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喜爱钱，也毫不避讳地直言自己爱钱，“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她还说：看苏青文章里的记录，她有一个时期的困苦的情形虽然与我不同，感情上受影响的程度我想是与我相仿的。所以我们都是非常明显地有着世俗的进取心，对于钱，比一般文人要爽直得多。
《红楼梦》的贾宝玉抓周着实使贾政恼火，预告了宝玉喜好脂粉气，整日在女孩子堆里混的没出息，不光彩。张爱玲周岁的时候照例在一只漆盘里拣选一件东西，以卜将来志向所趋。张爱玲的姑姑记得她拿的是钱，好像是个小金镑。或许这是真的，张爱玲从小就喜欢钱。在家里过活的时候，父亲手头也还富裕，可以过衣食无忧的生活，学费、医药费、娱乐费，全用不着操心，可是自己手里从来没有钱，压岁钱总是放在枕头底下过了年便缴还给父亲的，直到十六七岁还没有单独到店里买过东西。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张爱玲的反感，激她走到对立面去，并且毫不掩饰自己爱钱。尽管父亲有钱，却对钱控制得很严格。张爱玲不能够忘记小时候怎样向父亲要钱去付钢琴教师的薪水：“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想必这一幕给了她深深的烙印和大大的刺激，所以后来回忆起来，是属于“不能够忘记”的事，也必会使她对于求人给钱的难堪尤有体会，即使这个人是自己的父亲。上中学时张爱玲就勾画着自己的未来，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而这种理想生活的前提是自己手上有钱。
中学毕业前，受母亲启发，张爱玲有海阔天空的计划，要考伦敦大学，当时伦敦大学在远东地区招生，为此她向父亲提出留学的要求，而且吃吃艾艾，是非常坏的演说。父亲发了脾气，说她受了人家的挑唆，意思当然是指受了母亲的挑唆。对于父亲，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在这边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向着母亲那一边。况且留学时需要一大笔钱，这也为不久后张爱玲惨遭父亲暴打并囚禁埋下了祸根。从父亲家里逃出来之前，母亲曾秘密传话给张爱玲：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张爱玲当时虽然被父亲禁锢着，渴望自由，这样的问题也还使她痛苦了很久。后来她想，在家里，尽管满眼看到的是银钱进出，也不是自己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自己，最要紧的今后几年的求学的年龄要被耽搁了。这样一想，立刻决定了要逃出。这样的出走由于夹带着对钱的考虑，所以没有一点慷慨激昂的成分。后来张爱玲逃离了父亲的家，到母亲那儿后，母亲提出很公允的办法，如果要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了，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要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尽管张爱玲从小对服饰是那么着迷，也还是断然选择了后者。张爱玲的母亲爱做许多新衣服，张爱玲经常看见母亲立在大镜子前试她的新衣服，为此父亲曾经嘀咕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张爱玲最初的回忆之一是母亲立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自己在旁边仰脸看着，羡慕万分，简直等不及长大，长大了可以穿高跟鞋，梳派司头，可以像母亲那样做自己喜欢的漂亮衣服。但毕竟受到钱的限制，她只能暂时割舍衣饰这方面的爱好。张爱玲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母亲的。住在父亲家的时候，母亲家里的一切都是她心仪的。跟着母亲住，向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可是后来，在母亲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被母亲的脾气磨难着，被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她心中对母亲的爱。因此张爱玲深深体会到，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试验。
