投奔了汲桑。汲桑十分欣赏石勒的“骑兵抢劫队”，就命他以石为姓，以勒为名，“石勒”的称谓便从这时开始。
（关于“石”这个姓，有一种观点认为，“羯”或“羌渠”的古汉语发音接近Kiat，这个音在匈奴的语言正好是“石”，所以石勒后来就选择用汉字的“石”作为自己的姓氏了。这种观点，似乎比史书上汲桑直接起名的说法，更具说服力。）
汲桑封石勒为扫虏将军、忠明亭侯，以前锋都督率军进攻邺城。石勒打仗之勇猛，在十六国时期可是一顶一的，再加上骑兵强大的冲击力，他一战大败晋新蔡王司马腾的将领冯嵩，长驱直入城中，其部下李丰将惶恐出逃的司马腾杀死于城外。汲桑的军队在城内杀死士族、民众万余人，又放一把火烧了邺城宫室，大火竟然十日不灭。
可怜邺城这座东汉末年曹操曾一度建都的名城，就这样被焚掠一空。
十六国时代，诸如屠城这样的悲剧正是数不胜数，且可以达到令人瞠目的地步。通过一部十六国史，我们可以发现，屠城的情况往往发生在不同种族之间，它源于原始部落之间的屠杀行为。屠城反映人类最为野蛮的一面，而这也成为不同种族在冲突中发展成熟的必经之路。只要有种族冲突的存在，类似屠城的野蛮事迹就可能发生，即使在当今世界，如何消除种族之间的仇恨，文化之间的冲突，也是困扰许多国家的一大难题。
六 石勒归汉
汲桑、石勒的在邺城的胜利令当时刚刚在朝中掌握了大权的东海王司马越感到非常震惊，他立即派出大将苟晞和王赞兴兵讨伐。
石勒率领的骑兵与苟晞的军队相持于平原、阳平一带，连续交锋数十次，打了几个月的时间，双方互有胜负。司马越生怕苟晞的军队有个闪失，亲自带兵屯于官渡，声援苟晞。
苟晞在西晋末年也算排得上号的名将，他执法严酷，军纪整肃，在平乱的战事中屡有斩获，威望很高。但他与石勒交手也是难以取胜，经过一番拉锯战，他找到了对手的软肋——直接进攻汲桑的军队，汲桑的统率水平显然与石勒不在一个档次，东武阳一战晋军大破汲桑军，并一路追击，汲桑成溃败之势。
汲桑与石勒收拾残兵败将，两人商量了一下，觉得当前汉王刘渊声势正盛，意欲投奔，在经过赤桥一带时遭到冀州刺史丁绍袭击，又打得大败，汲桑与石勒在乱军中失散，汲桑逃到平原，被晋军所杀。
石勒的残兵逃至上党，当时据于此地的也是胡人张背督、冯莫突。石勒便投靠了这支胡人的部队，他很快看出这支部队难成大器，就对张背督等人说：“现在天下的形势是刘单于（指刘渊）举兵反晋，而我们的力量却一直没有追随他们，难道我们有实力独立作战么？”
张背督等人想了想，说：“恐怕没这个实力吧。”
石勒乘机应道：“既然如此，何不早寻出路。如今我们的部落已经有人收受单于的赏赐，准备叛逃投奔单于了！”
张背督等人深以为然，承认刘渊乃是可以与晋军抗衡的最强的势力，于是跟随石勒一起投往汉营。汉王刘渊大喜，封张背督为亲汉王，冯莫突为都督部大，任命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统率这支部队。
（从一些细节上也可以看出刘渊对石勒相当器重，将“平晋”二字作为他的封号，我们大致能够猜想到两位英雄人物见面时的相惜之情，比之晋朝皇室的什么“兄弟之情”，可知是谁得天下，谁失天下了。）
令刘渊头疼的乌桓部（就是曹操平定北方时的那个乌桓，或者叫乌丸部的后裔）张伏利度有两千兵马屯于乐平，刘渊认为乌桓与匈奴同为入塞的游牧民族，很想将其招至部下，但乌桓部并不领情。石勒向刘渊献计，他假装在刘渊处获罪，前往投奔伏利度。伏利度很高兴，与石勒结为兄弟，石勒出兵时每每所向无前，深得伏利度部下之心。
石勒通过一段时间的细心观察，认识到众心已经归附于他，便突然在军中聚会时挟持伏利度，并对其部下说：“如今若起大事，我和伏利度谁可为主。”
众人振臂高呼“石勒”的名号，石勒当即放了伏利度，率众归顺汉国。
刘渊得了乌桓部的精兵，如虎添翼，大为欣喜，当即加封石勒督管山东征讨诸军事，并把伏利度部也交给石勒指挥。
刘渊得到石勒相助，同时部队又得到了休整。晋怀帝永嘉二年（公元308年），刘渊以四子抚军将军刘聪等十将为南路军，以辅汉将军石勒为东路军，分别向太行和冀州一带进军。
东路军在进军途中遇到了晋军的抵抗，而南路军则比较顺利，刘聪接连攻下河东、平阳两郡。刘渊迁都蒲子（今山西隰县），以壮声威，而这一招还真有效果，附近的鲜卑、氐的一些部落纷纷来降。晋军处于退守之中。
八月，东路军的石勒终于攻下邺城，晋军分王堪、曹武两路抵挡刘渊的两路大军。两军相持于洛阳附近。晋朝的都城可谓是坐卧不安了。
汉军一路势如破竹，连取魏郡、汲郡、顿丘等地，各地望风而降，少有抵抗的力量。刘渊认为汉军手握并、冀两州的大部，兵临洛阳，已对晋军形成了绝对优势，灭晋当在弹指之间，此时竟迫不及待地在蒲子称帝，改元永凤，大赦境内，封长子刘和为大将军，四子刘聪为车骑大将军，族子刘曜为龙骧大将军，其他宗室尽皆封王。异姓按勋谋区别，也封为郡县公侯。
（刘渊与石勒相比，对长远的考虑上似乎稍有不及，细节之处可见差别，石勒早年的穷苦经历也铸就了他的隐忍负重，不在乎一时得失的性格，并且对于时势的判断也常常准确地让人惊讶，而刘渊就显得过于贪恋权势了。不过刘渊的年龄应该是远大于石勒的，所以也不可同一而论。）
这样，汉、晋两国已成为真正意义上对等的两国，它们在洛阳附近的决战，将成为决定双方今后命运的一场生与死的较量。
七 汉晋洛阳大战名
晋怀帝永嘉三年（公元309年），刘渊采纳大臣们的建议，迁都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大赦境内，改元河瑞。汉军当时的攻势渐渐形成灭晋之势。
晋朝内部传出的消息令人失望，由于东海王司马越独揽大权，他所立的晋怀帝也已经与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怀帝多次秘密会见其亲信大臣缪播等人，有除掉司马越之意，司马越觉察到缪播等人的行径，在宫中发动突然的军事行动，将正与晋怀帝讨论密事的缪播等人一并诛杀，同时斥逐保卫皇宫的武将，司马越与诸官之间形成对立。
司马越兵权在握，而所谓的皇帝的亲信大臣们又尚未得到可以信赖的寸兵一卒，且一旦变故，没有实权的皇帝只能在一边偷偷流眼泪。（权臣之难以对付，众多的例子可以做上一个最好的注脚。但所谓对内可以靠自己的权术，对外则得靠真正的军事实力和军事才能，而实力与才能显然不可能靠动点小聪明就改变的，这就是司马越与曹孟德、司马懿之辈的最大的差距。）
晋朝的左积弩将军朱诞痛恨司马越的倒行逆施，失望之下叛降刘渊，并向刘渊陈述洛阳防守的弱点，劝刘渊出兵攻打晋都洛阳。刘渊本有此意，当即以朱诞为前锋都督，为汉军开路，以平晋大将军刘景为大都督，向洛阳方向进发。汉军很快攻克黎阳、延津等地，并击败晋车骑将军王堪，刘景在延津附近将晋朝的三万百姓沉入黄河。
刘渊闻听这个消息，勃然大怒，说：“刘景有何颜面回来见朕？更何况天理岂能容他！我要除掉的，司马氏罢了，百姓何罪？”立刻将刘景降为平虏将军。
（刘渊此时再次显示出他重视汉政权对晋朝百姓的影响，可见其欲匡扶天下之心。比起他的那些接班人，以及十六国中不少只知穷兵黩武，屠戮生灵的统治者，这点已经很不容易了。）
在东线战场，即冀州一带，石勒先后攻陷了冀州郡县壁垒百余个，兵力增至十余万人。
石勒的军事胜利不仅影响了周围的诸胡部落，也影响了不少报国无门的晋朝的汉人士族。
赵郡（今河北高邑西南）有个汉人叫张宾，是个相当有才华的低级士人。他自叹世风日下，难逢明主，总是对他的兄弟们说：“我自以为才智谋略不比张子房差，可惜我却遇不到我的汉高祖啊。”
石勒大军席卷河北大地，张宾兴奋地对亲人们说：“我看过的当今为将者多了，惟独这位石勒将军可与之共成大事。”
他立即提剑来到石勒军中，大叫着要见石勒。起初石勒并未觉得此人有何特殊之处，但经过接触以后，终于意识到张宾确有独到的见解，渐渐开始重用他。
当时来投奔石勒的士人越来越多，石勒认识到自己欲成大事，必须依靠这些在晋朝不得志的士人的帮助，他以张宾为谋主，加上不少低级士族，别立一营，号为“君子营”，为他出谋划策。石勒对汉人的利用，有甚于刘渊。同时主要聚居在并州的羯人更是积极投奔石勒，石勒借助其在冀州一带的成功很大程度地增强了自己的实力。
连战连胜之后，这年八月，刘渊正式发动进攻洛阳的总攻势。他派楚王刘聪与晋叛将王弥攻打壶关，并以石勒为前锋都督。汉军在击败了并州刺史刘琨的军队之后，很快逼近洛阳，东海王司马越派平北将军曹武和将军宋抽、彭默等出兵抵抗，均被汉将刘聪击败。刘聪长驱直下宜阳，平昌公司马模派将军淳于定、吕默等从长安方面出发前往抵抗。两军战于宜阳，淳于定等又被击败。
眼看洛阳危急，弘农太守垣延献诈降计投奔刘聪，而连胜的刘聪却有些头脑发昏，竟不设防，垣延对汉军发动夜间突然袭击，刘聪大败而还，汉军进攻洛阳的第一次战争以晋军大胜结束。这场战争的失败显然给急于灭晋的刘渊当头一棒，刘渊穿着素服迎接刘聪的败军。
这年冬天，刘渊不甘心失败，以举国之兵力，令刘聪、王弥、刘曜、刘景等率精骑兵五万为前锋，以其岳父大司空呼延翼率步兵、骑兵为后继，向洛阳发动突然袭击。晋军一时间有些猝不及防，在河南被汉军击败，但汉军显然未从几个月前的第一次的惨败中完全恢复过来，晋护军贾胤等率勇士千余人夜攻刘聪军，两军战于大夏门，刘聪军溃散。刘聪转而向南，驻军于洛水，进而进屯于洛阳宣阳门之外，此时呼延翼被部下杀死，其部下兵士溃散。
