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还能战胜烟草吗？
北京市人大又在讨论控烟条例了。讨论的焦点，还是哪儿能抽烟哪儿不能抽烟。媒体解读，带顶儿的地方不能抽，其实不准确，准确的表述是——“在不给他人造成烟草烟雾侵害的前提下，对室内工作场所，进行分类管理。”换句话说，带顶的地方可能还是有吸烟室的，前提是不让非吸烟者闻味儿。但体育场所、教育场所和医疗机构的妇幼保健类，不光室内，不带顶的地方也不能抽。有人群排队的地方，即便是露天，吸烟也算违规。
看上去，控烟确实是一场拉锯战。
其实人类全球性迷恋烟草的历史算不得很长，也就是从16世纪前后开始的。比较通行的说法，烟草种植和使用起源于南美，经过漫长的时间扩展到中北美。后来由殖民者带到欧洲，再通过战争或贸易的形式传向印度及东南亚，最后来到中国，时间大约在明朝后期，比辣椒还早。有意思的是，从烟草被人类迷恋开始，各种形式的反烟运动就存在。烟草在全球扩散风靡只用了一百多年，但反烟折腾了四五百年，进展却十分缓慢。真是烟来如山倒，烟去如抽丝。
明朝张岱在《陶庵梦忆》里讲到烟草普及的迅猛程度：“余少时不识烟草为何物，十年之内，老壮童稚、妇人女子无不吃烟。大街小巷尽摆烟桌，此草妖也。”
在中国，第一个主张禁烟的是崇祯皇帝，他禁烟倒不是因为吸烟有害健康，而是因为“烟”与“燕”同音，“吃烟”预兆着首都难保。于是下达了迄今来看都最为严酷的禁烟令，吸烟者一律处死。这条命令如果严格执行，死人就太多了，私下种植、贩烟、抽烟的人有的是，崇祯皇帝的禁令成了无法执行的摆设，最后只好作罢。
在山海关的另一边，皇太极也在禁烟。不过，他只禁老百姓的烟，王公大臣随便抽。原因呢？“朕所以禁止用烟者，或有穷乏之家，其仆人皆穷乏无衣，犹买烟自用，故禁之耳。”瞧，他是担心老百姓买烟乱花钱，弄得穷上加穷，境界倒是比崇祯要高不少。
当然，这么禁也是禁不住的。所谓上行下效，王公大臣们本来就有示范效应，老百姓哪儿忍得住啊？后来，皇太极只好又下令，把禁烟令给废了。
到了后来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们都不吸烟，甚至很讨厌吸烟，却都是疯狂的烟具收藏者，热爱攒鼻烟壶。当然了，大臣们吸烟的可不少，比较著名的是纪大烟袋纪晓岚。到了晚清，光绪皇帝就吸烟了，他喜欢的是鼻烟和水烟（见[日本]川床邦夫《中国烟草的世界》）。
康熙年间的礼部尚书韩菼，就是位烟鬼加酒鬼，即便办公，也是“酒杯烟筒不离于手”。《分甘余话》记载，有一次同事开玩笑：“您这是又要鱼又要熊掌啊。要是有一天，您必须得戒掉一样，您准备戒什么呢？”韩菼居然沉思良久，最后说：“戒酒。”
总之，在皇太极禁烟之后，皇帝们对吸烟逐步宽容起来，别人抽不抽基本不管，顶多闻完臣子们的二手烟后吐个槽。尤其道光以后，都忙禁鸦片了，烟草更不太上心。
在欧洲，对烟草的抵制更加浮皮潦草。16世纪，法国驻葡萄牙里斯本的外交官让·尼古特·德·维耶曼，把烟草献给了法国王后，从此烟草就有了“王后草”的美名（尼古特也因此留名，烟草中的重要成分尼古丁就来自他的名字）。后来，烟草一发而不可收。18世纪，西班牙塞维利亚的教会曾禁止教徒吸烟，因为很多人在做弥撒时也忍不住点上烟袋，让教皇深恶痛绝。这个规矩坚持了80多年，最后也放弃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御医曾写过一篇《频繁吸烟是否会大为折寿》，结果是他的同事在介绍这个著作时，遭到了医生同行的嘲讽：“在您诽谤这种非凡的植物时，您的鼻子里恐怕还塞着刚吸完的烟草末吧？”
那时候的医生大多数是把烟草当成有效治疗疾病的药物开给病人的。因为它能提神并且使人集中精力，军队里也开始配备烟草。不吸烟的路易十四向每名法国士兵派发了烟斗、火机和烟丝，1734年还正式明确军队每人每月发半公斤烟草。直到一战时期，烟草都是和弹药一样重要的军需品，尤其是天黑的时候，士兵们宁可冒着被敌人击中的危险，也要点上一袋烟。二战时期就更不用说了，美国大兵把美国的烟卷带到欧洲，让欧洲人如醉如痴。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更是雪茄烟斗，什么猛来什么。可以这么说，在许多国家，军队都是烟草最大的传播者。
医学界真正对烟草毒性进行研究始于19世纪。在比利时，一名残疾人被人强行灌入尼古丁而死，使得尼古丁有害的形象猛然传播开来。接下来，有医生提出“烟草中毒”的概念。1868年，法国第一个禁烟组织成立并得到官方承认，但没几年就分崩离析。同时，英国、北美也有类似的组织出现，他们大多由医学或者宗教人士倡导，最大的成就是督促一些地方限制烟草的销售，比如立法禁止销售给未成年人。
正在他们准备再进一步的时候，一战爆发了，没人再听他们的劝，烟草又火了（见[法国]迪迪埃·努里松《烟火撩人：香烟的历史》）。
到了20世纪中期，反烟运动再一次进入高潮。一方面是因为医学发达，烟草的多种危害被提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有卫生组织和政府加入，使得反烟运动成为风潮。只是反烟运动面临的对手过于强大，他们是成千上万的吸烟者、经济实力强大的烟草公司以及吸烟者对尼古丁的依赖。
烟草就是这么一个古怪的东西。几百年前，全人类以最热情的姿态拥抱了它，可当发现烟草“有害”之时，对它的依赖已经无法摆脱。很多政治家、艺术家和企业家都对烟草情有独钟，又起到了吸烟的示范作用。政府也是纠结而尴尬，一方面迫于压力要有禁烟姿态，另一方面却不敢也不愿打破香烟的产业链，因为有更多的人依靠这个产业生活，而政府还可以以控烟为名，名正言顺地收取高额的销售税，赚上一大笔收入。
可以想见的是，人们与烟草的斗争会长久地持续下去，不可能一个条例就完事。看看反烟的历史就会知道，还没有一次反烟运动以胜利告终。这个过程也许还需要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一蹴而就是最愚蠢的想法。