使张爱玲无法忘怀的还有这样一件事，她逃到母亲家那年夏天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母亲解释给弟弟听，说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弟弟哭了，张爱玲在旁边也哭了。后来弟弟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后来张爱玲回想到弟弟来的那天，也还有咳呛下泪的感觉。在上香港大学之前，母亲给张爱玲存了一笔钱，并委托李开第先生作监护人。但是母亲的经济也不宽裕，香港三年多的生活，张爱玲过得很苦，深刻体会到钱的压力，开始学习省俭度日。据弟弟张子静说，她后来那么重视金钱，生活力求简朴，就是“香港经验”如影随形，带给她的“惘惘的威胁”。张爱玲在港大发奋读书，拿了两个奖学金，她靠奖学金节俭生活，尽量不动用母亲那笔钱。为了减少支出，她甚至向校方表明一切的课外活动都不参加。
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张爱玲没完成学业就返回上海。张爱玲因为在港大成绩好，本来可以免费去牛津大学深造，可是却因为战事，只差半年不能拿到文凭，为此耿耿于怀，回上海后很想转入圣约翰大学，至少拿张毕业文凭。张爱玲的弟弟曾与她谈起这事，“‘不过学费’，她叹了一口气，‘姑姑没有钱’”。姑姑告诉她，当初父母的离婚协议，本来就约定张爱玲的教育费由父亲负担，港大三年父亲都没出钱，剩下半年应该由他出钱，不然太说不过去了。为此她踏进了久违的父亲家，后母事先已从父亲处得到消息，躲到楼上没下来。张爱玲进门后，神色冷漠，一无笑容。在客厅见了父亲，只简略地把要入圣约翰大学续学的事说一遍。难得父亲那么宽容，还说：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不过后来张爱玲终于辍学，她无奈地告诉弟弟，最重要的原因是钱的困扰。以前与姑姑同住，母亲还在上海，房租等一切生活费用有母亲负担。如今母亲不在，而且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失去联系，行踪不明。这次她回来与姑姑同住，增加姑姑的负担，她心里过意不去，压力很大。她想早点赚钱，经济自立。
张爱玲记得生平第一次赚钱，是在中学时代，画了一张漫画投到英文《大美晚报》上，报馆里给了五块钱，她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在她看来，钱就是钱，可以买到需要的东西。在香港大学读书的时候，连得了两个奖学金，为母亲省下了一点钱，觉得可以放肆一下了，就随心所欲地做了些衣服，应该是很感到惬意的吧。返回上海后，张爱玲即从事职业写作，《沉香屑 第一炉香》和《沉香屑 第二炉香》在《紫罗兰》杂志连载，标志着她独立谋生的开始，也使她充分享受着自给的快乐，自此她都以职业女性的身份立足于社会。
从自己的经历里，张爱玲对钱的体验太深了。所以她说，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名词，我就坚称自己是拜金主义者。张爱玲先后失落于父亲、母亲的爱，不能不说钱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使她有切肤之痛。张爱玲四岁的时候，母亲就和姑姑出洋去了，父亲把早就养在外面的姨太太迎进家门，肆意抽鸦片、叫条子，过着放浪的日子。后来因为姨太太的暴躁和凶悍，族人出来说话，让姨太太走人。那时父亲吸毒已经患病，“然而我父亲那时候打了过度的吗啡针，离死很近了。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说些什么”。于是，父亲下决心痛改前非，写信请求张爱玲的母亲回来，父亲进了医院治疗。母亲回来了，他们搬家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过了一段温馨灿烂的家庭生活。可是父亲把病治好之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父母亲剧烈地争吵着，以致最后协议离婚了。父母之间这一次和好而又最后决裂，钱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离婚后母亲搬了出去。姑姑因为分家产时与父亲闹意见，加上平时就看不惯其兄的为人，也和母亲一起离开了家。父母亲之间的分分合合，种种恩怨，因为钱而生发激烈的争吵，会给张爱玲多么深浓的感情阴影，该给张爱玲多么沉痛的记忆！影响的一个方面就是，在金钱上她与人总是锱铢必较的。炎樱是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结识的同学，也是一对好朋友，形影不离的，这份友谊还保持了一生。但是两人一起去看电影、吃冰激淋、买东西，都是钱财两清的。张爱玲离开父亲的家后，长期和姑姑同住，自从她经济上自立后，钱的问题上也是分得很清楚的。张爱玲说：“她（指姑姑，笔者注）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一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毁损。前天我打碎了桌面上一块玻璃，照样赔一块要六百元，而我这两天刚巧破产，但还是急急地把木匠找了来。”
