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礼仪问题。基督教有基督教的礼仪，拜上帝教有拜上帝教的礼仪，太平天国还有自己的一套礼仪。罗孝全被要求对洪秀全实行跪拜的君臣之礼，他表示自己做不到。于是便采用折中的办法，罗孝全先与百官跪拜上帝，然后罗孝全起立，百官再拜天王。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罗孝全终究还是跪了，但他也不失时机地用偏过头去这一举动，委婉地表示了自己并非完全心甘情愿。
第二个无非还是老问题，教义。洪秀全如今挂在嘴边的还是当年对罗孝全说过的“上帝是我爸爸，耶稣是我哥哥”这些话，还有时常宣传的自己上天见过天父这些套路，这让罗孝全仍然无法忍受。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洪秀全并不放弃对他的洗脑，隔三岔五逼他承认拜上帝教的那一套理论，这不是搞“宗教强奸”吗？
恰巧罗孝全到达天京没几天，清政府与英法政府就签了屈辱条约，长江流域开始允许外国商人自由来去，这就免不了要与太平天国发生摩擦，于是就有一些外交纠纷接二连三地发生。
洪秀全指示，让罗孝全提出处理方案，然后交给他最后拍板。1862年1月1日，已经撕下中立面具的英法军开始公开与太平天国决裂，成为生死敌人冤家对头。太平军五路进攻上海，罗孝全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尴尬。他还记得美国驻华专使马沙利曾经对他的恐吓和威胁，通过洪秀全在中国使基督教畅销是不可能了，弄不好把小命丢了那就太不值得了。
罗孝全没有像国际战士英国人呤唎那样的对太平天国表示同情，并且不惜为此跟自己人甚至与本国政府翻脸；也不愿像华尔那样与太平天国不共戴天，扛着洋枪领着洋人与太平军死磕；更不会像“常胜军”（即洋枪队）原统帅、著名的洋太奸白齐文（也有写作白聚文的，原华尔洋枪队副队长，华尔后来在浙江慈溪被太平军击毙后白齐文争夺队长职位失败，与李鸿章矛盾很深）一样，先是投靠太平天国后来又站到太平天国的对立面那样反复无常。他只是想把正宗的基督教义免费培训给洪秀全，这就是他的全部理想。
然而这个理想却残酷地破灭了，宗教上的道不同不相为谋，政治上的大局对立，迫使他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两边都不帮，两边都不得罪。
1862年1月20日，罗孝全接到一封信，信是停在天京江面上的英国军舰狐狸号送来的，劝他赶紧走人，否则战火一烧，他将无处可逃。
可天京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罗孝全只好寻机开溜。好在这一天正好是洪秀全的寿诞，大家都在忙着庆祝，罗孝全逮着机会一溜烟跑到狐狸号上，离开了他向往已久的曾经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前来的天京。
从天京逃走的罗孝全碰到了麻烦，此时反对太平天国的呼声在洋人中高涨，罗孝全在天京待了十五个月，有“里通天国”嫌疑，他没法向同仁交代。
罗孝全只好昧着良心说瞎话在同胞面前做检讨，他说过去曾经是想赞助太平天国，但是现在已经站到了反对的立场，而且是一个立场坚定的反对者。因为太平天国让他很“失望”，经过十五个月的观察，他终于看清了太平天国的“真面目”，自己也决定“回头是岸”。
接下来罗孝全便肆无忌惮地开始诬蔑和造谣了。第一个被攻击的靶子是洪秀全。罗孝全说洪秀全完全是一个疯子，一个傻瓜，此人不但没有成立一个有组织的政府，而且还滥杀无辜，反对通商。第二个靶子是洪仁玕。他说洪仁玕当着他的面用大刀杀害自己的仆人，还差点把前去劝阻的他也一同杀掉了。
罗孝全的“醒悟”获得了主张镇压太平天国的领导的认可，他于1866年顺利回到美国，五年后死于伊利诺州。
对于罗孝全的出逃，洪秀全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洒脱与宽容，他深知“捆绑不成夫妻”这个硬道理，也理解这个忠实的传教徒所做的一切，只是出于自保的需要，对这种人不能抱有太多的幻想。
罗孝全是一个好人，这是洪秀全对他的评价。
“罗孝全出逃事件”只不过是一出洋教徒搞出来的闹剧和笑话，虽然进一步印证了上帝与外交无关这个观点，但对当时的太平天国大局并没有多大影响，太平天国与洋人的关系，包括上海的战事仍然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行，并没有因为这段戏剧性的插曲而有丝毫的改变。
李秀成在离开前线的那一刻，也许并没有意识到上海的情况，远远比杭州要来得复杂。慕王谭绍光主持的上海的战事并没有按照他的预想发展，而是朝着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进行。
诗在民间，高人亦在民间。李秀成第二次攻打上海的结局，有一个民间高人早已完全预料到了。
书生黄畹的建议书
这个高人的知名度并不太高，他的名字叫黄畹，是个儒士，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读书人，或者叫做知识分子。