唯一需要提醒的是，即便是吸烟者，也不该被视为另类、敌人予以打压，不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予以批判。他们也是劳动者，也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同时更是烟草的受害人。对吸烟者提供及时有效的帮助最重要，一说禁烟就疯狂制造对立情绪，于事无补。
“史上最严”禁住了什么
北京市已经通过了“史上最严”的禁烟条例，2015年6月实施。国版的禁烟条例也在国务院的审核过程中。圣诞节的前两天，12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再次公开对中国的禁烟条例表示赞扬。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表态了。从2006年起中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后，中国终于有了一些严厉的措施，希望把吸烟行为压制下去。
但我看到北京市最后通过的条例，以及国务院正在审核的国版条例草案，却有点失望，感觉缺了点东西。
吸烟不好，众所周知。吸烟惹人讨厌的地方有很多，比如让他人被动吸二手烟，比如乱丢烟蒂和烟盒。所以，一定要搞清楚禁烟的活动、禁烟法律法规的目的是什么。终极目的当然是减少吸烟者的数量，但要达到这个终极目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分多步走。这个过程包括杜绝青少年沾染烟草，让吸烟者在吸烟时与非吸烟者隔离开来，以及帮助吸烟者最终戒除烟瘾。而这些都必须要做长久的耐心的工作，并非“大快人心”式的禁止和罚款就能达到。我们通过的条例，缺的就是这点耐心，就是对过程的认识。
亚洲禁烟最严格的地方，一个是香港，一个是新加坡。看这次的条例，估计是直奔这两个地方的水准了。香港自不必说，所有带盖带顶的地方都不可吸烟，甚至露天的地方也不能随便抽。但香港有个特点，那就是很快能找到可以吸烟的地方——路边的带烟灰缸的垃圾桶。新加坡也是如此，比如曾被评为全球十佳机场之首的樟宜机场，以前只有一个露天平台上可以吸烟，现在设置了一些吸烟室，这些吸烟室都有独立排风系统和双重隔离门，外边根本闻不到里边的味道。
换句话说，你可以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告诉大家哪里不能吸烟，违反了法律法规则必须重罚。但也必须告诉人们，在哪里吸烟是合法的，是可以不受干涉的。仅仅用了“堵”的办法，不给出口，就好比禁止随地大小便，结果却连公共厕所都取缔了一样，最后势必会导致违法行为的产生——因为守法将产生痛苦。
这次北京市讨论条例，曾经出现了一个反复。9月份二审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出过“循序渐进”，例如在酒店客房、机场等地方，设立吸烟区域。从媒体报道来看，这个意见当时占了上风，因为能“平衡不同群体的权利，在不影响他人的前提下适度放开一些吸烟的范围，以保证立法的公正和可操作性”。但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这个有意义的提法被抹掉了。如果说原因的话，可能是因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里有要求。但世卫组织也不是神仙，它的要求怎么可能是百分百正确呢？更何况，世卫组织也没有明确要求一步达标。
如果一个烟民无法一夜之间戒除烟瘾的话，他预定酒店房间时，就可以说明要可吸烟的房间。要是连这个选择都没有了，他只能冒着违法的风险在房间里吸烟，要么就忍受痛苦和麻烦跑到街上去吸烟。或者干脆，他选择不出门，与这个世界隔离。最要命的是，一旦违法，谁来执法呢？谁能想象半夜三更爱卫会的执法队到客房里向吸烟者罚款？同样，在机场一旦发生飞机晚点或者延误，对于吸烟群体来说就是极为痛苦的事情。而在国内，延误和晚点是经常发生的，因此而产生的投诉一直占民航系统投诉比例的大头。这个时候，守法就是件极其痛苦的事情。
按理说，在医院的区域，无论是否露天，都不能吸烟。不过有一个问题不能忽视，那就是住院区域。几年前，我父亲因手术住院，需要家属的看护。大家都知道，至少现在，在医院里看护重症病人，护工是不靠谱的，必须有家属在旁边盯着。我和我弟弟轮流看护，不敢合眼，但白天依旧需要工作。这种辛苦几乎每一个病人家属都能体会。到了半夜，医院的厕所里总有人来吸烟，因为不提提神人就会昏睡过去，那么病人出现危险则无法发现，更何况还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这样的特殊状况，在发达地区和国家是难以见到的。
凡此种种，都是细节，但都需要考虑。考虑不细，那么守法的吸烟者就会忍不住违法。单靠执法者监督则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授权给他人则需要法律的允许。一旦执法不严，那么法律法规将形同虚设。这就是我的失望所在——激进，没有考虑到实际情况，没有考虑到具体操作，一味迎合世卫组织，梦想一步到位。这么做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有法等于无法，目的依旧达不到，然后被迫倒退。
另外带来的一个社会问题是，引发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对立，吸烟者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歧视。事实上，某些参与立法的人就怀有歧视，认为吸烟者品质低下，不顾及他人感受。但这些人只是一部分。我认识的吸烟者，大多在公共场合是很注意的，是守法公民，人品与智力均与不吸烟者相当。他们的诉求也应当给予一定的考虑。
比如，吸烟者在购买香烟的时候，是付出了大量的税款的（而且香烟消费税还会提高），那么，这笔税款里的一部分，就应该拿出来给吸烟者用于医疗，来戒除香烟。禁烟推行力度很大的法国，就会给吸烟者这笔补助，纳入医疗保险。这也是可以做到的，它能有效地引导人们戒烟。