刘渊得到老丈人被害的消息，自觉暂时难胜晋军，就下令刘聪还师。刘聪认为晋军势弱，不可轻退，请求留下来继续攻打洛阳；刘渊总算同意了他的请求。但刘聪取胜的信心也开始动摇，他竟然自己一个人跑到中岳嵩山，去祷告天神，将留守大营的任务交给了部下刘厉和呼延朗。
司马越乘着汉军主帅在外的空虚之际，采纳了参军孙询的建议，令部将孙诲等率精兵三千人自宣阳门出击汉军，汉军大败，阵斩呼延朗，刘厉无奈之下投水自杀。
刘聪得不到天神的保佑，从嵩山下来，只能垂头面对残兵败将，王弥对他说：“当前我军失利，洛阳城守备更加坚固，我们的粮草也支撑不上多少时间了，殿下不如率部退回平阳，徐徐图之。”刘聪心想当初提出留下与晋军决战的正是自己，如今若是就这么退兵未免颜面扫地，而且还有可能被治罪，踟躇不定。
在平阳观望战事的刘渊得到战败的消息，也是失望之极，身边一个卜卦的大臣宣于修之进言：“攻克洛阳，岁在辛未（指两年后的公元311年）；现在晋军气盛，大军不归，必将溃败。”刘渊也明白“心急吃不成热豆腐”，只好将刘聪的军队召回。
汉晋在洛阳附近的两次大战，均以晋军的胜利告终，这使得晋朝的紧张局势得到暂时的缓和。但是，由于晋朝未能解决自身内部的问题，取胜的背后依然不能掩盖其问题的存在，其颓势已非一人一将所能阻止；汉国虽然进攻洛阳遭到暂时的挫折，但也使其转而加强内部政权上，其下一次全面的进攻就将是更加凶猛的。
可惜，刘渊再等不到辛未年了，洛阳大战的第二年（即公元310年），他在平阳去世，太子刘和即位。
刘渊将他的灭晋大业留给了他的后人，而使他无法想到的是，在汉国的内部，一场残酷的帝位之争正在酝酿之中。
八 洛阳沦陷
永嘉三年汉国的两次惨败，就像重量级拳击手连续的两记重拳一样，出手相当有力，但却因为经验不足的缘故而反遭轻量级的对手重创。但汉国并没有倒在拳台上，它此时将拳收回，一边积蓄自身的力量，一边寻找对手的破绽，内行人可能体会到，对于一个实力强劲的拳手而言，这下一招将是致命的。
刚刚即位的刘和的才能远不如其父，缺乏足够的领导能力，且性多猜忌，以后一切的发展表明刘渊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是失败的。
（我觉得他可说是十六国时代在这个问题上失败的第一人——当然除去了司马炎的那次，那时十六国纷乱尚未开始——对于立嗣问题的忽视，恐怕也应算作十六国如此之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刘和即位后马上产生了对其父分封诸子的不满之意，由于刘聪等人握有兵权，他认为自己的几位兄弟对他的帝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正应了那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刘和身边还凑了一堆在前朝刘渊手下倍受排挤，不得重用而又怀恨在心的烂人，这里头有那个死于洛阳大战的呼延翼之子、时任宗正的呼延攸，以及卫尉刘锐、侍中刘乘。他们都在私下里怂恿劝说刘和早日除掉卧榻之畔的“隐患”——拥兵于国都平阳近郊的刘聪等人。
这呼延攸乃是刘和的舅舅，刘和听了他的话后更坚定了决心先下手为强，除去几个兄弟。他连夜召见卫队的几名将领明示诛杀诸王的计划，其弟刘盛劝刘和不要自相残害，当即被刘和左右所杀，其余将领惟有服从。
刘和命刘锐、呼延攸、刘乘等分别收捕楚王刘聪、齐王刘裕、鲁王刘隆、北海王刘乂等宗室。
刘聪得到奉命捉拿刘乂的田密、刘璿等人密告，大吃一惊，刘聪本与刘和矛盾重重，决定发动兵变。
前来攻杀刘聪的刘锐发现刘聪营中整装以待，一时乱了手脚，转而跑回去与呼延攸、刘乘合兵一处攻打齐王、鲁王等人，齐王、鲁王被杀，而刘聪的军队则已乘虚冲入刘和宫中。
刘聪头尾只用了三天的时间，将看着有点司马氏基因的刘和杀死于宫中，帮凶呼延攸、刘锐、刘乘则通通被斩首示众。
刘聪凭借手中的兵权消灭了宫中反对自己的势力，迅速控制了汉国局势，由于他是刘渊剩下的儿子中年纪最大的一个，所以尽管刘聪很想让自己的弟弟北海王刘乂继位，但一番推辞之下还是坐上了汉国皇帝的宝座，改元光兴，这就是汉昭武帝。刘聪认识到石勒及其所率骑兵的重要性，任命石勒为并州刺史。
刘聪对于刘渊的单皇后所生的弟弟刘乂宠爱有加，实在始于他的荒唐之举。
原来单皇后尽管是刘聪父亲的老婆，却十分年轻美貌，刘聪曾经与她私通，以后爱屋及乌，也就十分喜爱单氏的儿子刘乂。
（我怀疑刘乂很可能就是刘聪之子，这个史书上是不会乱说的，但根据刘聪的表现，这个猜想未必不真。呵呵，这样看来，晋室内部的骨肉残害，比起汉国内部的乱伦来，似乎还好出许多呢，汉国的灭亡，也不会远啦！）
刘乂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切，认为单氏对刘渊不忠，常常对她冷嘲热讽，单氏羞愧之下，忧郁而死。这个来路不明的刘乂也没什么好下场，从此失去宠信，只是因为单氏的缘故，刘聪才没有轻易动他。
刘聪继位后，汉军对晋都洛阳采取孤立包围战术。石勒的骑兵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很快渡过黄河，晋朝黄河南部的南阳、宛城很快沦陷，石勒对于晋朝官员，可谓恨之入骨，作战中凡俘获二千石以上的晋官，几乎全部被他杀死。石勒骑兵很快攻下襄阳城，江、汉一带的堡垒三十余个，均落入石勒之手。石勒骑兵雄居江汉，便想以此为根据地与天下抗衡，参军张宾立刻向他指出当前形势：战线已经拉得过长，且江汉一带并不适合石勒的精骑发展，不如北撤。
石勒北还又先后攻下晋江夏、新蔡、许昌等城。石勒骑兵的南北一下一上，可谓是威震中原，此时在洛阳以东一线出现了一片巨大的沦陷区，洛阳几乎陷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不久就陷入饥困两难的境地。
司马越派使臣面见怀帝，向他讨要檄文征募天下兵士支援。可怜的晋怀帝，涕泪交加地对使臣哀叹：“以我的名义宣示天下：今日来救我还来得及，再过几天恐怕就救不到了！”可惜少数援兵还没来到洛阳，就已吃了败仗早早退去，洛阳城内终究没有等到任何援兵。（晋室的王公大臣当初奢侈已甚，丢尽天下人心，穷途末路终于自尝恶果。）
司马越无奈之下，亲自率领晋军二十余万讨伐石勒，此时晋怀帝早已不满司马越的专权，又命驻守青州的苟晞下诏讨伐司马越。（晋室又出内乱，哎，有名将而不用，却在生死存亡之际又自相残杀，没什么可说的了。）
司马越临时组织起一支部队对抗苟晞，又被击败。这位“八王之乱”的最后得利者、“八王”的唯一幸存者，终于也没有笑到最后，他忧愤成疾，病死军中。
太尉王衍代司马越率众东下，护送司马越棺柩回东海，走到宁平城（今河南鹿邑），被石勒的轻骑兵赶上包围。石勒指挥骑兵四面射杀，使王衍率领的十余万人无一幸免。
被俘的王公、贵族、大臣们请求免死，王衍更是将晋朝之败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只说朝政不干己事，又乘机向石勒献媚，劝石勒做皇帝，以求活命。
石勒看了眼王衍，轻蔑地说道：“你年轻时就已名闻四海，登临朝堂，肩负重任，眼下却说出这样不是为官者所说的话。如今天下之乱，全由你们这样的人引起的！”立命左右推出，当夜石勒就派人排墙将这批权贵全部填杀。
一代“清谈大家”王衍就这么死了，所谓“清谈误国”，莫过于此。
李恽原本是司马越原来留在洛阳监视晋怀帝的，由于司马越的失势，他以奔丧为名，带着大批王公官吏逃出洛阳。石勒在消灭了王衍军以后，又击溃李恽军，杀死了随军的晋宗室四十八个王和官吏们。
到了永嘉五年的夏天，刘聪认为灭晋时机已经成熟，即命大将军呼延晏领兵二万七千攻打洛阳。晋军毫无斗志，兵败如山倒，连败十二阵，被歼灭的士兵竟达三万多。呼延晏乘胜与刘曜、石勒、王弥军会兵一处，围攻洛阳。汉军以极快的速度攻破洛阳城门，晋怀帝在出城逃往长安的路上被汉军追获。刘曜带着汉兵杀入宫城，又大杀了一批王公大臣。于是，晋朝的皇帝成了汉国的阶下囚，晋朝的皇陵宫庙被洗劫一空、焚烧殆尽，晋都洛阳沦陷。
这一年是公元311年，距司马炎灭吴仅仅只有三十一年。
九 刘琨孤城抗汉兵
十六国的兴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晋室的衰败和自戕，作为汉族政权的晋朝当时真是乏善可陈，但在晋朝之中也有不少不错的将领，在洛阳失陷后的北方大乱时期中崭露头角的刘琨当然是其中的一个。既然要说到十六国时期的英雄，我想刘琨也应该算是其中的一位，我们不妨转而从刘琨的角度，来看看洛阳失陷后的一段时间内北方的形势。
说起刘琨的身世，也很有意思，他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居然与那位成天强调自己身世的蜀汉先主同宗！呵呵，不知道刘琨是怎么对人讲述自己的出身的），祖父与父亲都在魏晋朝中为官，他年轻时文才出众，长于诗赋，与哥哥刘舆并列于当时著名的文士集团“二十四友”之中。
