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吉安初步尝到甜头的曾国荃，从此就迷上这套独特的战法。就是靠着这么一个霸蛮的笨法子，太平军丢在曾国荃手里的城池还真不少，久而久之“曾铁桶”的名号就传开了。
曾国藩看到自家兄弟这么剽悍善战，性格又如此倔强，好好栽培一下一定能够担当大任，于是曾国藩便把曾国荃的吉字营当做正宗嫡系部队加以重点悉心培养，让他去打硬仗，打主力，立大功。
安庆号称长江第一要塞，墙高城坚，又有精兵猛将把守，如非全力一搏，肯定拿不下来。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先后战死，曾国藩一时还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去攻打安庆，根据目前的湘军统帅的人事资料档案来看，专业非常对口的曾铁桶自然是最佳的不二人选。
曾国荃也认为攻打安庆简直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差事。自从围攻安庆之后，他就决定吸取湘军以往攻城教训，并不急于强力攻城，而是要将自己的特色发扬光大，先把安庆围成铁桶，然后与叶芸莱打持久战，此外还可以吸引陈玉成前来救援，也可达到歼灭陈玉成兵团主力的目的。
他知道长毛历来擅长防守，不怕围城部队多，只患粮草不济，于是抓住太平军这个要害，沿着安庆城开挖两道壕沟，内壕攻城，外壕拒援，将安庆三面合围，加上江面上杨载福水师的协助，安庆太平军水陆两路与外围的联系都被切断。
曾国荃虽然是书生，但有些粗犷豪杰之气，也是个不可多得的猛将，他知道大哥曾国藩这次将围攻安庆的重任交给他，用心良苦。一来自家兄弟信得过，打仗亲兄弟嘛；二来有了战功也是自家的，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他决定无论战争多么艰难，都要为自家哥哥争这口气。
曾国荃身上具有湖南人“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精神，他在安庆城外开挖两道壕沟，不但围困了安庆，也是断了自己的退路。从兵法上来讲，曾国荃的这个“独门秘笈”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说得难听一点就是“孤注一掷，以命相搏”。
与僧格林沁相比，曾国荃在土方工程上的造诣毫不逊色，他挖的壕沟深度和宽度，都比僧格林沁对付林凤祥和李开芳挖的濠沟更加豪迈，外壕宽近七米，深十余米，外壕比内壕更加豪华，各项指标都加码。这样的壕沟，别说是人，就是坦克也只能望壕兴叹，没有吊桥，万难逾越。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曾国荃之“壕”与僧格林沁之“濠”的细微差异，一个是土字旁，一个是水字旁。
僧格林沁挖的是注水版濠沟，类似于护城河，也就是人工运河，或者叫做封锁沟。曾国荃挖的壕沟，是不注水的封锁沟，只在沟底插上竹签木签之类的暗器，这些竹木签，当然不会像牙签那么秀气，人掉在上面，身上立马就会出现几个透明的血窟窿。
曾国荃还是一个懂得辩证法的施工队长。从壕沟里挖上来的土方，并不运走，而是堆在沟旁。内壕外壕的堆法是有讲究的，内壕堆在外，外壕堆在内，把自己夹在中间，这样既减少了工作量，节省了劳动力，又解决了施放枪炮时所需的掩体，真可谓是一箭双雕。
曾国荃“挖壕为牢”，对安庆实施人工隔离之后，集贤关就成了进入安庆的唯一通道。为了扼住要害，曾国荃亲自率领一千五百名湘军精锐将士，在要冲地带安扎大营，阻挡陈玉成进军。
曾国荃这招正是陈玉成的拦路虎，“防守反击”本来是陈玉成威震三军的拿手绝活，现在自己的对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这里“守壕待敌”，他决定领教一下曾国荃防守反击的威力到底如何。