对于即将实施的禁烟条例，无论京版还是国版，内容大多都是对的，比如禁止在教育机构吸烟和出售香烟，比如禁止做香烟广告，在香烟包装上扩大警示面积，等等。但只禁不疏、急于求成的态度，还是让人起疑心。
曾经和一位老师讨论国内外法律的区别。他说，虽然条文都差不多，但国外是守法者生活得舒服，国内则是守法者很辛苦，这就是区别。
当然，这里说的不仅仅是禁烟。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如果真的下决心减少烟草消费，还要摆脱对烟草产业的依赖。烟草是税收大户，而且从业人数巨多，怎么转型，怎么调整，都该考虑了。一个社会，不能一面享受着烟草产业的收益，一面又压制歧视吸烟者，这么做至少是不真诚的。而且别忘了，促使从业者转型，也是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
北漂十年，就为了吃个炒饼？
一直纳闷，“上班”这种组织劳动的形式，为什么没被人们当成个发明。大概从工业文明开始，它就存在了吧？
上班，就是让人在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去工作，老板对工作的时限以及成果都有规定，劳动者在这个游戏规则下获取报酬，满足生活需求。一个老板之所以能对其他人发号施令，原因是他有钱，有资本，肯付报酬。这个马克思说了很多。说这是剥削，我也觉得对，但也不全对。毕竟很多人是依赖这个剥削的。比如，突然叫一个人不上班了，他没收入了，心里不发慌才见鬼。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上班是个基本需求，它意味着稳定的生活，以及未来结婚、生育、教育、医疗、养老等诸多保障。所以富士康才很有底气地说，是工人要求加班的——换句话说，是工人要求被剥削的。
问题是，人们为上班是不是付出了太多的代价？每天体力和精力最充沛的8小时，以及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壮年时期；周而复始的生活节奏，各种交通拥堵，漫长的上下班路途，客户的刁蛮以及上司的不近人情；指纹打卡，甚至脸型识别，还有不计其数的加班，对休息时间随意地侵蚀，对假日无视。除非一个人特别热爱自己的工作，把工作和兴趣结合到了一起，否则，他退休时回顾一生，很有可能觉得遗憾。这不是为吃喝而活着吗？可惜，能像打了鸡血一样上班的，毕竟是少数。
我有一位朋友，是个北漂，20多岁时来到北京，生活很苦，每天的午饭就是一盘炒饼。炒饼吃了十多年，人已经30多岁了，是业务骨干，但依旧没能买房。当然，她希望午饭能有所改善。可单位搬到了郊区，商业不发达，楼下的小饭馆，能天天吃的还是炒饼。她曾经跟我吐槽：“瞧，合着我就是来北京吃炒饼的。”细思极恐，折腾掉那么多美好时光，换了个吃炒饼，冤不冤？
前几天去苏州，正好住在观前街附近，就顺便去玄妙观里转了转。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香火鼎盛，不是道观里怎么会出个观音庙，而是角落里的一块碑。这块碑叫“永禁机匠叫歇碑”，是清朝的，大意是宣布织工机匠帮会（也就是后来的工会）的罢工行为是非法的，永远禁止。其实“叫歇”早在明朝就开始了，上班的人们一“叫歇”，老板就得加钱。但雍正年间一次大规模的“叫歇”，据说惊动了皇帝，于是有了这块碑，由长洲县颁布，相当于现在的条例。所不同的，后面还有很多人署名，显然是经过讨论一致拥护的，其实这些签名的人都是老板乡绅，不代表劳动人民。这块碑，应该是最早的上班族和老板较劲的见证了。
现代人的选择多，不是非此即彼斗个你死我活，而是有许多可以商量的地方。比如如果觉得太辛苦，可以和老板商量加钱，也可以和政府讨论减税或者增加福利，甚至可以讨论增加假期。讨价还价的砝码多了，看上去问题就会好解决。昨天（3月25日）恰逢国务院宣布实行五天工作制20周年，某网站搞了个调查，问大伙是否愿意实行四天工作制，结果超过87%的人支持。这说明大家在希望少交个税、增加收入和福利的同时，还希望多休假，可以看作上班族的一个诉求。
当然，很多人也提出，连五天工作制还不能完全落实呢，连带薪休假还不到位呢，谈四天工作制是个奢求。确实有很多老板都要求员工上6天班，甚至还欠薪。但已有的法律法规要落实，并不妨碍人们去追求新的福利。很多以前看起来不太现实的东西，不都实现了吗？比如出国旅游、生两个孩子和拥有私人住宅与汽车，等等。
不过，谈加薪也好，谈增加假期也好，是有条件的。一是经济繁荣，老板付得起这个代价；二是劳动力短缺，这个活儿除了你，别人干不好。如果你走了还有人干，甚至有人愿意以更低的条件干，那就啥也别说了，等着国家管吧。
其实也不是啥也不能说，还是有办法的——可以不干。不上班，回家歇着，想干吗干吗。
最近天涯论坛上就出了个帖子，一对上海夫妻，年龄40岁上下，通过前十几年的积累，有了3套房子，150万现金，50万股票。于是他们不上班了，也不打算要孩子，整天看看股票看看电视剧，悠然自得地活着。贴主说，这么生活的好处就是不累，不用看老板脸色，不用着急挤公交赶路，不用和别人比较，不会有压力。他们还去许多城市旅游转过，这就是活着的意义，自己觉得好，就是很好。
许多人羡慕，也有许多人质疑，这样岂不是会被社会抛下？但不被抛下又有什么意义呢？贴主觉得那些没被抛下的人，未必能攒下钱来，未必有自己过得幸福。
要我说，这对夫妻的资产还可以再盘活些，多出的房子可以出租，现金流也可以投资，最简单的多买点理财，这样在家里也有收入，还能花得再多些，看看话剧什么的。但如果觉得那样累，也就算了。
这么一想，就会豁然开朗了。人活着，不只有上班一个选择，完全可以不上班啊，尤其是那些有了一定积累（注意一定要有积累），吃腻了炒饼的人们。何必非要等组织给你放假呢？