说起这西晋“二十四友”，说“人才济济，星光灿烂”并不过分。且不说东吴才子二陆、诗赋大家左思、文学理论家欧阳建、大富豪石崇，就光提一个美男子潘安（本名潘岳）的名字，就足以慑服世人了。西晋末年士族阶层虽趋炎附势，奢豪无度，却也在客观上由于“二十四友”这样的类似门客组织的存在而推动了中原地区文学形式的发展，促进了文学理论的提高。可惜，这样一批“魏晋风流”只换来了铁蹄的践踏，“二十四友”最后大多在乱世中不得善终，烟消云散，惟有文采流传到了今天。
大丈夫受命于危难之际。
光熙元年（公元306年），刘琨被任命为并州刺史，当时的并州由于汉国刘渊的扫荡，已经是支离破碎，想要到达并州的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简直是困难重重。刘琨在上党一带募集了五百名将士，经过艰难转战方才到达晋阳。
由于并州的战乱，当时在晋阳的百姓已纷纷涌往邺城。晋阳城内满目疮痍，“府寺焚毁，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饥羸无复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满道”，其状可谓是惨不忍睹。刘琨当时便率众砍掉荆棘，掩埋尸骨，重新建起房屋城池，他又亲自带领兵士守城，并让农民身带防具和武器耕种，逐渐在晋阳城建立起新的防御体系。
刘琨了解到匈奴各部并不团结，又采用离间之计使不少小部落归降了他，据说，这还是让刘渊迁都的原因之一。
刘琨还有一个高招就是以胡制胡，他与当时在并州北部的代州（今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一带的鲜卑拓跋部（这就是后来威震北方，建立北朝的拓跋部的先祖）结成盟军，对刘渊各部曾一度形成夹攻之势，后来拓跋部的首领拓跋猗卢吃了败仗，认为无法消灭刘渊，刘琨的军队又与刘渊军形成僵持状况，最终也只好局促在晋阳一带。
无论如何，汉军横扫北方之时，刘琨以其固守之策一直坚持在晋阳，保住了并州一隅，要知道当时北方大多数州郡的军队一碰上石勒、刘曜等人的军队基本上都是一击则溃，一败涂地。
尽管汉军声势强劲，刘琨在刘聪的部下中只器重一个人，那就是石勒。因此他才会在找到了石勒的母亲以及他失散的侄子石虎时，派使者将两人交给石勒，并亲自修书对石勒的用兵赞扬一番，意欲说服石勒降晋。
石勒也是个明白人，他自然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他回答刘琨说：“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意思无非是说，人各有志，还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吧。
（石勒的很多想法真让人怀疑他是个出身异常卑微的羯族人，我以为他手下的一批谋士，特别是张宾对其的影响应是相当大的。以石勒的资质能力，他当然不会愿意在刘聪的手下干到底，但他也不可能归顺晋朝，否则我们又少了个大英雄可以谈论了。）
时至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当时大致的形势是汉国已经占据了黄河下游的大片土地。石勒先在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一带打败王赞的军队，生擒王赞，又乘着日益骄奢的大将军苟晞不听手下劝阻，刚愎自用的时机，突击其所在的蒙城，一举将其擒获。
解决了两名晋将，石勒开始将屠刀举向控制青州的晋朝降将王弥。
原来这王弥也不是个吃素的家伙，他曾私下派人召自己的部将曹嶷引兵偷袭石勒，以达到自己据守青州称王的目的，不想保密工作却做得不周详，使者被石勒意外抓到。石勒杀了使者、截了文书，将王弥轻轻瞒过，暗地里却已有了除掉王弥的意图。
石勒擒了苟晞，把他封为左司马（苟晞、王赞后来企图叛变，终被石勒所杀）。王弥心中不满，就写信对他说：“石公擒获苟晞而善用他，真乃妙招！假若以苟晞和我做石公的左膀右臂，区区天下又何足挂齿？”
石勒笑着将信拿给张宾看，说：“这个王弥，身居高位而故意言语卑微，看来他又有当初图我之心啊！”
张宾答道：“王弥有据青州而称王之心，将军不也有倚并州而成事之意么。他之所以还没有动手，只不过还没找到方便的时机罢了。倘若机会一到，曹嶷军队同时杀来，两敌互成羽翼，怕是又不好对付了。将军不妨乘着王弥势力小有衰败之时，诱而灭之。”
恰好王弥与晋将刘瑞对峙，相持不下，向石勒求救。石勒也正与乞活军（流民自发组织的军队）的首领陈午作战，犹豫不决是否派援，张宾马上进言说：“将军不正愁没个机会消灭王弥呢，如今来了岂能错过？陈午不过小竖子，有何可虑？王弥才是人杰，就此搞定。”
石勒这才下定决心，发兵进攻刘瑞，大破晋军。
回过头，石勒乘王弥未加防备，邀请他前来赴宴。酒酣之间，石勒一声令下，刀斧手一齐用命，王弥及其手下稀里糊涂地做了刀下冤鬼。
“鸿门宴”计成，石勒又命手下起草一份奏折，向刘聪“痛陈”王弥谋逆。刘聪得到消息，心中大怒，但他明知是石勒铲除异己，却又慑于其军事力量强大而不敢随便翻脸，只在表面上派人责备石勒“专害公辅，有无君之心”，实质上反倒加封他为镇东大将军，让他执掌幽、并二州军事。
从这一小小举动可以看出，石勒已具备与汉国朝廷分庭抗礼的实力，并且他的实际控制范围向南直达长江以北地区。
这时的晋朝势力则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区（不包括刘琨等处在沦陷区之内的晋将）：一部分是在关中的以皇太子司马邺为首的晋朝官员；另一部分则是由名门望族王导辅佐的琅邪王司马睿的势力，当时在江南的建业一带。
关中的司马邺尽管是法定的皇位继承人，但此时实力薄弱，几乎已成惊弓之鸟。稍有实力的倒是处于江南的司马睿，江南并未受到战乱的侵袭，经济状况发展得也比较好，再加上不少北方士族由于战乱的南迁，王导也劝说司马睿广收贤人，一旦将来形势有变，即可有一番“大作为”。
对江南垂涎已久的石勒（他早有据江而立的野心，这在前面攻下襄阳时就可看出）分析形势后，认为应尽早对江南下手。于是在这一年的二月，他在葛陂一带驻扎大军，广造船只，准备攻打江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建业。
十 “右侯”张宾
由于晋朝的统治中心还未完全转移到南方，石勒对江南形成的攻势被认为是一举攻灭江南晋朝势力的好机会，然而与历史上的多次南北战争出现的情况一样，北方的士兵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加上这一年进入二月以后连续大雨不止，石勒军中士兵纷纷患病，死者将近半数，士气受到了很大打击，石勒的部将们也是各怀心志，军心浮动。
晋军听说这些消息，将军队集中在寿春一带，准备进攻石勒军。石勒诸将逐渐形成了议和派、避守派与速战派的三种观点：右长史刁膺认为应该先以钱款交于司马睿，请求降晋，待晋军退却，再慢慢图之，石勒听罢仰天长啸；中坚将军夔安则要求先择高地避雨，石勒不屑一顾说：“将军何怯邪！”而孔苌、支雄等将军则要求分出一部分兵力连夜攻下寿春，再一鼓作气，当年平定江南，石勒听到这一请求，笑道：“是勇将之计也！”并赐给这些将领每人一匹铠马。
面对三派观点，石勒尚未发表自己的观点，他当然要问问自己十分信任的张宾。张宾当然明白石勒问他的意思，他答道：“将军攻陷晋朝的京师，抓住了天子，又亲手杀死了这么多晋室王公，对于晋朝的罪行早已擢发难数了，如今又怎么可能以臣下的身份降晋呢！去年刚杀了死对头王弥，本就不该来此，如今天降暴雨，显然说明将军不宜久留此地。邺城乃是北方的军事要地，只要据守在那里，将来就可以经营河北，只要河北一定，天下再没有可出将军之右的人了啊！晋军守在寿春，只不过是怕将军前往攻打。如若将军退兵，晋军必然对自身得以保全十分高兴，哪会有工夫袭击我们的身后呢？将军可以将辎重车马先运往北方，自引大军前往寿春。等辎重走远了，大军再慢慢返还，哪里还怕进退无处呢？”
石勒喜道：“张君的计谋说得正是啊！”当时就斥责刁膺畏怯，把他废为将军，而擢升张宾为右长史，号为“右侯”。石勒从此以后更把张宾视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凡事都要多多少少与张宾交换意见。（石勒称王以后对张宾依旧十分敬重，即使是上朝之时，也从不直呼其名，都以“右侯”称呼，一个晋朝的士人在石勒的心目中能达到这样的地位，实在是相当不容易的。）
