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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景公死后的晋国局势暂且不提，将目光转向更加宏观的角度，从整个大的局势上分析，晋楚邲之战之后，楚庄王终于将雄踞中原十多年的晋国从霸主的宝座上拉了下来，并如愿以偿地取而代之。然而，晋国虽然一时失手，但其大国的地位并没有动摇。因此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晋楚两国一个南下、一个北上，在中原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长年累月的兵荒马乱带来的动荡形势，让所有诸侯国都元气大伤。
晋楚争霸中原，首当其冲地就是位于中原的郑国、宋国、卫国等二等诸侯国。据史家统计，在春秋中期的七八十年中，在郑国境内爆发七十多次战争，宋国境内也有四十多次，至于其他小国，数目也不在少数。不仅如此，由于双方轮流称霸中原地区，这些小国的国君只得屈服于强权之下，朝秦暮楚，“牺牲玉帛，待于二境”，轮流向两个大国做小伏低，同时还要遭受另一方的攻打。长此以往，各国疲于奔命，厌战情绪严重。
不仅小国如此，晋、楚两国也各有内忧外患。晋国一方自晋文公去世以后，后继国君乏力，军政大权逐渐集中在几家有实权的公卿大夫手中。他们彼此争权夺利，内讧不已，极大地消耗了晋国的国力。与此同时，秦国的崛起也让晋国感到了危机。秦穆公称霸后，秦国一跃而为举足轻重的诸侯国，和晋国屡屡发生摩擦。晋厉公时虽然与秦会盟，但秦国并不以为意，反而联络白狄打算伐晋。
晋国的外患不止于此，晋国仗着自己的优势地位，对中原诸国滥施淫威。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晋国为了与齐国交好，强令鲁国将汶阳之田交予齐国，后来鲁成公朝见晋国，晋却以“通楚”为由，将其强行扣押，逼迫鲁成公接受了盟约才放他回国。晋国的此种举动，自然让中原各国大为不满，纷纷“贰于晋”，与楚交好。
楚国一方虽然雄踞霸主之位，也没有晋国那么糟糕的外交问题，但其内部的矛盾同样不少。楚庄王死后，楚共王幼年继位，势力不比以前。而子反、子重等人因为夏姬和赏田的问题先后和申公巫臣发生了矛盾。申公巫臣出逃奔晋后，子反和子重又将申公巫臣的家族屠灭，家财分割。得知此事的申公巫臣便向晋国建议与当时尚不为中原诸侯国承认的吴国联盟，从侧翼合击楚国。由于申公巫臣也是楚国的一员名将，深谙楚军的军事技术，吴国因此而习得了大量先进的战法，开始使用战车作战，军事实力突飞猛进。先后进攻楚国的巢、徐等地，连连获胜，给楚国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如此一来，暂时的和平就成为唯一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之下，晋、楚双方都先后派出使者联络，打算通过会盟来谋求和平。
晋景公十八年（公元前582年），晋景公视察军队，遇到了被郑国俘虏、献给晋国的楚人钟仪。由于钟仪为人正直，又弹得一手好琴，范文子趁势建议晋景公将其放归楚国，以和缓晋楚之间的关系。楚国对这一示好的举动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当年冬天就派出公子辰回访晋国。晋国随即又派出大夫籴茷回访。一时间，双方的外交活动十分紧密，战争的硝烟味似乎正在远去。
晋楚之间关系的缓和被敏感的中原诸侯们嗅到了端倪，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自然要竭力促成双方的和平。宋国大夫华元虽然地位不高，但却和晋楚双方的当权者都有良好的私人关系。他既与晋国正卿栾书关系密切，又和楚令尹子重交好。这一有利条件方便了华元出面在晋楚二国间进行斡旋。晋厉公元年（公元前580年），华元先后出访楚国和晋国，为双方的会面创造了条件。第二年，晋国派出士燮，楚国派出公子罢和许偃，双方在宋国都城西门外会见。在华元的主持下，双方缔结了停战协议。协议如下：