钱在人生中的作用的确重要。人的生活，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都必须以钱为手段，人们常说，没有钱万万不能。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新旧交替时代的动荡时期，人们感到被时代抛弃的恐惧，更加急于抓住切实的东西，对金钱的追求也变本加厉，金钱甚至使人堕落、使人疯狂，使亲情扭曲。莎士比亚早就尖锐揭露金钱的罪恶：“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张爱玲也以其小说生动地书写一个个被金钱驱使的故事，一个个被金钱离间了的亲情，由此暴露亲情的虚假和扭曲。
曹七巧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哥哥嫂子贪图财礼，毫不顾惜七巧日后的幸福，把她嫁给富贵大族姜家患了骨痨的二爷，成了二奶奶。门户的错置使得她在姜家处于屈辱的地位，连下人都瞧不起她。不幸的婚姻更使她备受压抑和痛苦，她自以为爱上了整日跑妓院的三爷姜季泽，无奈姜三爷抱定了宗旨不惹家里的人。多年来姜三爷和她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后来七巧的丈夫和婆婆相继过世，七巧正式挽了叔公九老太爷出来为他们分家，那是七巧嫁到姜家来之后一切幻想的集中点。这些年了，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可是连金子的边都啃不到，这以后就不同了。在分家产的现场，七巧认为划分给姜三爷一份老太太的首饰，使二房吃了亏，她又哭又闹，极力地撒泼，不惜扯下脸面针对着姜三爷。析产后，她带着一双儿女搬出来另外租房子住。久不来往的姜三爷忽然找上门来，向七巧倾诉“爱情”，姜季泽道：“你哪里知道？”半晌，他低低的一个字一个字说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跟家里的那个不好，为什么我拼命的在外头玩，把产业都败光了？你知道这都是为了谁？”七巧不知不觉有点胆寒，走得远远的，倚在炉台上，脸色慢慢的变了。季泽跟了过来。七巧垂着头，肘弯撑在炉台上，手里擎着团扇，扇子上的杏黄穗子顺着她的额角拖下来。季泽在她对面站住了，小声道：“二嫂……七巧！”多少年了，终于听到这一声“七巧”，多少年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浑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这真使曹七巧心旌摇荡。但七巧是精明的，对钱有特别的警觉，在短暂的陶醉之后，七巧拿话试探，证实了姜季泽是“拿那样的话”哄骗自己卖田地，他好从中捞走卖地的钱，暴怒的七巧把姜季泽又打又骂轰了出去。这是七巧一生中唯一一次能满足情欲的机会，但她选择了金钱。从此，曹七巧忍受着性的压抑，忍受着难以言说的痛苦，提防着周围的人，守着自己的钱。为了保住卖掉自己的一生换来的钱，她把儿女牢牢控制在自己的魔掌之内。儿子长白往花街柳巷走，七巧才慌忙给他娶了房媳妇，后来又哄他抽上鸦片，长白不再往外跑了。女儿长安患上痢疾，七巧不给她延医用药，却让她抽鸦片减轻痛苦，使她也染上了烟瘾。长安上了学，不上半年，脸色红润了，胳膊腿腕也粗了一圈，却因在学校的洗衣房里丢些小东西，七巧必定要找校长问罪，长安只好主动退学了。长安年岁渐渐大了，也有人来替她做媒。若是家境差一点的，七巧总疑心人家是贪她们的钱。若是那有财有势的，对方却又不十分热心，长安的婚事就这样一年一年耽搁了下去。七巧对长安反复教训的话语就是“男人……碰都碰不得！谁不想你的钱？你娘这几个钱不是容易得来的，也不是容易守得住。轮到你们手里，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上人的当”。长安到了三十岁，堂妹看她可怜，给她介绍了对象，到了议定婚期的时候，七巧终因不愿意看到女儿有如意的婚姻，不愿意在嫁妆上使自己破了财，对女儿终日辱骂，长安只好主动退婚。临终前，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在《花凋》中，郑家有好几个女儿，川嫦是最小的一个。上有姐姐们，下有小弟弟占去了父母的爱。姐姐们为了自己的装扮而异口同声赞妹妹适合素净：小妹这一路的脸，头发还是不烫好看。小妹穿衣服越素净越好。难得有人配穿蓝布褂子，小妹倒是穿蓝布长衫顶俏皮。于是川嫦终年穿着蓝布长衫，夏天浅蓝，冬天深蓝。姐姐们又说，三妹不要了的那件呢大衣，领口上虽缀着一些腐旧的青种羊皮，小妹穿着倒不难看，因为大衣袖子太短了，露出两三寸手腕，穿着像个正在长高的小孩，天真可爱。好容易熬到姐姐们都出嫁了，郑川嫦却患了肺病。郑夫人有钱做股票，却担心暴露私房钱，不肯拿钱替川嫦治病。郑先生则愤愤然对夫人说：“你的钱你爱怎么使怎么使。我花钱可得花得高兴，苦着脸子花在医药上，够多冤！这孩子一病两年，不但你，你是爱牺牲，找着牺牲的，就连我也带累着牺牲了不少。