谈到张宾这次提出的计谋（或者应该说是计划），我们不得不对张宾对形势判断的正确感到叹服，幽、并一带当时已经成为石勒势力的中心，而冀州、青州等地，也在他所能控制的势力范围之内，只要假以时日进行经营，石勒将在黄河下游一带形成自己强大的势力，这是张宾所能清楚看到的，也是被后来历史的发展所证实了的。而反观刘聪的势力，自从攻下洛阳之后，其主力部队如刘曜军正在西线一带进行扫荡，且局势并不显得有利，刘曜由于攻打长安失败还被刘聪贬了职。同时，由于汉军内部的来源极其复杂，各部也是相互猜忌，战斗力已经远不如前，尽管刘聪和朝中大臣对石勒也一直存有戒心，但由于王弥被杀，已无力东顾，所以事实上已失去了对石勒部的控制。同时江南晋军虽弱，但在后方未稳，且士气不高的情况下贸然南下，势必造成战线拉长，且有全军溃败的危险。张宾在对这些事实有一个清楚分析的基础上，直接指出三种观点的问题所在，给出了石勒下一步（甚至可以说是后面的整个行动）的行动方向，也基本上奠定了这以后十数年中国的整体形势。张宾是汉人，他的这一计划实际上也使得汉人政权晋得以保全，退兵对于双方是公平的。南方得到的是安定，北方尽管战乱继续，却由于石勒军重心的确定而将向稳定方向发展。
石勒引兵从葛陂北还，所过之处都已坚壁清野，没有任何战利品可以抢夺。兵士饥病交加，还出现了“士卒相食”的事件，到达黄河时，与晋将向冰相遇。石勒将要渡河，只担心向冰半路邀击，他又采用张宾之计，以轻骑兵抄小道袭击向冰，大破晋军，石勒渡过黄河，重新恢复了军中士气，长驱逼近邺城。
这时邺城附近的晋将刘演据守三台（即指曹操当年所建的金凤台、铜雀台、冰井台三台，皆为战略要地，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石勒手下诸将纷纷提议攻打三台。
张宾不以为然地说：“刘演实力虽弱，但毕竟还有数千兵士，三台这个地方易守难攻，硬攻并不容易拿下，还不如把它舍弃，他们将士时间一长，补给跟不上，自然而然就会崩溃。更何况我们大军行军已久，斗志不高，王浚和刘琨这两个强敌一直对我们虎视耽耽，现在决非打仗的好时候。我看不如选择一处便宜之地为都城，广聚粮草，如此霸王之业可成。邯郸、襄国（今河北邢台）两地是赵国的旧都，依山凭险，都以地形取胜，望将军选择其一。”
石勒闻言赞道：“右侯之计真是在理！”于是他下令缓图邺城，而将粮草运送至襄国，积蓄力量。刘聪为了安抚石勒，也不得不加封石勒为冀州牧、上党公，并掌握冀、幽、并、营四州军事。
幽州刺史王浚果然乘着石勒初到襄国，立足不稳，派遣督护王昌与鲜卑部段就六眷及其兄弟段末柸、段匹磾率领五万联军前来攻打。石勒的城墙尚未修好，守备还没到位，只好临时设置栅栏、障碍，抵挡来犯之敌。然而鲜卑骑兵冲击力强大，石勒手下的军队数次出战都不是对手，这时鲜卑人又加紧修造攻城器具。
形势吃紧，石勒召集众将商议，提出：“现今敌众我寡，围城的军队攻势不止，我们又一时得不到有利的外援，如若坐以待毙，即便是孙武吴起再世也难挽救败局了。我的看法，不如以精兵出城，与对手决一死战，以求生路，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多数将领都有些畏战，只说：“我军坚守不出，敌军疲惫自退，到时候再追击，不怕不取胜。”
石勒略显失望，又问张宾的意见。张宾答道：“段氏的大军远道而来，与我军交战已有连日，连战连胜，必然认定我军势单力薄，不敢出战，想必已经有所懈怠。据我这些天观察，鲜卑骑兵强健勇悍，而以段末柸尤甚，精锐兵卒几乎都在段末柸部下。我们可以暂时不出战，继续示弱。然后迅速在北城一带凿二十几道可以伏兵的暗门，等待敌军排阵未定时，出其不意，直冲段末柸营帐，敌军必然惊恐，来不及抵抗，这就叫作‘迅雷不及掩耳’。等到段末柸的部众溃散，剩下的敌军就不足虑了。”
石勒听罢张宾的妙计，心中自是欢喜，他命将军孔苌依计而行，修凿暗门严阵以待。鲜卑骑兵果然来到北城附近安营扎寨，石勒乘其布阵的时机，亲自登上城头，击鼓发令，孔苌率伏兵突然冲出城去，生擒了段末柸，将鲜卑诸军冲得大乱，伏尸三十里，丢失的铠甲马匹数以千计。
段就六眷的败兵退到渚阳（今邢台市东北），才稍有喘息之机，他派使者送上金银马匹，并以的三弟作为人质，向石勒求和。
石勒有心交段部鲜卑这个朋友，并不理会部将们提出杀段末柸以挫鲜卑之勇的要求，慨然接受议和，放回段末柸，并派石虎到渚阳面见段就六眷，与其结为兄弟。自此一段时间里，石勒与段就六眷相安无事，而王浚也再叫不动他一度使得很顺手的鲜卑联军了。
第二年，石勒终于击溃刘演军，攻下了邺城，受降了三台的大批流民，并让石虎镇守邺城。
这样，石勒以襄国为中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根据地。他下一步的进攻对象，就是晋王朝在关东的残余势力幽州王浚和并州刘琨了。
同在这一年（公元313年），刘聪在百般折磨了晋怀帝之后终于将他与一群大臣一起杀死。在长安的司马邺得到消息后，匆匆登基，这就是晋愍帝。
西晋王朝的丧钟似乎到了敲响的时候了。
十一 陈元达锁腰谏刘聪
汉国皇帝刘聪尽管攻灭了洛阳，算是在汉国的五位皇帝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位，但从前面曾提到的他与其父的单皇后之间的暧昧关系即可看出，他本人是个十分荒淫的人。
刘聪最初的皇后是呼延氏，这是他老爹刘渊的皇后呼延氏同族的妹妹，由于呼延氏乃是匈奴各部中的名门望族，在汉国朝中的势力一度也很强，因此，那时刘聪在后宫问题上还不敢放肆。但没想到不过两年，呼延皇后就死了，于是刘聪立刻就将朝中不少高官的女儿都召入后宫，一口气封了两位昭仪、三位夫人，一位贵妃，而且个个居然都给她们佩上原本只有皇后才可以有的金印紫绶。这还不够，刘聪听说太保刘殷的两个女儿刘英、刘娥才貌双全，又欲纳之，但却遭到皇族内部的反对，其弟刘乂认为“同姓不可通婚”。刘聪心有不甘，又把这件事情提给大臣们听，有些明白刘聪的心思的人当时就迎合说：“听说太保刘殷乃是周代的刘康公之后，与陛下并非同源，当然可以纳入后宫了。”刘聪大喜，派人拜刘殷的两个女儿为左右贵嫔，（贵嫔当时在昭仪之上），然后他又得知刘殷的孙女也不错，又把他的四个孙女封为贵人，其位仅次于贵嫔。从此六位刘妃在后宫得到了专宠，刘聪极少上朝理事，凡事都由中黄门（即处置政事的宦官机构）处理。
不过刘聪的母亲太后张氏对此十分不满，刘聪被迫将他舅舅张实的两个女儿封为贵人，后来又在其母的压力下，立小张妃为后，这样才稍稍平衡了一下后宫的势力。
刘聪日夜沉湎于后宫佳丽，脾气也变得暴虐起来。
十六国时期的暴君比比皆是，刘聪看来还难排上号，但比起他的老父亲，他的种种行为的确在逐渐将汉国引上亡国之路：由于没有按时进贡，刘聪就斩了负责的官员；由于为两位妃子的宫殿没有修好，他又杀死了监工大臣；到汾河去观鱼，他又彻夜不归；大将军王彰坚持进谏，刘聪一怒之下差点斩了王彰，在母亲张氏和公卿百官的劝说下，他才算是接受了谏言，赦免了王彰。
说来也怪，只要被刘聪立为皇后，好像都活不长似的，随着不久后皇太后张氏和皇后张氏的去世，刘聪终于又有机会在后宫为所欲为了。他很快把贵嫔刘娥立为皇后，又准备为这位他所心爱的女人在后宫专门修一个宫殿。
一向得到刘聪信任的廷尉陈元达得知后马上跑到刘聪宫内的后花园，向刘聪切谏：“先帝刘渊以朴素爱民起家，而陛下自从即位以来，却大兴土木，已经建造了四十多座宫殿楼阁，人民又遭受各种灾难，怨声载道。更何况关中和江南还是晋朝的土地；李雄据守巴蜀；晋将王浚和刘琨还守在幽州、并州等地；石勒等人更是心怀异志。汉国真正所拥有的实力也并不强，所有之地，不过二郡，如今岂可再在后宫问题上如此奢侈呢？”
刘聪大怒道：“朕身为天子，造一个宫殿，还要问你这样的鼠辈吗？不杀此奴，朕的宫殿怎能造成！推出去斩了，连同妻子儿女一同枭首东市，让你们这些鼠辈同处一穴！”
陈元达大叫：“我所说的，乃是为国家，而陛下杀我。若死者有知，我要上诉陛下到天庭，下诉陛下到先帝面前。‘臣得与龙逢、比干同游于地下，足矣！’只是还不知道陛下是什么样的帝王啊！”
他之前是用一把锁锁着自己的腰进来的，此时便把锁绕在花园的大树上，将自己的身体与树锁在一起，左右一时间竟然拉不动他。此时身边的大臣劝说刘聪宽恕，刘聪默然不答。后花园内一片喧哗，惊动了正在后堂的刘皇后。刘皇后听说了事情原委，立刻手写一疏，密令手下人交给刘聪。
皇后刘娥是十六国时期十分出色的女子，《晋书》中有她的列传。（《晋书·列女传》中记录的女子中有不少是十六国中帝王的后妃，她们中间参与政事的就有不少，据说刘娥的姐姐刘英比她更通晓政事，刘聪一度深居后宫而不出，凡政事需要决断的均由刘英决之，竟然也做得井然有条，令人叹服，可惜她死得比较早。）她的这篇手疏就写得很有见地，我还是把它抄录在下面吧。
“伏闻将为妾营殿，今昭德足居，皇仪非急。（昭德殿是刘娥原先居住的宫殿，而刘聪准备为她修建的宫殿就取名为皇仪殿。）四海未一，祸难犹繁，动须人力资财，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国家大政。夫忠臣之谏，岂为身哉？帝王距之，亦非顾身也。妾仰谓陛下上寻明君纳谏之昌，下忿闇主距谏之祸，宜赏廷尉以美爵，酬廷尉以列土，如何不惟不纳，而反欲诛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祸由妾而招，人怨国疲咎归于妾，距谏害忠亦妾之由。自古败国丧家，未始不由妇人者也。妾每览古事，忿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为之！后人之观妾，亦犹妾之视前人也，复何面目仰侍巾栉，请归死此堂，以塞陛下误惑之过。”
