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之气，本就是一种天生的气质，哪怕已经身为阶下囚，哪怕已经穷途末路，这种气质也不会有半点的削弱，因为这是一种沉淀在骨子里的精气神。就像陈佩斯和朱时茂曾经演过的小品《主角和配角》里表达的意思一样，汉奸穿上军装还是像汉奸，八路穿上便装还是像武工队。
1863年6月25日，石达开抵达成都，骆秉章会同成都将军崇实在省司道当即联席会审，在这个“隆重”的审讯仪式中，石达开的表现再次折服了他们。
石达开朝骆秉章作了一个揖，权当不失见面之礼。骆秉章见石达开相貌伟岸，英气逼人，便问道：你是来投降的吗？（尔欲降乎？《骆秉章奏稿》）
石达开毅然答道：“吾来请死，兼为士卒请命。”接下来，石达开不卑不亢地侃侃而谈，将自己加入拜上帝会，参加金田起义以来的革命历程，生动地向骆秉章等人做了一个革命史的普及工作。
就在骆秉章等人听得入神并为之折服的时候，石达开以简短的总结陈词结束了自己的演说：“自金田以来，吾南面称王十余年，所屠戮官民以千万计。今天亡我，我复何惜一死！”（都履和整理资料所撰）
骆秉章事后承认，说石达开“枭桀之气，见诸眉宇，绝非寻常贼目等论”（《骆秉章奏稿》）。刘蓉也毫不掩饰自己对石达开的赞叹：“枭桀坚强之气溢于颜面，而词句不亢不卑，不作摇尾乞怜语。”（《养晦堂文集》刘蓉著）
豪杰也罢，枭雄也罢，总而言之，在骆秉章这些“敌人”的眼中，石达开也不愧是一个本色英雄，一个顶天立地的堂堂男子汉！
石达开演说完毕，不再多说一句乞求同情和可怜的话，只是作了一个长揖，然后毅然走向刑场。
骆秉章接到朝廷的指令，为了防止路上出现像《水浒》里常常出现的劫狱意外，就在成都将石达开凌迟处死。
与石达开同时被凌迟处死的，还有与他一同前往清营谈判的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恩丞相韦普成。他的儿子石定忠，这个还只有五岁的小男孩，正是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儿童，也被骆秉章残忍杀害。
在成都科甲岭刑场上，刽子手一字排开，石达开镇定自若，平静地看着刽子手的削肉刀在自己身上游走，始终没有呻吟一声。
这里不像《三国演义》里描述的关公刮骨疗毒，既有酒的麻醉，又有下棋来分散注意力，这里只有闪着寒光的锋利无比的削肉刀！
与石达开一同受凌迟酷刑的部下名叫韩管化，实在疼痛难当，一时忍不住大声号叫，石达开当即怒斥道：也就一顿饭的工夫，这都忍受不了！你要是实在受不了，你就当是我们抓住了他们，正在一刀刀地割他们的肉好了！（何遂不能忍此须臾？当念我辈得彼，亦正如此可耳！《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
这种“换位思考”式的精神胜利法，当然不可能是石达开战胜皮肉痛苦的高招，这只是他情急之中教给部下的应急之策，至于他本人自我麻醉的“绝招”就算说了出来，部下们大概也无法领悟。
没有人会愿意生活在痛苦之中，也没有人愿意忍受这种堪称世界上最痛苦的刑罚。有的人可以战胜对死亡的恐惧，但却战胜不了对痛苦的恐惧——当这种痛苦超过人类所能承受的极限的时候——而凌迟恰恰就是这样一种让人“生不如死”（至少在行刑的时候，最终当然也会死）的酷刑。后世为了劝说对方投降，据说只要把凌迟的程序和痛苦描绘一番，对手马上就范，比其他的酷刑管用多了。
能够战胜对这种痛苦的恐惧的自然是非常之人，所以关公演义能流传千年而不衰。在太平天国之中，石达开与林凤祥、李开芳都战胜了这种恐惧，他们没有呻吟，有的只是让刽子手都震惊的镇定和平静。在历史长河中，这样的人虽然并不多见，但总能在历史上看到他们的痕迹。
我相信一定不是他们的神经末梢不发达，根本感受不到疼痛，而是有着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支撑他们，从而让他们可以傲视这种在常人看来根本无法忍受的痛苦。
这种神秘的力量，就是精神的力量，或者说是信仰的力量。一个人真正的痛苦其实并不是肉体上的折磨，而是精神上的懦弱和“投降”。一个人的强大，并不在于他拥有强壮的体格，而在于他的血液中流淌着一种坚韧无比的意志。