不算对不起她了，肥鸡大鸭子吃腻了，一天两只苹果——现在是什么时世，做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她吃苹果！我看我们也就只能这样了。再要变着法儿兴出新花样来，你有钱你给她买去。”郑先生夫妇把药单推给川嫦刚认识的男友，男友则结交了新女友，川嫦只好任凭肉体一天天瘦下去。受不了痛苦，川嫦想死，“她所要的死是诗意的，动人的死。可是人们的眼睛里没有悲悯”。这使她想起了两句诗：“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多么辛酸苦涩的话语，道尽了人类自私唯我的品性，道尽了川嫦临死前对亲情冷漠和虚假的认识。川嫦死了，“她父母小小地发了点财，将她坟上加工修葺了一下”，并且托人撰制了碑文：“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多么荒谬可笑，自欺欺人，又是作者多么含蓄的反讽！为了保住自己的钱，保住个人的利益，郑先生夫妇不为女儿治病，却把钱花在为女儿修坟上！《沉香屑 第一炉香》的葛薇龙上门求姑妈接济自己上学，梁太太起初冷嘲热讽，趁机发泄对葛薇龙父亲的宿怨，但是当她想到手下的婢女睇睇竟然胆敢背着自己和男人约会，已经不可留，自己需要新的年轻女子来充当勾引男青年的诱饵时，便一改此前的态度。梁太太只管把手去撕芭蕉扇上的筋纹，撕了又撕。薇龙猛然省悟到，她把那扇子挡着脸，原来是从扇子的漏缝里盯眼看着自己呢！不由得红了脸。梁太太拿扇子盖在脸上，从芭蕉扇上的筋纹仔仔细细地端详着侄女，估摸着侄女的利用价值，得到了自己认为满意的答案，她马上答应了，对薇龙说，你跟着我住，我身边多个人，陪着我说说话也好。横竖家里有汽车，每天送你上学，也没有什么不便。葛薇龙很快就搬进来了，在物质的享受中，在声色的炫耀中，一步步陷进梁太太为她掘好的魔窟里。
《倾城之恋》的白流苏被哥哥嫂嫂们明白地“发过话了”，在娘家呆不下去，吃饭、生存面临着危机，赌气回自己房间里。徐太太劝她道：他们就在东厢房里。你跟我来，大家说说笑笑，事情也就过去了，不然，明儿吃饭的时候免不了要见面的，反而僵得慌。流苏听不得“吃饭”这两个字，心里一阵刺痛。为了寻找今后经济上的保障，她与范柳原展开一幕幕文雅的恋爱游戏，根本目的是谋求他娶了她。然而，范柳原手中有钱，也就自然而然地在二人关系中占据优势地位，流苏则是处在依附的地位，不得不处处小心谨慎。第一次上香港与范柳原周旋了两个月，她想要的婚事一点眉目都没有，便告诉柳原她打算回上海去，柳原却也不坚留，“他对她始终没有一句扎实的话。他的态度有点淡淡的，可是流苏看得出他那闲适是一种自满的闲适——他拿稳了她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去”。范柳原手掌心里攥着大把的钱，也就等于操控着对白流苏处置的主动权，所以他闲适淡定，看透了白流苏终究会再回到自己身边的。结果是这样。当范柳原一封只有寥寥几个字的电报送到流苏手里后，流苏就第二次离开了家上香港来。这一趟，她早失去了上一次的愉快的冒险的感觉，她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范柳原有钱，而白流苏不过是想他的钱的一个女人。
《十八春》里顾曼璐的父亲去世得早，弟弟妹妹都还小，为了一家人的生活，曼璐去做舞女，年长色衰后只得嫁给流氓式的投机商人祝鸿才。祝鸿才发了横财后，就整日在外面寻花问柳。顾曼璐处于被抛弃的境地，为了讨好祝鸿才，也为了报复妹妹顾曼桢，曼璐竟然与祝鸿才合谋，让祝鸿才强暴了曼桢！顾太太到祝家，曼璐告诉了她曼桢被祝鸿才强暴的事情。为了掩盖这一令人发指的罪恶行径，曼璐塞给母亲顾太太一大笔钱，顾太太竟默许了曼璐的阴谋，并且听从曼璐的安排，赶回自己家里收拾东西，好尽快地搬家离开上海。回到家里却看到曼桢的未婚夫沈世钧来找曼桢，在楼下等着。此时，顾太太内心激烈地斗争着，是告诉沈世钧实情，或是听从曼璐的安排？在这张皇之中，顾太太“伸手到口袋里去拿房门钥匙，一摸，却摸到曼璐给的那一大叠钞票。那种八成旧的钞票，摸上去是温软的。又是那么厚墩墩的方方的一大叠。钱这样东西，确实有—种奥妙的力量，顾太太当时不由得就有一个感觉，觉得对不起曼璐”。顾太太马上做出了抉择，对沈世钧撒谎说：曼桢病了，在她姐姐家，想在她那儿休息几天。而后就以最快的速度把整个家从上海搬到苏州去了。“人的理智，本来是不十分靠得住的，往往做了利欲的代言人，不过自己不觉得罢了。”钱，为了钱，作为母亲的顾太太竟会听任曼桢遭受奇耻大辱；钱，就这样地扭曲了母女之间的感情；钱，成了权衡事端的唯一筹码；钱，充当了亲情向背的指南针！
“人的理智，本来是不十分靠得住的，往往做了利欲的代言人，不过自己不觉得罢了。”这话语是创作主体张爱玲痛彻心扉的生命体验，在她成长的历程里，耳闻目睹了多少在钱的利欲诱惑下违悖理智、背弃亲情的事情，那一桩桩被钱所浸淫的事件不断地冲击着她的心灵，给她铭心刻骨的教训，使她洞彻在金钱魔棒的驱使下亲情的丧失、亲情的虚假。这也从一个方面决定了张爱玲对人生的理解，从一个方面塑造了她的人生观。作为作家，张爱玲又必然会把这种因人的利欲熏心，因金钱扭曲亲情而演出的种种世相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