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是最琢磨不透的。了解日本既已成为美国的当务之急，我们就不能对这些矛盾以及其他许多同样令人烦躁的矛盾置之不理了。在对日本军队及日本本土进行宣传时，我们将宣传些什么才能拯救美国人的生命，并削弱日本人那种顽抗到最后一个人的意志？在世界和平有可能到来之前，日本会不会发生一次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或者，日本民族只有灭亡？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判断肯定是众说纷纭的。
我们必须把美国人采取行动的那些前提暂且抛在一边，并且尽可能不要轻易地认为，在某种情况下，我们会怎样做，日本人也会怎样做。问题是日本人将如何行动，而不是我们处在他们的境遇时将如何行动。我必须努力把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作为了解他们的“正值”即有用的资料来加以利用，而不是作为“负值”即不利条件来看待。
但是，我们两国正在交战，我无法在日本人的家庭中生活，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作风，并区分出哪些是关键性的，哪些是非关键性的。我无法观察他们作出决定时的复杂过程。我无法观察他们的下一代是如何培育的。我确信，许多问题的答案大都隐藏在日本文化的规则及其价值之中，研究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人，答案会更加满意。
我研究日本有许多学者的遗产可以继承。欧美人士详细记载了他们的生动经历，日本人自己也撰写了许多不寻常的自我记录。日本人与其他东方民族不同，有强烈描写自我的冲动，既写他们的生活琐事，也写他们的全球扩张计划，其坦率实在令人惊异。日本人描述日本会略去许多重要事情，因为这些对他们太熟悉了，如同呼吸空气一样，习而不察了。但日本人仍然喜欢显示自己。
人类学家知道多种亚洲和太平洋的文化。日本有许多社会习俗和生活习惯，甚至与太平洋岛屿上的原始部落极为相似。但对我来说，了解文化相似性之所以有价值却并不在于这类可能发生的历史关联，而在于能够凭借这些类似或差异，获得理解日本生活方式的启示。这些民族都是亚洲伟大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人类学家必须使自己最大限度地适应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其研究技术也必须为解决这一特殊问题而加以磨炼。
人类学者对这种差异、制约及其后果的关注，在研究日本时也可加以利用。现在，无人不感到美国与日本在文化上的根深蒂固的差异。在有关西方各民族的研究中，缺乏比较文化学训练的人往往忽视许多行为的整个领域。人类学家必须发展研究日常琐事的技术，因为，他所研究的部落中的这些日常琐事，与他本国相应的事物相比截然不同。这种方法值得运用于研究日本。我越是对日本人的某种行为迷惑不解，就越认为在日本人生活中一定有造成这种奇特行为的某种极为平常的条件在起作用。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我还确信这样的前提，即：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因此，我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它是一本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二十世纪所面临的障碍之一就是我们仍然怀有模糊不清、以至偏颇的观念，不仅对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而且对美国何以成为美利坚民族，法国何以成为法兰西民族，俄国何以成为俄罗斯民族也是如此。任何民族在观察生活时所使用的镜片都不同于其他民族使用的。我们从不指望戴眼镜的人会弄清镜片的度数，我们也不能指望各民族会分析他们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实际上，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生活方式，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对民族差异进行系统研究，既需要有某种坚定精神，也需要有某种宽容态度。因此，本书将论述日本人对自己的要求，诸如他们在哪些情况下能指望得到恭维，在哪些情况下则不能；什么时候会感到惭愧，什么时候会感到尴尬等等。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曾置身于书中提及的每一特殊情况，而是说这些人都会承认在那种情况下就会如何如何。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者很快就会发现，再增加多少调查材料，也不会提供更多的确实性。譬如，某人在何时对谁行礼，就没有必要对整个日本人进行统计研究。这种公认的习惯性行为，任何一个日本人都可以向你证明，再有几个确证就行了，不需要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中获得同一结论。
研究者若想弄清日本生活方式所赖以建立的那些观点，他的工作就远比统计证实要艰巨得多。在这种分析工作中，最有权威的法庭并不一定就是“田中先生”——即任何一位日本人。
美国人对社会的研究，很少注意研究文明民族文化所赖以建立的各种前提。美国人可以用投票方式调査美国人的意见，并了解调查的结我开始明白，为什么对某些急剧变化的行为，日本人却认为是完整一贯的体系中的组成部分。他们的体系是独特的，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儒教的，而是日本式的——这既是他们的优势，也是他们的弱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