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一九二五年底至一九二六年初的这几封信，构成了这段通信的序幕，确定下了通信中几个主要人物的相互关系。
里尔克、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之间的通信，缘起于列昂尼德·奥西波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在时隔二十年后给自己的老相识莱内·马利亚·里尔克发去的一封贺信。[1]
列·奥·帕斯捷尔纳克致里尔克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
尊敬的、亲爱的莱内·马利亚·里尔克先生！
希望这不是梦，我是列昂尼德·奥西波维奇·帕斯捷尔纳克，您或许记得我，我能有幸致信我喜爱的旧友、当今欧洲的名人，祝贺您五十诞辰，谨在此拥抱您，并衷心地祝您幸福！[2]
我亲爱的诗人，您还记得俄语吗？您曾经用俄语给我写过信。如果您还记得，我就将继续用俄语写下去。
您还记得古老的、迷人的、如今变得像神话和童话一样的莫斯科吗？……您还记得托尔斯泰、他的家和雅斯纳亚·波利亚纳吗？您还记得罗马那个神奇、温暖的黑夜吗？在与鲍格才[3]家相邻的别墅里，我们谈了很多，还谈到了《伊戈尔远征记》……您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节瑞士列车的过道上的偶然相遇吗？当时有一条汹涌的山溪在我们下面翻滚着泡沫飞溅的浪花，那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自那时起，多少“光阴流逝了”，历史中罕见的事件在四处发生，淹没了一切，尤其是淹没了我们……
在我们这场革命的年代，在与欧洲和文化世界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置身于我们俄罗斯生活的可怕环境中，我们，也就是我和我全家，在得到了关于您去世的不实传闻时，仍然真诚地痛哭了一场！……
根据俄国的民间信仰，有了这次误传，您，我亲爱的寿星，就会活得很久很久。因此，您就能明白，此刻我的心里是多么的喜悦，因为我身在此地，离您很近（虽说我不知道您的地址，不知道您究竟置身何处），可以向您发出我衷心的问候，对您说上一句：光荣的诗人“长命百岁”！
要是您知道我的孩子们多么喜爱您的每一段诗、每一行诗句就好了！尤其是我的大儿子鲍里斯，他在俄国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很受人重视的年轻诗人，他更是您最热烈的崇拜者，您最认真、最真诚的读者，或许还是您的学生，在您的作品在俄国还不为人所知的时候，他就成了您在俄国最早的宣传者之一。
当我们出国来到这里后，获悉您仍健在，谢天谢地，而且还处在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这时，我们是多么的高兴啊。您如今住在何处，您的妻子情况怎样？从一九二一年起，当合法地出国成为可能，我就带着妻女移居柏林，两个女儿在这里上大学，很快就要毕业了，而我的工作主要是画肖像。[4]我的两个儿子留在莫斯科。假如您来柏林的话，请看在上帝的面上通知我一声，我非常想为您画一张像，趁我还活着。
再一次地祝您长寿，祝您获得更大的荣誉。上帝保佑！请向您可爱的妻子转达我诚挚的问候，也请向她转达我衷心的祝贺！祝您一切、一切好！
爱您的
列·帕斯捷尔纳克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八日于柏林
Berlin. Bayreutherstrasse 17[5]
不知道您的地址，我就将此信寄往Insel Verlag[6]，请他们转交给您。
里尔克在瓦尔蒙的疗养院里收到了列·帕斯捷尔纳克的来信，当时，里尔克经常在这家疗养院里治疗。在里尔克的回信中，可以觉察到一种无望的悲痛感：当时开始发作的血液病给诗人造成了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总是不大依赖医生的里尔克天真地以为，他染疾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所习惯的那种禁欲主义的单身生活方式。他后来在给茨维塔耶娃的信中也写到过这一点（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七日信）。
里尔克致列·奥·帕斯捷尔纳克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四日）
我亲爱的列昂尼德·奥西波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不，我无法用俄语给您写信，但是我读了您的俄语来信……[7]即便我完全忘记了俄语（我还记得俄语，还记得相当清楚，只不过遗憾的是，我很少用到俄语……），即便我再也掌握不了俄语了，亲爱的朋友，读您的来信时所感觉到的这巨大而又意外的喜悦，还是会在瞬间就让我回忆起先前获悉的一切：在任何情况下，用任何一种语言，我都读得懂您这封可爱的来信。
我想要让您马上就相信：您和您的亲人，与旧俄国（一个难忘的、神奇的童话）相关的一切，您在来信中向我提及的一切，——所有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亲切的，珍贵的，神圣的，都永远地成了我生活的基础！
是啊，我们大家，首先是您的国家，都不得不经历许多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注定无法活到她复兴的那一天，那么这也只是因为深邃的、古老的、永远能经受住一切的俄罗斯如今返回了神秘的根基，就像她在鞑靼人统治时所做的那样：她依然活着，被黑暗所笼罩的她带着她神圣的从容不迫的神态，正在为某一个或许还是遥远的未来悄悄地、缓慢地积聚着力量，对于这一点，又有谁会怀疑呢？
您的流亡，许多无限忠于俄罗斯的人的流亡，都是为此所做的准备，这种准备在一定程度上是隐秘的；如同古老的俄罗斯潜入地下、藏进土中那样，你们大家离开俄罗斯也仅仅是为了在她隐身的时候珍藏起你们对她的忠诚。
亲爱的列昂尼德·奥西波维奇·帕斯捷尔纳克，去年在巴黎我是多么强烈、多么激动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啊：在那里，我遇见了许多俄国旧友，也结交了一些俄国新朋，我通过很多途径获悉了您儿子鲍里斯早来的声誉。我在巴黎期间读到了他的一些很好的诗（收在伊里亚·爱伦堡出版的一本不大的合集[8]里，遗憾的是，后来我把此书送给了俄国女舞蹈演员米勒·西鲁尔，我之所以说“遗憾”，是因为我后来不止一次想重读那些诗作）。而如今我感到激动的是，我听说，对我和我的工作继续保持着兴趣的，并不只是已经得到公认的新一代诗人鲍里斯一个人，而是，你们大家都一直真心地、同情地关注着我的生活，您，我的朋友，还让您的家人保存下了对我的记忆和同情，并因此而使我的心灵所珍爱的那份财富无限地增大了。
听说您的生活和工作相对正常，还有部分家庭成员与您在一起，这个消息让我感到非常高兴！尽管我对于被人画像抱有成见，但如果有朝一日能与您相见，共处一个空间，能在您那些模特的行列中占据一个不起眼的位置，我是会感到骄傲的。但更有可能的是，您会见到克拉拉·里尔克[9]的，她常住德国（离不来梅不远），她常在我们女儿家，女儿已经出嫁，现住在萨克森的一座庄园里，两年半以前，她为我生下一个外孙女，如今我也成了外公！
您知道，在战前，巴黎就渐渐地成了我的常住地；但在一九一四年，当一场新战争的灾难袭来时，我很偶然地到了慕尼黑，住在熟人处。我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可怕的、几乎是置人于死地的几个年头。一九一九年，我迁居到了瑞士，如今就住在这儿一个名叫丢瓦莱（瓦里斯）的州里，这个州风景如画，很像西班牙或普罗旺斯，我住在一座十三世纪修建的小古堡里，完全与世隔绝，只写写东西，偶尔照看一下小园子里的玫瑰。
有时，当给我以很多收获的隐居生活显得过于孤独，似乎要胜过我的生命力，并构成一种危险时，我就会前往巴黎或西班牙。此刻我没在家中，而是住在瓦尔蒙疗养院里，从十二月起就住进去了：我那健康状况通常还算是不错的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因此，我耽搁了给您的回信（我在这里几乎不写信）。但是我希望，读了这几页信后，您能原谅并淡忘我的拖延。衷心地向您致敬，并诚挚地、充满感激地拥抱您！
您的里尔克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四日于瑞士
沃州泰里泰疗养院附近的瓦尔蒙
又及：恰好在由伟大诗人保尔·瓦莱里出版的非常优秀的巴黎大型杂志《交流》的冬季号上看到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非常精彩的诗作，是由叶莲娜·伊兹沃尔斯卡娅[10]（我在巴黎也见过她）译成法文的。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知道这两首诗的发表情况，他及时地收到了刊有其诗译文的这期杂志或是杂志清样，并立即决定把伊兹沃尔斯卡娅所译的《启航》一诗的俄语文本寄给茨维塔耶娃看。一九二五年底或是一九二六年初，他把发表在《俄国同时代人》杂志一九二四年第四期上的四首诗（一九二三年写于柏林）剪下来寄给了茨维塔耶娃，并附上了这样一段话：
在Commerce一九二五年冬季号上刊登了伊兹沃尔斯卡娅翻译的我的两首诗和曼德尔施塔姆的一首诗。其中的一首你可能不知道。就是这首《启航》。请你读一读。其他的则不值得一看。这是从《现代人》上剪下来的，这份杂志上登过你那两首出色的《窗帘》和《撒哈拉》（但不是在同一期，印刷错误太多了，可这不是我的过错，我让他们把清样寄过来，编辑部在彼得堡，可是他们没回应我的请求）。
如果你认识伊兹沃尔斯卡娅，请转达我的谢意。有些地方译得非常出色，总的说来都很好。不过，“带着呻吟四处奔走”一句似乎译得太复杂了：“Lancée sur voie des gémissants.”