陈玉成在集贤关展开对曾国荃的正面强攻，可是湘军深壕壁垒，陈玉成劳而无功，只好另寻突破口。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从菱湖下手。
菱湖位于安庆城东北郊，曾国荃的壕沟与此相连，正是将其作为隔断安庆内联系的天然屏障。陈玉成在菱湖北岸，修筑营垒十三座，准备通过菱湖与城内守将叶芸莱取得联系，以便里应外合。叶芸莱见陈玉成前来接应，也在南岸修筑营垒五座，与北岸陈玉成遥相呼应，利用小船接收粮草，互通消息。
眼看陈玉成大军来犯，曾国荃自知太平军兵锋正劲，一时之间难争长短，仍持稳妥战略，反复强调“但主坚守，不主迎战”，并多次告诫部下“务使援贼与城中之贼声息不通”。
为了阻止陈玉成和叶芸莱联成一气，曾国荃决定向哥哥曾国藩求援，请求调拨水师开进菱湖，切断安庆内外两军联系。湘军水师提督杨载福得令之后，立即命令炮船开进菱湖，炮击太平军小船。陈玉成见状，抢先在湖东修筑营垒架起大炮，遏制杨载福水师的炮船。
与此同时，曾国荃还下令湘军火速赶往东岸，一边利用自家炮兵掩护，一边顶着太平军的炮火抢修营垒。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曾国荃用行动证明了这的确是一句至理名言。经过一天一夜的奋战，曾国荃的营垒竟然如期竣工修成，然后与陈玉成炮兵对轰。杨载福水师趁着这个时机，得以顺利控制湖面，再次切断陈玉成与叶芸莱短暂维持的短暂联系。
陈玉成与叶芸莱无法会师，他策划的二救安庆作战方案再次归于失败，安庆战事再次陷入对峙的僵局，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前线战况终于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南北会师何其难
陈玉成回师二救安庆与曾国荃胶结在集贤关一带的时候，前线战事开始出现一线转机，开始朝着有利于太平军的方向发展。
安庆会战已经打了半年，陈玉成单枪匹马劳而无功，安庆危在旦夕，太平天国最高决策层和部分将领开始意识到只有派出强大的援军才能改变局面，在这个背景下，有两支援军先后开赴前线。
1861年5月1日，第一支援军赶到皖北，从庐江和桐城南下，扎营于桐城新安渡、横山铺、练潭一带，这支援军的人数比较可观，声势比较浩大，两万多人扎营达三十余里。第二天，另一支援军也从皖南的芜湖赶来，驻扎在桐城西南的天林庄，这支援军七千人。
这两支援军加上陈玉成的两万人，安庆城内还有叶芸莱的两万人，太平军兵力总数接近七万。湘军李续宜部此前已经被陈玉成吸引到湖北，总数不到七万。从安庆战场交战双方的兵力对比来看，太平军已经与湘军不相上下，甚至还稍占上风。
从人数来看，太平军成功解救安庆还是有希望的，最后到底鹿死谁手还不好说。但战事的发展却出人意料，太平军人数上虽然有所改观，但却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
正常情况下，打仗当然是人越多越好，但人多不一定就稳操胜券，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例并不少见。敌我双方人数差不多的时候，往往最难打，也最考验统帅的能力。先打哪儿，后打哪儿，如何排兵布阵，这就是战略战术的指挥问题。
但在军事上有一条最重要的原则，那就是尽量地集中自己的兵力，最大限度地分散敌人的兵力，这样才能形成相对的优势。