刘聪看过皇后的手疏，脸色立变，缓缓说道：“我最近身体不佳，有些喜怒无常。元达是忠臣啊，我自感惭愧！”
他将皇后的手疏交给陈元达看，说：“在外我有你这样的人辅佐，在内我有皇后这样的人辅佐，朕复何忧！”转而笑着对陈元达说：“本应是你害怕朕，为什么现在反倒是朕害怕你呢？”
他下令将后花园改名叫纳贤园，后堂改名为愧贤堂。一出直谏纳谏的好戏就此收场。
刘聪并没有改变他生活荒淫的本性，汉国的国势衰微与他也有很大的关系，但他却不是亡国之君，与很多亡国君主不同的是他知道纳谏，尽管有时似乎并非出于本心，他至少知道如何处理好君臣之间的关系，他曾多次采纳直谏之臣的建议，也能够摆下架子向大臣认错。听取部下的意见，即使是出于不得已，客观上也可能会有好的效果。
对于熟知刘聪性格的陈元达而言，看似冒死进谏，却又给自己留了条退路，因为他也明白进谏要讲究策略，如果真的因为一时之快被刘聪杀了，并不会起到真正的作用。锁腰的行为看似贪生，实际上却给刘聪本人一段时间去考虑，因为只要有人劝言，刘聪肯定会改变想法的，这里面的真真假假，大概也只有君臣双方自己才明白吧。
由此我想到了比干之类的直谏而死的大臣，尽管我们可以举出若干个理由说明比干不可能采取陈元达的方法去劝谏，但落得身死的下场其实也并不会让帝王幡然醒悟；而另一方面的例子，我想到的是五代时期的李存孝，他倒并不是因为进谏被杀的，不过李克用想杀他的时候倒是希望左右有人能够替他说几句话，给自己一个台阶下，结果李存孝树敌太深，竟然无人劝言。我的结论便是：进谏（当然诸位可以把这引申到现如今的提建议什么的）必须知己知彼，讲究策略。要有智慧，当然学淳于髡隐语谏庄王是最好的，如若智慧不足，退而求其次，学学陈元达也不错，至少也很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对于这件事中的另一个主角刘娥，她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反思自身，她的那句“后人之观妾，亦犹妾之视前人也”，何只是女人，我以为很多的男同胞应该好好想想自己的一言一行，想想别人会怎么看，怎么想。当然把每个人都用同样的标准来看待是不可能的，但历史是无情的，处事自当审慎。
话题扯得远了，还是回到汉晋的争斗中去吧。汉国中山王刘曜的军队攻打长安，再度受挫；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东北的石勒在攻下了邺城之后已经形成了北方最大的割据力量，他的对手——幽州的王浚因为传说中的谶语，其实并没有为晋朝收复失地的想法，而正做着自己的“皇帝梦”，他的部下对他越来越不满，纷纷投往东北的慕容鲜卑。
张宾向石勒提出一计，认为灭掉王浚就在此一举。
十二 石勒诈降破王浚
王浚之所以能在幽州一带保留自己的势力，与他所仰仗的鲜卑、乌桓等部的强大军事力量是分不开的。（关于东北鲜卑，以及辽东三部的事迹，留待“慕容鲜卑”中再说。）由于王浚不得人心，又宠信枣嵩、朱硕等贪横之人，各部先后背叛了王浚，加上幽州连年遭受蝗灾和旱灾，军队的士气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石勒感到这是天赐良机，准备派使者到王浚手下探听虚实，正好张宾生病，他前往探病，请教张宾有什么看法。
张宾说道：“王浚名为晋臣，实际上却是想自立为王，只是怕天下英雄对他不服；他想要得到将军，就好比项羽想要得到韩信一样。将军威振天下，如今仅仅派遣使者，难以让人看出你的诚意，久而必然生疑。对别人有所图谋，却让别人觉察到你的想法，那可就难以达到目的了。”
石勒点头道：“右侯的看法正是啊！”
于是他派使者带上很多珍宝，并给王浚发去书信，极力吹捧王浚，信中说：
“勒本小胡，出于戎裔，值晋纲弛御，海内饥乱，流离屯厄，窜命冀州，共相帅合，以救性命。今晋祚沦夷，远播吴会，中原无主，苍生无系。伏惟明公殿下，州乡贵望，四海所宗，为帝王者，非公复谁？勒所以捐躯命、兴义兵诛暴乱者，正为明公驱除尔。伏愿殿下应天顺时，践登皇阼。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当察勒微心，慈眄如子也。”
石勒又给王浚的宠臣枣嵩写信，送去大量的贿赂。
王浚刚刚被鲜卑段部背叛，正在暗自懊恼呢，忽然得到石勒的书信，岂能不心中欢喜。起初他还有些怀疑，便问石勒派去的使者王子春：“石公当时英才，据守赵国旧都，可成鼎足之势，为何却向我来称藩，似乎不太可信吧？”
王子春是个很会说话的人，他不假思索地答道：“石将军英才，实如明公（指王浚）之言；然而明公在中原的威望，声名播于八方，胡人和汉人那仰慕已久，又岂是我们小小的一个襄国的力量所能比的？石将军之于明公，就如同月亮对于太阳，江河对于沧海。当年项羽、公孙述也曾称霸天下，却最终身死兵败，这些都是石将军的前车之鉴。自古胡人只有做名臣的，而无做帝王的，石将军尊奉明公，正是顺应天意啊！”
王浚听了这话，高兴得不得了，立刻把王子春和石勒派来的另一个使臣董肇封为列侯，大大地给予赏赐。
（王子春一席引经据典的拍马让人叹服，不仅给自己捞得眼前的利益，还为石勒的行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这个王浚只听了几句吹捧，就变得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有野心的人得有清醒的头脑，像王浚这样的野心家，与石勒相比，一正一反，问题不言自明。）
第二年，王子春等人带着王浚的使者来到了石勒的襄国，石勒把他的精兵强将都藏匿起来，给王浚的使者看的都是些老弱残兵，还满当回事的向北面叩拜王浚的使者接受王浚的回信，好像王浚真是自己的主子似的。
王浚赠给他的拂尘，石勒摆作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不敢拿，小心翼翼地叫人把它挂在自己房间的墙壁上，早晚各拜一次，又对使者说：“我见不到王公，见到他所赐的东西，就像见到他本人一样。”
他让董肇陪王浚的使者一同再回到幽州，与王浚约定当年三月中旬亲自到幽州尊奉他称帝。
王浚的使者一走，石勒马上像变了个人一样，询问王子春有关幽州的事情，当得知幽州城内内忧外患，人心惶惶，而王浚却全无戒备地准备当皇帝时，石勒按着桌子笑道：“王彭祖（王浚的字）真可擒也！”而与此同时，回到幽州城的使者报告王浚的却是：“石勒势力很弱，他的诚意完全可以相信。”可以说，到了这个时候，王浚的最终命运已经决定了。
当然，石勒想要出兵攻灭王浚，此时仍然怕鲜卑、乌桓以及并州的刘琨袭击他的身后，正在犹豫不决，张宾又进言：“这三方不敢轻举妄动，鲜卑、乌桓是背叛了王浚的，此时不会有所想法，而并州的刘琨和王浚虽然同为晋臣，实际上彼此却是仇敌。如今只要修一封书信寄给刘琨，向他求和，刘琨必然很高兴看到王浚的灭亡而不会出兵来救。用兵贵在神速，不可犹犹豫豫！”
石勒哈哈大笑，说：“我所未了的心事，右侯就这么给解决了，我还有什么可以犹豫的呢？”
于是石勒写信向刘琨请和，请求讨伐王浚以赎罪。刘琨本来就特讨厌王浚的为人，果然不出兵。
此时已经利令智昏的王浚命令部下不得阻挡石勒的到来，他竟发出严正声明：“石公此来，是要拥戴我的，谁再敢说阻击统统斩首！”还让左右准备设宴款待。
如此一来，石勒简直是在王浚军的欢迎中开到幽州城下。
为了防止王浚的伏兵，他预先带了数千头牛羊。幽州城门一开，他先让牛羊进入城内，声明是给王浚的礼品，实际上这些牛羊将城内的大街小巷堵了个严严实实。
王浚这才开始坐立不安，害怕起来。石勒的军队进入幽州城，到处抢夺，王浚的左右请求抵抗，王浚仍然抱有幻想，不准抵抗。一直等到石勒带着手下亲自来到王浚的堂前，王浚方才如梦初醒，这时候才想起逃命，哪还逃得掉？
王浚被捉住后大骂石勒叛逆，石勒不慌不忙地指责王浚准备自称天子，列数他在幽州的各条罪状，使得王浚无话可说，最后被石勒带回襄国斩首。
石勒在得到幽州之后是十分残酷的，王浚的万名精兵被石勒下令全部杀死。
十六国时期就是这样，一个政权的灭亡意味的就可能是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而另一方面，新生力量也许就从这样的大屠杀中得到诞生。
对于王浚的大臣，石勒的态度则不同。他在堂中升帐，不少将领都争着求见，向石勒谢罪，惟独裴宪和荀绰两个不来，石勒把他俩招来问他们：“王浚如此暴虐，我讨伐他把他灭了，诸将纷纷来谢罪，为什么你们两个却不来呢，你们不怕我杀你们吗？”