这对夫妻立刻让我想起了另外一对最近比较活跃的夫妻，男的叫咏哥，女的叫闪闪，他们也是我的朋友，早年在北京开酒吧，有点钱了，把酒吧卖掉，弄辆汽车，全国自驾游去了，玩了几年，不亦乐乎。钱花得差不多了，又在三亚开了个酒吧，接着攒了些钱，然后依旧卖掉酒吧，全世界自驾游，在美洲待了一年多，刚回来。难得的是夫妻俩志同道合，都觉得这种生活方式最适合自己，也都觉得自己比大多数人生活得更加快乐充实。自己觉得一生没虚度，看到了许多别人看不到的风景，挺好。
上班是活着的一种手段，但并不是活着的目的——当然，要是决定回家，还是要冲破许多阻碍的，仍然有很多人觉得不上班是寄生虫，就像不结婚、不生孩子一样，都觉得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其实，只要想明白了一点就可以冲破这个阻碍，人活着图什么？不是图谁带的妞漂亮，谁住的宅子豪华，谁能前呼后拥颐指气使，图的是谁舒坦，谁不操心。所有的辛苦和原始积累，不都该是为了这个吗？要允许自己按自己的意愿活着。
不过，并不是鼓励大家都不上班，都回家待着去，那样没人生产，谁都赚不了钱，咱们这里就快成希腊了。在没有足够积蓄的情况下，该做什么还得做。也有人愿意上一辈子班的，完全可以。尽管有一部分人天马行空，可他们也不是人人学习的标版。只要按照自己内心的想法活，怎么活都是自己的事。只是，在上班的时候，真要多想想自己，自己的权益还是要多争取。
谁变成蝎子都蜇人
没想到40多岁，还遇到了欠稿费不给的恶心事。
十几年来，我一直给某杂志写稿子，稿费不算高，但给我家猫买猫粮也够了。杂志的主编是我的好朋友，我也办过杂志，知道他的辛苦。我想，能坚持这么长时间写一个专栏，说明彼此都是认可和欣赏的，各自有收获，钱就不算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但事情在去年有了变化。杂志的主办单位决定收回杂志，朋友和他的班子集体离职。
离职前，朋友给我打了电话，反复叮嘱，还有几期的稿费没有支付。他给了我后续负责人的电话，说所有稿费单子都已做好上交，等待批准，要我找她把稿费要回来。
我说，算了吧，要稿费是很麻烦的事情。他说，那怎么能行，虽然不多，也有几千元钱。劳动所得，该要还是得要。
于是打了电话。负责善后的女士听清楚我是谁，很客气地说稿费单子都在，但领导出差，没人签字，要我过一阵再联系。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过了一阵再打，座机、手机都没人接听。后来没办法，发短信问，那边给的回复是：稿费单子早已上交，但领导就是没签字，我也没办法，现在杂志已经交由他人承办，我已经不管这件事情了，爱莫能助。她给了我一个新的座机号，说这是现在负责人的电话——当然，如我所料，依旧是无人接听。
我想，要稿费的不止我一个人，若干期稿费加起来，也未必是个小数目，人家这是铁了心，要把这笔钱赖掉了。
这不是唯一的一次。两年前，有一家出版社，出了我的书，而且加印了，但编辑也是离职，加印的版税就一直未支付。反复打电话催问也没有结果，就是个拖字。终于急了，找律师发了律师函，结果一周之内钱就给了。不是不能给，就是不想给。
可这次又有不同，因为给报刊写稿，基本没有合同这回事，律师函都没法发。作者和编辑，大多是口头约定。我想，很多作者都遇到过这样的事，稿费拖欠，负责人变化，找不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最后不了了之。有一次在网上跟一个在美国的朋友聊，她说，找律师打官司啊，不过要是没合同，那就赖你自己了。当时很无语，在美国待久了，思维就是不一样。
中国很多的事，都是约定俗成的。约作者写专栏，要签合同，也是这两年才开始的。但大多数媒体还没有这个习惯，大家遵守的是无文字的行业规则，有人写稿有人发钱，天经地义。这也就注定了一方会破坏规则，最终另一方吃亏。比如我还知道，有电视剧的编剧，被“制片方”叫去开了大量的策划会，写了诸多人物、故事构想，一稿又一稿，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制片方”也是种种理由不签合同，最后电视剧真正启动了，没他事了，自己的创意还被用在剧中。没钱也就算了，还赔了时间，朋友也没的做，这也是恶心。
稿费的事，毕竟还是小事，黑社会的事，就是大事了。
好多年以前，我去一家超市买东西，那天盆盆碗碗一大堆，推着小车摇摇晃晃，恰巧又是周末，天近黄昏，结账的人特别多。排在我前边的一个胖阿姨正在数零钱，突然冲过来几个小伙子，把胖阿姨一下就挤到旁边，东西直接搁收银台上，吓得胖阿姨钱都掉了。我实在看不过眼，隔着胖阿姨拍拍其中一个的肩膀，说大家都排队呢。没想到这哥们儿瞪着眼睛问我：“干你屁事啊？”接下来，几个小伙子都回过了头，呈半圆形把我围上了。
胖阿姨闪在一旁，不敢吭声，吓傻了。我看看周围，大家都左顾右盼，好像啥都没发生一样。
还是收银员解了围，赶紧说：“行了行了，先给你们结。”
那几个小伙子骂骂咧咧结了账，估计是觉得有人敢“干扰”他们加塞儿气不过吧，都没走，而是全跑到超市大门外等着我。等我拎着大包小包出来，他们又一次把我围上了，还问我：“你特别爱管闲事是吧？”
其实我想跟他们说，这不是闲事，你们加塞儿是碍着我的事了。可当时我真了，要动起手来，我打不过他们，而且东西钱包手机啥的，将无一幸免，我自己也得受伤，于是话到嘴边，变成了：“不都让你们先结账了吗？”
就这样，几个人闪开了一条路，我走到了停车场，放东西，上车。关门上锁的一刹那，我看见他们依旧在停车场的角落里，一直盯着我的车开走。
之后，我再没去过那家超市。那是北京三环以内的大超市，人来人往，但我觉得那里太不安全。事情过去十多年了，我原以为类似的事情现在不会发生了，没想到后来又看到了北京地铁天通苑北站黑社会收保护费的事情。那是我经常要路过的地方。我特别理解那些被迫交摊位费的小贩，他们心中的公正感、安全感，按照规则做生意的小期待，都被屈辱感所取代了。有组织地对规则的破坏，比个人的威力要大得多。
凡此种种，要说起来真是没完没了。缺乏规则意识，以破坏规则为荣耀、认为破坏规则是豪强手段，甚至让公众对其崇拜、羡慕，成为消灭所有人安全感的杀手。想想看，生活在一个处处都缺乏规则的地方，谁能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呢？
