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建国大纲《天朝田亩制度》曾经激起了无数农民和无产者的温饱梦，但是到头来却只是一张大大的画饼；以“平等”、“禁欲”、“大公”、“无私”为核心的规章制度，也曾让人神往不已，最终却异化成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这些领导人制造人间悲剧和丑剧的工具。天国看起来很美好很公平，但是这种美好和公平只属于极少数人；绝大多数的士兵和农民，他们面对的是血淋淋的战场和低质量的生活，他们的美好仅限于对“天国”宗教信念的信仰和追求。为了这些虚幻的许诺和口号，他们可以暂时忍受欲望的压抑，但当这种信念被领导层的腐败荒淫彻底破坏的时候，天国就只能是一个传说，信仰的大厦就只能逐渐坍塌。
一部漫长的太奸史其实也是一部信仰坍塌史，更是一部欲望从过度压抑到过度膨胀的见证史。欲望的过度压抑导致的是人性的扭曲，人性的扭曲必定导致欲望的恶性膨胀，这就是我们在这里专门剖析太奸的真正目的所在。
太奸史自始至终都是一部滴血的惨痛史，只要一旦迈进了太奸这个行业，有一点是始终相同的：不管是老兄弟，还是新兄弟，他们的下场都比较凄凉。
就拿周锡能来说，不但自己丢了性命，还连累了老婆孩子，他的“光辉事迹”还被编进教材永远地记录在史册上。薛之元被朝廷逼得躲到李昭寿那儿，结果被李昭寿给卖了（详情参看第二部）。李昭寿和苗沛霖失去利用价值之后，便都死在了朝廷的武力镇压之下。程学启和钱桂仁都是铁杆太奸，一心一意替朝廷卖命，结果到头来还是死在太平军手里。最惨的当然要数苏州八奸，他们的下场想一想都让人觉得背生凉意。
以上这些残酷的事实都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当太奸的确不是一个好的出路。在叛变成功之前，如果被逮住了，自然为自己人所不容。即便叛变成功受了朝廷的招安之后，又往往因为有污点而被朝廷所猜忌，用得着的时候就防范着用，用完了就算计着怎么灭了你。《水浒传》虽然是演义小说，但对于招安的最后下场却是看得十分透彻——只有死路一条。
在太平天国史上涌现出的诸多形形色色的太奸之中，韦俊的结局相对来说还算是“幸运”一点的。自从安庆会战以后，他就逐渐失去了利用价值，也就越来越不受朝廷待见，最后也就混了个副将，与他在太平天国任过的主将职务相比差远了。但最让他痛苦的还不是待遇问题，而是来自内心深处的那种煎熬。
1865年的秋天，此时太平天国已经被朝廷全部剿平，韦俊曾请假回过金田老家，大概一来是想重温昨昔，二来是想衣锦还乡，可是没想到做了朝廷命官的韦俊，却遭到乡亲们空前的冷遇，没有人愿意搭理他，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
也许是为了以后能落叶归根，或许是为了减少内心的自责与愧疚，韦俊主动提出要出钱翻修金田的桥梁。
看到乡亲们的头摇得像拨浪鼓，十分坚决地拒绝了他的捐款，还背地里称他为“反骨韦十二”，韦俊的心立刻拔凉拔凉的。
这盆冷水彻底让他看清了自己在乡亲们心目中的位置。按照民间习俗，修桥乃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但是这个事情不是你有钱就能干的，因为捐款人还需要一个更加重要也是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品行和口碑。比如一个乡亲们都不待见的地痞无赖，就算捡到一座金山，也没有资格来卖这个乖。
金田村的老乡们给韦俊的打击是致命的，比起朝廷的冷落与猜忌，这更让韦俊寒心。从金田灰溜溜地狼狈回到芜湖之后，韦俊从此就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终日蜗居在家，整天长吁短叹，郁郁寡欢，五十七岁就凄凉地死在冷清的家中。落叶归根是想都不用想了，最后只好在遥远的异乡安徽宣城郊区，选了一块地，挖了一个坑，草草把自己埋了了事。
