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父亲看病，辗转了五、六所医院，最后停留在浦东精神卫生中心。首次看病是在2012年2月，那时父亲的病情还不算十分严重，只是记性越来越坏，经常“骑驴找驴”，鼻子上驾着老花镜，却到处找眼镜。做过的事一转身就忘记，过后还不承认是自己做的，同一个问题要问无数遍。
处于AD初级阶段的病人，智能还基本正常，大多时候他是清醒的。可是很残酷，他必须以正常的心智接受自己即将不正常的现实。我相信，一位AD患者的眼泪，与癌症之类病人的眼泪不一样，同样是走向衰亡，普通病人是身体机能的衰竭，而AD病人却是智商和身体机能的全面衰竭，也就是说，他会变傻，渐渐地，变成一个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没感觉，什么都不会的傻子。他没有能力体会身体的病痛和心灵的伤痛，似乎，这也算是一种无知无觉的幸福，但他同样不能体会快乐、兴奋、骄傲、惊喜、欣慰、温暖、舒适、满足、陶醉、疼惜、关心、呵护、思念，不能体会——爱。
可是我还心存侥幸，我希望父亲并没有患AD，也许，医生将宣布一个令我们转悲为喜的结果……然而，仅仅过了二十分钟，我的希望就破灭了。看过父亲的脑核磁共振片子后，医生毫不犹豫地确诊，AD，没有丝毫悬念。虽然这本在我的预料中，但我还是感觉一种被突然射出的冷箭刺伤的疼痛，一种回天无力的绝望。
干细胞移植手术——我像溺水的人捞到一根救命稻草，当即要与医生签订住院合同，我要让父亲几近衰败的大脑在最短的时间内起死回生。母亲也支持我，她似乎更了解父亲不想动手术的真正原因，她劝父亲：十多万就十多万，治好了还是划算的，你身体健康，我还可以再上几年班，钱不就赚回来了？
母亲对她退休以后被聘用的那份工作念念不忘，她担心父亲一旦真的因AD而失去自理能力，她就必须整日看管他照顾他，再也不能去上班。也是母亲了解父亲的秉性，知道他不肯动手术的原因是怕花钱。这样我就更坚定了要做通他思想工作的决心，假如因为不肯花钱而放弃可能治好的机会，且不说作为女儿我如何对得起父亲，即便只是面对自己的内心，我都无法坦然和安然。
因为与我们意见相左，父亲整天闷闷不乐、愁容满面，严肃的表情使他像一名忧心忡忡的将军，因为要抉择一场大战役是否应该打响而寝食不安。而我，恰似他属下一名目标坚定却又无权做主的参谋长，不断进谏着关于他的身体健康和未来生活的科学性意见。他持续犹豫着，有时难以抵挡我的劝说，便勉强同意手术，可不到半天又宣布推翻先前的决定。几次三番，出尔反尔，我的神经被他揪得紧紧的，刚松口气，又来一个打击，反反复复。我劝他：爸爸，你担心什么？我们不缺治病的钱，你现在需要的是健康。
他的回答含糊其辞：你不懂的，说了你也不懂。
我是一个成年人，什么是我不懂的？不就是钱吗？为了打消他对钱的担忧，我向他承诺：手术费用我来付，不要你花钱，好不好？
我刚把这句话说出口，他就爆发出一声怒吼：你的钱不是钱？不要你付钱，不要你管！
自我长大后，父亲几乎没有对我动过怒，他信任我，不干涉我对学业、工作、婚姻等人生重大事件的任何决定，偶有意见相左，他亦是与我商议，最终大多也是认同我的安排。他的强势只针对母亲，他甘愿在子女面前做一个民主开明的家长，许久以来一直如此。然而这一次，他竟对我动怒了。我已很久没有遭受父亲如此态度的对待，委屈、伤心、惊异、气愤……一股五味杂陈的酸楚感顿时涌上心头。他居然说“不要你管”，这决绝的话让我几乎当场落下眼泪。假如他真不是我的父亲，我何需如此操心奔波？日后他的病越来越严重，我做女儿的不管谁管？我简直要崩溃了，谁能替我抉择，是坚持动手术，还是听从父亲的意愿？我能绑架他上手术台吗？
我还是不太甘心，如果新的医学技术没有经过千万例病人临床治疗的实践，怎么能进步、发展，乃至成熟？于是我又辗转于朋友、亲戚、同事、邻居等复杂到近乎无望的关系中，找到中山医院一位AD专家，咨询是否有必要做“干细胞移植”手术。专家答复：目前，世上还没有一种技术和药物能阻止AD患者丧失智能的脚步，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延缓，微不足道的延缓。加强智能锻炼吧，也许会好一些。
我终于妥协。
知道我放弃，父亲高兴得像个孩子似地“呵呵”傻笑，而后小声自言自语：还是我自己说了算，还是我自己做主。
我一惊，霎时醍醐灌顶。这段日子他的挣扎抵抗，也许并非心疼钱，而是，他在争取某种权利，争取他的自由和自尊。对于他来说，做一个没有权利为自己做主的人，比患上越来越严重的AD更可怕，更不能接受。我却以关心他、爱护他、替他治病的理由强迫他接受我的选择，其实我的潜意识里，已经不再把他看作一个独立的人，一个有权利决定自己命运的人。AD病人也有尊严，而我恰恰忽略了这一点。
我开始调整自己的观念，我想，他需要我们的尊重，哪怕他把所有一切都遗忘的时候，依然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