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ois de Callières,1645—1717）：
两百年后又复活的不朽者
“这是个瘦高个儿，大鼻子，头往后仰，心不在焉，有礼貌，待人恭恭敬敬；他长期生活在外国人中间，待人接物装腔作势，外表也不讨人喜欢，使得举止高雅的女士与先生很难习惯，但是一旦谈到正经事而不是闲聊，他马上换了一副模样。总的来说，这是一个优秀人才，极为睿智和理性。他热爱国家，学识渊博，谦逊有礼，毫无私心，他不怕在国王和朝廷大臣面前说出真话、他的想法和他为什么坚持到底的道理；他也经常说得他们回心转意。”
这是圣西蒙公爵对第五位座上客弗朗索瓦·德·卡利埃的评价，考虑到这位回忆录作者对他的平辈不常说恭维话，这些看法更值得重视。此外，他在卡利埃身上发现的优良品质，恰巧与他大多数同时代人的印象背道而驰。
1688年12月23日，卡利埃入选法兰西学院，理由不是很正当。一般认为，这是他不久前给路易十四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吹捧文章而得到的结果。不错，他在同时发表了其他题材的文章，如《古人与今人新战争中的爱情故事》，之后又发表了其他几篇，其文学价值都毋庸置疑；但是他最初那些溜须拍马文章产生的恶劣印象很难完全消除。
那么既然圣西蒙提出这样的看法，也可以让我们略作调整：如果说卡利埃“不怕在国王和朝廷大臣面前说出真话”，那么应该理会到他表面上虽然是个善于奉承的朝臣，但还是有一个诚实的灵魂。无论什么时候，把周围一切看在眼里并心领神会，这里面既有个人野心，也掺有更为高尚的报国心。无疑是这种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巧妙结合，使他在被遗忘了二百年后的今天声誉日隆。
他的命运就是这样神奇。当他的前任菲利普·基诺逐渐失去生前享有的盛名时，弗朗索瓦·德·卡利埃则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在长时期销声匿迹后开始走上成功之路。
使他获得读者青睐的那部书叫《与君王谈判术》。它发表于巴黎《文雅信使》（Mercure galant）杂志，封面上是这样说的：卡利埃先生著，国王御前会议常任顾问，国王内阁秘书，先王派往里斯维克签订和约的特命全权大使，法兰西学院四十位院士之一。作者在书中主张的内容是值得高度重视的。《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出现于一个世纪以后，他向统治者解释，战争是运用非常手段的政治追求，卡利埃认为这些破坏惨烈的手段不应该成为政治的一个普通工具，只是万不得已的下策。他写道：“任何一位基督徒君王必须遵循这条重要箴言，只有尝试和用尽一切理智与劝诫的方法以后，才可走上用武这条道路。”这个议题在我们觉得是在情理之中，对于听命于路易十四的外交官可不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显得有颠覆意味，因为国王在不断地使用战争工具，一战未定又起一战，致使他的王国元气大伤。
此书出版于1716年。这个日期不是无关紧要的。老国王在前一年驾崩，从一切迹象来看顾问就是要等到他的主子不在世时发表。今天我们知道这部书早在十五年前就已成稿，卡利埃在这段时间内不停地自问什么时候出版最为合适。就像圣西蒙所观察到的，此人不缺乏勇气，既然他会否定绝对专制国王的看法，让他改变主意。要是说在内阁的四壁之间说话这样直白，是表示忠贞守义的一种姿态，那么在大庭广众面前说，就会变成不可接受的了。卡利埃一定千百次自问，发表这么一篇文章，是不是会有犯上的风险，比如他在文中说：“我们的国家那么好战，以致除炫耀武功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光荣与荣誉可言。大多数有知识或者有思想的法国人都努力去学习军事知识，以便能够借战争飞黄腾达，不去学习其他有益的东西，不去了解是什么使欧洲陷于分裂、让各国热衷于穷兵黩武的根源。”
即使“好战”（belliqueuse）这个词，那时仅指“打仗”（guerrière）而已，没有像后来那样成为一个贬义词，他当时那么使用，还是对路易十四时期的国家大事构成一种批评。这样大家明白卡利埃在他的主子生前没有把作品付梓的道理了。