不管韦俊的选择是对也好，错也罢，没有人前去吊唁，也不会再有人前去唾骂，他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但对他的评说，却可能永远也不会画上句号。
1914年，韦俊离世三十年之后，在他家乡金田乡的一座桥边，还矗立着一块石碑——《重修蚂蝗石桥碑》，上面写着这样的文字：“金田韦某降清归里，颇以金钱施舟梁悦人，购运径尺余柳杉，将易梁，里人拒不受。”
当我看到这块碑文的时候，猛然意识到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此刻已经用不着我在这里写一段“教科书式”的文字，来给韦俊做一个是非对错的评价了。不同的人面对同一个历史人物，可以写出截然不同的评价，捧上天堂也可以，踩进地狱也行，可任你怎么挖空心思，有一种评价却始终无法更改，这种评价不是写在史书上，也不是刻在石碑上，而是写在老百姓的心中。
面对这种无形的评价，争论没有用处，强辩失去了意义，篡改也是徒劳。因为对于善恶对错的衡量，百姓的心中一直揣着一杆秤。
这杆秤的名字叫做公道，公道自在人心。公道这个东西虽然抽象，但却永恒矗立于天地之间，不因世事沧桑而有丝毫的改变。
李鸿章挑战杀降不祥
按照“公道自在人心”的原则，李鸿章苏州杀降的举措也就用不着再来多做评论，因为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杀降不祥”。
杀降不祥这句话除了含有对放下武器已经丧失防卫能力者的悲悯外，其实还包含着另一层富有智慧的哲理。
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杀降本来就建立在欺骗基础之上的，这就失去诚信与厚道，结果本来想投降的也会坚持血战到底，这样就等于增加了后续战事的成本，也增加了取胜的难度。
这就不大好解释了，以李鸿章的精明，不可能不明白这层道理，可是他为什么还要不顾留骂名于后世，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在苏州大张旗鼓杀降呢？
答案只有一个——他不相信“杀降不祥论”。
严格来讲，李鸿章并不是自始至终都主张杀降的。比如程学启他就没杀，甚至可能没想过要杀，但是郜永宽这八个人在投降第二天就被他杀了，这说明李鸿章杀降是有选择性的。
程学启投奔他的时候，正是他的创业初期，他需要这样忠勇双全的太奸，况且是恩师兼领导曾总司令过户给他的，杀了岂不等于抽老师的脸子？
郜永宽这八个人就不一样了，当时苏州已经是瓮中之鳖，就算他们不投降，打下来是迟早的事儿，无非是多费些军饷，多死几个大头兵，而且对于李鸿章来说郜永宽投不投降已经影响不了大局。
再者，录用招聘太奸也是需要考察的，这其中就包括品德（不是开玩笑），一般来说，叛徒一般都会受到新主子的猜忌：既然你不忠于前任老板，我怎么相信你能一直忠于现在的老板？你既然能够背叛第一次，怎么就能保证不会背叛第二次？
在形形色色的叛徒之中，下场最惨的往往是多次背叛的资深叛徒，比如三国武功盖世的吕布，人皆可父，结果谁都不敢再认这个儿子，便只好把他当孙子杀了。虽说是小说演义，却也道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要想做一个有前途的叛徒，思想品德得分也不能太低。
与投降者一样，招降纳叛者的心态是很复杂的，一方面他希望前来投诚者能对过去的同盟痛下杀手，以表示与过去的决裂之坚决，但是另一方面他又从骨子里厌恶这种太没感情、太没心肝的叛徒，他们会害怕自己将来也会成为第二轮受害者——就像董卓被吕布杀掉一样。
投降者与招降者的互相猜忌，决定了他们很难心心相印，也决定了投降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
