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
时光流逝，越来越容易陷入怀旧了。是老年的迹象在显露吗？我生出警觉，却也无可奈何。思绪常常转向并停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久久地，久久地，以至于间或会闪过一缕幻觉，仿佛重又置身于那个年代。回头想想，那真是金子般的年代：单纯，开放，真实，自由，充满激情和希冀，个性空间渐渐扩展，就连空气中都能感觉到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闪烁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芒。
那时，整个社会都在倡导读书，鼓励思考、创造和讨论，号召勇攀科学高峰。我个人真正的阅读正是从那时，也就是从大学开始的。大学学习，紧张，而又充实。我们那批学生都异常用功，都有着明确和持久的动力和目标。在紧张学业的空隙，阅读，成为调剂和滋润，也有提高修养的意图。吸氧般地读。如痴如醉地读。杂乱无章地读。马不停蹄地读。总体上，诗歌作品读得多些，外国作品读得多些。那时，如果有某部作品，尤其是外国作品即将问世，消息会不胫而走，我们会连夜赶到王府井书店排队，就为了能购得自己渴盼的书籍。漓江出版社的《西方爱情诗选》就是以如此方式终于被我捧在手中的。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个小开本，轻盈的样子，不到三百页，定价为八毛钱，发行量竟达到了几十万册。于我，那可是本珍贵而亲爱的书，几乎伴我度过了青春时期最美好的时光。
阅读过程中发现，中国文坛上有一类特别的人，一类似乎散发着异样光芒和特殊魅力的人。他们既是优秀的作家，同时又是出色的译家。而作家和译家的双重身份让他们的文学天地变得更加开阔，更加悠远和迷人，也更加引人注目。鲁迅，周瘦鹃，周作人，茅盾，沈泽民，胡愈之，朱湘，赵景深，林语堂，戴望舒，朱光潜，郑振铎，冰心，巴金，穆旦（查良铮），朱生豪，丰子恺，楼适夷，朱雯，施蛰存，李健吾，冯至，卞之琳，徐迟，季羡林，陈敬容，萧乾，袁可嘉，杨绛……都是这样的人。那是一份长长的名单，也是一份闪光的名单，构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又一个独特的存在。谈到穆旦（查良铮）先生，我们既会想起他无数的诗篇，也会想到他众多的译诗；谈到李健吾先生，我们既会想起他创作的长篇《心病》，也会想起他翻译的长篇《包法利夫人》；谈到戴望舒先生，我们既会想起他写的那首《雨巷》，也会想起他译的洛尔加的《海水谣》；谈到冯至，我们既会想起他自己的诗句“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也会想起他译的里尔克的诗句“谁这时孤独，就永远孤独”。同样，当我们读到卞之琳先生的《断章》，杨绛先生的《洗澡》，陈敬容先生的《老去的是时间》等作家作品时，也绝对会自然而然地想到《英国诗选》《堂吉诃德》《图像与花朵》等翻译作品。于他们，文学写作和文学翻译，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补充和丰富，最终融为一体，成为最完整意义上的创作。他们的贡献是双重的，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的孤独也是双重的，是孤独与孤独的拥抱、互勉和团结。他们照亮了孤独，孤独反过来又照亮了他们。
有时，很难说他们的文学写作和文学翻译，孰轻孰重。特殊的历史缘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曾出现过断裂，甚至空白。恰恰就是在几个关键的时刻，他们的贡献和意义突显。远的不说，就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正当百事待兴之时，当卞之琳将莎士比亚，陈敬容将波德莱尔，徐迟将惠特曼，萧乾将哈谢克用汉语呈现出来时，会在中国读者心中造成怎样的冲击和感动。