《与君王谈判术》出版时获得一定的成功。有过几次重印，被译成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还有俄语。但是这样的关注是短暂的。作者已经七十开外，死于1717年。他的作品与人不久就被大家忘怀。只是在二百年后，1917年，作品真正经历了一次可称为缓慢的复活。
其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打得不可开交，牺牲者已经以百万计。不少欧洲人，他们滥用克劳塞维茨和马基雅维利的战争格言，现在也在估算大屠杀给他们造成的悲惨局面。
有几位外交官，以前拿起弗朗索瓦·德·卡利埃的作品读过，此时记起书里某些篇章，可以给他们当前的迷茫时代点起一盏明灯。
“组成欧洲的所有国家，”他说，“相互之间都有必要的贸易联系，这使大家可以把它们看成是同一个共和国中的成员……其中几个国家发生重大变化时，不可能不扰乱其他国家的安宁。即使是小国之间产生纠纷，一般也会在大国之间造成裂缝，因为其中有纠缠不清的利益关系，和它们对敌对双方的保护义务。历史从来不乏这些分裂造成的后果，经常初起时并不严重，非常容易在萌芽中予以消除，后来却引起血腥的全面战争……”
在这么一片大陆上，有轻率的联盟、根深蒂固的敌意、阴险的图谋，还有一连串可以说是鸡毛蒜皮的意外事，把人们引向一场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战争，听到这些话如何会无动于衷呢？1914年6月奥地利大公弗朗索瓦—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难道就有必要开动战争机器，搞得天翻地覆——寻求同盟，动员军队，冲突，入侵，屠杀？岂不是说明欧洲国家政策的破产引起了一场悲剧，它们没有明白自己至关重要的义务是调解不同利益，避免冲突，使它们的人民不受这场如此惨烈的灾难折磨？
法兰西学院院士的这些金玉良言，第一个再发现的倒是一位英国高级官员萨道义爵士。他逐章参照弗朗索瓦·德·卡利埃的作品写成《外交实践指南》，在1917年发表，卡利埃的作品被他称为“一座政治智慧的金矿”。
两年后，战争结束不久，不少欧洲人要努力弄明白落在他们身上这场灾难的起因，《与君王谈判术》有了一部新的英语版本，那是英国国王陛下另一位外交官亚历山大·弗雷德里克·怀德爵士翻译的，他在这不久以前还是温斯顿·丘吉尔的私人议会秘书。他在译本中有些自由发挥，在精神上比在文字上更加忠实于卡利埃。确实，他操心的不是翻译家甚至不是历史学家的职责。他首先要维护的是他的职业的荣誉。在世人眼里，不久前发生的这场人间浩劫，主要是由于外交官的诈骗而造成的。不就是这些人缔结各种各样的盟约，束缚住政府的手脚，逼得政府投入到一场人们不希望卷进去的冲突？不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不少人现在大骂“秘密外交”把国家不知不觉推向环环相扣的杀戮中。
面对这样重大的拷问，弗朗索瓦·德·卡利埃的作品显然是个珍贵的思考工具，不但针对“与君王谈判术”，而且还关涉谈判存在的理由。根据作者的说法，谈判有种种目的，其中首要目的是阻止冲突。这实在是一份违情悖理的遗嘱，这个人一生都在为好战的国王服务，然而只相信和平的恩典。还有人保存着他写给他崇拜的赫胥黎侯爵夫人的一些信，信中他自由表述了对世界的看法。他对她写道，法国还不如坚守在自己的疆域内，关注自己子民的福祉，不要处心积虑去征服邻国的土地。
自从有了这第一部现代版译本以后，还出了西班牙语、汉语、葡萄牙语、日语、波兰语等版本——也有其他新版的法语本。但主要还是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里，这位法兰西学院院士名声最为响亮。
这在以前便是如此。比如说，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之父之一托马斯·杰斐逊，读了卡利埃的作品十分赞赏，在弗吉尼亚州他的蒙蒂塞洛图书馆收藏了一部。在最近的三个世纪，英国和美国其他一些第一流人物都颂扬卡利埃和他那部书的功德。最大的推崇者之一是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思想家，他读了《与君王谈判术》以后，写下这么一句定论：“人们不由得要说，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什么需要再议论的呢。”