这里提到的玛·茨维塔耶娃的《窗帘》和《撒哈拉》两诗发表在同一份杂志的第三期上，是由帕斯捷尔纳克推荐的，一九二四年五月，茨维塔耶娃通过书信把这两首诗寄给了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在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九日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收到了茨维塔耶娃的诗。多棒的诗啊，热尼娅！维里亚姆、德米特里·彼得罗夫斯基和其他人都会为这些诗发疯的。记得吗，我给你和舒拉朗读过《里程标》？这两首诗太出色了，我把它们交给了《现代人》，也许，科里亚·维里亚姆还要为杂志写一篇关于她的文章。[11]
尼·尼·维里亚姆维里蒙特的文章最终未能写出来，帕斯捷尔纳克则于五月十五日在学者之家举办的晚会上朗诵了这两首诗，他在一九二四年七月十四日给茨维塔耶娃的信中谈到了这件事：
我顺便朗读了您的诗。“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听众叫喊着，要我继续朗诵下去。[12]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帕斯捷尔纳克的父母带着两个女儿自一九二一年起移居德国，不过，只有小女儿丽季娅和父母一同住在柏林，大女儿约瑟菲娜（约尼娅）则和她的丈夫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一起住在慕尼黑。全家人书信来往不断。在列·帕斯捷尔纳克照例发出的一封长信中有这样一段附笔，这是列·帕斯捷尔纳克在接到里尔克回信的那一天写下的。
列·奥·帕斯捷尔纳克致鲍·列·帕斯捷尔纳克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七日）……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我刚刚接到里尔克写来的一封非常令人愉快的、珍贵的信，对于你来说尤其如此，鲍里亚[13]。问题在于，我们大家一直在怀疑他是否还健在，可是突然，从半年前或更短的时候开始，我从报纸上得知，文学界正在庆祝他的五十诞辰，发表了许多贺词和其他一些文字。因此，我确信他还“健在”，并为此而感到高兴，于是决定也向他表示一下祝贺，叙叙旧，也就是说，给他写上几行真诚、温暖的话，甚至还写了几句俄语。
在提到我和他往日的相见时，我也顺便对他说道，你们，也就是我的孩子们，尤其是我的大儿子，“如今一个很有名气的俄国诗人”[14]，——你们都是他最热烈、最真诚的崇拜者。我不清楚他的住址，就把信寄到岛屿出版社，由他们转交，直到不久前他才收到信（他在瑞士），我刚刚收到他一封内容非常丰富、令人愉快的回信，回信之所以令人愉快，是因为他高兴地提到了你，鲍里亚，他不久前在杂志上读到了瓦莱里[15]翻译的你的诗（他在信的开头“用俄语写作”……但是有些记不清俄语了，在该用硬音符号的地方用了软音符号……）。下一次我们将把由丽多奇卡[16]抄写的他的回信寄给你，我不敢把他的原信附上，怕会弄丢。我现在把这封信给约尼娅寄去，她会感到高兴的。
你们的爸爸
三月十七日
这封信就像一声惊雷，震撼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当时，帕斯捷尔纳克正处于创作上的徘徊时期，非常苦闷，日常生活十分艰难，与欧洲的文学生活完全脱离了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突然听说里尔克真的还活着，而且里尔克居然还知道自己的诗名，这个消息对于帕斯捷尔纳克来说，不啻是一声命运之音。这个消息表明，一个崇高的精神世界依然存在，在分裂的欧洲依然保存着世界同一的感受，这种感受有助于创造出一种充满活力的、自然的艺术。这个让人震撼的消息，却是以家庭的方式、通过父亲那熟悉的笔迹简简单单地传达过来的。因此，帕斯捷尔纳克迫不及待地想要亲眼看一看、读一读里尔克的来信，是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借助那许诺寄给他的被“家庭使用”过了的抄本。
父亲的来信寄到的那一天，帕斯捷尔纳克还读到了他偶然拿到的茨维塔耶娃《终结之诗》的手稿抄本，这部作品是茨维塔耶娃最出色的作品之一。这两个事件的巧合，产生出了非同寻常的接受效果。与真正的、崇高的艺术作品的相遇，总是会在帕斯捷尔纳克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使他久久地脱离通常的生活轨迹。这一次也是这样。他在为《安全保护证》所写的跋中回忆了这件往事，这篇跋其实就是帕斯捷尔纳克于一九三一年写给里尔克的一封悼亡信：
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妻子不在家。她一整天都在高等艺术学校。前厅里摆放着一张自早晨起就未收拾过的餐桌，我坐在桌边，若有所思地从煎锅里盛起炸土豆，窗外在下雪，稀稀落落的雪花屈指可数地飘落下来，速度迟缓，似在怀疑什么。但是，被冬天里的小阳春明显延长了的白天，却像一个嵌入物，被镶嵌在迷蒙的、带有灰色毛边的窗框间。
这时，有人在外面按响了门铃，我打开门，来人递过一封国外来信。这是父亲写来的，我埋头读起信来。
那天早晨，我第一次读了《终结之诗》。我偶然得到了这部长诗的一份莫斯科的手抄本，转交者并没料到，长诗的作者对于我来说意义重大，许多信息来往于我们之间或正在半途中。然而，在那天之前，我竟然还不知道这部长诗，也不知道后来接到的《捕鼠者》。因此，早晨读完长诗后，我仿佛仍处于这部长诗扣人心弦的戏剧性力量所造成的迷惘中。此刻，我激动地读着父亲的信，知道了您的五十诞辰，知道您高兴地接受了父亲的祝贺并回了信，突然，我意外地读到了当时还令我不解的一个附笔，说我不知怎么竟为您所知。我站起身来，离开了桌子。这是一天里的第二个震撼。我走到窗边，哭了起来。
如果有人告诉我，人们在天上阅读我的作品，我也不会更为惊奇。在我对您二十余年的崇拜中，我不仅没有设想过这种可能，而且还事先剔除了这一可能，如今，它改变了我关于自己的生命及其进程的认识。生命之弧线的两个终端在一年年地散开，似乎永远不该聚合，可是突然，在眨眼的瞬间，这条弧线紧紧聚合在我的眼前。在什么时候！在最不合适的一天之最不合适的一刻！
院子里，二月末不太暗的、饶舌的黄昏已然来临。一生中，我第一次意识到，您是一个人，我可以给您写信，您在我的存在中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在此之前，我从未有过这样的念头。如今它突然降临在我的意识中。我很快便给您写了信。[17]
但实际上，帕斯捷尔纳克是在接到妹妹为里尔克给父亲的回信所做的摘选过的抄本后才给里尔克回的信，在这份抄本中，那些在警察检查机构看来“很危险”的地方被删除了，如里尔克关于不幸的俄国正在遭遇一场新的“鞑靼统治”、关于流亡者艰难命运等说法。
帕斯捷尔纳克期待着得到里尔克来信的准确文本的急切心情，在发给妹妹约瑟菲娜的几张明信片中集中体现了出来，所以她能充分地估价出，里尔克的原话究竟对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具有怎样的意义。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致约·列·帕斯捷尔纳克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约尼奇卡[18]！
我们的父母向我提到了里尔克的信，这个消息把我给打懵了，以至于今天都无法工作了。让我感到激动的，也许并非那些让爸爸和妈妈感到开心的东西，因为我本来已间接地获悉，某地某人，比如说在法国和英国有人知道我，翻译了我的作品，经常提起我，当然，这些东西我都没有亲眼看到过，而有时是茨维塔耶娃来信告知的，有时则是阿赫马托娃在这里讲给我听的。
但是你要搞清楚，里尔克对于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消息构成了相距遥远的两个生活端点之间的短路。这个意外让我震惊，让我心里空空的。我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此外，你还必须弄清楚，这个瓦莱里到底是谁，如果这真的就是保尔·瓦莱里，那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一切不是爸爸杜撰出来的，那么就请你把里尔克的信从头到尾抄写一遍，因为这封信可能是令人惊讶的，我想完整地读到它。
如果爸爸是吹牛，也就是说，是在夸大其词，我当然是会原谅他的，但他不会知道，他这样说对我产生了怎样的结果。他说，“P.[19]在回信中兴奋地谈到了我。”我把拜罗伊特语翻译成了我们自己的斯克里亚宾语。[20]亲近和爱的征兆，柏拉图主义，心灵和神性的平等。如果这是假话，命运也会原谅爸爸的。
拥抱你。
鲍里亚
鲍里斯立即对父亲在转述里尔克回信内容时出现的一个错误作出了反应。父亲在来信中称伟大的法国诗人保尔·瓦莱里翻译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这当然是不确切的。实际上，瓦莱里只是发表伊兹沃尔斯卡娅译诗的那份杂志的负责人。在父亲所言的“里尔克的兴奋”一语中，儿子也同样认为它是一种典型的家人之间的夸大其词，而且“拜罗伊特语”一词也应该理解为“父母的家庭语言”（父母当时住在柏林的拜罗伊特街），与拜罗伊特的瓦格纳歌剧院并无任何关系，但帕斯捷尔纳克还是巧妙地利用了这个说法，把瓦格纳浪漫主义的激情与斯克里亚宾对真正艺术和精神亲缘之神圣实质的深刻理解做了一个对比。
帕斯捷尔纳克在谈到《终结之诗》使他产生的印象时并没有夸大其词。他早年就很欣赏茨维塔耶娃的抒情诗，看到她的长诗之后，他又感觉到，世界上还存在着某种与他自己的创作追求很相近的东西，于是他看到了创作丰收的可能性，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信心。很久之后，他在给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里阿德娜·埃夫隆的信中表达了这个意思：