同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人们刚刚经历荒芜和荒诞的十年，猛然读到李文俊翻译的卡夫卡，李野光翻译的埃利蒂斯，袁可嘉翻译的叶芝，王佐良和郑敏先后翻译的勃莱，会感到多么的惊喜，多么的大开眼界。那既是审美的，更是心灵的，会直接或间接滋润、丰富和影响人的生活，会直接或间接打开写作者的心智。时隔那么多年，北岛、多多、柏桦、郁郁等诗人依然会想起第一次读到陈敬容译的波德莱尔诗歌时的激动，莫言、马原、阎连科、宁肯等小说家依然会想起第一次读到李文俊译的卡夫卡《变形记》时的震撼。我曾在不同场合说过，文学翻译曾引领不少中国作家走过了一段必要的路程。没有读到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很难想象莫言的写作会走向哪条路数。没有读到转化成汉语的外国诗歌，同样很难想象北岛多多们会成为什么样子。
这些有着异样光芒和特殊魅力的前辈甚至影响了我的人生走向。我在大学学习罗马尼亚语。小语种，人才稀缺，原本有着众多的选择。但我毕业后，没去外交部，也没去经贸部，而是来到《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当然是我自觉的选择。当然出于文学热爱，或者说是前辈影响的结果。从小就在邻居家里见过《世界文学》这份杂志，三十二开，不同于其他杂志，更像一本书，有好看的木刻和插图。早就知道它的历史和传统，也明白它的文学地位和影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索性称它为鲁迅和茅盾的杂志。不少名作都是在这份杂志上首先读到的。以前绝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竟然也能成为《世界文学》编辑队伍中的一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描述过当时的激动和自豪：
我所景仰的冯至先生、卞之琳先生、季羡林先生、戈宝权先生等文学前辈都是《世界文学》的编委。这让我感到自豪。记得刚上班不久，高莽主编曾带我去看望冯至、卞之琳、戈宝权等老先生。在这些老先生面前，我都不敢随便说话，总怕话会说得过于幼稚，不够文学，不够水平，只好安静地在一旁听着，用沉默和微笑表达我的敬意。冯先生有大家风范，声音洪亮，不管说什么，都能牢牢抓住你的目光。戈先生特别热情，随和，让人感觉如沐春风。卞先生说话声音很柔，很轻，像极了自言自语，但口音很重，我基本上听不懂，心里甚至好奇：如果让卞先生自己朗诵他的《断章》，会是什么样的味道？
供职于《世界文学》之后，一直在苦苦寻觅理想译者。在我看来，理想译者就是有扎实的外文和中文功底，有厚重的文学修养和高度的艺术敏感，有知识面，有悟性、才情和灵气，同时又对文学翻译怀有热爱和敬畏之情的译者。最最理想的译者就是那些既有翻译实力，又有写作才华的译者。他们是译者中的译者。我因此满怀敬意和感恩，一次再一次地想到查良铮、李健吾、冯至、丰子恺、卞之琳、陈敬容、袁可嘉、杨绛、高莽、屠岸等先贤。令人欣喜的是，这些先贤开创的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延续。我因此满怀喜悦和欣赏，不禁又想到了西川、姚风、黄灿然、沈东子、李笠、汪剑钊、程巍、树才、田原、袁伟、石一枫等同道。而作为写作者，这些先贤和同道显然又更加开明，开阔，先进，智慧，无拘无束，同时个性十足。
这些特殊的人已然形成了一座座特殊的富矿。该如何从诗意和学术的高度来发掘和开采这一座座的富矿？漓江出版社“双子座文丛”对此有着美好的意图：
文坛写书者多，译书者也不少，但著译俱佳的不多见。创作与翻译并举，在世界文学史和民国以来的汉语文学界均有详例，一批人中佼佼在创作大量优秀文学作品的同时，还向国内读者译介了诸多外国作家的作品，既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又是异域文化的绍介者。出版“双子座文丛”目的之一，就是努力在这方面进行发现和总结。双子座，取意“著译两栖，跨界中西”。
此外，我还想特别说的是，这套文丛更是一套致敬之书、期待之书，致敬已然属于“双子座”的前辈，期待正在走近或即将走向“双子座”的同道与后生。
2018年5月3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