确实，这部书说到的内容极多，从礼仪到谍战，从习俗到行贿，都有所涉及。其中穿插细致的观察，既有教育意义也很搞笑，阅读起来轻松愉快。其中有些教诲既有普世意义，也有高度的道德价值。
“跟一般的世俗看法相反，”这位法兰西学院院士说，“绝不可把谈判的成功建立在空口许诺和缺乏诚信上……一位谈判者必须考虑到，在他的一生中需要处理的不止一桩事，确立他的声誉是符合他的利益的，必须把它看成是一笔真正的财富，因为这利于他在今后其他谈判中获得成功……”他还对做好情报工作的必要性提出他的看法：“一位将军宁可在军队中减少一个团的名额，也必须对敌军情况、兵力配备和一切行动了如指掌……”
其他的一些建议带有他的时代、环境甚至他本人性格的标志。他说：“跟北方国家的官员打交道，酒量好的人有时要比不沾酒的人更顺利，只要知道自己不醉而让别人喝得丧失理智就可以了。”还有：“如果在他所处的国家里与女性来往较为自由，谈判者不应该忽视这点，要竭力讨好她们，赢得她们的尊重，使她们有利于工作，她们美貌的力量往往可以促成最重要的决议，从而完成最重大的任务。但是在凭气派、礼貌甚至调情获得她们好感的同时，他自己不能动心。他必须时刻记住爱情一般都伴有不谨慎与鲁莽，他一旦听命于一位美女的意志时，不管是多么明智，都有保不住秘密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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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最后30年起，弗朗索瓦·德·卡利埃的身后令名在各个领域不断坚实与扩大。不再仅仅在外交界，他的那部大著作被视为经典，所有对谈判艺术——如谈判技巧、谈判伦理、谈判在人际关系中的作用以及在贸易界的头等重要性等等——感兴趣的人无不如此。《与君王谈判术》在最优秀的商业学校、最有威望的高等学府都被列为必修课——哈佛大学的某位教授强调卡利埃的价值，把他看成是以理服人的使徒，甚至是“软实力”观念的创始人；东京大学的另一位教授，依托他的作品研究企业内部两性职员的关系；还有其他许多学校，如西班牙纳瓦拉大学或伦敦商学院，拿路易十四的做事谨慎的顾问作为课堂参考书目作者。奇怪的是，对于本国这位遭世人遗忘的法兰西学院院士的重新被发现，法国倒并不急于跟他攀亲戚。
这部书如此一鸣惊人，冲出外交界的小天地，弗朗索瓦·德·卡利埃对此情景不会不高兴。然而，他本人口口声声谈到的是“谈判者”，从来不用“外交官”。“外交官”这个词在他那个时代尚未风行，只是在他故世后才得到普遍使用，他本人也未必见得欣赏。一位谈判者的任务既明确又广泛。我们可以谈判一项条约、一次停战或一份合同，同样也可以是一份婚约、一次友好分手，或者一份工作、一次选举、一项任命——卡利埃不就是这样行事后，在法兰西学院坐上一把椅子，在国王内阁又坐上另一把椅子的吗？他的那部书写得像本教科书，而不像回忆录，他很少提到自己本人，但是大家猜测，他向读者推荐的这些箴言，都是他自己的经验之谈。
“任何有识之士，渴望取悦跟他打交道的人，一般来说都会成功，都会找到让人洗耳恭听的方法，”他对我们保证说，“谈判术的最大诀窍之一，跟人谈判就是要说服他，那就要把道理一点一点灌注到他的脑海中。”
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话是对的。他接着提出的忠告，不应该认为所针对的仅仅是他出使前去工作的几个国家；尽管表面看来如此，其实他也想到自己的国家：“谈判者必须适应他所在国家的风俗习惯，不要露出嫌弃的表情，不要轻视它们……他决不应该谴责政府的形式，更不应该谴责他与之谈判的君主的行为。恰恰相反，他发现有所可取之处必须赞扬，不做作，不谄媚。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和政权不是在坏的法律之中也有不少好的法律；他必须赞扬好的法律，而对不好的法律则缄口不谈。”
回顾来看，他本人的经历仿佛就像他作品里教诲的实录。