黄畹是苏福省人，他的详细履历，已经无法考证（也有一些学者考证黄畹就是早期维新派代表之一王韬，但未成定论）。但是有一点还是可以确定的，他虽然不是太平天国的一员，但却是同情太平天国的一个草根。
这里之所以要专门来讲一讲这个来历不明的草根，是因为这个人的见识，完全可以够得上超一流水准，太平天国的高层领导中还找不出他这样见识高明的，否则太平天国的历史也许会要改写。国人写历史大多都有一个习惯，《二十四史》也基本上都是这个传统，那就是作者两眼多是盯着帝王将相和名人伟人，平民百姓和芸芸众生难入法眼，殊不知，许多见识超群的民间奇才就这样被永久地埋没了。
黄畹这个人，是我在浏览太平天国史料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一位奇人。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黄畹的建议书，因为这将能够帮助我们通过上海战役，来理解和分析太平天国在建国战略上尤其是外交战略上的缺陷，并最终理解太平天国为什么会是最后那样的结局。
就在李秀成五路大军进攻上海的时候，黄畹曾经给太平军的一位将领写过一封建议信，这封信研究太平天国的专家和学者们，现在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苏福省儒士黄畹上逢天义刘肇均禀》，那这位收信的将领的姓名想必大家现在都已经知道了。
在这封信当中，黄畹主要讲了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谁是当前的主要敌人？这个问题看似简单，其实是关系到全局的重大问题，就像射箭先要找到靶子才行。搞革命的首要的问题是什么？那就是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有几个敌人，那就还得搞清楚谁是最主要的敌人？这个在哲学上有一个专门的说法，叫做解决问题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
黄畹认为太平天国当前的主要敌人是满清政府，而不是英国和法国。（与我争天下者，清也，而非英法也。）
第二，在清政府的武装部队当中，谁是当前最主要的敌人？
黄畹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天京会议上争议的焦点，也就是东线和西线到底哪一个是当前的主要战线？到底是夺取上海重要，还是争夺安庆重要？
黄畹认为，就清政府方面而言，太平天国最主要的对手是曾国藩，而不是待在上海的江苏巡抚薛焕这一帮人，更加不是那些洋人。（曾国藩之踞安庆，乃真心腹大患耳）所以他认为太平天国的战略决策应该针对主要敌人来重新设计：
第一，与洋人处理好关系，宜和不宜战，以便集中精力对付清政府。他说，你们要是想打败清政府取而代之，就必须搞定中原。现在太平天国只占有中原的十分之二三，要想拿下剩下的十分之七八，就必须集中兵力，不能把兵力浪费在上海，没必要与外国人耗着。（于今天下未宁，方将经略中原。中原之疆土，十仅克复二三，所欲资兵力者甚多，则我之待夷，宁和而毋战，不宜轻失外援以启边衅。）
第二，要想打败清政府，首先要打败曾国藩，下游先缓一缓，先打好上游的湘军才是关键。只要打败了曾国藩，中原可定，满清可灭。［（上海）我苟姑置不向，用兵上游，一二年间荡涤腥秽，奠安区宇，削平僭伪。］
黄畹估计到可能有人会问，洋人可是侵略者，是应该摆在首位的民族矛盾啊，他们才是心腹大患啊。难道看着洋人亡我中国于不顾？放着洋人不打，反倒先打自己人，这不符合爱国主义的政治立场嘛！
黄畹的回答是，洋人的真正心思，主要是到中国来做生意挣钱，再就是搞勒索和抢劫，暂时还未到要灭我中华的时候。所以当前的重心工作是与清政府的较量，争取统治权要紧。（夷人之性尚势而重利。）
也许有人还会质问，你说不跟洋人打，洋人就不跟你打了？凭什么？洋人最终不还是站在清政府那一边了嘛！
黄畹也已估计到可能会有此一问，他的理由是：洋人是势利眼，龙胜帮龙，虎胜帮虎，谁强大他帮谁，看不出来胜负的时候他就假装中立，墙上一棵草，随时两边倒，一旦局势明朗，态度就会鲜明。（趋盛而避衰）所以，太平天国只要先把自己做大做强，击败太平天国，掌握全国统治权，洋人自然俯首帖耳改变帮助对象。（则洋人必稽首称臣，愿世为屏藩而罔敢贰心。）
把黄畹的意思综合起来，就是建议太平天国对洋人暂时不宜把关系恶化，尽量保持暂时的友好关系，争取外国的支持，至少要保证洋人中立，将兵力从东线转移到西线，击跨曾国藩的湘军，夺取中原，占有全国，然后再来考虑怎么对付洋鬼子。
从时局来看，黄畹的这个方针无疑是非常高明的，可谓是洞察时局，切中要害的“谋国”型战略构想。
黄畹在建议书中的针对性和策略性，在当时来说都是上上之选，他看清了太平天国、清政府、英法政府之间的利害关系，而且提出了先内后外、先西后东的基本方针，实在是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大手笔。