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你妈妈当时写的一切都使我一直处在一种幸福的亢奋状态中，她那种一往无前、毫不旁顾的灵感，激起了响亮的、令人赞叹的共鸣。我为您写作了《一九〇五年》，为您的妈妈写作了《施密特中尉》。[21]
在三月的最后几天里，在等待里尔克回信的准确文本的过程中，帕斯捷尔纳克向茨维塔耶娃发去了一封又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他把两个事件的幸福巧合视为命运的馈赠，他在父亲的来信中捕捉到了命运的声音。他和茨维塔耶娃的交谈，就是从命运的话题开始的。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致茨维塔耶娃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我终于和你在一起了。因为我看清了一切，我相信命运，所以我本来可以沉默不语，把一切都托付给命运，这种让人头晕目眩的、不公正的命运，这忠心耿耿的命运。但是，正是在这个想法中包含着我对你的许多情感，即便不是全部的情感，我也还是难以掌控这个想法。我如此强烈、如此全身心地爱你，以至于成了这一情感中的一个物品，就像一个在暴风雨中游泳的人，我需要这种情感把我掀起来，把我侧身放倒，把我头朝下倒挂起来[22]——我被它裹住了，我成了一个婴儿，你和我的两人世界中的第一个、唯一的婴儿。我不喜欢上句话中“你和我的两人世界”几个字。关于世界的事以后再谈。所有的话一下子是说不完的。否则就会被你涂掉，被你置换。
我到底在做什么，你在哪儿会看见我两腿朝上倒挂在空中呢？
我这已是第四个晚上，把一小块黑暗泥泞的、烟雾朦胧的、夜间的布拉格塞进我的大衣，时而远处有一座桥，时而突然和你在一起，你就站在我面前，我在跑向一些人，他们突然出现在排队办事的队列中，或是出现在我的记忆中，我用断断续续的嗓音让他们了解令人伤心的抒情诗、米开朗琪罗式的大气作品和托尔斯泰式的冷漠作品的那种深奥之处，它就叫做《终结之诗》。我是偶然得到这首诗的，是打字稿，还没有标点符号。
可是，还有什么好谈的呢，难道还要描写放着这本诗稿的那张桌子吗？
你使我想起了我们的神，想起了我自己，想起了童年，想起了我的那根心弦，它诱使我总是把小说看成课本（你明白是什么课本），把抒情诗看成情感的词源学（如果你不明白关于课本的话）。
是的，是的。正是这样，正是那根用现实捻成的线；正是人一直在做却又一直都看不见的那种东西。人类的天才，这一失去自控的造物，他的双唇就该这样嚅动。就应该这样，就像在这部长诗的几个主要章节中那样。读这部长诗时是多么的激动啊！就像是在演一场悲剧。每一声叹息和每一个细微之处都做了提示。“夸大，也就是夸大”，“但在火车到达时，一个托付人”，“利用商业秘密和舞厅地板的滑石粉”，“就是说不该，就是说不该”，“爱情就是肉体和血”，“我们就是棋盘上的兵，有人在摆弄我们”，“分离，真的要分离？”（你知道吗，我在许多页上都标出了这样的句子，如：“我就是一个伤在肚子上的动物”，“这已经被象棋所提示”。）[23]当然，我或许漏了些什么，这部长诗就放在我的右手旁，可以看上一眼，核实一下，但是我不想这么做，这些诗句都是有生命力的，这些天来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诸如“我的自天而降的幸福”、“亲爱的”、“神奇的”、“玛丽娜”，或是其他任何一个无意识的声响，你可以挽起袖子，从我的心底深处掏出这样的声响。
在别人那里也有这样的效果。在我那样一种朗读之后，出现了一片寂静和臣服，出现了开始“在暴风雨中游泳”的情景。这种效果是怎样获得的呢？有时就靠动动眉毛。我弓腰驼背地坐在那里，像个长者。我坐在那里，读着你的诗，心里想着你就在眼前，我爱你，我也希望你能爱我。然后，当他们因你的韵律、智慧和无可挑剔的深刻性而获得再生的时候，我只要动一动眉毛，不改变姿势地悄声一叹：“啊？多棒！真是一个巨人！”就足以让我的心（它由于饶舌而袒露，尽管饶舌，它天生还是与它们立有密约的）立即潜入你所拓展的远方。
你是一个巨人，一个恶魔般巨大的演员，玛丽娜！
但是，不再谈这部长诗了，否则我就会不得不抛弃你，抛弃工作，抛弃自己的家人，背对着你们大家，坐下来无休止地写文章去评论艺术，评论天才，评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没有真正讨论过的启示客观性的问题，评论与世界相吻合的天赋问题，因为你的瞄准镜就像任何一个真正的创造物一样，正瞄向所有这些崇高问题的靶心。只对一种说法提一点小意见。我担心，我们的语汇并不总是相互吻合的，尽管我们始自幼年的叛逆性是一模一样的，但我俩对那些始终存在的陈规旧俗的排斥方式还是有所不同的。“演员”和“客观性”这两个词，或许会被你丢进你试图逃避的那伙人的术语之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在这些单词中就只能听出，它们就是指西夫采沃弗拉热克胡同[24]里的那些人，他们抽足了烟，喝够了酒，因无用而被永远地留在了这户或那户人家好客的楼梯上。
我却把它们带在身边，关于演员的高超演技我什么话也不会再说。这即便不是我的神学，也是一部厚重的书，捧不起来。我在这里谈一谈客观性。我用这个术语来指那种难以捕捉的、神奇的、罕见的、在最高程度上为你所熟悉的情感。这就是它的简要说法。读到这里，你看看是否与你相干，想一想你的创作，再帮我一把。
在普希金说（这你比我知道得更确切，请原谅我的无知和不准确）“知道吗，我的塔吉雅娜打算嫁人了？”的时候，这话在他那个时代也许是这种情感的一种新颖、新鲜的表达方式。
感觉上的极有趣的怪诞性是被说出来的奇谈怪论天才地临摹出来的。但是，正是这一奇谈怪论，在西夫采沃弗拉热克胡同里抽足了烟，喝够了酒，在各个中学里被啄得满身窟窿。
也许正因为如此，客观性所具有的怪诞性在我们的年代（我的和你的年代）翻了一个身，让我们看到了它的另一个侧面。
它不那么怪诞了。为了表达我所言的这种情感，普希金该谈的并不是塔吉雅娜，而是长诗：知道吗，我读奥涅金，就像从前读拜伦一样。我不知道谁是这部长诗的作者。作为诗人他高过我。
那种仅仅由你一个人写出来的东西是主观的。而那种由你（从你的作品中）阅读出来的东西，或是那种像在某种比你更大的手笔写出来的条样中被校对的东西则是主观的。这一点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不管怎样，我知道这谈的是你。
又是大于、小于的，这里不是指官衔，我的客观性不在于此。它那可怜的、不祥的、致命的乐趣也不在于此，而在于一份不应获得的馈赠。被提及和被载入的这一切，这珍贵的、值得记忆的一切，都像是既成的，在生活中擅自行动，就像他那位怪诞的塔吉雅娜，——但是在这里不能停下，而要补充：你永远与这一切同在，在那里，在这一切之中，在布拉格的这个栖身之所，或是在那座常有母亲带着私生子从上面跳下的桥上，[25]也正是在他们的时辰。你正是凭这一点才大于你自己的：你是在那里的，是在作品中，而不是置身于作者的版权中。
因为，由于你在作品中的客串，经验之谈被颠倒了。时光在流动，但是不会离去，也不会改变。你在同一时间里分处于不同的地方。
这永恒的世界完全是瞬间的（就像是生活中的一道闪电）。因此，可以长久地爱这个世界，就像在生活中只能瞬间地去爱一样。没有我并不想放进术语中去的那种征兆：客观性的启示。
简直难以企及，你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诗人啊！
我俩似乎很快就将拥有的那种东西已经非常之近地、提前地涌上了喉头，因为我此刻已在呼吸这样的气息。Mein grsstes Leben lebe ich mit dir.[26]我愿此刻就能用笑和激动的好奇来淹没你，回顾一下自己的生活，说一说生活的基础、侧房、柱廊等等，向你表明，你是在这一生活中的何处开始的（非常之早，在六岁的时候！），在何处消失的，又是在何处复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里程标》），说明自己的理由，却被我使劲挤回去，可是突然，伴随着其他一些偶然，你却从其他一些地方（关于这一点下一封信里再谈）逼近过来，你成长着，成长着，重复着各种理由，许诺要结束一切，并宣布，六岁的怪癖就是一个整体的面庞，一座楼房的灵魂。你是我的绝对，你从头到脚都是一个火热的、具体化了的构思，就像我一样，你就是对我的一份难以置信的奖赏，是奖励我的出生和我的徘徊、我对上帝的信仰和我的屈辱的。
《生活，我的姐妹》是献给一位女性的。客观的本能化作一种不健康的、彻底不眠的、难以想象的爱情向她袭来。她嫁给了另一个人。本可以继续委曲求全下去：结果我也娶了另一个人。可我此刻却在与你谈心。你知道，无论如何，生活总是要比那些脚本上的公式更高贵，更崇高。板道式的和铁路般毁灭性的戏剧体系不适合于我。我的上帝，我这是在对你谈什么呀，干吗要谈这些！
我的妻子是一个冲动的、神经质的、被宠爱惯了的人。她通常很好，很少像最近这样，最近她的贫血症更厉害了。总体而言她是一个好人。这颗心灵在某一代上也会和大家一样，将成为一位被整个天空所武装的诗人。因为她出现得不合时宜，而且赤手空拳，就趁其不备地攻击她也许是卑鄙的。因此，在舞台上，重要的角色就由她来扮演，我退后了，在做出牺牲，——虚伪（！！），就像她按照脚本所感受和说的那样。
但是，关于这一点我不会再谈了。无论是对你，还是对其他任何人。对这种生活的关注，我觉得，已经被嫁接到那种将你送给我的命运之上。这里不会有打骂，即便是根据脚本进行的打骂也不会有。
既然你此刻不在我的身边，并且也不知道，谁与谁在相互通信，以及为什么要通信，那么我接下来的几封信会让你感到枯燥乏味的。关于里尔克，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关于这个邀请我俩来年夏天前往阿尔卑斯山的人，之后在另一封信里再谈。