1645年5月11日，弗朗索瓦·德·卡利埃出生于托里尼这个诺曼底小村庄，那个世纪社会等级森严，他出身平平，财产又不丰厚，不像会有远大前途。但是他知道如何耐心地、勤奋地、合理地利用他的亲友留给他的一些恩泽。
他的父亲雅克·德·卡利埃是个有教养的人，跟不少文人保持通信关系，其中有让·沙普兰，还有其他几位法兰西学院院士。他关心让孩子受良好教育，给他们提供书籍，督促他们阅读，切实理解。他自己也写过几部作品，主要有《有志之士和乡绅贵族的前程》，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这部书出版于1657年，那时弗朗索瓦十二岁，肯定极大影响到他今后的人生。为了确认这点，只需看看他父亲著作的篇章目录便知一二：“有志之士必须寻求功名”，“最短的捷径是获取君主的欢心”，“跟敌人与嫉妒者的相处方法”，“长袍比宝剑更易飞黄腾达”，“乡绅贵族可以服务领主，进而服务国王”，等等；还不要忘记：“是否应该为爱而结婚”，对这个问题，这位诺曼底地主老爷写了四页，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可以是爱，也可以是不爱……
不管怎样，这点是清楚的，儿子的行为完全顺着父亲思想的指向而行。他自己那部书的写法也相同，只是涉及面更广。
我们还可以谈到他父亲的另一笔遗产，使这位法兰西学院院士得益匪浅，从而跃入了上层社会。雅克·德·卡利埃高攀上了一家大贵族，那是奥尔良—隆格维尔公爵家族。他一辈子忠心耿耿服务他们，他们也义不容辞地保护他与他所有的家庭成员；他有一段时期还在他们的保荐下当上瑟堡的行政官。
儿子同样献身为他们服务，获取他们的信任，得到交给他去完成的第一项重要任务。青年公爵，又称夏尔—帕里斯，认为自己有机会当波兰国王。弗朗索瓦·德·卡利埃奉命去协商这件事。他到了现场，编织人际关系，眼看着成功在望。那个时期，波兰贵族分成两派，一派亲奥地利，一派亲法兰西，法兰西派有机会获胜。但是候选国王1672年在莱茵河上一次交火中身亡，使者辛辛苦苦的努力都归为乌有。然而他执行任务时在波兰建立的关系网，使他在二十年后给路易十四帮了一个大忙，这件事把他送进了内阁。
他就这样进入权力中心，懂得要让自己变成不可或缺的人物，逐渐变成国王最亲密的合作者之一；他作为秘书，竟然获准可以合法地模仿他主子的笔迹。当然他从来不曾成为一线的重要政治人物，但是他有足够的影响：当弗龙特纳克伯爵1698年逝世时，他可以让自己的弟弟路易—埃克托尔获得提名当新法兰西[6]总督。眼红这个职位的人很多，而且都是权势更大的重臣；但是路易十四当机立断，作出有利于卡利埃的决定，这说明这位法兰西学院院士八面玲珑的做人本领。
弟弟也没有令他们失望。他胆大敢为，以至于被某些历史学家认为他是在加拿大的法国行政机构中最有活力的官员；他甚至向国王建议占领纽约。但是他英年早逝，没有能够实现他的雄心壮志。1703年5月升天节那天，他正在魁北克大教堂里望弥撒，突然大出血，几天后逝世。蒙特利尔有一个地方叫卡利埃角，就是对他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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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这把椅子的第五位座上客，一生过得既有勇气，也有手腕。他像一位象棋手长年俯身对着他的棋盘，思考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分析它，琢磨他若移动这个或者另一个小卒会有多少成功机会……可以前进时他前进，应该后退时他后退；从来不会放弃盯着他的最终目标：在他的世纪留下他的痕迹。
他出身卑微，后来平步青云，毫无疑问是个发迹者，但不是个不讲原则的人。当他1717年3月5日在巴黎圣奥古斯丁路逝世时，留下一大笔财产；清理他的收藏品时可以看到二百五十多幅大师油画作品，其中有鲁本斯、委罗内塞、提香……他未曾结过婚，把他的财富主要遗赠给了巴黎的贫民。
去世那天，他作为院士、作家尤其是伟大国王的顾问，享有一定盛名。但是从其自身来说，若非这部奇书，实在没有什么可以让他青史留名的；这部书出版于他去世前一年，倒成了他走向不朽之路的真正护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