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票才过去一个多星期。伊丽莎白的妈妈住的那个村子里，商业大街已经挂上了彩旗，迎接暑期节庆的到来，红色、白色和蓝色的塑料片映衬着危机四伏的天空，虽然此刻并没有在下雨，路面也是干的，但这些三角形的塑料片在风中互相拍打着，动静响彻整条大街，就像在下一场倾盆大雨。
整个村子被一种阴沉的气氛笼罩着。伊丽莎白路过公交车站不远处的一幢小屋，看到房子的正面从门到窗户上方一整片都被涂上了几个黑色的大字：滚回家去。
人们要么垂着眼，要么看向别处，要么盯得她不敢直视。她在为妈妈买水果、布洛芬和报纸时，店里的那些人说起话来带着一种新的冷漠语气。她从车站去妈妈家的一路上，路过的人看她的时候，互相打量的时候，有种新的倨傲神情。
她到的时候，妈妈告诉她，现在半个村子的人不和另一半的人说话，这对她来说几乎没什么影响，因为反正无论是现在还是从前，都没人和她说话，尽管她已经在这里住了快十年了（这话她说得有点夸张）。说这话的时候，她正在自己砸钉子，往厨房的墙上挂一张旧的当地地形测绘图。这是她昨天从店里买的。那家店过去是当地的电工开的铺子，卖各种电气用品，现在成了卖塑料海星、陶器模样的东西、园艺工具和帆布园艺手套的地方，这些东西就像是照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功利主义乌托邦复制的。
这种店里卖的东西，看起来漂漂亮亮的，价超所值，让你觉得如果你买下来，你就会过上那种像样的生活。妈妈从牙缝里挤出这些话来，嘴里还叼着两枚小钉子。
这张地形图是一九六二年出的。妈妈已经用记号笔围着海岸画了一道红线，标示着新海岸的位置。
她指着这条新的红线上内陆深处的一个点。
她说，十天前，就在那个地方，二战时期的碉堡沉到了海里。
她又指着地图的另一边，离海岸最远的地方。
她说，那里筑起了新的围栏，你看。
她正指在公共用地里的公共两个字上。
据说在村子不远处的一块地上竖起了一道三米高的围栏，上面布着成卷的铁丝网，整片围栏的立柱上都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围起来的那块地上几乎什么都没有，只有荆豆、平沙地、几簇长草、长得乱七八糟的几棵树和几丛野花。
妈妈说，走，瞧瞧去，我希望你能做点什么。
伊丽莎白说，我能做什么？我只是个艺术史的讲师。
妈妈摇摇头说，你会知道该做些什么的，你年轻。来吧，我们一起去。
她们沿着一条只能容纳一辆汽车通行的道路走着，路两边的草长得很高。
妈妈说，真不敢相信他还活着，你的格卢克先生。
伊丽莎白说，莫廷斯疗养院的人也几乎都这么说。
妈妈说，他那时候就已经很老了，他一定得有一百多岁了吧，一定的。九十年代的时候，他就已经八十了。他那时候走在街上，我记得，老得背都弯了。
伊丽莎白说，我根本不记得有那么回事。
妈妈说，就像他背着整个世界的重量。
伊丽莎白说，你以前总是说他像个舞蹈家。
妈妈说，一个老舞蹈家，他的身子都躬起来了。
伊丽莎白说，你以前常常说他轻盈灵活。
然后她说，
哦，天哪。
在她们面前，自从妈妈搬到这里后，伊丽莎白走过多次的那条路被拦腰截断，不管她转头向哪个方向，极目望去，挡在路上的是一大片金属网。
妈妈在围栏边翻松的泥地上坐下来。
她说，我累了。
伊丽莎白说，才走了两英里。
妈妈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心累，我烦透了这些新闻，烦透了把稀松平常的事搞得惊天动地的，而对待极其严重的问题，又处理得太过简单，我烦透了刻薄的抨击，烦透了愤愤不平，烦透了吝啬，烦透了自私自利，烦透了我们不加以阻止，还纵容鼓励，我烦透了现在的暴力行为，烦透了那些正在酝酿，即将发生，但还没有发生的暴行，我烦透了骗子，烦透了合法化的骗子，烦透了那些骗子纵容这些事情，烦透了去揣摩他们这么做到底是因为愚蠢还是有意的，我烦透了撒谎的政府，烦透了人们不再在乎是不是在蒙受欺骗，烦透了老是被弄得如此胆战心惊，烦透了仇恨，烦透了懦性。
伊丽莎白说，我觉得这不算个词。
妈妈说，我烦透了不知道正确的词。
伊丽莎白想到了沉在水下的碉堡的残垣废砖，在潮水的拍打下，从砖孔里升起一串串的小气泡。
她在想，我是水下的一块砖。
妈妈感觉到女儿的心不在焉，身子一瘫就朝着围栏靠下去。
伊丽莎白被妈妈弄得很烦（她才来了一个半小时就已经烦了），她指着铁丝网上遍布的小夹子。
小心，我觉得这是通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