这里面有一个误解需要澄清一下，兵法上讲的以少胜多并不是像打群架那样五个人打赢五十个人，出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五个人都是绝顶武林高手，比对方五十个人要高了一大截。兵法上讲的以少胜多，其实只是总数，以少胜多也只是从整个战役或者战争来讲。比如你来了五十万，我只有十万，要是全部开上战场，肯定是我输，但是真正打仗的时候，并不是都开上战场对打，比如我出五万，你出一万，那么在这一次具体的战斗中我可能打一个大胜仗，通过若干次这样的战斗，双方兵力对比逐渐改变，最终扭转战略兵力劣势并彻底击败对手，这就是战略上的劣势兵力与战斗中的优势兵力。
从兵力的分布位置来看，湘军较太平军明显地占有优势。安庆战场上的湘军一共分成两支，曾国荃的两万人和杨载福水师两万人都集中在安庆城外，多隆阿的一万人集中在挂车河。太平军却分成了四股，安庆城内叶芸莱两万，安庆城外集贤关陈玉成两万，桐城南面新安渡一带洪仁玕的两万，桐城西南天林庄七千。
摆在太平军面前最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如何把这七万人集中起来，紧紧地捏成一个拳头，然后狠狠地揍湘军一顿。
洪仁玕也想到了这一点，抵达战场的第二天，他就准备出击多隆阿，抢道南下与陈玉成合成一股，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出手，就被多隆阿抢先偷袭了。结果可想而知，洪仁玕不懂军事，林绍璋的水平在湘潭已经见识过了，到现在也没有什么长进，加上太平军长途行军，部队疲乏，两万大军被多隆阿的一万人打得七零八落。
黄文金的增援，让洪仁玕再次对前线形势做出了错误的估计，1861年5月6日，洪仁玕再次实施南下会师战略方案，这次太平军的方案是将近三万大军兵分两路，一路在挂车河与多隆阿周旋，一路趁机夺路南下杀进集贤关。
洪仁玕显然低估了多隆阿的战斗力，再次犯下分路行军的错误。多隆阿根据截获的情报，也将部队分成两支，与太平军针锋相对。结果太平军南下的一支被多隆阿包抄，损失惨重，退回天林庄；攻打挂车河的牵制部队苦战多时，也被多隆阿击败，无功而返，南北会师计划再次失败。
洪仁玕、林绍璋和黄文金虽然无法穿越多隆阿的封锁线，但是他们既然来了，也不可能轻易地空手而归，部队汇集在天林庄观望等待机会。多隆阿见洪仁玕仍不死心，于5月11日率部主动进攻洪仁玕联军，逼其退出天林庄，撤至桐城东面的孔城镇，这样洪仁玕与陈玉成的部队离得越来越远。
陈玉成与叶芸莱无法合兵，洪仁玕南下与陈玉成会师不成，前线七万人始终无法集中到一起，这便成了太平军一个相当致命的漏洞。
这个致命的漏洞之所以一直解决不了，主要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个原因来自太平军自身。
首先是太平军的大战略出了问题。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七万太平军之所以分散在四个地方，主要是由于太平天国高层始终缺乏一个针对安庆会战的整体作战方案，由于事先缺乏一个周密的整体部署，先是陈玉成跑到集贤关单干，然后是洪仁玕和黄文金分批增援，结果造成兵力配备始终无法集中，就像一盘散沙，形不成战斗合力。
其次是太平军的整体协同出了问题。安庆战场缺少一位负责指挥全局的统帅，加上道路阻隔消息不通，陈玉成、洪仁玕、黄文金各自为战，无法支援配合，结果两支援军被多隆阿各个击破。
再次是太平军前线将领的作战能力有问题。陈玉成和叶芸莱比较能打，可是不懂军事的洪仁玕和军事能力一般的林绍璋却负责指挥两万援军，黄文金虽然有些军事才干，却要听命于洪仁玕。结果他们三次败于多隆阿，损兵折将不说，还打击了援军的士气。
第二个原因来自对手湘军。
首先是湘军的指挥系统统一有力。曾国藩坐镇祁门总揽全局，胡林翼充当前敌总指挥负责具体落实，前线的军事调配非常有力，曾国荃和杨载福负责围城，多隆阿负责打援，分工明确，步调协同，配合默契。
其次是湘军将领独立作战能力比较强大。曾国荃是围攻高手，杨载福是水师名将，多隆阿是打援专家，个个都是顶尖的独当一面之才，战斗指挥能力比太平军要高了一大截。