几乎每个人都有过被这样那样不讲规矩坑害的经历吧？或大或小，总是有的。要是都守规则，现在住着别墅，开着豪车的，没准就是勤劳的你了。
再来说说最近关心的天津滨海爆炸事故。这一炸，把消防队员、附近居民以及在货场放货的那些企业，都炸惨了，这还只是直接的。间接的，一些官员，以及保险公司，还有周边乃至全国的很多人，都被炸得心里打鼓。我想，从穷人到富人，各个阶层，都体会到其中深深的不安全感。谁知道自己奋斗了一辈子积攒下来的财富甚至生命，什么时候，一瞬间就化为乌有了呢？
事故的根本原因，还需要调查，不过从已经报道出的信息来看，不守规则是主要原因。涉事的瑞海公司设立危险品仓库的安评报告，很可能是通过与消防部门有合作的中介拿到的（2015年8月20日《中国青年报》）。于是，距离居民楼600米的危险品仓库就这么出现了。这中间谁破坏的规则、怎么破坏的规则还不知道，但破坏规则这个主因是存在的。
对于一个生活在北京的人来说，尚不能一下从爆炸事故中感到直接的不安，但联想到另一条新闻，不安就会加剧了。
在爆炸事故发生的前一周，8月5日，北京的媒体都报道了一条消息：北京市消防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原震，与下属单位质监站原副站长王明皓合伙，5年间从合作单位手里要回扣等，贪污、受贿3000多万元。他们在收取相关公司钱款后，竟然对未送检的产品直接出了检测报告。
法院以贪污罪、受贿罪判处原震无期徒刑，判处王明皓有期徒刑20年。
这也是一起对规则的破坏。所幸查出来了，破坏者得到法律惩罚。这就是埋在身边的隐患。
不安全感如此强烈地到来，人们都在口诛笔伐那些破坏规则的人。但有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破坏规则的机会摆在面前，比如你是瑞海的老总，面对巨大的利益，会收手不干吗？
谁都无法保证。在利益面前，恐怕人的意志力是相当薄弱的，如果没有强大的道德感，没有一个机制在消灭那些破坏规则的机会。所谓“谁变成蝎子都蜇人”。
就比如一个路口堵车，许多车不顾一切变道、逆行往前冲加塞儿一样，规规矩矩排队的车，总会被耽搁更长的时间。
因为那些破坏规则的人，没有得到相应的惩罚，反而屡屡成功，也就没什么顾忌，破坏成了一种习惯。
社会整体无规则意识，那么，每个人都可能是破坏者，每个人也都可能没有安全感，成为受害者。今天在路上你占了便宜，明天在别的什么地方，你会被别人“抢夺”。这种事情蔓延开来，社会秩序就会慢慢崩溃，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
十几年前，我曾经陪单位的领导去向一个老板拉赞助。在签定合同的时候，那个老板笑嘻嘻地说了一句让我特别震撼的话：“合同是合同，生意是生意。”
这么多年过去了，没人再认为这句话正确。但契约精神、规则意识，却依旧没有深入人心，某些地方还倒退，以致酿成大祸。这都是让人悲哀和无望的地方。
有一次，我因为要办急事，必须在高峰期出门去坐地铁。在换乘站，人如潮涌，大多数人都在排队。车进站开门，大家依次而上，上不去的就等下一辆。这时候，有个穿着相当时尚的“小鲜肉”，头上戴着很大的耳机，突然冲进队伍，在别人前面挤进了地铁。
车门关上了，让我难忘的是，他面向窗外，看着排队的我们，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头还随着节奏晃了一下。是的，没有愧疚，只有得意。他的年轻和嘚瑟让人绝望。
黑车、专车、出租车
我家在郊区，距离机场19公里（1号和2号航站楼），看上去很方便，不堵车的话，开车20分钟即到，即便堵车，40分钟也差不多了。有时候我会和次日赶早班飞机的朋友说，住到我家来吧，睡醒我送你去机场，很方便的。
但是轮到我自己，就不方便了。机场的停车费很贵，如果出门，在那里停上几天车，费用可能比打折机票还多。但不开车还有什么办法呢？打车的话，极其不便，因为出租车很少，有一次用滴滴叫车，竟然无人应答。
以前，是有机场大巴从附近路过的，扛着包走上一里地，有个大巴站。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这站取消了。眼睁睁看着大巴从面前过，人家就是不拉你。
只好选择黑车了。大巴不停之后，黑车行情看涨，以前去趟机场五六十元，现在能要到一百元。而且，黑车对我住的小区是另眼相看的，总要比周边小区多要一二十元。也许是因为我们小区的大门开在另外一条路上，比其他小区更显得孤僻。
从机场回来就更瞎了。坐出租车，司机总是沉着脸，好像是我做错了事。也难怪，人家在机场等了好几个小时的活儿，拉你19公里，总共几十元钱，这一天算是赔了。有时候我想给人家加钱，但一瞧对方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也就算了。活儿总是有肥有瘦的。就像我，写篇稿上千的稿费有，几十元甚至不给稿费的也有。这能怨编辑吗？
后来，我决定放弃出租车，从车场回家就坐机场大巴，坐到一个地方，下车，再打车。总之，这19公里的路在我来说，麻烦重重，视为畏途，每次出门回家都颇费周章。住得离机场近真是个罪过。
春节假期，在网上看到了打折机票，计划飞上海改乘动车去苏州，正好那里有个我关心的展览，就想去看看。订机票的时候网站提醒，加1元钱还可以享受一次专车送机，我想都没想就加上了。到了约定的时间，专车司机曹师傅打来电话，已经在小区门口等我了。一路上和曹师傅聊，他说他就住在我家附近，春节没啥事，就接活儿了。他也是刚开始干这行，连去公司的路都不太清楚，去过一次，第二次再去，就迷路了，绕了好大的圈子。
曹师傅的车是东风日产骊威。这不是高档车，但也不便宜，曹师傅估算，这一趟正常收费的话，不会超过70元，已经彻底从价格上把黑车打败了，更别提安全了，因为网站同时还附送了安心意外险，上车生效。
再说说苏州。在去苏州的动车上，我又意识到了问题：到达苏州已经快夜里11点了，公交车和地铁都快没车了，赶不上末班车，怎么去酒店呢？然后，我就看到前面椅背上挂着一个广告，是专车，有二维码有电话，而且特别注明，第一次下单赠送50元代金券，也就是说，我使用专车费用在50元之内的，是不用花钱的。