现在来谈谈你。我所能表达出的最为强烈的爱情也只是我对你的感情的一个部分。我相信自己，还从未这样爱过任何人，但这只不过是一部分。要知道，这并非新感情，要知道，我在先前给你的信中就已经谈到过，那些信写于一九二四年夏天，或许是春天，或许是写于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间。你为什么对我说，我和大家一个样？你折腰了吗？你干吗要在屈辱中如此骄傲？屈辱是存心装出来的，不该骄傲。你折腰了吗？你真是这么想的吗？而在这种苦命的声调中，我所听到的却恰好是，这样的幸福无法用双手制造出来，也无法通过强求获得。可是我该如何地强求，才能使你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呢？才能把你唤出来与我共处一个时辰呢？
我知道你的双手和我自己的双手，它们都是很好的手，而且还知道，回忆就浮现在我的面前，也想象得出你的回忆。制造出了多少人啊，在年少时发现过多少天才、足以信赖的人、朋友和出类拔萃的人，有过多少出宗教神秘剧啊！他们为何如此之多？是否由于童年的愚蠢，才会不断地制造出一个近在眼前的“你”来，可是这个“你”却由于工作、由于线的腐烂、由于念头的腐朽而开线了。可是突然出现了一个你，不是由我塑造出来的，却先天地因每一下战栗而被以“你”相称的，——是被夸大的，也就是从头到脚的全身像。[27]
你完全是我的，却不是由我塑造出来的，这就是我的感情的名字。你是说我和大家一样吗？这就是说，你像塑造大家一样地塑造出了我吗？那么你干吗不抛弃我，还要如此垂青于我呢？不，你也没有塑造我，你也清楚地知道我有多少是你的。
我一生都想和众人一样，
可是这美丽的世纪
却强过我的呻吟，
也想和我一样。
这是《崇高的疾病》[28]中的几行，除了这四句，这首诗的其余部分我如今都无法忍受。
令人惊讶的是，你居然是一位女性。就你的天赋而言，这的确是非常偶然的现象！瞧，有了能和德博尔德瓦尔摩尔[29]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机会（多么罕见的中彩机会！）之后，马上又有了能和你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机会。我恰好出生了。多么幸运。如果你还没有听到我在对你谈这个奇迹，这就更好了。我爱你，我无法不长久地、用整个天空、用我们的全部武器来爱你，我不会说，我吻你，只是因为这些吻是自动降临的，是违反我的意志而降落的，还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这些吻。我对你敬若神明。
应该安静下来。我很快就将再给你写信。
安静一些吧，像以前一样。
在重读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明白。你呢？真是讲习班上那种让人感到不快的单调发言！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帕斯捷尔纳克把他对茨维塔耶娃的长诗《终结之诗》的赞赏告诉了自己的朋友们，他在许多熟人的家中朗诵过这首诗。在后来写给茨维塔耶娃的信中，他提起过他在勃里克夫妇家的一次朗诵，还说到，她的长诗曾让阿谢耶夫和基尔萨诺夫[30]感到激动。
帕斯捷尔纳克努力地向茨维塔耶娃解释其创作美学中最基本的概念之一——客观性，他并没有使用源自于上个世纪的民主派批评的、在知识分子圈子里流传很广的那个概念。他所言的“西夫采沃弗拉热克胡同里的那些人”，其实就是这个文学术语的提出者，他们当时大都住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街和普列契斯焦卡街构成的区域，西夫采沃弗拉热克胡同也在其中，这一区域是莫斯科的贵族和知识分子所喜爱的聚集地。
为了使这个词不致引起一向喜欢否定一切既定东西的茨维塔耶娃的反感，帕斯捷尔纳克举了几个例子，这些例子典型地表达了他自己对待这个术语的态度。帕斯捷尔纳克并非无根据地谈到了普希金关于塔吉雅娜的举止超出作者预料的那句话，这句归到普希金名下的话其实是不准确的，这句话出自关于列·尼·托尔斯泰的回忆录，托尔斯泰不止一次说过这句话，但每一次都有出入。帕斯捷尔纳克有可能是从父亲那里得知此话的，而父亲则是在与托尔斯泰的交谈中听来的。[31]
这是一种成功的作者感觉，一种出乎作者自己意料的创作高度，帕斯捷尔纳克也有过与之相近的体验，他回忆到一九一七年夏天在创作《生活，我的姐妹》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客观性的启示”。他在《安全保护证》中写道：
《生活，我的姐妹》问世的时候，其中得到表达的完全不是由那个革命的夏天呈现给我的诗歌的当代方面，我一点也不在乎使我写出这本书的力量究竟叫做什么，因为较之于我和包围着我的那些诗歌观念，这股力量显得无限地强大。[32]
这部诗集中的诗是献给叶莲娜·亚历山大罗夫娜·维诺格拉德的，她的未婚夫牺牲在战争中。为了摆脱痛苦的绝望，同时也为了安慰为她的命运而操心的母亲，她意外地接受了雅罗斯拉夫尔作坊的一位继承人的求婚。帕斯捷尔纳克谈到了他一九二二年与叶夫盖尼娅·弗拉基米罗夫娜·鲁里耶的结婚，在他的语气中，还能清楚地听出帕斯捷尔纳克由于叶莲娜·维诺格拉德的嫁人而遭受的沉重打击所留下的余音。
在接下来的一封写于三月二十七日的信中，帕斯捷尔纳克继续谈了茨维塔耶娃和她的长诗。
帕斯捷尔纳克致茨维塔耶娃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七日）
……你是客观的，主要的一点是，你是有才能的，——是天才的。请你把最后一个词划掉。在我个人的使用习惯中，这是一个船夫用词，理发师用词。我一遇到这个词，就会感到不自在，大约就像你一样。总有一天人家会对你说这个词的，或许不会说。反正都一样，像一个充气屋顶一样悬挂在你头上的，是这个词正面的神秘性，而不是其反面的可疑性，在这个充气屋顶之下，你年复一年地推算着你的物理学。
重要的是你正在研习的东西。重要的是你正在建造一个世界，一个以天才之谜为顶点的世界。在你的岁月里，在你活着的时代，这个屋顶消融在天空中，消融在城市上空充满生机的蔚蓝中，你就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或者说，这座城市是你在研习物理学时想象出来的。在其他的时候，在这片屋檐下将会有人来来往往，将会出现其他时代的土地。城市的根基是由其他世纪的神秘天才支撑起来的。
……你写到第一次朗诵的不成功，写到当时的一片沉默。我也有过这样的体验，其痛苦程度即便不能与你相提并论，那也是相差不多的。只有那些最早期的不成熟的作品，那些十五年前的东西（也就是那些的确是起步时的习作），才能立即产生效果（但也只打动了一半人）。很快，我就开始将作品与其起效期之间的两年间隙视为一个瞬间，即一个不可分割的单元，因为只有在罕见的情况下才会迟于这两年，而且往往会迟于三年或更长的时间……[33]
帕斯捷尔纳克一边继续急切地等待着里尔克书信的抄本，一边在制定某些计划，这些计划注定会失败的悲剧性命运构成了接下来的通信的主题。
在寄往德国、写给亲人的那些信中，他的急切心情表露无遗。带着一种对于他而言很罕见的固执，他催促父母和妹妹还是把里尔克那封向他展露出了生活新前景的回信寄给他。
我们把他给住在慕尼黑的妹妹约瑟菲娜的一封信放在这里。帕斯捷尔纳克认为里尔克的那封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重要性甚至超越了那些寻常的家庭喜事，比如：他的表姐妹奥尔迦·弗赖登伯格（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古希腊学家）得到了尼·雅·马尔[34]院士的夸奖，兄弟亚历山大受到了著名的德国结构主义建筑学家艾里希·门德尔松[35]的好评，还有由于德国画派的首领科林特[36]为列·帕斯捷尔纳克画像而让家人感到的自豪，或者是雅可夫·马克西莫维奇·罗姆来访时举办的那些令人愉快的家庭茶话会和音乐会，罗姆是全家人的朋友，也是一个酷爱音乐的人。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致约·列·帕斯捷尔纳克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约尼奇卡！
你们全都是强盗和吃人的野人！你们的想象力哪儿去了！只不过在字里行间抛出了里尔克给爸爸回信这个事实，然后就把那封信寄给了你，以便在全家人就地好好享用一番之后再给我享用，当然是仅仅与我——即饭桌上的“鲍里亚”有关的那一部分，把它当作那些熟悉的“喜事”，诸如“马尔夸奖了奥丽娅”、“门德尔松夸奖了舒拉”，甚至，甚至，甚至还有“科林特给爸爸画了像”。答应给我这样一张餐巾（可我直到现在还没见到它，可以想象，这多像是哈姆雷特式常被大家取笑的人的行径，爸爸向他谈到了我：“如今一位很有名气的俄国诗人。”我一直在想象，这句话用德语说起来是多么的芳香！！），答应给我一张餐巾，可是我在这里等啊，幸福地笑啊（我真的号啕大哭过，一连三夜睡不着觉，因为这可不是什么“科林特”，也不是什么“夸奖”），去卫生间，干活（工作，说过的话是得体的），像个孩子似的赞叹不已，爱爸爸妈妈，等等，等等，可是他们却……要在下一封信里再寄来。真是怪事！我们大家都坐下来吧，雅可夫·马克西莫维奇马上就要到了。
你们轻描淡写地把这个激动的源泉展现给我，又立即充满爱意地遮挡了起来，如果没有一个更公开更直接的、同样性质的源泉添加上来，我真不知道我究竟会怎么样。我偶然得到一本茨维塔耶娃的近作之一《终结之诗》的打字稿。幸运的是，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来压抑我的这份激动，它得到了释放。我有她的地址，我给她写了信，向她说明她是什么样的人，她正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
啊，她真是一位大演员，我的确无法不爱她，爱她胜过世上的一切，就像爱里尔克那样。我对你说这些，并不是要你相信什么，而是另有原因。你读一读她的诗。你或费佳[37]肯定有一些熟人住在巴黎。你请他们从那里把她所有的作品都寄给你，你好好读一读。你应该能在其中听到许多东西，就像我一样。
她的作品中有一些中等水准的未完成的急就之章，但在其中却能不断遇到一些真正的、完善的艺术大作的片段，它们证明着那种只有天才才能常常抵达的天赋水准。让我如此激动的人，只有斯克里亚宾、里尔克、马雅可夫斯基和柯亨[38]。