“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坠其师，无克胙国。”
这就是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华元弭兵”的外交事件。
为了落实华元弭兵的成果，晋楚两国又进行了一系列的后续外交活动。鲁、卫、郑等原本已同楚交好的诸侯国再次赴晋国朝见晋厉公，重新确定了附庸关系。而晋国和楚国也再次遣使互访，晋厉公又亲自与公子罢会盟，强化了弭兵之盟。
尽管如此，但晋楚两国长达数十年的敌对状态却并没有那么容易一朝化解。就在弭兵会议结束后，晋国派出郤至使楚，楚国准备了全套礼乐迎接。按照周礼，只有两国国君相会时才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因此郤至表示愧不敢当，并提出疑问：倘若异日两国国君相见，将用何种规格的礼乐招待呢？不料子反却回答说两国国君相会只要彼此送一支箭就可以了，用不着音乐。子反的话毫无疑问暗含着两国即将兵戎相见，而士燮也预料到了楚国一定会毁约。果然，华元弭兵不久后就由于晋楚鄢陵之战的爆发而宣告失败。
华元弭兵与其说是晋楚两国深谋远虑的长期国策，毋宁说只是双方在日益困难的局势下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稍加分析便可发现，这次弭兵，参加人数极为有限，盟约也含糊其辞。因此，它的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战争，永恒的主题
正如晋国士燮所料，华元弭兵的效力并没有持续多久。仅仅四年之后，晋楚两军就再次爆发了一场大战。
华元弭兵之后，晋国虽然没有继续同楚国在中原发生冲突，但却积极向周边拓展势力。在麻隧之战中，晋国大败秦军，极大地拓展了国势。受此影响，中原各国也重新向晋靠拢。郑国依仗晋国势力，竟然发兵两次攻打许国。许国在楚庄王时已经成为楚国的属国，郑国此举无疑是对楚国霸权的冒犯。
鲁成公十五年（公元576年），从危机中缓过来的楚共王打算挥兵北上，替许国复仇。在召集群臣商议此事时，子囊力劝应遵守华元弭兵的协议，建议通过外交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但子反却表示：“敌利则进，何盟之有？”楚共王于是撕毁盟约，发兵攻打郑国和卫国，而郑国不甘示弱，也回兵攻楚。中原地区再次陷入了战争状态。
平心而论，楚国虽然并非师出无名，但在华元弭兵的大背景下，子反的意见无疑站不住脚。楚国的出兵，让其在外交上很被动。晋国见楚国如此，也乐得顺水推舟，召集了齐、宋、卫、郑等诸国连同东南的吴国在钟离会盟，一同对付楚国。华元弭兵至此正式破裂。
楚国见势不妙，于是立刻单独同郑国媾和。得到汝阴土地作为补偿的郑国立刻倒向了楚国一边，并同楚国结盟。在楚国的支持下，郑国进攻宋国并取得了胜利。而卫国则在晋国的授意下进攻郑国。
中原各国的小规模征伐只不过是晋楚两国正式交战的序幕，战争的真正高潮，还要等到躲在幕后的晋楚出兵正式交锋。果然到第二年，晋国正式出兵伐郑，郑国立即向楚国求援，楚国随即发兵。晋楚两军在鄢陵（今河南鄢陵北）接上了头。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晋军此次出阵，似乎并没有做好和楚军正面交战的准备。听说楚军前来，士燮便想退避三舍，避免主力决战。但郤至却坚决反对，而士燮之子范匄也支持郤至的意见，表示可以填平营中井灶，在军营中与楚国决战。范匄初生牛犊不怕虎般的言论虽然被士燮厉声斥责，但却赢得了晋国其他卿大夫的认同。栾书提出晋军坚守营寨，避免主力决战，伺机反扑，后发制人，“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