火车上网络不稳定，扫了半天码没成功，干脆打电话过去。订了车，没多会儿，信息就回来了，黄师傅，别克GL8，好车啊。这时候离火车到站，只有几分钟。
下了火车，跟黄师傅通了电话，在停车场出口等到了他。上车时，他还特地问了我手机号末尾4位数核实了客人，上车后，他提醒我看下表上的公里数，而且打开了导航，按照导航路线行车，能看出有一套规范程序。到了酒店门口，车特别多，钻进去不好出来，我说就别开进去了，我走两步得了。黄师傅说，那怎么行，要送到门口的，然后执着地把车开了进去，停车后又报一次公里数，以及费用价格。
这一次，我彻底对专车有了好感。这些细节都让人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舒适和满意。这是我之前出门从来没感受到的。
黄师傅还告诉我，他们公司正在搞活动，充值100元赠送100元，如果还想用专车的话，现在充值是很划算的。
我就上网注册充值了，顺便订下两天后的专车——回北京的航班落地时间是夜里11点半，没有大巴，要是没专车，我要么打车遭埋怨，要么就得走回家了。
信息迅速回来：郝师傅，丰田凯美瑞。
但临行的时候，还是出了问题。飞机航班晚点，起飞要推迟两个小时。也就是说，到达北京的时间是夜里1点多。我只好给郝师傅打电话，问这单活还能接吗？
他说能接：我先休息会儿，你下飞机联系我。
到了北京的机场，我站在到港出口等郝师傅。天黑，车又多，彼此不容易看见，又不能长时间停车，我的手机还出了毛病，无法打电话接电话。郝师傅就开着车一圈一圈转，直到我看到他的车牌招呼他。郝师傅西装革履，彬彬有礼，和传说中的专车司机完全一样。我就这样顺利地回家了——费用是85元，上网看账户，除去这85元，还剩下115元，合着我还赚了15元。
我想，即便以后没有这样的优惠，需要车的时候，该用专车还是会用的。例如我的父母都老了，他们有时候需要去医院，都靠我和亲属开车去，如果遇到限号就麻烦，要么得换人，要么得换车。但有专车使用的话，就没这个麻烦了。
还有外出喝酒，有次我和朋友喝酒晚了，出门打了个黑车，那车有顶灯和计价器，半夜真分不出真假来，结果付款的时候钱被掉了包，第二天才发现换了张假币回来。现在这种担心也没有了。
各个公司派出专车的办法不太一样，有的像用软件打车一样，发出任务，靠司机自己抢单，有的则是公司指派，但大都可以自己选择车型，人多可选择大车，人少的话就是小车。服务和态度则与出租车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最有意思的是付款方式——根本不用现场支付。下车的时候，司机会报公里数和费用，有异议的话，直接与专车网站交涉，如两小时内无交涉，则系统自动从账户内扣款。钱不够了，用户可以用网络支付平台充值。
作为一个需要用车的人，从今以后，可以说基本能摆脱对黑车的依赖了，对出租车的依赖也大幅减少。很多人还在怀疑，滴滴和快的合并后会不会产生垄断——我现在一点怀疑都没有，一旦产生垄断，那么专车的春天就会立刻到来。就算专车产生垄断也不要紧，因为还会有新的运营方式出现，方法会层出不穷。这一切的动力，都来自于市场的需求和技术的进步。当手机上网日趋普遍，电子支付平台日趋发达，人们的各种需求都有可能被开发者研究、被投资者重视。这就是现代化的好处，技术和资金将有更多人分享，并且真能获得回报。
至于出租车行业内部的改革，我相信不久后也会到来。不是涨价，因为专车留给出租车的涨价空间并不多，而是那种伤筋动骨式的、重新划分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政府对黑车屡禁不绝，对出租车改革无可奈何，这些都可能在今后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解决。市场和技术的力量是真正强大的，无论因为懒惰或别的什么原因去阻滞它，最终会让自己走进死路，这就是传说中的“倒逼”。
海龙，一张被洗掉的牌
我买东西，很少有跟人讨价还价的。差个三毛五毛，十块八块，不计较，大家都不容易，没必要那么较真。
只有两次，是真正的“砍价”。一次是某年冬天在豹房旧货市场（已拆除）买一个麻将桌，卖家要价115元，可我邻居90元买的同款。所以，我要把邻居比下去，就必须85元到手。于是，我和卖家在寒风中地对峙了将近两个小时，我甚至跟他讲了正德皇帝在豹房藏姑娘的历史。最后，卖家小伙子流着鼻涕说，大哥你把桌子拿走吧，爱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吧。于是，我流着鼻涕，兴高采烈地把桌子扛走了。
其实，买麻将桌是最忌讳砍价的。我在这张麻将桌上就没赢过，几年下去输的钱买几百张麻将桌都够了。最后搬家，麻将桌干脆送了人。
第二次是十几年前在中关村的海龙大厦买笔记本电脑。那时候海龙开业还没多长时间，风光正好。但闭塞如我，也已经听说那儿的价格不靠谱，经常发生宰客的事情。加上我当时不富裕，不敢挥霍，于是就带上砍价能手我弟弟一起去海龙。最后找到一家看着靠谱的店，坐在人家店里，软磨硬泡。
也是在僵持了将近两个小时、嘴皮都快磨破了之后，我们把开价三千多的笔记本，生生磨下了三百元，而且免费装了系统。于是，我兴高采烈地扛着我人生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回了家。
一开机，就傻眼了，电脑屏幕亮了一下，连桌面都没看仔细呢，就灭了。再怎么整，它也不亮了。
当时我认识的对笔记本最熟悉的人，是老六张立宪。我就给他打电话，各种咨询。老六说，你这状况，八成是主板烧了，拿回去换吧。
于是，背着电脑又回到海龙，一查果真是主板烧了。人家二话没说，整机换了一台。回家后跟老六知会了一下，老六说，你是我知道的最快干掉一台电脑的人。那口气，就像我取得了世界杯最快进球一样。可这能赖我吗？我就按了开机键，剩下什么都没做。
还好，我人生的第二台笔记本电脑用了好几年，再也没烧过。后来我把它给了我爸，据说现在偶尔还能用一下。