郜永宽这八个太奸，对自己的兄弟痛下杀手，同时又拥兵要挟，这些都犯了“叛徒行业”之大忌，以李鸿章的性格，岂能容得下他们？
李鸿章自己是痛快了，但是他一锅端了苏州的几万太平军，也给自己后续战事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苏州失守以后，太平军在苏福省只剩下无锡和常州两座重镇，为了彻底肃清苏南，以便与曾国藩的湘军东西夹击天京，李鸿章随即发动了对无锡的总攻。
无锡守将是潮王黄子隆，此人虽是李秀成的女婿，但在苏州失守之前就动过投降的念头。当时李秀成在无锡境内组织打击淮军北路部队时曾写信请他出兵增援，但他为了方便日后投降，竟然拒不出兵。
苏州八大太奸人头落地之后，黄子隆的投降梦也就醒了，坚守是个死，投降也是个死，不如拼个你死我活。
1863年12月12日，黄子隆英勇抵抗之后，兵败城破，做了李鸿章的俘虏，但他没有向李鸿章讨饶，坦然走向刑场。
大丈夫可以站着死，不能跪着生！尤其不能像郜永宽那样，跪着伸出脑袋让别人砍了还反应不过来！
解决了无锡之后，接下来要解决的是常州。
李鸿章命令淮军兵分两路：程学启率部进入浙江，攻打嘉兴，与浙江战场的左宗棠形成战略配合；李鹤章负责攻打常州，彻底解决苏南战事，准备进攻天京。
此时李秀成已遵天王召令进京，常州防务全权由护王陈坤书负责。如果李鸿章不是在苏州大规模杀降的话，他本来可以不费一枪一弹拿下常州。
陈坤书与黄子隆一样，曾经在苏州保卫战期间采取观望态度，以便能顺利向李鸿章投降。但是苏州杀降事件让他明白自己作为广西桂平县人，是个彻头彻尾的“两广老贼”（朝廷称呼），就算投降也不会有好下场。反正横竖是个死，不如干脆彻底断了投降的念头。陈坤书决定与淮军痛痛快快地厮杀一场。
这下李鸿章开始尝到杀降的苦果了，陈坤书不但能打，而且手头还有两万久经战阵的太平军，要想拿下常州，代价一定也会不小。
从1863年12月19日开始攻城，到1864年5月11日，李鸿章的淮军在常州苦战了近五个月，这才攻破常州，俘杀陈坤书。
下面来说说常州战役中陈坤书的表现，看一看李鸿章挑战“杀降不祥”这句古训所付出的代价到底有多大。
常州战役是苏南战场的最后一战，也是打得最为激烈的一战，李鸿章志在必得，陈坤书坚决死守，双方都在全力以赴组织援军，以争夺天京外围最后一块最有价值的战略要地。
李鸿章见淮军伤亡惨重，为了降低作战成本，他决定再次拿出看家法宝——招安。当他放出“保全性命、升官发财”这些老套诱饵的时候，李鸿章自己对这些广告词的效果其实并没有抱太多的指望，因为黄子隆和陈坤书已经用行动回击了他一贯的虚假广告作派，但是后续事态的发展却又完全出乎了他预料。
在整个常州战役期间，响应李鸿章招安行动的太奸，较之苏州战役期间反而有增无减，其势头之猛烈大有风雨满楼的景象。在五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常州城内曾经增援江阴和无锡、与淮军交过手的被打怕了的一些熊包出城投降以外，常州外围据点的各路将领竟然出现了传染病式的投降风气。
常州西北重镇奔牛守将邵志纶、罗墅湾守将夏芝山、石桥湾守将张邦佐、宜兴守将吴入杰等人，都是率部剃发献城而降。金坛守将值天义盛明文的投降过程显得曲折一些，他率领部下剃了头发准备献城，可是淮军主持招降的将领却迟迟不举行招安仪式，盛明文还算有些血性，一怒之外将入城的淮军招安团全部杀死，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这些太奸们的名字就用不着去记了，他们只是一些小太奸而已，在此想要说明的是，尽管明知太奸路上有风险，可还是有人偏向前行，只能说明人求生的欲望实在超乎常理。
由于大规模的连锁式投降，常州外围据点逐渐落入李鸿章之手，加上李秀成组织的援军也没能给淮军以毁灭性打击，困守孤城常州的陈坤书的处境越来越艰难，但他再也没有生过一丝投降的念头。