应该说，在战斗开始前，楚军确实占据了一定的优势。这一天是晦日，春秋时认为是不吉利的。而楚军偏反其道而行之，于黎明时分在大雾的掩护下靠近晋军布阵开战，而此时晋军的援军齐、鲁、宋、卫等国联军尚未到达，晋军可谓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虽然不少将领都强调楚军列阵厚重，良将众多，不易抵挡。但郤至却冷静分析了楚军自身的劣势，他指出，楚军的大将子反和子重关系不佳，兵员老旧战力不高，郑军和楚军都阵容不整，而且又在通常认为不吉的晦日用兵，因此必定大败亏输。而从楚国逃到晋国，深谙楚人用兵之道的苗贲皇则指出楚国的精锐主力在中军，因此可集中优势兵力先击破左、右两军，再合兵包围中军。在郤至、苗贲皇等人的力劝下，晋厉公终于决定与楚军正面交战。
晋国的战术安排果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晋国主力的猛攻下，楚军的左右两军抵挡不住。晋军一度逼近了楚国的中军，楚共王甚至被晋将魏锜一箭射中左眼，可谓狼狈已极。楚军虽然纷纷败退，但楚军的战斗力之高超，战意之顽强也超出了晋国的预料。楚国著名的神射手养由基在败军之中大显神威，先是一箭射死了魏锜，又率军抵挡住了晋军的追击，而另一员猛将叔山冉则以晋军士兵作为武器投向晋国战车，晋军动弹不得，被迫停止前进。
双方激战一天，到黄昏时分才告结束。虽然场面上是晋优楚劣，但楚军并未被击溃，而晋国获得的战果也极为有限，仅仅俘虏了楚国的公子茷。夜色降临，双方各自收兵回营，整顿兵士，救助伤员，补充粮草，修理武器，重摆阵势，打算次日再战。
这时候苗贲皇却想出了一条妙计，他命人暗中放松对楚国战俘的看管，让他们逃回楚营报告晋军的军备情况，动摇楚国的军心。果然，楚共王得到这样的消息，便连夜召开军事会议，可是掌管中军的子反居然喝得酩酊大醉，人事不省，不能前来。楚共王毕竟年纪不大，听说此事，哀叹一句：“天败楚也夫！余不可以待。”竟然就此命令撤退。第二天，全副武装的晋军发现楚军竟然连夜退走，于是攻占楚军营地，尽夺楚军粮秣，而此时晋国的援军才先后来到鄢陵。楚国方面，贻误战机的子反受到楚共王的责备和与其不和的子重的逼迫，无奈只得自尽谢罪。鄢陵之战就这样以晋国的胜利而告终。
楚国在鄢陵之战中的失败原因很多：首先自然是师出无名，在道义和舆论上处于不利地位；其次为了抢占有利战机，不顾军队的实际推进速度，强行进军并发起攻击，不但失之急躁，也造成军队的疲劳，导致战斗力的下降；再次，在战斗中，军事长官判断有误，指挥不灵，导致战术层面上的被动挨打，只是凭着单兵作战能力的突出才勉强维持局面；最后就是主帅不守军纪，贻误战机。
和楚国相比，晋国的取胜无疑得益于其正确的战略战术。但和城濮之战确立了晋国的霸权不同，鄢陵之战并没有让晋国获得期望中的政治利益。从战前诸卿大夫围绕是战是退争论不休的场面即可看出晋国政出多门，诸卿不和，君臣离心的情况。正如战后鲁国大夫宣伯所言：“晋政多门，不可从也，宁事齐、楚。有亡而已，蔑从晋矣！”
在战争中，齐、鲁、宋、卫等国援军的逡巡不进，观望不前即是这一心理的具体表现。因此，晋国虽然在鄢陵之战中取胜，但并没有因此而取得对中原诸侯国的控制权。特别是同楚国交好的郑国更是始终不肯向晋国低头。果然鄢陵之战后不久，晋国爆发了内乱，三郤、晋厉公等人先后在内乱中丧生。虽然后来又有晋悼公的复霸，但已经不能挽回晋国的颓势。
鄢陵之战是长达数十年的晋楚争霸中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两国主力军队的会战。它也标志着楚国称霸中原的失败，而晋国虽然取胜，但其对中原诸侯的影响力也逐渐衰退。