遗憾的是，我对她这些年的新作几乎一无所知。有人顺便给我捎来了她的俄罗斯童话《小伙子》，这部作品是献给我的，一部出色的浪漫之作，但还是比不上《终结之诗》中的那些精彩之处。这里面有些我的东西。可是我的上帝，那些为数不多的东西落到了一双多么神奇的手中！一定要弄到她的作品，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你自己。你就是给我寄来，我也未必收得到。
因此，你能感觉到，哦，我们以精神为代价，在这里上演着一出多么沉痛而又多么可敬的悲剧啊！这里没有任何人能写出这种作品来。唉，悲哀啊，悲哀。多么可怕的《一九〇五年》！我们的巡回展览派是什么样的啊！！所有这一切目的何在，我这样做的目的何在？但是，我的情况不会经常是这个样子的，你以后会看到的。
你的鲍里亚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热烈地吻费佳。我的全部“历史主义”、对现实意义的向往和所有的部署，都由于里尔克的来信和玛丽娜的长诗而烟消云散了。这就像是心脏的膨胀撑破了衬衣。我此刻完全像个神智不清的人，四周都是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但世上还有令我感到亲切的东西，它多棒啊！
尽快地把里尔克的信寄给我。你们别生我的气。
父母寄来一张安抚的明信片，答应尽快寄来里尔克的信。但是，脱离了生活和工作常轨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什么事情都做不下去，一天接一天地向亲人们发去一张张迫不及待的明信片。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致列·奥·帕斯捷尔纳克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
你们许诺寄来的里尔克的信究竟在哪里？这不是怪事吗？“我们不知道这会让你如此激动”吗？爸爸在简短的附笔中写到了里尔克的信（我一字不落地抄在这里）……一封令人愉快的信，之所以令人愉快，是因为他高兴地提到了你，鲍里亚……他不久前读了你的诗，等等。还有呢？
这就是说，他以前也读过我的诗，或许读的还是原文，这对于我来说更加珍贵吗？成千上万个谜，却一直保持沉默。之后将会发现，这只不过是一句含义相反的话，完全不像家里人吹牛的那样！
你们这是想让我高兴吗？做得真聪明，真巧妙，真是熟知演员技巧中的隐秘方面，那些朴素的、深邃的、慈爱的方面！非常感谢。[39]
帕斯捷尔纳克家人在柏林和慕尼黑的生活照常进行着，约瑟菲娜通知哥哥，她满足哥哥的要求，给希望前往德国的疗养院治疗的嫂子[40]发去了正式邀请。与此同时，妹妹丽季娅似乎还若无其事地给她的女朋友斯捷拉·阿德尔松写了一封信，她的这位女友是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在几家合住的公寓里的邻居。[41]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致约·列·帕斯捷尔纳克
（一九二六年三月三十日）
亲爱的约尼奇卡！
谢谢你的邀请。你的来信一点儿也不枯燥，相反，它充满了深不见底的柔情厚意，这种深度我是绝对无法达到的。我谈的是三月二十五日的来信。它并不枯燥，但它让我感到奇怪，因为我看来不像是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虽然我没有任何病要治。他们给我出了个谜语，这一个多星期我一直在为这个谜语而激动，如今我已经和它一刀两断了。这个杜撰的谎言将留在爸爸的良心上。……
在度过了无法做任何事的几天之后，我又开始工作了。[42]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致丽·列·帕斯捷尔纳克
（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
亲爱的丽多奇卡！
斯捷拉今天接到了你的来信。我问她，有没有什么话捎给我。她递过来一道惊讶的目光。难道爸爸真的以为，我会接住他那句谈到里尔克之喜悦的话，并会安安静静地开始和它一起过日子了？难道能对此再也一字不提了吗？要不，就写上几句人话，把我所珍重的他的原话告诉给我。一字不差地，就像复述莱蒙托夫的作品那样。那里谈到了爱。谈到了小树枝。谈到了阿拉伯人。文献啊！文献啊！我们引用了几句，在津津乐道。转译过来的喜悦一钱不值！
昨天接到了约尼娅的来信。同样是那些关于生活、关于人的灵魂的议论，和大家的一个样。无比深厚的好客之道，可是关于里尔克却一个字也没写。怎么啦，你们是在故意制造喜剧效果吗？要不，这是你们的Aprilscherz[43]？可干吗要选择这种题材呀！如果像我确信的那样，“里尔克十分喜悦地写到了你”，这只是爸爸对一句无关紧要的话的夸大，目的是要我“高兴高兴”，那么，要知道，我在生活中片刻也未曾享受过这样的“喜悦”，他这样来侮辱我，真是不知害臊！！！主要是，这是在拿那种你们看来并不了解的崇高层次上的亲情来开玩笑。[44]
但是，帕斯捷尔纳克当天就意识到自己那些迫不及待的请求是荒谬的，伤人的，于是便给父母寄去一封忏悔的信，并深深地理解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和控制住自己的必要性。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致列·奥·帕斯捷尔纳克
（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
亲爱的双亲！
我刚刚把写给丽季娅的一张明信片放进给内弟的那封急信中。这一周里和你们的争吵让我感到很难受，很痛苦。无论我多么有理，也应该把话全都藏在心里，并克制住自己的情绪。我非常爱你们大家，我在这些天里对父亲所说的那些冲动的话，与我平常对他所怀有的感情毫无相似之处。
请你们忘记这一切，如同我忘了他那个命中注定的附笔。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明白。我正在回归单调乏味、冷漠无情的生活常轨，我曾片刻地脱离这轨道去追求那巨大的情感。这个偶然事件使我意识到，我在锤炼自己的性格，让它能具有老人的稳重性，这样做是对的。我责怪你们仅仅是因为你们是现代人（我自己大约也是），这太野蛮了。
请你们原谅这一切。热烈地吻你们。忘掉我那些明信片吧。我是在极其激动的状态下写下它们的。我会冷静下来的。我什么都不再期待了。但是，要是你们知道，你们给了我多大的触动、多大的折磨，那就好了！！！总之，原谅我吧，但愿一切照旧。对不起，爸爸。[45]
很快，帕斯捷尔纳克就接到了约瑟菲娜这封充满同情的来信：
约·列·帕斯捷尔纳克致鲍·列·帕斯捷尔纳克
（一九二六年四月）
我亲爱的鲍里奇卡！
你本该对我们所写的全部文字都感到反感，因为你所遭遇的一切，尽管谁也没有过错。阅读你那些明信片和来信，叫人心痛。某种误会造成了悲剧性的效果，导致了某种不可原谅的结局，was nicht wieder gut zu machen ist，[46]这仅仅是因为无法做到好像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那样：不，出过事了，你遭遇了某种可怕的、前所未闻的，震撼人心的事情。
如今已经不需要再写信说明了，可我却不能不对你那些极可怕的话作出回答。我只想按部就班地、心平气静地对你描述一下事实，因为别的不说，只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对你造成了伤害，那么我们的过失也会是巨大的，三月十八号晚上，我收到了父母的信，其中附有里尔克的回信。我读了那封信，——不，我不会说，这是一封发自另一些领域的来信，它充满内在的对比：质朴的学院式笔风和缓慢文体；配有对于我而言的世界上最崇高、最优秀的诗歌。不，如今再描写这一切已毫无意义，尤其是对于你来说，但或许能表达出一些敬意等等。
我只想说：我当时想马上做出两份抄件，一份留给自己，一份寄给你。可是费佳说，出于某些考虑，这封信不能完整地寄出，我也同意他的看法。只需要把他谈到你的地方抄下来。那是因为父母在信中写道：请马上把里尔克的信寄回，好让我们再把它转寄给鲍里亚。我也不想让此信在我这里耽搁得太久，做了一份抄件之后，就马上把信寄了回去，我相信他们会抄出合适的部分，然后给你寄去。
然后就又是一个星期，我给你写了一封信（二十五号），谈的是热尼娅。关于里尔克我对你却一个字都没提，因为我相信里尔克那封信的抄件很快就会到，也就是说，你会在接到我关于热尼娅的那封信之前就接到抄件。因为要知道，他们在柏林答应过此事。我的喜悦，我的感动，我曾由于那些错综复杂的情感而痛哭，这些情感中就包含着对你的态度，在读到你的来信时我曾痛苦，如此等等，——我不想在信中对你写到这一切，因为所有这一切将会是一幅毫无意义的水彩画——是在他那些放在你面前的生动的语言的精华前画出来的。
另一方面，我又怕他们没有及时地给你写信，我对你不知道、没看过的东西做了一点暗示，我让你如此激动，——好吧，一句话，我出于谨慎没有去做那件看来是爸爸不计后果地所做出的事情，它导致了这样一场不幸。因此，在写那封谈到热尼娅的信时，我特意没有提到里尔克……
突然接到了你的第一张明信片，我读了它，感到很恐惧，便把它转寄给家人，恳求他们马上把抄件寄给你，或者把里尔克的信寄给我，由我来做抄件。他们回信说，丽多奇卡已经做好了此事，于是我也就安心了：可是接着，又收到了你的一封信和一张明信片，还是那么让人恐惧。我没有把这两份东西转寄往柏林，以免伤害爸爸，因为你所有过的感受反正是不可挽回的了。在这一段时间里，你自然已经接到了丽多奇卡的抄件，接到了他们的信。我今天的这封信，也就没什么意义了。可我还是忍不住要写……
过两天再给你写信。上帝与你同在。
你的约尼娅
直到四月三日，帕斯捷尔纳克才终于收到里尔克书信的抄本，该信被删去一部分，即从“是啊，我们大家都不得不去忍受许多变化”到“去年在巴黎我是多么强烈、多么激动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啊”。随后不久，他又收到了父亲的来信。
列·奥·帕斯捷尔纳克致鲍·列·帕斯捷尔纳克