面对强悍善战、装备精良、战术灵活、手段泼辣的淮军，常州一带的广大太平军将士，尤其是两广的老兄弟，仍然抱着必死的决心与李鸿章死磕，攻击与防守在常州僵持不下。
陈坤书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为了动摇太平军的军心，李鸿章甚至把告示贴到常州城墙，说除了陈坤书一个人，其他人只要投降就一律放生，既往不咎，绝不食言。
陈坤书暗道李鸿章歹毒，知道他这是要彻底孤立自己，动摇常州军心，于是针锋相对采取了两项措施来粉碎他的如意算盘：一是广告打假，把李鸿章杀降的丑行公诸于众，让大家看清他的真面目；二是铁血锄奸，把暗中在常州串联策反的太奸尽数逮捕，押到城头当着全体将士和攻城淮军的面全部处决，以震慑心存幻想的动摇分子。
陈坤书明明知道他无论怎么努力，还是无法改变常州被攻破的命运，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坚守——宁死不降。
1864年5月11日，戈登再次用集群炮兵炸开了常州城墙，淮军蜂拥而入，陈坤书率部且战且退，他们要在战死之前杀够本钱。最后决战的地点在护王府，这里已经被淮军围了个水泄不通，陈坤书率领最后一批兄弟在这里坚守，但护王府很快被淮军攻破，陈坤书最终被俘，可他一直到临刑之前，始终不发一言，毅然慷慨赴死。
从那一刻起，陈坤书的“英雄形象”就被定格在历史的各种文字记录当中，而他曾经萌生过的投降念头，也化为乌有。
对陈坤书的历史做一番严格的批评或者褒扬，无疑都会显得有些尴尬。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叛徒，也不是一个纯洁的斗士，他滋生过投降的念头，他的宁死不屈并不是一开始就扎根在内心深处，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被李鸿章逼出来的。但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他却不顾一切地坚持了自己选择。
但我们应该相信，这就是真实的陈坤书，一个当生命受到露威胁时需要做出艰难选择的真实的历史人物，他身上折射出一种在复杂环境中显露无遗的人性——复杂而真实的人性。面对这样的人性，宽容和悲悯也许比简单划分好坏，更能让人体会历史的真实与无奈。
就像评价陈坤书的动摇一样，对于李鸿章挑战“杀降不祥”的举动，后人也自会有一个公道的评价。
常州陷落两天以后，苏福省最后一个据点——丹阳，被淮军攻占，标志太平天国后期最重要的一块根据地全盘沦陷。
太平天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就在苏南丢城失地的同时，浙江也遭遇了一股强大的攻势。
浙江战场遭遇到的雷霆攻势，来自传奇举人左宗棠。
传奇举人左宗棠
左宗棠无疑是中国科举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举人，如果排除《儒林外史》塑造的“范进”这个小说经典形象之外的话。
如果要做一张中国近代牛人排行榜，左宗棠无疑会榜上有名，而且排名不会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之下。
随手翻一翻左宗棠的简历，你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个日后被载入史册的一代名将、洋务骨干、中兴名臣左宗棠，他的学历其实并不算高。
而且他用自己的人生告诉世人一个道理，学历并不能代表一切。
左宗棠是湖南人，与曾国藩是老乡。与曾国藩一样，左宗棠最初对人生道路的设计，也是通过科举考试踏入官场。只是左宗棠的运气比起曾国藩来要差了很多，他的科举之路可以编成一本很有戏剧色彩的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