裴宪答道：“我们世代在晋朝做官，王浚尽管残暴，却还是晋朝的大臣，所以我们跟从他，不敢有二心。你如果不修德义，只是想展示你的威严的刑法，那么我们死得其分，又有什么可以逃的？”说完也不拜石勒，转身走出大帐，石勒赶上去召回两个人，向他们道歉，以宾客之礼对待。
对于王浚的宠臣朱硕、枣嵩等人，石勒当即命令斩首。查抄大臣们的家产，发现很多人都有上万家产，惟有裴宪和荀绰两个的家中只有几百本书，十几斛盐米。石勒又惊又喜地说：“我所高兴的并不是得到幽州，而是高兴得到这两个人啊。”
十三 西晋灭亡
王浚在幽州可以说是自取灭亡，像他这样的庸人加蠢货如果能在十六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存在很长时间，那才真是一个“奇迹”。并州刘琨和石勒打的交道可不算少，他不出兵救幽州，并不会是因为真的相信了石勒所谓讨王浚谢罪的骗术，（他原先也希望石勒真的是谢罪，但很快就知道了石勒真正的意图）他也只是看到了王浚的必然灭亡，自己不愿徒费兵力，另一方面他在晋阳方面也已经有些顾不过来，确实有点鞭长莫及。
当石勒灭掉王浚的势力之后，回头一看，晋朝留在关东的势力，就只剩下刘琨了。这时，刘琨的东面是石勒的军队，南面是刘聪的军队，形势非常危急。
不过刘琨的信心很足，他给晋愍帝的奏章中说的可是慷慨激昂，很有气魄。他说：“自东北八州，勒灭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谋虑，以图臣为计，窥伺间隙，寇抄相寻，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网虽张，灵泽未及，唯臣孑然与寇为伍。自守则稽聪之诛，进讨则勒袭其后，进退唯谷，首尾狼狈。徒怀愤踊，力不从愿，惭怖征营，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驰寇庭（刘琨地处汉国的主力和石勒的势力之间，虽是攻守的要地，却无法同时面对两大强敌，所以才发出这样‘有心杀敌，无力回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感慨）。秋谷既登，胡马已肥，前锋诸军并有至者，臣当首启戎行，身先士卒。臣与二虏，势不并立，聪、勒不枭，臣无归志，庶凭陛下威灵，使微意获展，然后陨首谢国，没而无恨。”
刘琨的以胡制胡的策略依然奏效，汉国的匈奴军好像特别怕鲜卑人似的。其中有一次，刘琨派遣一支鲜卑骑兵救援长安，因为道路不通而返，回军路上与正在追击晋军的汉兵相遇。鲜卑骑兵于是进攻汉兵，没想到原先还感觉声势浩大的汉军一看见鲜卑人来了，立刻就不战而退——要知道那可只是五百鲜卑骑兵。（这其中的原因的确说不清，同是骑兵，在中原大地上相遇，至少能够一战，很难说谁胜谁负。我想大概匈奴人患有“恐鲜卑症”吧。）
刘琨为了进一步拉拢拓跋鲜卑部，又上表请求朝廷封拓跋猗卢为代王，这个“代”就是后来那个代国的起源。（可不要小看这个代国，我想在当时大概谁也不会想到最终结束北方割据局面竟然会是这一支拓跋鲜卑。）
当然刘琨终究只是晋朝一将，真正处境艰难的其实是在长安摇摇欲坠的晋愍帝司马邺。自他即位以来，汉将刘曜的军队几乎每年都要进犯长安，尽管屡屡被击退，但形势却在一点点的变坏。
当时在长安以南的是已经占据了汉中一带的李雄的成国。关东大部落入石勒之手，汉国又控制了离长安较近的山西南部和洛阳附近的地区，远在江南的琅邪王的力量是既不可即，也不愿即。
司马睿心里明白，长安危在旦夕，皇帝的位子早晚是他的，救长安的提案即使可行，也很快会被否决掉。不过江南的晋朝人倒是有不少主张北伐的，刘琨年轻时的好友祖逖就是其中一位。
今天很多人传颂祖逖年轻时闻鸡起舞、报效国家的故事。可是谁又知道，祖逖当年北伐出兵时的景况有多么的寒碜呢？
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司马睿北伐，却哪里知道这位晋室宗亲也没有什么大志，只是想着偏安一隅，以求半壁江山的统治。司马睿想来想去，就给祖逖封了个豫州刺史的职位——这无非是给开个空头支票而已，要知道当时豫州还在石勒的铁骑之下。司马睿言下之意就是：“这支票能否兑现，你自己看着想办法吧。”——司马睿给的物质资助不过是千人的粮食，三千匹布，连武器都不给他。
祖逖在亲王那里几乎招了白眼，却不屈不挠，还真把这北伐当回事，所以才有“祖逖中流击楫”的故事，他当时说的话可真和刘琨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不愧是“闻鸡起舞”的好兄弟）：“祖逖若不能扫平中原，决不再渡过这条大江！”
祖逖渡过长江后，在江阴一带休整，收编了二千多士兵，并修铸了武器，力量逐渐强大。
这时石勒的力量主要在以襄国为中心的冀州及以北的并州、幽州，祖逖面临的豫州正是其力量薄弱地带，当地一些强豪坞主纷纷聚集武装力量，在自己的势力圈内各自为大。
其中谯城（今安徽亳州）一带有两个坞主的势力较强，一个是张平，一个是樊雅。晋朝的中央政府根本管不到这里，即使是曾在三台抵抗石勒的北中郎将刘演也无暇估计河南的这块土地，于是做了顺水人情，将这两家一个封为豫州刺史，一个封为谯郡太守，其他小势力均归这两家节制统领，你想那些手下多少也有几百个兵的小军阀们岂肯真心服从？
祖逖探知其中情况，就暗暗派人买通其中谢浮统率的一部，让他约张平出来会面，乘机将其斩杀，献于祖逖。
樊雅得到消息，要为张平报仇，前来攻打祖逖。祖逖又向附近的蓬陂坞主陈川求援，反攻樊雅，终于攻克了谯城。
祖逖以谯城为根据地，又得到了晋朝的南中郎将王含的支助，附近的一些坞主多来依附，从而收复了河南的大片失地，也算是部分兑现了司马睿给开的支票。然而石勒、石虎的骑兵实力雄厚，无法撼动，他也只能在黄河以南与其对峙，收复关东遥遥无期，更不要说逼近关中地区了。
司马邺在没有援兵的情况下，几乎是在长安坐以待毙。汉国的中山王刘曜花了三年的工夫，终于扫清了长安的外围。
建兴四年（公元316年）七月，刘曜攻下渭北重镇泾阳，渭北诸城望风而溃，刘曜兵进逼长安。
三个月后，刘曜攻陷长安的外城，晋朝的守军被冲散，退到距离长安较远的城中据守。
于是汉兵将长安城团团包围，断绝了城内城外的一切联系。长安城内的饥民不断增多，百姓饿得没办法，只好杀了别人来吃，饿死者不计其数。整整熬了将近一个月，连皇帝都没什么东西吃了。
司马邺无奈之下，大哭一通，开城投降，至此，统治北方五十二年，统治中国只有三十六年的西晋王朝宣告灭亡，晋王朝的另一段历史在远离长安千里之外的建康继续展开。
汉人可以重建一个政权仍然叫“晋”，从而把所谓的“正统”带到南方，但却无法带走北方的大片土地。在接下来的数百年中，续写北中国历史的权力，就被留给了北方的五个少数民族。
这五个民族分别是：匈奴、羯、氐、鲜卑和羌。
十四 汉宫之变
刘曜攻入长安的时候，关东的石勒正在攻打并州的乐平，乐平太守窘迫之际，向晋阳的刘琨求救。
由于代王拓跋猗卢死后国中大乱，刘琨得到了昔日拓跋猗卢的军队的支援，刘琨自感士气旺盛，便决定出兵，岂料被石勒先算一着（估计又是张宾的计谋），刘琨的援兵遭到石勒伏兵攻击，几乎全军覆没。并州城内又逢大旱，刘琨简直陷入了绝望境地，此时盘踞幽州一带的辽东鲜卑段匹磾邀请刘琨到幽州共谋大事，刘琨在万般窘迫之下只好放弃晋阳，带着身边不多的军队投奔幽州。
石勒进入并州，至此，石勒基本上控制了东北中国的所有州郡。
投入段部鲜卑的刘琨已经不能作为独立的晋军力量存在，整个北方唯一为晋朝保留了一州之地的，竟然是偏处在凉州，后来建立了前凉政权的西北张氏。
多年以前，长安一带曾经流传过这样的一首童谣：
秦川中，血没腕，
唯有凉州倚柱观。
在当时，童谣和图谶一样，也具有传说中神秘的东方式预言的“魔力”。凉州究竟有何独特之处，没有人能说得清。
早在永宁元年（公元301年），时任散骑常侍的安定人张轨向西晋朝廷上书，请赴凉州平乱。张轨以凉州刺史的身份来到姑臧，他讨伐当地的鲜卑反叛，打击盗贼流寇，安定了社会；接着他又发展生产，兴办学校，恢复了当地的经济。
十年间，张氏在凉州的威望稳步提高。建兴二年（公元314年），张轨去世，凉州人又推举他的儿子张寔继任刺史。
晋愍帝出降汉军的前一天，密派手下人前往凉州，拜张寔为大都督、凉州牧，承制凉州一切大小事务。
长安失陷的第二年，张寔决定以攻代守，先发制人，派司马韩璞和将军张阆以步骑兵一万进攻刚刚攻占长安，还未在整个雍州站稳脚跟的汉军。
韩璞的军队在南安一带被当地的羌兵截断退路，两方相持一百多天，弹尽粮绝。
韩璞亲自宰杀驾车的牛犒劳军士，一边吃着牛肉，一边激动地问道：“大伙儿想念家中的父母么？”
大家齐声说：“想念！”
韩璞又问：“想念妻子儿女吗？”
大家又齐声高叫：“想念！”
“那你们想要活着回去么？”
“当然想了！”
“那你们听从我的命令么？”
“誓死听从！”
韩璞于是擂起战鼓，指挥将士们奋力拼杀，正巧碰上张阆的军队也杀到，两军夹击羌兵，大获全胜。
虽然没有获得对汉军的决定性胜利，但汉军向凉州方向的进攻却受到了有效的阻挠，加上凉州地处西北，汉军的主力也一时鞭长莫及。从而在张氏政权的经营下，凉州得以暂时避免中原一带的战乱，真的成了一块可以“倚柱观”的“净土”。