两极格局，晋楚双霸
鄢陵之战以后，晋楚争霸的局势又重新激烈起来。此时，齐国、鲁国、宋国、卫国同晋国交好，而秦国、郑国、陈国、蔡国则同楚国相厚。晋国虽然在鄢陵之战中取胜，但受困于国内形势，其在中原的霸权一直不稳。为了拓展晋国在中原的影响力，晋国反复攻打郑国，但郑国感念楚国在鄢陵之战中的援救，政治立场一直偏向楚国，并在楚国的支持下与晋国进行了十余年的交战。后来虽然因为力量不支而被迫与晋妥协，但始终与楚暗通款曲。
楚国虽然在鄢陵之战中失败，但并未元气大损，依然有能力同晋国一争高下，因此与同样与晋有隙的秦国逐渐靠近。双方不仅相约共同进攻晋国，还进行了联姻。不过，楚国此时却受到逐渐崛起的吴国更加猛烈的进攻，虽然双方互有胜负，但楚国的注意力却被牵制于东南，对中原的注意力自然减弱。而另一方面，东方的齐国也趁机再次扩张势力，企图同晋国争夺霸主之位。
长期的战争局面给各国都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在动荡的形势下，各国的内乱此起彼伏，掀起了又一轮政治更迭的浪潮，卿、大夫、士逐渐掌握了诸侯国的实际权力。晋国、郑国、齐国纷纷爆发了内乱，特别是晋国几家卿大夫和国君之间相互倾轧，导致晋国国力大损，只能勉强维持表面的强势。
这一混乱的局面大约持续了三十年左右，长期的战争形势和日益激烈的国内矛盾已经使得即使是像晋国和楚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深感难以为继，更不用说那些夹在其中的小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再一次“弭兵”就成为各诸侯国的共识。
率先放下身段的是晋国当时的正卿赵武，这位昔日的赵氏孤儿为了缓和诸侯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先减轻了小国定期缴纳晋国贡品的数量，又通过鲁国大夫叔孙豹，表达了希望有人出面在晋楚之间斡旋，达成和平协议的愿望。
赵武的这一意见受到了当时各国诸侯的赞同。当时的齐国，内乱尚未结束，由崔氏和庆氏两家执掌权柄，自然需要交好诸侯国以稳定形势。而郑国当时执政的子产看到诸侯国有达成和平的动向，便在楚、陈、蔡、许等国联军来袭时坚壁清野，不加抵抗，为和谈提供了余地。
弭兵的条件逐渐成熟，自然就有人自告奋勇，愿意从中斡旋。上一次华元弭兵的主持人是宋国大夫，这一次又是宋国的大夫向戌站了出来。和华元类似，向戌一方面同赵武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又同楚国令尹屈建有交情。看到诸侯之间纷纷提倡弭兵，向戌便决定仿效前人，再次主持弭兵会议。如此一来，在停止战争的同时，还可以极大地提高宋国的声望和地位。
带着这样的目的，向戌踏上了游说的道路。他先后拜访了晋、楚、齐、秦四个最有势力的大国。仗着同当权者的私交，晋、楚两国自然无有不从，秦国也欣然应允，只有齐国犹豫了一阵，也在大夫田文子的劝说下同意了。眼见大国支持弭兵，各小国自然纷纷同意。
鲁襄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46年），第二次弭兵会议再次在宋国西门召开。比起上一次华元弭兵，这一次的程度和规模都提高了许多。晋国、楚国、齐国、秦国、鲁国、卫国、陈国、蔡国、郑国、许国、宋国、邾国、滕国、曹国共十四个国家派出了代表，主持人当然还是向戌。
经过向戌的斡旋，晋楚两国确立了两国属国应当互相朝见的基本格局，也就是所谓的“晋、楚之从交相朝”。不过，由于齐国和秦国国力较强，又分别同晋国和楚国结盟，因此可以例外，而邾国和滕国分别是齐国和宋国的附庸，因此也无须参加会盟。