（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至二日）
……与里尔克相关的不快之事一笔勾销了！我完全“照章接受”了：两张明信片（一张寄给毫无过错的约尼奇卡；专门补充过的一张是寄给我们的），两张明信片对于我、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没有什么新的内容。
……今天接到了第一张“忏悔的”明信片（同样正常！）——“对不起，爸爸”，等等。我知道明后天还会有什么样的来信，那时你或许已收到抄本。
我亲爱的儿子，你要知道，我们的确没有时间，妈妈并不是随时都可以写信和抄写他的来信的；丽多奇卡在紧张地准备考试；我则要干活……我以为，你已经长大了，你能等上一两天……等到信被抄写出来（其风格上一些“不合时宜的”地方，使得我们无法把该信完整地寄给你，像寄给约尼娅那样）……
不是你该向我“道歉”，该道歉的是我，在我的上一封信里，我已经请求过你的原谅，因为我使你在难耐的等待中受尽了折磨，等等。我就像克雷洛夫寓言中那头熊一样愚蠢地以为，我可以在等待中“趁机暂时”分享一下这开心的消息，你会相信这并非我的杜撰……
总之，我亲爱的鲍留什卡，以往在发生更大的误会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生过气，更不用说现在了。因此你不用在信中表示任何的忏悔和请求任何的原谅……[47]
近一段时间痛苦的激动，又与创作上的不顺纠缠在了一起，这段时间，帕斯捷尔纳克在结束一部长诗、开始另一部长诗的创作中，都遇到了困难。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帕斯捷尔纳克当时的心理状态中，他在给妹妹的信中请求原谅他在“那个骂人的星期”里对她所说的那些“刻薄话”。
……在夏天和接下来的冬天里，我将不得不像在地狱里一样地埋头工作。不是为了钱。千万别这么想。可是，有多少事情要做啊！我常常有这样的恐惧，觉得我今年就会死去，来不及完成《斯佩克托尔斯基》，也来不及完成我想写的一切。但是，我的情绪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要让一切东西，甚至是那些当代的“公认见解”都服从于我的自由的想象力。
你的鲍[48]
帕斯捷尔纳克产生出了对死亡的恐惧，这可能是叶赛宁的自杀给他留下的印象之反映。茨维塔耶娃打算为叶赛宁写一部安魂曲，应她的请求，帕斯捷尔纳克专心致志地打探过叶赛宁自杀的细节。他收集了报刊上的反响、朋友们的回忆录和故事，并把这些材料寄给了茨维塔耶娃，还询问过许多非常了解叶赛宁的人。大家都熟知他写给格·费·乌斯基诺夫[49]的那封信，乌斯基诺夫夫妇是叶赛宁最后一段时光的见证人，是叶赛宁最后的交谈伴侣。在这封信里，帕斯捷尔纳克引用了茨维塔耶娃在叶赛宁的悲剧发生后不久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中所说的几段话：
请给我讲一讲叶赛宁之死的准确情况：几点，哪天，哪一周，几号，旅馆的名称，尽量弄清房间号。是从车站直接去旅馆的吗？请弄清楚。是走哪几条街道从车站去旅馆的？（景色和名称。）我不熟悉彼得堡，我需要知道。
还有：出生年代，尽量弄清月份和日子。或许会有详细的讣告。弄一份简历：几个主要阶段。我在战争一开始就认识他，和克留耶夫[50]在一起。是梁赞省人吗？还是别的什么省的人？总之，我需要知道您知道和不知道的一切消息。
内在的线索，我全都清楚，每一个姿势，直到最后一个。所有的呐喊，出声的和内心的呐喊。这一切我全都清楚，除了确切的材料。长诗不能悬挂在半空中。[51]
茨维塔耶娃对自杀的“内在线索”的了解，与刚刚读到的《终结之诗》中那些悲剧性场面一起，引起了帕斯捷尔纳克对茨维塔耶娃的担忧，在他当时献给她的一首诗中，能够清晰地感受出这种担忧，尽管该诗总的调子是讽刺的。在他于同一时间为拉里萨·莱斯涅尔的猝死所写的一首诗中，也同样贯穿着解开死亡秘密的企图。该诗还表达了一种欲步出死胡同的愿望，他在写作《一九〇五年》最后几章的过程中步入了这样的死胡同，因为他“试图学会客观的音调，变得更现实一些”，就像他当时在给伊·阿·格鲁兹杰夫的信[52]中所说的那样。对自己的强烈不满急剧地转向了抒情的比喻和简练。他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一日写给茨维塔耶娃的信是这样结尾的：
不是演戏的农民，
玛丽娜，我们往哪儿？
一个公众的游园会，
带着土地的企图。
刚刚献身于事业，
当我们沿着不同的道路，
就像罗马元老院中的马儿，
在这些孩子间显得野蛮。
我们走在林中空地间。
十个舞台上热闹非凡。
一些舞台上的人在说祝词，
另一些舞台上的人在如愿地说俏皮话。
听着，只有我们
将会从阴间给他们读诗，
就像吠陀和圣经的作者，
就像逝去的普希金。
只是不要爬到厚底靴上去，
也不要爬到蒸汽管上去。
是步出浮华深处吗？
你在棺材里也写不出它们。
你仍旧是无穷尽的。
而死亡是你的笔名。
不能投降。别用笔名
发表和出版任何作品。
为了试验一下，在这个基础上是否有可能过渡到从前那种真正的诗歌，即有着想象、理想化、深度等等的诗歌，我在《施密特》之后就不再著书了，我想为拉里萨·莱斯涅尔写一首《安魂曲》。她是革命的第一位妇女，或许还是唯一的一位，就像米什莱[53]写到过的那些人。这是草稿里的一段：
……而我是多么的遗憾。
我不是死神，与她相比我是个零。
届时我也许能知道，在没有胶水的情况下，
人的故事是靠什么粘附在岁月的残片上的。
我对素材的观察是多么的仔细！
冬季横卧着，雨不停地下，
暴风雪散发出被子的气味，
胸前抱着几个吃奶的城市。
一切都在降落，匆忙流进水中，
在拐弯的地方转化成冰。
一切都躁动着，会相爱半年。
我有一次甚至爱了整整一年。
……
鲍里斯，拉里萨，我俩的名字很押韵，
我在一年年地远离梦境，
我身上所有的一切都已掺进
你那封闭的立场，构成了呼应。
把你置入创作的偶然性中，
让造物主那越来越大的慌乱，
与幽灵和植物的慌乱
从头到尾地押上韵。[54]
第二天，帕斯捷尔纳克就给里尔克写了一封喜悦的、充满神圣情感的信。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致里尔克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二日）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致里尔克[55]
敬爱的伟大诗人！
我不知道，这封信将在何处收尾，以及它与生活有何区别，请允许我一吐为快吧，怀着我已体验了二十年之久的爱意、敬慕和感激。
我把我性格的基本特征和精神生活的全部积累都归功于您。它们是由您所创造的。我与您交谈，犹如人们谈论久已逝去的往事，那往事后来被视为当今正在发生之事的根源，仿佛后者就源自于前者。我作为一个诗人竟能为您所知，这让我喜不自胜，——我很难想象自己是个诗人，如果说诗人指的就是普希金或埃斯库罗斯的话。
命运的这种结合以其令人痛苦的不可能性穿透了我，造成一种它是不可思议的感觉，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这种感觉实在难以形诸笔墨。我奇迹般地偶然引起您的注意这件事，震撼了我。关于这件事的消息，在我内心激起了一种类似电流短路的感觉。
当我在列·奥[56]的来信里读到关于这件事的那几行文字时，家人全都外出了，只有我一个人留在房间里。我冲到窗边。外面下着雪，行人在眼前走过。我没有注意周围的一切，我哭了。儿子和保姆散步回来，接着妻子也回来了。
我却沉默着，——几小时内我没能说出一个字。
此前，我一直因您的诗歌那广阔、无穷、深邃的恩赐而无限地感激您。如今，我又因您以特殊形式表达的对我的命运突然、精心、善意的介入而感谢您。详细地叙述这一点，也许就意味着妄想获得您的关心，而我从不打算这样做，除非您本人吩咐我这样行事。这也许还意味着去理解历史上一系列悲剧性事件并对它们做出叙述，这无疑已超出了我的能力。
而且，每一个有能力学习的人，都能够从我们的生活经验中领会到，直接表达出来的伟大，往往会转化为其对立面。它实际上会成为伟大的卑微和积极的保守。
我们的革命亦是如此，它是一个与生俱来的矛盾：时间之流的断裂，往往貌似一处静止不动但动人心魄的名胜。我们的命运也是如此，是静止的、短促的、受制于神秘而又庄严的历史特殊性的，甚至在其最微小、最可笑的表现中也是悲剧性的。
然而，我这是在说些什么啊？谈到诗和诗人，换句话说，谈到欧洲共性之光每一次折射中的特殊人物，亦即众多无名的同时代人融汇一体的命运，——谈到诗，一切依旧。无论从前还是现在，此处一切均取决于偶然性，一旦它被深刻、适时地接受，就会产生不充分的折射。这时，一切就变得极其简单，变为非历史的和顺应时代潮流的，变为自由而又命中注定不幸的。于是在八年未尝到这使人虚弱无力的幸福之后又会重新成为一个诗人。最近几天，在我的身上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在此之前漫长的八年间，我非常不幸，甚至连死都无所谓，虽说在极度的沮丧中也从未忘记革命那崇高的悲剧成分。我完全无法写作，得过且过。一切都已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间写尽了。
而如今我却仿佛再生了。这有两个原因。原因之一我已经谈了。这一原因迫使我闭口不再称谢，因为无论我怎样书写谢意，也无法与我的心情相提并论。
请允许我再谈谈另一个原因，况且这两个事件对我而言是彼此相关的，这事涉及一位女诗人，她热爱您的程度不下于我，与我对您的爱亦无二致，她（无论是广义地还是狭义地理解）可以与我一样地被视为您那能动的、涵盖一切的诗歌传记中的一个部分。
在得到有关您的消息的那一天，我通过这里的一些间接途径得到一部长诗，长诗写得诚挚而真实，如今在苏联我们谁也无法那样写作。这是那一天里的第二次震撼。这便是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一个天才的大诗人，一个就其素质而言与德博尔德瓦尔摩尔相近的天才。她现侨居巴黎。我希望，哦，看在上帝分上，请原谅我的大胆和公然的搅扰，我希望，我斗胆希望她也能分享到我由于您而获得的那种欢乐。我在设想，一本由您题签的书，比如说，一本我仅仅耳闻的《杜伊诺哀歌》，对于她来说将意味着什么。请原谅我吧！但是，在这一意义深远的巧合的折光中，在欢乐的眩惑中，我倒是愿意认为，真理就存在于这折射之中，我的请求是有意义的，是会被应允的。为了谁？为什么要这样？这我无法道出。也许是为了一个诗人，这位诗人在永恒地编纂诗的内容，并在不同的时代变换不同的姓名。