对于汉国而言，面对小小的凉州，卷土重来并不是没有可能，但事实上他们内部潜藏的危机正在步步升级，一场政变以及紧跟着的一场大乱，似乎已经在所难免。
政变的起因还是那位生活极度荒淫的汉国皇帝刘聪。
尽管妃子越立越多，刘聪依然觉得不过瘾，他把中护军靳准的两个女儿月光、月华纳入后宫，封月光为上皇后，月华为右皇后，原先的皇后刘娥则为左皇后，于是刘聪的后宫出现了三个皇后并存的咄咄怪事。
陈元达极力进谏，指出此举的非礼之处，刘聪很不高兴。不久后陈元达查出上皇后月光的丑行，向刘聪奏明，这才迫使刘聪废掉了月光。月光因此羞愧自杀，刘聪从此也开始暗暗愤恨这位敢于直谏的大臣。只过了一年，依然执迷不悟的他又看中原先张皇后的侍婢樊氏，将她立为上皇后，填补月光死后留下的“空缺”。
由于大多数的时间深居内宫，刘聪又开始宠幸身边的太监王沈、郭猗等人。（宠幸太监似乎是自古以来昏君最大的“罪状”之一。皇帝唯一的错误就是与外界过少的接触，乃至整天接触的人除了宫妃就是太监。）一切政事都交给他的儿子，相国刘粲处理。
这样一来，野心家们开始行动了。
首先是郭猗和国丈靳准与皇太弟刘乂之间有私人恩怨。刘聪当初即位前就想让刘乂为帝，他算是代摄其政而已，因此他的打算是将来将帝位传给刘乂。由于刘乂身边的大臣劝刘乂谋反，先被人告发，此时正被刘聪派兵软禁。郭猗的联合目标就瞄准了对帝位觊觑已久的刘粲。一个报私仇，一个争皇位，几个人刚一见面，就一拍即合。双方决定一方面注意刘乂本人的行动，一方面慢慢除掉支持刘乂、反对王沈等人的大臣。
在王沈、郭猗等人屡进谗言的情况下，一大批与宦官矛盾甚深的大臣被刘聪下令诛杀。
大臣王易、陈元达等人上表苦谏，这回刘聪是谁也听不进去了，还把上表交给太监们看，笑着说：“陈元达这帮人简直成呆子了。”
王易直谏受阻，忧郁而死。陈元达为此大哭，叹道：“我既然再也不能说话了，还有什么意义在这世上苟且偷生呢？”他就自杀了。
（呜呼，陈元达这位出身匈奴部族的知识分子，见证了匈奴汉国兴起的蓬勃，也见证了统治者腐化所导致的帝国的迅速衰败，眼见得一个刚刚建立的国家因为不能吸取前朝失败的教训，仅仅几年后就重蹈覆辙。敢于直谏、善于直谏的大臣因不能再谏而死，天下痛苦，莫过于此。）
刘粲利用太监的力量扫除了宫中的异己力量，就把目标转向了皇太弟刘乂。
他派人向刘乂假传诏书，说京师将有兵变，要穿戴盔甲以防不测，刘乂果然上当。
刘粲将消息告知靳准等人。靳准马上向刘聪进言：“刘乂欲谋反，都已经准备好盔甲了！”
刘聪大惊，派兵赶往东宫，果然如此。
刘聪当然大怒，将尚不知情的刘乂废为北海王，王沈等人乘机将与自己有怨的人大杀一批。刘乂最终也被刘粲、靳准合谋杀害。
经过一番折腾，刘粲被立为皇太子，而靳准也掌握了国中大权，博取了刘聪的充分信任。
汉麟嘉三年（公元318年），刘聪病死，临终前他想召手握重兵的刘曜和石勒到国都平阳辅政，两人当然是“固辞不受”。
刘粲继位，当然重用靳准，靳准又一次利用刘粲之手铲除刘氏宗族中的异己分子，大杀在朝中任职的刘氏诸王。
刘粲的荒唐程度，一点不亚于其老子，靳准很快就得到了军国大事的决策权。
仅仅一个月后，靳准领兵进入皇宫，将刘粲杀死，同时将刘氏一族不分老幼全部处斩，连刘聪的尸体也没逃过此劫，被挖出来斩成两段。
（刘聪生前生活糜烂，死后落得尸首糜烂的下场，真是报应不爽。刘渊一族，下场如此之惨，与十六国时期深深的民族矛盾是分不开的，石勒大杀晋朝宗亲是一次，而这一回又是一次，在整个十六国时期，这样的大杀戮还会有很多次。）
靳准自称大将军、汉天王，他觉得自己作为汉人，消灭了胡人的政权，定会得到汉人政权晋国的支持，于是又向晋称藩。
靳准经过宫中的一番争斗后终于获胜，但却将自己置于众矢之的，而他好像还没意识到自己在军事上根本抵挡不住他的对手。正当靳准在宫中大肆杀戮的时候，两支精锐的部队正由刘曜和石勒率领，分别从长安和襄国，向平阳进发。
十五 两个赵国
公元318年对于整个中国来说又是一个多事之秋。
一直在江南等候北方消息的司马睿终于等到了晋愍帝司马邺受尽侮辱后被刘聪杀害的消息，于是，这个在以王导为首的江南士族支持下的西晋亲王顺理成章的在建康登基称帝，史称“东晋”，到了这个时候，晋朝真正拥有的土地仅仅是淮河以南的部分，其面积甚至不比三国时期的东吴大多少。所以为了公平起见，从此我们将把东晋称为晋国，而不是晋朝。
司马睿虽然在西晋灭亡的时候信誓旦旦的号称要出兵北伐，却迟迟不见实际一点的举措，惟有驻守在豫州一带的祖逖与石勒的军队有小规模的军事冲突，但也是负多胜少。
想在沦陷区维持抗汉势力的刘琨与段匹磾结为亲家，准备利用段部鲜卑的力量继续施行他“以夷制夷”的策略，但国破之后，他也失去往日“中央政府”的光环，开始受到段部鲜卑内部的排挤和猜忌，最终自己连同子侄等人也被听信左右谗言的段匹磾收捕杀害。
当然，这一年真正的大事，还是北方汉国的分裂。
靳准之乱发生后，石勒和刘曜从东西两个方向前往讨伐，刘曜在半路上碰到了刚从平阳逃出来的太保呼延晏。众人一推举，刘曜就地做了汉国的皇帝。
平阳城中的靳准这时早乱了方寸，赶紧派遣侍中卜泰向石勒求和，石勒把卜泰用囚车装了，转交给刘曜。
刘曜对卜泰说：“先帝（指刘聪）末年，朝纲大乱。要不是靳准在先帝驾崩之后行使大权，朕怎么可能当上皇帝呢，他这可是立了大功。如若他早日恭迎大驾，朕还要委以政事呢，何止是免死而已？你且代我入城向他传达我的意思。”便将卜泰送回平阳，劝靳准早降。
靳准自觉在平阳城里杀死了刘曜的母亲和兄长，正犹豫着不敢投降刘曜，靳准的部下先下手将靳准杀死，共推靳准的弟弟靳明为主，献出玉玺，向汉国投降。
石勒大怒，进兵攻打平阳，大败靳明军，靳明只好带着部下投往屯兵于河西粟邑的刘曜——投奔仇人的下场就是惨遭报应，满门抄斩。
那边一撤退，这边石勒就跟着攻入了平阳城，并放火焚烧了所有的宫室。
这一回石勒真是摆开架势要和刘曜对着干了，但终究还是决定先来一着试探手：派他的左长史王修前往刘曜处献捷。
刘曜本来采取的措施还算正确，派人授予石勒大将军和赵王之职，这属于安抚为主。没料到王修的舍人曹平乐跑到刘曜面前把石勒的底细打算先向刘曜做了个通报，说石勒的使臣此行为探虚实，准备着要攻打他。
这一说正中要害，刘曜一想自己的军队此时正处于最差状态，要是让石勒摸清了自己的老底，那岂不完蛋？他赶紧把自己派去的人叫回，又把王修给斩了首。
石勒得到王修死讯，勃然大怒道：“我侍奉刘氏，已经够尽一个臣子的职责了。他们的基业，还不都是我打下来的？如今他刘曜一旦得志，居然还想有所图谋。赵王、赵帝，我自己称就可以了，何必要他来封？”他杀了曹平乐，与刘曜彻底翻脸。
晋元帝（司马睿）太兴二年（公元319年），刘曜下诏说：“我们匈奴的祖先兴起于北方。光文帝（刘渊）设立汉朝宗庙本是为了遵从天下民望，现在北方已定，宜更改国号，以单于为祖先。”
群臣奏道：“光文帝曾经受封为卢奴伯（卢奴，旧中山国都），陛下又曾为中山王；中山乃是赵国之地，请改国号为赵。”
刘曜便以长安为国都，改国号为赵，历史上称为“前赵”。
几个月后，石勒在襄国也以国号为赵，自称大将军、大单于、赵王，这个赵国历史上称为“后赵”。
两个赵国在北方分居关中和关东，成为整个中国最强大的两个割据力量。
两个赵国从此开始了长达十年之久的对峙状况。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特别是头几年，两国由于都忙着解决本国内部和周边的一些小问题，发生正面军事冲突的机会并不多。两个赵国都想先在本国范围内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双方都采取了重视教育制度的措施。
在前赵，刘曜开办太学，并选拔好的学生和教师进入这样的国立最高学府，同时刘曜接受大臣们的建议，吸取汉国衰败分裂的教训，停止了大修宫室的工程，将资金用于军资和民用，应该说，相比于他的前任皇帝刘聪，刘曜还是在国内做了一点努力来改变国内疲敝的现状的。
后赵的石勒同样重视教育，尽管石勒自己不识字，但他在身边的汉族士人的帮助下对汉文化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和认识。领兵打仗在外，他也不忘随军带着一批读书人，给他讲解古代的史书，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常能做出独到的见解。
有一回讲解的是《汉书》，正说到郦食其劝说刘邦分封六国的后人为王，石勒当即大惊失色，说：“这个法子可要坏事的哪！高皇帝怎么就能得天下呢！”后来听说张良劝阻，这一政策并没有推行，他才点头道：“怪不得呢，这才对嘛！”
在汉族士人的长期熏陶下，石勒十分提倡儒家的经学，他在国内建立了一所太学，十余所小学，并亲自去到太学、小学考试学生，按经学程度的高低给予赏赐，还用经学进行考试，作为评定九品的标准。
