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同意父亲在本地中心医院做冠脉支架手术。
这事儿当然怪我。我是长子，有保护老头子生命财产安全的责任。我爸虽然犟脾气，但如果我坚持去大医院做心脏支架，他应该会妥协。事后反省，我还是有怕麻烦的心理。
我是个理性超强的人，这也注定我所犯的错误都是三思而后行的结果。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我并非智者，又在医患关系中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弱势一方，上当吃亏在所难免。
只有中国有这种事，医生和患者之间像做买卖一样互不信任。
“你胆子可真大，敢在咱们这医院做心脏支架！”我把消息透露给我的同学朋友，全世界都震惊了。他们几乎一边倒地对我展开了批判。有几个甚至夸张地号称，“我感冒都不去咱们这医院看，他们是真敢给你瞎治啊。”
他们不这样说还好，一这样说，我祖籍山东倔县的优良基因被激发出来了。我们的中心医院好歹也是个三级医院（具体是几等就不清楚了，反正不是甲等），没有那么不堪吧。中国人的过度医疗问题还不够严重吗？如果都像你们那样得个感冒就去三甲医院就诊，挤占公共医疗资源，中国医疗免费制度何时能够实现？再说心脏支架技术已经非常普及，这回又请的是省城的医疗专家，人家一年做这种介入手术几百例，做个支架就像割个双眼皮那么简单。
我器宇轩昂口若悬河，一番“人民医院爱人民”的慷慨陈词，大家都事不关己地沉默了。不过我的例子举得不算恰当。割双眼皮还有割失败的呢，事实上，我根本没见过谁割了双眼皮变得更好看。
按程序心肝脾肺的一顿检查，我和我弟用轮椅推着老头子在中心医院各个大楼之间窜来窜去。我爸本来自己能走，但赵医生不让，把我爸列为重点保护对象。我有一种去银行存钱误入大户室的感觉。
赵医生脾气也明显好转，一跟我说话就粉面绯红，搞得我一阵阵胡思乱想。按理我的姿色不至于有这么大杀伤力吧。过了两天才知道，原来她是我一个哥们的师妹，我那哥们帮我托付过了，估计顺便又把我当“流氓才子”吹捧了几句。
这不是什么好消息。我那哥们学渣一枚，毕业的医学院基本可归为“野大”一类，工作快20年了，还只是个小医师，可想而知他师妹的业务水平。况且这当口儿也不合适……决定回头再说。
据同病房的病友透露，这回请来给我爸做手术的医生，来自省城某三甲医院，好像是个什么主任，总来我们这里搞客串赚快钱。省城心外科最强的一个是沈阳陆军总院，一个是医大附属一院，可惜跟我们中心医院的心外科都不是关系户，请不动。
我弟一语道破天机：“陆军总院和医大一的大夫，一天到晚连自己医院的手术都忙不过来，哪有工夫跑咱这里扶贫。来咱这做手术的大夫，都是来练手儿的。”
我闻听此言，一阵眩晕。还好老头子没听见。
我重申了我中心医院医疗技术获得长足进步冠脉支架技术已非常成熟等等那番废话，像在网上骂仗的中医粉一般情绪激昂，把旁边几个闲聊的病人家属唬得连连点头。其实我觉得我更像是在劝说自己，事已至此，既来之则安之吧。
手术定在晚上六点。因为省城的大夫要在下班后坐高铁赶过来。送医下乡不容易。也看得出中国的医疗资源多么缺乏，像我们这种不给大医院添乱的病人简直应该嘉奖。嘉奖说来就来。护士长告知我们另准备一千块钱手术费，给沈阳的医疗专家。
手术费才一千元？我大为吃惊。
弟弟说一千元还少啊，今晚要做六个病人，一人一千就是六千，这比抢钱来得快。况且这钱不走医保，也不上账面，就算公开的红包，和我们所要缴纳的正常医疗费用没关系。
那我也觉得太少。中国病人普遍有我这种花钱免灾的受虐狂心理。既然是救命，还是多花点钱比较令人心安。
与往日病房麦霸的状态不同，老头子一整天都没怎么吱声，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我说爸，你害不害怕？
老头子愣了一下，然后撇嘴皱眉，做出受了侮辱似的表情说，不怕。可他这两个字说得声音太小了，仿佛一声无奈的轻叹。
我和弟弟同时笑出声。
老头子脸一红，大声道：“有什么怕的，这就是微创手术。一会就完事了。”
我赶忙正色附和：“对对，就是微创手术，局部麻醉。你会一直清醒，有什么问题你就跟医生说。”
老头子换上睡衣，老老实实地躺好。我们全家上阵前拉后推护卫着病床，在护士的引领下来到介入中心门厅处等候。不一会，外面又推来一个病人，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爷们，由一个中年妇女陪着。我问你们也要做支架啊。中年妇女说，不一定，就给他做做造影看看。我嘴贱道，不做支架做什么造影，做没做64排螺旋CT？中年妇女茫然地看着我。老婆从背后拽我衣服，呵斥道，你别搁着充明工！
我莫名其妙觉得愤怒。
介入中心门一开，出来一个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与陪我们的护士一番交接，然后转向我们问：“钱呢？”弟弟赶紧双手奉上信封。
我俯身跟躺在病床上的父亲说：“别害怕，一会做完就全好了。”
父亲一动不动地躺着，毫无反应，眼神空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