虽然和议达成，但在会盟仪式举行之前，会场的气氛仍很紧张。晋楚两国厮杀多年，仇恨极深，彼此都有戒心。在正式会盟时，楚国为了预防万一，暗中在礼服内套上甲胄，打算一言不合就动手厮杀，楚国令尹屈建声称：“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晋国得知这一消息，也预先做了准备，打算一旦有变，就冲入宋国都城，据城防守。
在正式的会议上，各国代表共同通过了之前达成的协议，又确定了各国应当向两国负担的贡赋比例。然而，在最后歃血为盟时，晋楚两国再次为盟主之位争夺起来，双方互不相让，险些使谈判破裂。最终在晋国大夫叔向的劝说下，由楚国担任了盟主，但作为交换，盟书上首先写上了晋国的名字。
虽然发生了不少风波，但史称“向戌弭兵”的第二次弭兵会议总算顺利结束。比起短命的华元弭兵，这一次弭兵会议的效力要长得多。自此之后，诸侯国之间数十年没有发生重大战乱，迎来了难得的和平时期。
弭兵会议确立了晋楚两国共同称霸的两极政治格局。对于晋、楚、齐、秦等大国来说，弭兵会议的召开有助于处理国内日趋尖锐的矛盾和恢复由于战争而日益空虚的国力。而对于中原各小诸侯国来说，一方面免于战争的侵扰和破坏，另一方面也背上了服从两个大国、缴纳两份贡赋的沉重负担。
弭兵会议结束之后，齐景公、陈哀公、蔡景侯、杞文公，以及燕国、胡国、沈国、白狄等国的君主于次年赴晋国朝见晋平公；而鲁襄公及宋平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朝拜楚国楚康王。从此，这些小国“仆仆于晋、楚之庭”，又“尽其土实，重其币帛，供其职贡，从其时命，贺福吊凶”，导致“不敢宁居，悉索敝赋，以来会时事”的局面。
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向戌弭兵五年之后，各国再次在虢地会盟，重申并强调了弭兵会议的精神。尽管向戌弭兵是以牺牲小国的利益来维持大国的生存空间，但通过外交手段达到和平的局面，特别是宋国前后两次在弭兵会议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也说明了弭兵会议的积极意义。弭兵会议推动了春秋时期的历史进程，具有深远的影响。
倒计时的和平
向戌弭兵使中原大地上出现了一段难得的和平时期，晋楚之间有四十余年没有发生战争。在晋楚两国共同称霸主导的两极格局下，其他诸侯国周旋于两国之间。
晋国和楚国虽然在会盟上屡屡剑拔弩张，争做盟主，但弭兵之后却能够相安无事，礼尚往来。楚令尹屈建去世后，赵武曾经亲往吊唁。而在虢地会盟时，赵武又再次将盟主之位让与楚国。随着晋国国势的衰落，晋国同楚国之间的关系更为缓和，后来更是到了唯楚国之命是从的地步。而楚国虽然对晋国占了上风，国内却频频爆发危机，对外又面临着吴国的步步紧逼，因此两国方能够维持和平。
不过对于其他诸侯国来说，情况并非如此。除了齐国和秦国之外，其他诸侯国几乎都感受到了弭兵之盟带来的新的压力。弭兵之盟的确立，让原本赤裸裸的战争掠夺变成了合乎礼法的横征暴敛。以鲁国为例，作为晋的仆从国，在弭兵会议之前，就已经频频向晋国奉上大量贡物。无论是晋国新君即位，还是迁都，甚至宫殿落成，都需要遣使恭贺，并送上价值昂贵的礼物。除了这些常规的贡品外，晋国往往还临时提出贡品要求。正如《左传》记载晋国司马叔侯所言：“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弭兵会议之后，鲁国需要向晋楚两国同时进贡。沉重的压力一度到了让鲁国不堪忍受的地步，以至于在会盟中提出重新规定贡品数量的要求。
鲁国如此狼狈，其他国家也好不到哪儿去。郑国在子驷执政时，将牛羊牲畜、皮币、玉帛之类放在与晋和楚的边境上，时刻准备进献给到来的晋军或楚军。弭兵会议之后，郑国对晋国这个断断续续敌对数年的大国也是优礼有加。晋平公的夫人去世、续弦，乃至大兴土木，郑国都一而再再而三送上贺礼。郑国执政的子产也不禁抱怨道：“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为请。诸侯靖兵，好以为事。行理之命，无月不至，贡之无艺，小国有阙，所以得罪也。诸侯修盟，存小国也。贡献无及，亡可待也。”