她叫玛丽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现居巴黎：19ème arr.8，Rue Rouvet.[57]
请允许我认为您的答复就是实现我为茨维塔耶娃所作的这一请求。这对我来说也将是一个征兆，说明我还可以继续给您写信。我不敢希求直接的复信。我本来就以这封显然满纸谬误和荒唐的长信占用了您这么多时间。当我开始写信时，我只想充分地向您表明我的崇敬。我意外地、不止一次地感觉到，您对于我来说已成为一个启示。
我忘了，那些延伸到岁月、年龄、不同地点和地位的感觉，是无法屈从于突然想要用一封信来对它们加以概括的尝试的。谢天谢地，幸好忘了。否则，我就无法写出这些平庸的文字来了。写就的信页摆在这里，由于其冗长和不逊，我永远也不打算把它寄给您。还有两本诗集也摆在这里[58]，最初我打算将这两本诗集寄给您，好让它们如封漆一般可触摸地封印此信，可我没寄，因为我担心您有朝一日想起来读这块封漆。然而一切均属多余，只需道出最重要的一点。我爱您，犹如诗是可能而且应当被爱的，犹如有生命力的文化颂扬其顶峰、为它们而欣喜并依赖它们而存活。我爱您，我可以自豪的是，无论是我的爱还是我已提到的我最好的、也许是唯一的朋友玛丽娜的爱，都是无损于您的。
如若您愿意以您亲手写下的几行文字来赐我以幸福，我请求您让茨维塔耶娃转寄。不能肯定瑞士的邮件能抵达我们这里。
您的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
30年之后，帕斯捷尔纳克在回忆到这封信时这样写道：
他（指里尔克——引者按）在我的生活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我以前从未想到过，我能写信给他，直到经过二十年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他对我的那种他自己也不知道的影响（他在给家父的信中提到了这一点），并得知他是在伊兹沃尔斯卡娅的法语译作中了解我的时候为止。我没有想到，邮局居然能成为一座桥梁，通向那个与现存世界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难以抵达的天地，以前我只能用自己的崇敬与那个天地保持联系，可是突然发现，这座桥梁在没有我参与的情况下因远方的一个偶然事件而架设了起来。只是在这个时候，我才头一次想到，我可以给他写信。
但是，我们这里和瑞士的联络却中断了。茨维塔耶娃住在法国，我与她保持通信，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她也知道里尔克，热爱里尔克。我想顺便给她一份礼物，即把她介绍给里尔克，让他俩认识认识。我请求他不必给我回信，不必为我浪费宝贵的时间，但请求他把《献给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和《哀歌》寄给在法国的茨维塔耶娃，以此表明他收到了我的信。[59]
帕斯捷尔纳克在介绍里尔克与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相识时，把茨维塔耶娃与十八世纪[60]的法国女诗人德博尔德瓦尔摩尔相提并论。这样的比较最早出现在帕斯捷尔纳克三月二十三日致茨维塔耶娃的信中，此处的重复意在提醒，里尔克曾在《马尔特手记》中提到这位女诗人，将她归入他所喜爱的那些怨诉的女性之行列，她们的怨诉“一直传到我们今天”[61]。帕斯捷尔纳克在把茨维塔耶娃介绍给里尔克时所使用的“女诗人”一词，无疑也是与《马尔特手记》中那位女诗人的“轻盈形象”相关的，她凌驾于一切未实现的任务之上，“生活的一切喜悦和痛苦”[62]都是通过她的心灵流淌出来的。遗憾的是，“女诗人”和“女友”这两个词在俄语中都带有一点贬低的意味，于是，在把帕斯捷尔纳克写给里尔克的信译成俄语时，我们便使用了这两个词的阳性形式。
帕斯捷尔纳克请求里尔克通过茨维塔耶娃与他通信，是为了与茨维塔耶娃分享他所能提供给她的最珍贵的东西，即与里尔克的相识，这有可能强化她在侨民界中的诗歌权威地位，使她能够更加独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实际的考虑：当时苏联与瑞士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也没有通邮，帕斯捷尔纳克也清楚，通过父母来转信必定会很慢。这一点他已经有所领教，当他把自己写给里尔克的信放进一个写有父母在柏林的地址的信封里时，他的担心又一次得到了证实。下面是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写给儿子的一封信的片断，它表明，儿子要求赶紧把信发出的要求已经被履行，同时还解释了，里尔克为何直到二十天之后才收到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信。
列·奥·帕斯捷尔纳克致鲍·列·帕斯捷尔纳克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我会把给里尔克的信按照他的地址发出的：现在我把它和斯捷拉[63]一同送往了约尼奇卡处。我们大家都很喜欢这封信，我们想让约尼奇卡也能读一读它。我明天一定能接到他们寄回的这封信，然后我就立即按他的地址寄出。我不能隐瞒你给他的信中的一处“小差错”，这一点甚至会让一个外人产生反感，如果他发现的话。我故意沉默不语，暗自想——妈妈和丽多奇卡会发现这一点吗？结果当然，她们的感受也是一样的。我知道，你没有任何恶意地写道：“在您致列·奥的信里……”信不在手边，记不清那几句话了。问题仅仅在于，这里的缩写形式“列·奥”（德国人还不习惯这样的缩写）里有“某种”你没有感觉到的不得体，你不愿解释，那就干脆写“致我父亲的”好了。这让我想到那些“记者”，他们常常问我：“对不起，您就是列·奥？”……我没有沉默不语，而是顺便向你指出了这个lapsus[64]，我是在以此强调，我坚信你此次的善意（在对我的态度上你是无可挑剔的），因此“我没有生气”，Schwamm drüber[65]。
你请求里尔克——一个你自己都不认识的作者给玛丽娜·茨维塔耶娃寄赠附有签字的诗集，我不知道，在你这种真诚的、我非常喜欢的无私痴迷之中是否有什么不得体。我不知道，也许，这里没有任何的“不得体”（我清楚地明白，他大约也知道玛丽娜，对她的评价或许同样很高），可是，我的老弟，我们这些“老头子”，对别人我们总是“小心谨慎”，总是多虑。或许，在你们诗人中间可以这样，不需要双方见面就可以进行交流？无论如何，你这个同志式的姿态，你对自己的无私，在我看来是会让他喜欢的，就像我感到喜欢一样，他会看重这一点的，或许会按照你的方式履行请求。
因此，请你原谅我介入了你的Angelegenheiten[66]，但是如果我不真心说出自己的看法，对这两点视而不见——即“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写作、做事吧”，而自己只说说夸奖的话，那就太悲哀了。我曾多次发誓：“让他们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吧”（这里是不可原谅的、不是做父母的该有的冷漠），以及“不要干涉”，——在今天的个例中，由于提到了这两点，我此刻也已经在后悔了……
这是里尔克的地址（丽多奇卡在信中给你写过）：Valmont par Glions / Territet （Vaud），Suisse.[67]这是他临时居住的疗养院，而他常住在（他没有给出准确地址）Canton du Valais （Wallis）[68]的一座十三世纪的古堡里。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于柏林
列·奥·帕斯捷尔纳克致里尔克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我亲爱的著名诗人！
您当然能够生动地想象得到，您那封美妙的、使我们心灵深受感动的来信，给我和我的全家人带来了多大的喜悦，多么独特的乐趣！由于它的意外到来而产生的印象则更加强烈：我承认，我原本已不指望能接到您的回信。突然之间，回信来了！乌拉！感谢上帝，感谢，——我们亲爱的诗人还活着！他活着，还是从前那个样，独一无二的里尔克！！因这封回信而产生的欢乐，笼罩着我们在拜罗伊特大街的全家（我、我的妻子和小女儿）；这份欢乐传到了慕尼黑我大女儿那里，信被寄到了那里；这份欢乐最终在莫斯科燃起了一场激动情感的烈火，您可以在我附在这里的我儿子鲍里斯给您的信中发现这场烈火的鲜明痕迹！！
我寄往莫斯科我儿子处的，不是您的回信的原件，而只是它的抄件，因为我怕检查机关会扣留或销毁您的回信。
这些书信的来回往返，可以部分地解释我迟复您的来信的原因，我因此而请求您的原谅。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给了我们大家这份无尽的欢乐，谢谢您热诚的、感人的关注，谢谢您善意的情感！难道您真的已经做了外公？！……时间在飞驰，在无可挽回地飞驰！①……我真想抽时间去看您一眼，看看您这位诗歌环境中的隐士，看看在这么多年，这么多艰难的年头之后，我是否还认得出您？！当然是认得出的！不过，根据不久前像是特意让我看到过的那两幅肖像画倒是很难认出您来的……如今，我完全理解、完全赞同您不愿“摆出姿势给人家画像”的立场了……其中一幅画像我是前几天在Querschnitt杂志上看到的，但我不记得作者是谁了②，我觉得那幅画上还有些与您相像的地方；而在另一幅画上，这幅画的作者是相当有名的（我觉得也是很有天赋的）女画家鲍拉·莫德尔森③，在这幅画上，我却连一点儿能让我记起您来的地方都没找出来！……难道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当然，这是一场误会，或者是把画名搞错了，或许……但是，我们不谈这个话题了。[69][70][71]