转眼，营业了十七年的著名的中关村海龙，就要歇了。看图片，大部分商家已撤，一些地方恢复了毛坯房的状态。用官方的话说，叫作“转型升级”，但实际上，大约就是变成写字楼，会来一些脑洞大开的创意公司，最清楚的事实是，再也不会有“大卖场”了。
在中关村歇业的卖场中，海龙是第二个，中关村e世界是第一个。只不过相比之下，海龙更有标志性。
说句实话，这次海龙停业，情感上并没有其他卖场停业那么复杂。以前红桥市场停业搬迁，觉得少了个好玩的去处，接下来秀水街、动批什么的停业拆迁，包括最近潘家园撤出，又感觉少了好玩的去处，多多少少觉得遗憾，觉得不舍，觉得那么好一个品牌，就这么完了，怪可惜的，决策也太混不吝了点儿。可海龙停业，倒是觉得顺理成章，似乎它就该停业一样。
外在方面，为缓解城市拥塞，将一些卖场之类的产业外迁是政府的固有思路。“大卖场”迟早都会在市中心消失。内在方面，感觉海龙这样的电子产品卖场，并没有其他卖场那样的历史感，卖的东西贵贱都有，但易耗品居多，也没啥可留下念想的。海龙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一进电梯间，甚至在楼梯过道里，到处都能遇见递名片拉客的业务员，跟在人身后喋喋不休。这给人的感觉非常江湖，总觉得这里和火车站广场没两样，各种深不可测。反正，这些现象在其他类型卖场里并不多见。
据说，之所以有拉客和宰客的习惯，源于提成制。业务员卖出商品的利润，自己可以拿到一成，所以利润越高、客流越大，挣得越多，很多人也就顾不上体面了。不过，我倒觉得这不是主因。卖什么东西不是提成制啊？怎么到了这儿，就直接拽人袖子，照狠了忽悠呢？还是管理的问题。十几年还没搞定卖场秩序，那估计也就不用搞定了。
当然，海龙周边交通拥堵，也是直接影响生意的因素。有时候车子开到四环上，海龙的大招牌近在眼前，可就是过不去，简直能急死宝宝了。
所有这些，似乎都和讲效率讲低碳的信息时代格格不入，更和数码产品的感觉不合拍。其实搁谁家旁边有这么一卖场，鱼龙混杂的，谁都不乐意。
所以，海龙的离开，还是自己的原因，档次有点低了，不是中关村的菜了。
有件事情不能不提。
若干年前，中关村这个高等学府云集、高科技公司云集，提起来高大上的地方，还有个“黄外围”。
那就是很多抱着小孩的中年妇女，她们会在路人身边低声问：“要光盘吗？要毛片吗？”
即便是和新街口、三里屯那些卖盗版光盘的人比起来，她们也显得过于不正规。那些地方，多卖些欧美大片或者文艺小清新电影，盗版不盗版的，至少能看。而这里的碟，大多被中年妇女们别在腰上，无包装、无说明、无文字。不要毛片，她说有大片；不要大片，她说有游戏；不要游戏，她还说有这样那样的软件。
买回去，不少是CD，或者干脆是空盘，放不出影来。
那些日子，我酷爱攒电影大片，去过很多城市的盗版碟市场，石家庄的、西安的，甚至山东临沂的，但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关村的“黄外围”这儿这么不讲究。
据说有关部门也打击过，可人家是游击战，春风吹又生的，总搞不干净，更何况她们还会用孩子打掩护，哺乳期。
但后来，她们逐渐销声匿迹了。就和那些卖盗版的一样，都没了踪迹。
原因很简单，技术进步了，没人看VCD和DVD了。盗版的都在网上，想看啥片，网上就有。加上现在强调版权，很多人养成了在视频网站付费买会员的习惯，看什么片子，也不需要费劲巴拉冒着被骗的危险去街头买碟了。
我那几千张光盘，四大纸箱子，彻底成了收藏。
有趣的是，海龙们的萧条，几乎和“黄外围”们同步。当网购的商业模式逐渐占据主流，即使是数码产品也可以从网上买到以后，“大卖场”式的销售模式也没了存在的必要。
技术的进步、互联网商业的成熟，似乎是压倒“大卖场”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可以这么说，中关村以自己擅长的技术力量，改变了中关村自己。
当然，影响到的不只是海龙那几座楼，以及中关村“黄外围”，还有其他很多产业。我有朋友的朋友，在东部商圈著名购物中心租柜台卖世界名表，最近一些年也生意惨淡。大多数顾客，来了要块表，看了款式，试戴一下，说声谢谢，回家上官网买去了。
还有纸媒，处境大多也不妙。十年前在地铁上，几乎人手一份报纸在那里看，而现在，大家都玩手机了。技术就是这样给社会洗牌的。互联网商业模式让一些人获得了工作和希望，也让另外一些人失去了工作和希望。新陈代谢，海龙只不过是被洗掉的一张牌。
现在，许多店面干脆转型，都改成展示店或者体验店了，不销售商品，只提供些咨询和售后服务。不过再有几年，似乎这类店也无存在的必要，当VR设备普及，戴上设备，在家里虚拟着就能把商品翻来覆去看个遍，甚至拆了装装了拆，还要店面干什么？
再往后，大量的商业店面、超市、购物中心可能都会面临洗牌。城里那么多商厦空出来干什么？这是个问题，总不能全当写字楼吧？但愿这是杞人忧天。总有人坚持逛商场的，就像总有人坚持看纸书、坚持用毛笔写字、坚持不网恋一样。
20世纪80年代，我们都觉得计算机是个过于高精尖的东西，它至少有个衣柜那么大，必须是穿白大褂的专业人士才能操控的。90年代，我们想玩计算机，还得学各种“语言”，还要背五笔打字，还要动用立体的想象力才能在单色的286电脑屏幕上玩俄罗斯方块。21世纪00年代，笔记本电脑普及，接下来智能手机开始替代电脑的大部分功能。这些，似乎都是在上一个十年里无法想象的。下一个十年，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只能猜到端倪，但谁也想不出来。
而海龙，也许包括整个中关村，都可能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它是必须的一段，但也是如过眼烟云的一段，它不代表文化传承和城市特色，它只是个阶段。就像一个人，他想走到三楼，必须途经二楼一样，它只是楼梯上的一个台阶。过去了，那就是过去了。
那些年，我的大学
前天，我们年级的大学同学聚会回学校来着。几十年过去了，学校变了样，这些同学也变了样。比如老许，变得胖胖的还剃了光头，我们就叫他仁波切。关键还不只是形似，气场也起来了，在饭馆前一站，光彩已经盖过霓虹灯。几声“仁波切”叫下来，老许很高兴，说朝阳区一带普度众生的事就交给他了。我们都觉得他喝多了，想普度朝阳群众，那可是个艰巨的挑战。