然而，郑国毕竟在子产的据理力争下还能与晋国在某种程度上讨价还价。像卫国这样的国家遭遇更惨，甚至沦落到要向晋国进贡人口的地步。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晋国正卿赵鞅将卫国进贡的500户人家安置在晋阳，导致赵氏与范氏、中行氏的互相攻伐。
晋国如此侵凌小国，楚国也不遑多让。弭兵会议后次年，郑国曾经主动派出大夫游吉朝见楚国。谁料楚国认为游吉规格不够，竟然拒绝让其入境，要求郑简公亲自前来朝见。游吉好话说尽也未能如愿，只得愤愤地返回郑国。郑简公无法可想，只好改派游吉去晋国朝见，自己在子产的陪伴下赴楚。
鲁国在楚国也遭受了和郑国类似的待遇。鲁襄公赴楚国朝见时，适逢楚康王去世，楚国居然要求鲁襄公为楚康王的遗体穿衣服。面对此种侮辱，鲁襄公却不敢违抗，只能在叔孙豹的建议下先命巫师做法，驱除棺材和尸体的“邪气”，聊以自慰。楚康王出殡时，鲁、陈、许各国君主都为其送葬。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楚灵王大兴土木，修成章华台，公开召集诸侯参加落成典礼，其中对鲁国更是要求鲁昭公亲自前往，可谓蛮横已极。
虽然小诸侯国不堪重负，但弭兵会议带来的和平还是让各国诸侯从过去国家之间的争斗转向集中精力解决国内出现的新问题。为了顺应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带来的政治变化，各个国家都相继推行了一些顺应历史潮流的新政策、新举措，进而导致了春秋时期政治经济的巨变。
晋国受弭兵会议的影响非常深远，会盟所规定的“晋、楚之从交相见”其实对晋国相当不利。因为在弭兵之前的政治局势中，鲁、宋、卫甚至包括郑国都对晋国表示服从，而楚国的从属国只有陈、蔡、许三个规模较小的国家。弭兵会议后，这些国家纷纷向楚靠拢，再加上作为附庸的邾、郯、莒等国家，晋国在中原的影响反而降低。可是晋国之所以答应这一条件，正是因为国内卿族当政，政出多门的隐患即将爆发。
和其他诸侯国公族当政的情况不同，晋国的权力一向掌握在卿族手中。所谓“公族”，指的是历代国君的后代，而“卿族”则是异姓贵族。晋国由于之前经历了大宗和小宗的吞并战争，以及晋献公时期的骊姬之乱，晋国的公族早已不复存在，转而由卿族掌权。卿族的势力愈发强大，国君权力逐渐被架空。这一趋势在弭兵会议之前就已经出现，后来更是因为卿族之间的争权夺利而屡屡导致内乱，晋国国势随之衰落下去，但卿大夫的势力却雄厚起来，到春秋晚期，形成了“六卿”当政的局面。
齐国的情况，同晋国颇为类似。弭兵会议之后，齐国旧贵族高氏和国氏由于内乱，原本已经衰微，但新兴的崔氏和庆氏由于屡屡弑君作乱，也很不得人心。此时由陈国流落到齐国的陈氏（即田氏）趁机收买人心，壮大起来，他们联合鲍氏等卿族，将公族中发动内乱的栾氏和高氏镇压，又取得公族的支持，逐渐成为齐国一家独大的贵族，为战国时期陈氏代齐奠定了基础。
鲁国的情况比较特别：鲁桓公的后代季孙、孟孙、叔孙三家世袭国政，逐渐架空了鲁国国君，可是到后来，各公族中的家臣却又逐渐兴起，形成了“陪臣执国命”的局面。
郑国后来由郑穆公的后代专权，合称七穆。但七穆中的子产却是一位开明的政治家。至于宋、卫两国，虽然君权较强，但大夫势力也不断掀起内乱。总的来说，随着弭兵会议的举行，各国内部的政治局势为之一变，贵族政治逐渐集中，成文法也先后颁布。这两点进而导致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变更，将历史推入了春秋晚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