与曾国荃鏖战集贤关的陈玉成，此时也看到了太平军太过分散这个致命的弱点，于是决定挥师北上接应洪仁玕，等到南北两支大军会师以后再一起南下攻打曾国荃。
从当时的形势来说，陈玉成的决定当然是明智的，这是打破曾国荃长壕围困的唯一办法，但正是这个决定，让安庆战场的形势再次走向恶化。因为陈玉成在执行这个决定的时候，忽略了两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最佳的北上时机已经错过。如果早在洪仁玕和黄文金抵达前线之初，陈玉成就率领全军精锐北上，必定可以打通多隆阿的拦截，一举会师，甚至还可以击败多隆阿，再南下与曾国荃决战。可是现在情况已经完全变了，援军经过多隆阿的三次强力打击，不但损失惨重，而且士气不振。
第二个问题是陈玉成犯了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如果不是陈玉成下出这步臭棋，也许后续的战况会大大地改写。
绝顶高手的一步臭棋
1861年5月19日，陈玉成率部从集贤关出发，北上桐城接应洪仁玕。
陈玉成挥师北上接应洪仁玕并没有错，按照当时的情形他必须这样做，但他千不该万不该分军而行。
从集贤关出发之前，陈玉成将手下两万人分成了三个支队，第一支队约五六千人随他北上桐城，第二支四千人镇守集贤关，剩下的一万人镇守菱湖北岸。
这个决定说得文雅一点叫昏招，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臭棋，而且不是一般的臭。
陈玉成下出了这步臭棋，曾国藩自然拍手叫好。
安庆战役总司令曾国藩和前敌总指挥胡林翼发动这次安庆战役，目的有两个，一是夺取安庆，二是消灭陈玉成的主力。
为了实现上述两个作战目标，曾国藩和胡林翼虽然抢占了先机，但鉴于陈玉成英勇善战，始终不敢掉以轻心，一直遵循着稳妥推进的原则，在皖北布下了一个巨大的倒三角形的口袋阵，就等着陈玉成往里面钻，然后实施围城打援的战略方针。
围城是为了夺取安庆，打援是为了消耗陈玉成的实力。不解决陈玉成的主力，就不能顺利打下安庆，就算拿下安庆也会不得安宁。而打下了安庆，也就进一步削弱了陈玉成的实力，这是一个相得益彰、良性循环的绝好方案，不得不让人叫好！
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洪仁玕的援军抵达桐城一带之后，曾国藩与胡林翼制定了“先北后南”的策略，决定对安庆围而不攻，先行击跨最外围的援军洪仁玕，然后再解决内层的陈玉成，把安庆城里的叶芸莱放到最后解决。
湘军采取的先外后内、围城打援、先弱后强、各个击破、逐层解决的策略，无疑是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战术。这样一来，湘军成了防守方，太平军成了进攻方，战场的主动权就控制在湘军手里。
面对曾国藩和胡林翼的精心策划，太平军显得非常被动，先是陈玉成正面进攻和围魏救赵，损耗了实力，耽误了战机，接着是洪仁玕在桐城三番五次与多隆阿作战，大大地损耗了援军的实力，湘军在前一阶段的较量中明显是赢家。
这下好了，现在陈玉成再次分兵，正好再次中了曾国藩的下怀，湘军正好再来一个各个击破，更进一步消耗陈玉成兵团的精锐。
就在陈玉成从集贤关出发的第二天，随着安庆战事日趋激烈，曾国藩为了就近指挥前线战事，特地将大本营和司令部从皖南祁门移到皖北的东流镇。
曾国藩抓住陈玉成分兵北上的有利时机，迅速调整作战部署，玩的还是“分割包围、各个击破”的打援战术。
曾国藩的战略部署主要是三点：一是命令曾国荃和杨载福牢牢围住安庆，不要着急去打；二是命令多隆阿要牢牢粘住陈玉成和洪仁玕，将他们拦截在桐城一带；三是抽调两支生力军前来安庆参战，消灭陈玉成分流在集贤关和菱湖的两支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