对于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可以看出刘曜和石勒都在对其进行改革。教育制度的发展是对于这个制度的很大冲击，想有大的进步是不可能，毕竟这只是一个开始，但可想见的是通过公元四世纪初的种种史实，中国的希望在于北方而非南方。所以我以为“五胡乱华”说得绝不确切，从某种程度上讲应该是“五胡兴中华”。
十六 前赵的末日
天不尽遂人愿，石勒自称赵王后的第四年，张宾病故。石勒悲痛欲绝地说：“难道老天爷不让我成就一番大事业么？为何这么早就夺走我的右侯呢！”
每当他与身边的谋臣意见不合时，他总是想到张宾当初的好处，慨叹道：“右侯离我而去，让我和这些人在一起谋划大事，岂不太残忍了一点吗？”
尽管失去了自己一生中最得力的助手，石勒还是具备足够的智慧与手段，来收拾关东残余的割据势力。
首先是盘踞幽州的段匹磾，他杀死刘琨后，失尽幽州一带原先留下来的西晋士人对他的信任，实力日显单薄。自从兄长段就六眷去世之后，他与从弟段末柸也已与他翻脸，双方内斗不止，段匹磾胜少败多。这时石勒又派部将孔苌大举进攻幽州各郡，一路破城略地，直奔段匹磾所在的蓟城而来。段匹磾眼看在幽州已无立足之地，只得弃了妻子儿女，前往乐陵投奔东晋的冀州刺史邵续。
这时段末柸前来攻打，段匹磾与邵续合力，将其击退。段匹磾以为形势已有缓和，便带上弟弟段文鸯，一起带兵出击，意欲乘胜夺回自己的老巢蓟城，可是却把邵续的生死存亡丢在了脑后。
久经沙场的石勒怎会错过这样的好机会，他派遣石虎围攻厌次，将邵续活捉。段匹磾并未攻下蓟城，回军途中碰上石虎的军队，才知道连唯一的据点也已失手。段文鸯是一名猛将，他亲率数百亲兵力战破敌，一路杀入厌次城内，然而人虽有杀敌之心，怎奈战马已乏，下马与不计其数的后赵军队苦战，终于力竭被擒。段匹磾终于山穷水尽，率部投降。
不久段匹磾兄弟被人告发谋反，被下令赐死，于是幽州尽入后赵版图。
然后就轮到原先王弥的部下，割据青州的曹嶷，这家伙较之段匹磾尤有不如。石虎来攻时，他早吓破了胆，后赵军队包围了他苦心经营的广固城（今山东益都西北），他只好出城投降。石虎将他送到襄国斩首，又坑杀了他的三万部众（又是一起大屠杀！），青州也被后赵完全控制。
接着又来天赐良机，一心恢复中原的东晋豫州刺史祖逖抱憾病故，手下将领纷纷来降，后赵的军队顺势攻下了淮北的豫州、兖州、徐州之地，与东晋划淮而治，并且还能不断骚扰东晋的北部边境，使其在一段时间内根本无暇北顾。这样一来，石勒终于得到了机会转过头来对付他真正的对手刘曜了。
而在这几年中，刘曜的前赵一直处于周围不和谐音符的骚扰之中：先是秦州一带的氐族、羌族各部的叛乱，刘曜出兵平叛，总算安定下来。继而仇池（这仇池实则也是氐羌一支，其统治地区在今甘肃成县西面一带）的杨难敌又忽叛忽降，搅得刘曜心神不宁。
此外，还有来自凉州的威胁。
凉州的张寔于公元320年稀里糊涂地让身边一群被邪教鼓惑的将领所杀，所幸其幼子张骏随即被拥立继位，并由张寔的弟弟张茂摄政，捕杀了叛乱的将领，对外向前赵称藩，稳定了凉州的局势。四年后，张茂病故，张骏就不再对前赵真心臣服，虽然实力不济，却也时刻厉兵秣马，准备收复当年晋国的失地。
这些边防问题都是前赵身后的隐患，刘曜没有能力像石勒那样斩草除根，把关中周围的势力全部统一于自己的麾下。更要命的损失是由于受到几方面的牵制，刘曜的军队根本无暇东顾，坐视石勒慢慢解决他的后顾之忧。等到双方军队再次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时候，石勒的国土已拓展了将近一倍，军队也强大了不少，而刘曜却依然是老样子，甚至还得时时提防身后凉、成等国的偷袭。
（刘曜这个人，打了一辈子仗，所以十分相信武力的作用，即使当了皇帝以后也是动不动就要来个御驾亲征。对手如此之多，却根本拿不出点像样的外交政策。至少你也给来个拉拢一方，打击另一方一类的策略啊，他压根儿没有这种概念似的，于是与石勒的差距越来越大，渐渐处于下风。）
前赵光初八年（公元325年），原本介于两个赵国之间的北羌王盆句除归顺前赵，石勒大怒，派大将石佗进入前赵国境内，大败盆句除的部落后对其进行一番抢掠，准备再退回国内。刘曜得到消息，急派中山王刘岳追击后赵军队，在黄河附近赶上石佗，将其斩杀，石佗所带的六千多人的后赵军全军覆没。自这场战争起，两个赵国开始了三年多的交战。
（刘曜和石勒都是马背上取天下的人物，这样的战争对于他们来说结果只有两个，不是彻底成功，就是彻底失败，这是一场真正的生死决战。）
一个月后，后赵大将王腾杀死了后赵的并州刺史，把整个并州献给前赵。两国因此结怨更深。
这时，石勒的大将石生正在攻打河南一带的东晋军队，东晋的守军屡战屡败，后方的援军又迟迟不到，走投无路之下，只好派使者向前赵求援。刘曜觉得这是进入关东一带的绝好机会，便派遣刚刚打了胜仗的刘岳和镇东将军呼延谟各率一支军队，分两路从孟津和渑池渡过黄河，前往救援。
后赵军来不及防备，前赵军初战告捷，刘岳的军队包围了石生的军队，石勒马上派遣石虎的四万步骑兵出成皋关助战。
两军在洛水以西相遇，刘岳的军队数量远不及石虎的精锐部队，当然打了败仗，刘岳还中了乱箭，军队撤退过程中反被石虎军包围。石虎乘前赵军大乱之际又前往攻打呼延谟的军队，一战便消灭了呼延谟。
刘曜感到事态的严重，于是亲自出兵援助刘岳，石虎不敢怠慢，也亲率三万骑兵迎战。
刘曜屯兵洛阳附近的金谷，然而前赵的军队早已军无战心，当夜竟然无故大乱，兵士四散逃窜，剩下的部队退兵到渑池驻扎，这一夜军中又是不战自乱，刘曜出关之后一仗没打，就惶惶不安的带着士气低落的军队退回到长安。
石虎当然不肯轻易放弃利用敌人士气受挫的机会，很快就消灭了刘岳的军队，又北上并州，将叛变不久的王腾擒获。
石勒下令，将在这次战争中俘虏的上万前赵士兵，全部活埋。刘曜此战元气大伤，已再无能力主动进攻后赵国了。
时隔三年，石勒终于开始对刘曜下手。
石虎的大军猛攻前赵的河东，连破五十余县。对于前赵这一方而言，河东若失，就只好坐以待毙。刘曜在万般无奈之下，决定作出生死一搏，他将氐羌的降军放在西面的秦州，以防备张骏和杨难敌的进攻，自己则召集全国所有的水陆精锐部队，亲救河东。
石虎虽猛，但在如此强大的攻势面前也难免慌了手脚，这一仗后赵军队打得大败，石虎一路退回洛阳。
刘曜感到这次胜利来之不易，便一路穷追猛赶，来到洛阳城下。
后赵的国都虽在河北的襄国，但作为昔日魏晋国都的洛阳显然也不容闪失，石勒接受了谋士徐光的建议，力排众议，也亲率大军赶往洛阳。
出兵的时候，石勒对徐光说：“刘曜的军队如果驻守成皋关，这是上计；如果驻守洛水，则为中计；如果驻扎在洛阳附近，则必为我擒。”后赵军会兵于成皋关，石勒一看并无前赵军队，高兴地指着天说：“真是天助我也！”
后赵援军连夜兼程，赶到洛阳，石勒这才看到驻守在洛阳城西的前赵军队。石勒兴奋的对左右说：“可以提前祝贺我了！”石勒的军队全部进入洛阳城，与石虎军会合。
刘曜一向嗜酒如命，大战来临，却只知与宠臣饮酒作乐，从不抚恤士卒，当听说石勒这次是亲率大军前来时，才开始有些着慌，赶紧在洛水以西布下阵势。
这时，石虎已经领着三万大军出洛阳城西，直取前赵军队。刘曜临战之前竟还喝了数斗的酒，才一上阵便马失前蹄。退回军中，他自觉酒劲不够，于是又饮一斗，重新上阵。这回可是醉得真的不行了，昏昏然都不知下一步该干些什么，后赵军发起猛攻，前赵军崩溃，刘曜撤退中身受重伤，战马陷入沟渠，刘曜从马上摔落下来。时值数九寒天，地上早已结了冰，这一摔可说是非同小可，浑身上下大小伤痕十数处，几乎奄奄一息，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最终被后赵大将石堪生擒。这位御驾亲征的皇帝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捉住，而他举国出征的大军也就此毁于一旦。
后赵军一鼓作气，攻下关中，包括刘曜的皇太子刘熙在内的前赵残余势力被消灭殆尽，前赵亡国，后赵统一了除西北凉州和东北辽东以外的整个北中国。
晋成帝咸和五年（公元330年），达到事业顶峰的石勒在襄国称帝，这个出身于地位卑贱的羯胡，年轻时做过奴隶的传奇式人物，终于登上了万乘之尊，傲视天下。他的故事令人惊叹，他的经历则令人向往。
石勒曾经有一段对自己的评价：“朕若逢高皇（汉高帝刘邦），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汉光武帝刘秀），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
石勒好像是十六国时期的项羽，但他有决断，明白事理，应该说，在十六国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中，他是一个成功者。
不过，成功者并不一定是最后的获胜者，石勒的赵国也只是在起跑阶段稍占优势而已。“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十六国历史才刚刚演完它的第一幕，此时北方的鲜卑、氐族、羌族的首领们正悄悄地在幕后等待，更加精彩的第二幕又将开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