在石达开的身上，无疑有着比常人更为坚韧的意志。自从加入拜上帝教、金田起义以来，不到二十岁的石达开就担任左军主将，位列翼王，带领他的兄弟们与清军血战十几年。对于他来说，推翻这个黑暗的政府，建立一个穷人翻身的太平天国，是他的全部理想，直到他走出天京开始远征，他也没有放弃过这个理想。虽然在贵县萌生过隐居的念头，但那只是在屡遭挫折时的一种暂时的消沉。
是的，石达开也像千千万万的人一样，渴望太平美好的生活。但他更不会放弃自己的信仰和信念，自己已经为这个理想奋斗了一生，有过成功，有过辉煌，这就够了，毕竟曾经为理想全身心地奋斗过，这就够了！来吧！你可以毁灭我的肉体，但是要想摧毁我的意志和信念，那就劝你还是早点洗洗然后做梦去吧！
现在唯一的牵挂就是我的那六千多个随我出生入死的兄弟们，你们现在还好吗？还有那少不更事的无辜的儿子，原谅父亲的绝情吧！
石达开平静地走了，他那个只有五岁的儿子，也陪着他一起上了路。他一直挂念着的那六千兄弟却并非如他所祈祷的那样，他们还是没能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平静地生活下去。
大渡河畔的阴谋还没有结尾，另一个更大的阴谋此时正在酝酿之中，石达开一厢情愿的“以身饲虎，以全三军”的幻想也将在这个阴谋中彻底破灭。
大渡河畔之大屠杀
相信大家应该看出了石达开之死，其实是死于拙劣的骗术。
杨应刚和王松林在没有接到上级指示的情况下，擅自跑到石达开大营（这个猛），说是按照领导的意图，劝石达开投降，许诺只要太平军放下武器，石达开你可以解甲归田，手下将士也可以免死，但这些事情都需要你与我们领导详细沟通协商，所以请你到咱们军营跑一趟。结果石达开就跑到清军军营，然后被杨应刚拘捕，至于先前许诺的那些事情能不能兑现，他说了并不算，他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抓住远征军总司令、太平天国重量级的“通缉犯”石达开，这样就能飞黄腾达，至于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良心之类的，他并不关心。
就算这两个小角色还有点良知也不管用，毕竟他们做不了主，拍不了板。接下来的事情都取决于骆秉章，其实骆秉章说了也不算，关键还得看朝廷怎么说，朝廷的意见是将石达开就地凌迟。
石达开本来就没抱能活下去的希望，但他希望能够用自己的死来换取兄弟们的生，这也正是他之所以能被杨应刚欺骗的原因。否则以他的智商和智慧，哪能这么容易就着了这两个小喽啰的道？
如果被安置在大树堡的这两千老兄弟能活下来，如果他们能活着走出大渡河，石达开的血也没算白流，被忽悠也还算有所收获，否则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
然而事实证明石达开的血真是白流了，大树堡的这两千两广老兄弟，接到清军的指示是，可以不放下武器，但待在大树堡等候发落。
这两千老兄弟打死都不会投降的，他们感激石达开的一片苦心，但是要让他们放下武器，大概只能做梦，他们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更何况他们也不相信清廷真的就能放他们一马，他们知道清廷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两广长毛”必须赶尽杀绝，一个不留。
1863年6月19日，深夜时分。
太平天国远征军仅存的两千个老兄弟，其中包括老人、伤员、小孩都已经安然入睡，饥饿和劳累已经让他们的身体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只有负责警戒的还在值班。他们在这里已经待了整整八天了，从洗马姑来到这里，他们一直在等待清军的“发落”，尽管他们并不知道前方等待他们的到底会是什么。
他们等到的答复只有四个字：继续等待。
等待什么？
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阴谋，一场早已酝酿成熟的阴谋。
阴谋的策划和实施也需要时间，也需要做很多的准备工作，在这些工作准备就绪之前，被实施阴谋的对象当然只能被告之以等待。
等到阴谋策划和准备就绪，就用不着再等待了。
深夜是实施阴谋的最好时机，因为黑夜除了让人放松警惕，还能掩饰很多见不得光的罪恶。
就在石达开被押往大渡河以北的安庆坝这天晚上，唐友耕的部队也正在向大树堡集结。
寂静的夜空，被一支火箭冲天而起的呼啸声生生划破。