说到饭馆，也是学校里面的，比较气派。因为要反腐倡廉不大吃大喝，高校又相当敏感，吃多了校长要下台，所以我们全是AA制。饭桌上有红烧肉、清蒸鱼和烤鸭等硬菜，结果剩了一桌子。大家面对狼藉的剩菜，回忆起当年学校食堂最好吃的菜来。那道菜居然叫“鱼香肉片”，好像是三毛五一份。“鱼香肉片”里没有鱼大家都好理解，关键是连肉也没有，实际上就是“鱼香土豆片”。尽管如此，大家还都抢着去吃，去晚了就得排队等。那个时候，实在是太缺肉了，有点肉的意境就抢。全不像现在的大学生，想吃肉，就有肉。
同桌的，还有一位当年的老师。说是老师，我们都叫他大舅哥，因为他妹妹老来我们学校玩，最终嫁给了我班同学。大舅哥当年还是单身，在学校里闲得没事，老招一帮学生去他宿舍玩儿。所谓玩儿，就是打麻将或者下围棋。到了月底的时候，大舅哥那里最热闹，几乎人来人往24小时不停歇。当时系里组织了女足，大舅哥负责买了整整一支球队的女足装备，运动衣什么的，结果全被去玩的男生们穿走了。给大舅哥急的，说你们还有良心没有？女足的衣服你们也穿？最后一件一件追回来。从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男生有多瘦，是多么缺肉吃。
大舅哥宿舍月底热闹，主要原因是大家都没钱了。没钱吃饭，就去大舅哥那里蹭饭，直到把大舅哥蹭得颗粒无存为止。大舅哥全然没算清楚是怎么回事，还很纳闷地对我们说：你们说，我也是挣工资的人了，怎么还每月问家里要钱呢？
大舅哥是如此受欢迎，后来，系里干脆就任命他当了我们班的辅导员。
我们毕业几年以后，大舅哥也不当老师了，出去工作，给自己的学生当了实习生。
说到打麻将，也是我们年级比较风靡的活动。那个时候好穷啊，生活费都不够花，打麻将基本也是仨瓜俩枣，没有现金，就玩饭票。到了月底，饭票也不够用了，就先扎着账。很多男生都有月底揭不开锅，每天就吃几个四分钱馅饼的经历。当然，我班我系还是比较有节制的，夜里熄灯了，麻局也基本散了，不像个别其他系的同学，搞得废寝忘食玩物丧志，熄灯之后还把桌子支到水房和厕所去打，那牌都是臭的。
后来学校看学生打麻将实在过分，再发展下去，校将不校，就抓了几拨学生。刚开始就是没收麻将，到了后来，声称要处分大家了。在这种高压之下，打麻将的风气被遏制。
这个当口，出了件事情，我的被子不见了。
我这被子，可是正经的军被，我爹当兵时候攒下的家当，我上学来了，特地给了我。那被子看上去不厚，但盖着相当暖和，设计很合理。就那么莫名其妙的，有天我从外面回来，嗯？它就没有了。
好在当时天气不是很冷，我就凑合着没盖被子睡了两星期。
有一天中午，正坐在宿舍里发呆，就有老许他们班的同学叫我，说三缺一啊快来。
老许他们班是走读班，后来不知道怎么弄的，说服了系里，弄了间宿舍。在学校里，三缺一可是极为罕见的现象，因为基本是一桌麻将有好几个候场的。我当然要去了。结果往桌子前面一坐，肺都要气炸了。这桌子上铺的当麻毯的，不就是我的被子么？
原来……如此。是老许他们几个，怕玩麻将动静太大把管宿舍的大爷招来，干脆就拿了我的被子当消音毯用了。而且，它是如此合适，连颜色都和专业的麻毯相似。
我抱了被子就走，后面还有人喊呢：喂喂，打完了再拿走啊，你现在又不睡觉。
我都和什么人当了同学啊。
过新年的时候，班里要包饺子。包饺子得有馅，肉不多，白菜来凑。可是白菜到哪儿去弄啊？答案是去路边。路边的确不长白菜，但食堂放了大片大片的冬储白菜在那里，上面盖了厚厚的毡布。让我们气愤的是，在食堂打饭打菜，总是吃到白菜帮子，从来没吃到过菜心，全班都这样，这也太巧了吧？于是，在新年前的某个半夜三更，同学们就拉帮结伙去偷白菜，而且只抠菜心，外面还整整齐齐地码在那里，看上去和没偷过一样。
但很明显，偷白菜的不只我们一个班，几乎全校的学生都在抠路边的白菜心。这引起了食堂大师傅们的抱怨，也引起了保卫科的重视。于是，即便半夜三更，也有保卫科的人在白菜堆附近巡视……恰巧在我班同学抠菜心的时候，保卫科的手电光就照过来了，于是大家怀抱白菜做鸟兽散，飞奔回了宿舍。一查点，少了一个人。
当时估计，少的这位肯定是被捕了。没想到捱到后半夜，我们这位同学居然骂骂咧咧回来敲门了，而且怀里也抱着东西，很意外，是柿子。一问才知道，该同学走投无路之际，竟然小宇宙爆发，爬上了一棵大树，躲在上面大气不敢出，一直等到保卫科的师傅走远。人快冻僵了不说，心里也哇凉哇凉的，心说还同学呢，就没一个回头来救人的。万念俱灰之际，突然发现，自己爬上的是一棵巨大的柿子树，而且手边还有不少柿子……怎么也没人摘啊。
这个算是因祸得福了吧？
正因为如此，那次新年过得很热闹，我们班主任甚至把家里的煤气灶搬到了学校，给大家煮饺子。
要说那几年，我们可没少让班主任操心。这些小小的歪门邪道还好说，最揪心的，还是这帮学生老想干点正事，比如日本去参拜靖国神社了，我们就写了一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告示贴到校园里。我还砸了几盒TDK的磁带，挂广告栏里了。当时可是真气啊，想起来就直哆嗦。我们班主任就挨个儿宿舍做工作，既要让大家出了对鬼子的气，又要让大伙不再出去招事。现在想来，这其实很为难她，当时她也就33岁。
我们班能全体平安到毕业无伤亡，我想还是托了班主任的福。
不知道谁起的头，管班主任叫阿姨。于是大家后来都阿姨阿姨地叫。为这事她到现在还耿耿于怀，昨天还提来着，当时那么年轻怎么就阿姨了？现在我们这些叫她阿姨的人，也都奔五张了，也都被人叔叔大爷地叫。要不怎么说，岁月如梭呢，年轻人也别嘚瑟，世道瞬间就把人搞老了。
在学校里转了转，觉得年轻真好。我多想上一个有饭馆、有咖啡厅、有高楼大厦的大学啊，在这样的学校里折腾一下，谈个恋爱，其实也不错。可惜这只是个念想。我们有个同学特别老实巴交，已经是带研究生的老师了。曾经有一度，哥儿几个闹着要去考他的研究生，他当时慌了，说别来别来。我估计是想起在学校的时候这些人太难缠，操不起那个心。后来一聊别的事，就耽搁好多年。现在就是想考，也没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