黄畹对于英法政府当时对华政策和态度，无疑也是入木三分的。在日本全面侵略中国之前，列强的主要目的还是通过坚船利炮开路，然后通过商品和资本挣钱，攫取经济利益，还不像日本全面侵华时以灭亡中国为目的。这就决定了太平天国是可以通过灵活的外交政策和手段，暂时取得外国政府的支援或者是中立，从而先行集中精力对付清政府。
比较起来，太平天国不但没有一份像黄畹这样具体而清晰的整体战略和外交构想，而且他们还常常把外交和意识形态混为一谈，把政府交往与民间文化交流当成了一码事儿。
比如天国一号洪秀全，总是站在“大家同拜上帝，便是异国兄弟”的宗教角度来考虑外交关系，而没有像黄畹一样看到外国人是站在经济利益的天平上来处理与太平天国的外交关系。再比如号称半个留学生、准海归的洪仁玕，在第一次攻打上海的时候，也将外国传教士的态度等同于外国政府的态度。李秀成就更不要说了，对于外交这个重大的问题，他既没有宏观上的思考，也没有微观上的取舍，他思考问题的切入点，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扩展他的地盘。在与英法打交道的过程中，洪秀全和洪仁玕戴着老花镜，李秀成戴着近视镜，虽然他们站在平等与尊重的人际交往角度与外国人讲道理，可是哪里能提得出灵活而有远见的外交政策呢？
黄畹不过一介书生，却能有如此高明的见识，不得不让人感慨草根的力量还真是不可等闲视之。太平天国军民多达百万，文武将官数以千计，却找不出一个像黄畹这样的高人，不禁让人掩卷沉思，慨叹回转，想来恐怕还是太平天国的文化国策（比如打倒孔家店）、人才选拔和使用机制出了问题，当然也是曾国藩的文化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作用。
这件事情要是较起真来，恐怕还得由天王洪秀全来负责，砸了孔子的像也就算了，权当个人泄愤好了，哪里犯得着批儒焚书，这还不得把天下的读书人都得罪光了？但凡有些见识的人，有几个不是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精通文史的呢？如此一来，由于不满洪秀全为渊驱鱼的愚蠢决策，读书人就算不投奔朝廷与太平天国对着干，恐怕也无法忍受文化被践踏的折磨，来替他洪秀全卖命吧！
像黄畹这样对太平天国还有一丝好感，愿意献计献策的读书人，恐怕也只是少数。
也许有人会对黄畹的建议提出质疑：既然他主张弃东线打西线，那上海怎么办，总不能半途而废吧？
针对这个问题，黄畹也谈了自己的看法，他的对策是话要说明白，态度要明确，外松内紧，假弃真取，不能急，慢慢来。（明告而严讨之，阳舍而阴攻之，徐以图之，缓以困之。）
黄畹这话，估计李秀成不会爱听。李秀成的观点是，上海无非就是第二个杭州，费不上多少劲就能拿下，所以越快越好，打完拉倒，犯不着拖拖拉拉。
如果李秀成真的看到这个意见书到底会怎么想，现在已经无法得知，因为李秀成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到这封信。
这是一封命运多舛的信，该看的人没看到，不该看的人却看到了。几个月以后，清军在上海郊区捡到一封信，一封还没有拆封的信。这封信就是黄畹写给刘肇钧的建议书，因为刘肇钧接到信后根本就没当回事儿，拆都懒得拆，随手丢在一边，结果被清军打扫战场时捡到。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后来的史实来看，在要不要攻打上海以及如何攻打上海这个问题上，黄畹的见识的确比李秀成要高明一些。
然而这个高明的建议却被束之高阁，这就注定上海战役将会是一个死胡同，而这一切对后续战事的影响，将会远远超出李秀成的估计。
洋鬼子的中国官瘾
李秀成将上海包围之后，便把指挥权交给了谭绍光，自己返回苏州坐等捷报。
可是转眼四个月过去了，捷报还是没有来，急报反倒先来了。谭绍光不但没有打下上海，反而被揍得满地找牙，只好向苏州的李秀成求救。
打不下的原因有很多，一来谭绍光的指挥能力与李秀成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李秀成离开前线的这四个月里，上海的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谭绍光接替前敌总指挥后，开局还算打得不错，他统帅十万太平军在不到半个月时间就攻占了外围城镇和据点，对上海形成了战略包围，并试图从上海东面的浦江地区重点突破，一举拿下上海。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以上海清军的那点实力，谭绍光应该能够完成李秀成的战略构想。当时的上海虽然号称有四万清军，但基本上都是苏南战场溃逃而来的残兵败将，士气低落，装备落后，加上战线漫长，四万清军分散到各个阵地后，基本上就变成了小分队，根本打不了硬仗，要想抵挡士气旺盛、人多势众的太平军几乎不可能。
但是，情况并不如预料中的那样乐观。谭绍光一直打到月底，还是被阻于浦东一带，没能突进上海城区，也没有像李秀成事先预料的那样，上海在战略包围的强大压力下，会不战自乱，不打自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