这不是庆祝节日的礼花，而是实施阴谋的信号弹。埋伏在大树堡周围的唐友耕部清军和岭承恩的西番土兵一齐跃出掩体，蜂拥而上冲向大树堡，见人就砍。
可怜两千两广太平军老兄弟，所有男女老幼，包括病号，大都在睡梦中还没回过神来，就倒在血泊里。
杀人者奉行的原则是斩草除根，一个不留。有几个腿脚灵便一点的，瞅准时机摸黑逃出大树堡，但也被后来清场的搜查队抓获斩杀，两千人无一生还。
大树河这条无法逾越的天堑，此时仍然在怒吼和咆哮，奔腾的河水和着太平军的鲜血，似乎也在诉说自己的愤怒。
以偷袭俘虏为主题的阴谋终于圆满谢幕。阴谋的策划者是骆秉章，遥控者是大清朝廷，实施者是唐友耕。
所谓阴谋，就是暗地里策划的“谋略”，这种谋略的致命处便在于只能做不能说，因为大多数阴谋的制定和实施者，都会顾忌一个问题，那就是历史和后人对他们的评价，像《三国演义》中的曹操那样授人口实说什么“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使天下人负我”，或者像武则天给自己树上无字碑表明“我不在乎你们说什么，走自己的路，让你们去说吧”只能算是个案，一般人就没有曹操和武则天这么洒脱，他们对史官的秉笔直书还是存在着三分畏惧感的。
骆秉章当然也在乎，但他隐瞒阴谋，尤其是隐瞒第一个阴谋的出发点，恐怕主要的还不是在乎后人戳自己的脊梁骨，而是有着更深层的原因。
隐藏在历史背后的这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归纳起来其实非常之简单，就俩字——利益。
在骆秉章看来，打仗嘛，当然要兵不厌诈，这不是老祖宗孙武一直教导我们的嘛！我用计活捉敌人有什么可指责的？至于大树堡屠杀，两广“老长毛”人人得而诛之，这也是朝廷的既定国策，跟我有什么相干？
因为第一个阴谋的策划人并不是他骆秉章，而是两个胆大包天的小萝卜头，为了邀功请赏，他不得不把石达开“自动请死，以全三军性命”说成是石达开“贪生怕死，主动请降”，这点小小的篡改，比起赛尚阿来并不过分，完全是骆秉章干得出来的事情，也是官场见怪不怪的夺功秘诀。但是历史的真实却往往掩饰不住，也篡改不了，真相就是真相，隐瞒和加工总会留下它的蛛丝马迹，冰山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让人一睹它的本来面目。
在很多人看来，石达开死得很不值，因为他的死并没有能保全部下将士的性命，将士们甚至还先于他被清军残忍杀害。
其实历史的法则并不像做生意那样讲究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石达开舍己救三军的举动显然无法用投资学的效益观来评价，在这里只能用另一种价值标准来衡量。这种东西放在秤上没有分量，但放在人心却重如千钧。
它就是良知与正义。
石达开自投清营受死，虽然没能救全三军性命，但他已经尽了最后的全力，包括他的生命，对于他自己来说应该是死而无憾吧！做人但求无愧于心，岂能责求人人颂歌？我能为兄弟们做的，仅此而已，是非对错，任由后人评说吧！
石达开不会被人忘记，他的兄弟们不会，后人也不会。石达开在成都就义仅仅四十年后，一个年仅十八岁的四川小帅哥，就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笔名写成了一本书——《革命军》，其中就有石达开的名句：“忍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相率中原豪杰，还我山河”。
石达开的这句名言，也随着这本几度脱销的畅销书（据说当时有人为求购此书不惜卖掉房子，此书最贵的时候曾卖到十五两银子一本）而迅速传遍华夏大地，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投身自由与民主的革命洪流，而清政府也在这洪流的涤荡之下，八年之后便土崩瓦解了。
在良知和正义中走向生命终点的石达开，可谓坦坦荡荡，了无牵挂。如果非得说石达开在身受凌迟酷刑时还有什么牵挂的话，大概也就只能是远在天京大本营的洪秀全了吧。
我那久违了的二兄（太平天国不称哥，二哥是耶稣的专用称呼，需要避讳，否则要被“云中雪”，即斩首），七弟远征在外的这些日子里，你在天京还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