在您的来信中我得知，您如今隐居在大自然之中，我为此而高兴。为您而感到无尽的高兴，因为命运为您送去了对于一位艺术家来说最为罕见的大地上的幸福（美妙的、安宁的独处），在那里，您置身于您喜爱的玫瑰丛中，那些玫瑰一无所求，只是在永恒地绽放出难以言传的美丽和魅力，——您可以全身心地沉浸于您喜爱的工作！我愿意相信，您已经养好了您的身体。或许，上帝保佑，我们会突然在巴黎相会，这两三年来，我一直在打算去巴黎。或许，如果一切顺利，我将在这个六月初去那里。
让我感到非常郁闷的是，我不能自如、流畅地用德语给您写信，还要用俄语来折磨您。我一次又一次地请求您原谅。我的儿子鲍里斯让我把他的信转交给您，因为他不知道您的地址。
拥抱您，我亲爱的、亲密的朋友，无限地感谢您，我们全家祝您万事如意。
您的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
一九二六年四月三十日
注释：
[1]书中的说明文字为俄编者所撰，为区别起见，特以楷体标明，俄编者文字中的大段引文，则排仿宋体。
[2]这段话用德语写成，此信之后部分则用俄语写成。——原编者注
[3]意大利的一个贵族世家。
[4]顺便提一句，去年我在此地的“Sécession”画展上展出了我的肖像画《爱因斯坦教授》。——列·帕斯捷尔纳克注［原编者按：“Sécession”即“分离派”，是十九世纪末起活跃在柏林、慕尼黑和维也纳等大城市中的一批具有现代派倾向的画家，他们反对学院派的绘画传统，里尔克与很多分离派画家都有交往。列·帕斯捷尔纳克为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所作的肖像画，现藏耶路撒冷大学和莫斯科特列恰科夫画廊等处。］
[5]德文，柏林拜罗伊特大街17号。列·奥·帕斯捷尔纳克在柏林的住址。
[6]德文，岛屿出版社。莱比锡的一家出版社，其当时的负责人安东·吉本伯格（1874—1950）是里尔克的朋友和出版人。——原编者注
[7]里尔克此信的前两句话是用俄语写成的，在此后用德语写成的书信中还不时出现一些俄文单词。
[8]指爱伦堡所编的《俄国诗人肖像》（柏林，1922）一书，该集中收有帕斯捷尔纳克的5首诗。——原编者注
[9]里尔克的妻子。
[10]叶莲娜·伊兹沃尔斯卡娅（1897—1975），诗人和翻译家，三十年代初与茨维塔耶娃结为朋友，后死在加拿大一家天主教修道院里，由她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两首诗《闷热的夜晚》和《启航》发表在《交流》（Commerce）杂志1925年第6期上。——原编者注
[11]《透亮的存在织物，帕斯捷尔纳克夫妇通信集》，莫斯科，1998年，第310页。——原编者注
[12]《帕斯捷尔纳克通信集》，莫斯科，1990年，第310页。——原编者注
[13]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鲍里斯的爱称。
[14]此处的用语与给里尔克信中的有所不同，“小有名气”改为“很有名气”，“年轻诗人”中的“年轻”二字也被删去。
[15]即法国诗人保尔·瓦莱里。
[16]帕斯捷尔纳克的妹妹丽季娅名字的爱称。
[17]《帕斯捷尔纳克五卷集》，第4卷，第787—788页。——原编者注
[18]约瑟菲娜的爱称。
[19]指里尔克，P是里尔克俄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
[20]拜罗伊特是德国一地名，1876年8月在此地建立的瓦格纳歌剧院以演出瓦格纳的歌剧而著称；斯克里亚宾（1872—1915），俄国作曲家。
[21]引自阿·埃夫隆：《回忆片断》，载《星》杂志，1975年，第6期，第170页。——原编者注
[22]因此我才会这样说，这样写。你如此美丽，就是姐妹，我生活的姐妹，你自天而降，落在我的身上；你简直就是灵魂最后的边界。//你是我的，也从来都是我的，我全部的生命都属于你。——帕斯捷尔纳克注
[23]茨维塔耶娃：《终结之诗》，见《茨维塔耶娃七卷集》，第3卷，第32、34、35、36、37、44、45页。——原编者注
[24]莫斯科市中心阿尔巴特街附近的一条胡同，为贵族和知识分子的集聚地，茨维塔耶娃1912年出嫁前在这里住过，帕斯捷尔纳克1915—1916年间也在此处租住过一段时间。
[25]茨维塔耶娃：《终结之诗》，见《茨维塔耶娃七卷集》，第3卷，第40页。——原编者注
[26]德文，我以自己崇高的生活与你生活在一起。——原编者注
[27]茨维塔耶娃：《终结之诗》，见《茨维塔耶娃七卷集》，第3卷，第32页。——原编者注
[28]《帕斯捷尔纳克五卷集》，第1卷，第276页。——原编者注
[29]德博尔德瓦尔摩尔（1786—1859），法国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对她的诗评价很高。——原编者注
[30]谢苗·基尔萨诺夫（1906—1972），俄国诗人。
[31]《同时代人回忆中的列·尼·托尔斯泰》，莫斯科，1955年，第1卷，第232页（Г· А· 鲁萨诺夫），第334页（С· Т· 谢苗诺夫），第2卷第179页（Д·П·马科维茨基）。另见Т·Л·苏霍吉娜托尔斯泰娅：《回忆录》，莫斯科，1976年，第430页。列·奥·帕斯捷尔纳克对此也有回忆（《往年纪事》，第181页）。——原编者注
[32]《帕斯捷尔纳克五卷集》，第4卷，第228页。——原编者注
[33]此信引自阿·埃夫隆：《回忆片断》，第168页。——原编者注
[34]尼古拉·雅可夫列维奇·马尔（1865—1934），俄国东方学家和语言学家。
[35]艾里希·门德尔松（1887—1953），德国建筑学家，代表作有波茨坦的爱因斯坦塔。
[36]洛维斯·科林特（1858—1925），德国画家。
[37]即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80—1976），约瑟菲娜·帕斯捷尔纳克的丈夫。——原编者注
[38]赫尔曼·柯亨（1842—1918），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马尔堡学派的创始人。——原编者注
[39]鲍·帕斯捷尔纳克：《与父母姐妹书信选》，第1卷，第78—80页。——原编者注
[40]叶夫盖尼娅·弗拉基米罗夫娜·帕斯捷尔纳克（1899—1965），出嫁前姓卢里耶，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她当时是莫斯科高等美术学校的学生，她的身体在饥饿年代遭到损害，有患上肺炎的危险。1926年春，约瑟菲娜·帕斯捷尔纳克帮她住进了慕尼黑附近的一家疗养院，在我们提到的她3月25日给哥哥的那封信中，她谈到了此事。——原编者注
[41]鲍·帕斯捷尔纳克：《与父母姐妹书信选》，第1卷，第80页。——原编者注
[42]此信引自鲍·帕斯捷尔纳克：《与父母姐妹书信选》，第1卷，第81页。——原编者注
[43]德文，愚人节玩笑。——原编者注
[44]此信引自鲍·帕斯捷尔纳克：《与父母姐妹书信选》，第1卷，第81—82页。——原编者注
[45]鲍·帕斯捷尔纳克：《与父母姐妹书信选》，第1卷，第82页。——原编者注
[46]德文，覆水难收。——原编者注
[47]鲍·帕斯捷尔纳克：《与父母姐妹书信选》，第1卷，第83—84页。——原编者注
[48]鲍·帕斯捷尔纳克：《与父母姐妹书信选》，第1卷，第85页。此信写于1926年4月13日。——原编者注
[49]格奥尔基·费奥法诺维奇·乌斯基诺夫（1888—1932），记者，写有关于叶赛宁的回忆录。——原编者注
[50]尼古拉·克留耶夫（1887—1937），俄国诗人。
[51]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致格·费·乌斯基诺夫的一封信》，载《苏格兰斯拉夫评论》，1989年春/秋季刊，第42页。——原编者注
[52]1926年2月7日的信。《星》1994年第9期，第102页。——原编者注
[53]米什莱（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写有《法国革命史》等史著。
[54]《悼莱斯涅尔》一诗最初出现在1929年的诗集《超越街垒》中。《不是演戏的农民》在帕斯捷尔纳克生前没有发表过。——原编者注
[55]此信由叶·鲍·帕斯捷尔纳克从德语译成俄语。本书中里尔克的所有书信和茨维塔耶娃的德语书信均由康·米·阿扎多夫斯基译成俄语。——原编者注
[56]即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列昂尼德·奥西波维奇。
[57]法文，19区，鲁韦街8号。这是切尔诺夫夫妇的地址，1925年11月自布拉格来到巴黎后，茨维塔耶娃带着孩子住在他们家，直到1926年4月末去旺代。——原编者注
[58]指《生活，我的姐妹》和《主题与变奏》，它们写于1917—1918年间，于1922—1923年在莫斯科和柏林出版。——原编者注
[59]帕斯捷尔纳克：《1956年5月12日致鲁奥夫信》，见《文学问题》1972年第9期，第170—171页。——原编者注
[60]原文如此，德博尔德瓦尔摩尔虽然生于十八世纪，其主要的创作时期却处于十九世纪。
[61]里尔克：《马尔特手记》，莱比锡，1938年，第274页。——原编者注
[62]同上，第274—280页。——原编者注
[63]斯捷拉·萨莫伊洛夫娜·安德森（1901—1988），帕斯捷尔纳克两个妹妹的好朋友，她当时曾前往德国做客帕斯捷尔纳克家。——原编者注
[64]拉丁文，失误，差错。
[65]德文，让我们忘记这件事。——原编者注
[66]德文，事情。——原编者注
[67]即瑞士瓦尔蒙格里昂/泰里泰（沃州）。
[68]即瓦莱州（瓦利斯）。
[69]摘自维吉尔的《农事诗》（第3部，第284首）。——原编者注
[70]Querschnitt（即《截面》）杂志1925年第12期上刊登的里尔克画像是女画家鲁鲁·艾伯特拉扎尔的作品。——原编者注
[71]鲍拉·莫德尔森贝克尔（1876—1907），女画家，里尔克的朋友。——原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