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犹太式幽默：悲剧式的自嘲
许多幽默文论都以学者怀特的名句开头：“幽默固然可以像青蛙一样被解剖，但其妙趣却会在解剖过程中丧失殆尽。”
说得一点不错，但又不能不说。难道幽默的主要目的就是娱乐和玩笑吗？笑完就完了吗？
英国心理学家、哲学家詹姆斯·萨利说：“笑反对一本正经地对待事物。它使我们的心境暂时回归童真的时代。”美国漫画家、作家比尔莫尔丁说：“幽默其实对伤心与痛苦一笑置之。”伍迪·艾伦说：“喜剧中的不足在于，它虽然在嘲弄某一事物，但却从未正视过它。”
恐怕许多人反对艾伦的观点。真正的幽默不仅揭示和阐释问题，更如利刃般解剖问题，妙语连珠、刀刀见血。幽默不仅是带刺的花冠，玩笑是浅层次的，深层次的是对痛苦的反击，而且是对双方都施予的集体治疗。从而减少人们的敌意、焦虑和进攻性行为，让人们从个人的犯罪感和复仇感中解脱出来，得到一种心理平衡。幽默是批评，机巧是社会批评，其目的是贬斥。对他人来说，幽默有时意味着痛苦和消除残酷。幽默是锐利的，是诙谐中的严肃，就是用人类的智慧和头脑的敏捷力，挑战和反抗那些非人道的恶势力。正如弗洛伊德所言：“当幽默使嘲弄直指通常不会遭到社会批评的‘神圣’领域时，幽默便成为‘穷人’反对‘富人’的武器。”幽默家是严肃的作家，是喜剧中唯一严肃的人。
梅尔文·赫利茨是美国俄亥俄大学克利普斯新闻学院的教授，曾写过一篇有关幽默的很重要的论文，名为《幽默的六要素》，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幽默有六种因素——如同食谱中的调料——对幽默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起着重要的作用。无论幽默表现为四字一句的诙谐语、长篇大论的掌故，还是戏剧性片断，这六个要素并存，缺一不可，否则就会减弱幽默的力量。按照认识过程，这六个要素分别是：（1）敌意（hosility）；（2）进攻性（aggressin）；（3）现实性（realism）；（4）悬念（tension）；（5）夸张（exaggeration）；（6）惊奇（surprise）。幽默大师最赞赏的莫过于古罗马诗人、批评家贺拉斯的一句话：“世界对爱思考的人来说是出喜剧，对动感情的人来说是出悲剧。”因此，按照赫利茨的分析，幽默是帮助人们消除日常生活中敌意的良药。最能引起敌意的问题有：（1）男女关系中性行为的失意；（2）威权介入人们的私生活；（3）家庭矛盾；（4）经济状况；（5）焦虑；（6）技术和恶化的环境带给人类的问题；（7）人类的偏见、陋习和劣根性。
对于上述观点的第一个注脚便是伍迪·艾伦的一句话：“我终于达到一次性高潮，但医生却说不是那么回事。”伍迪·艾伦的第二句话也很有趣：“脚踏同性恋和异性恋两条船，立刻就会使你周末晚上约会的机会加倍。”下面几则笑话则是其他问题的注解：
一位妇女突然从心理学家的躺椅上站起身，手里拿着枪对着他说：“你现在知道得太多了。”
一位老人在过100岁生日时说：“我的长寿之道是从不吸烟喝酒、不玩女人、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我的一位兄弟也如此，不过他只活了80岁，因为他没有持之以恒。”
四位医生的妻子刚刚来自某中西部城市，但她们却毅然走上曼哈顿街头买东西。她们的丈夫对本地的犯罪行为深感不安。“如果有人要你们的钱包或首饰，那就按他们的要求去做，不要反抗。”一天早晨，她们刚走出旅馆电梯，一位体面的黑人领着一条大猎犬走了过来，他只朝妇人扫了一眼，然后命令狗说：“蹲下！”四位妇人便立即坐到了地板上。
上述三则故事暗含了赫利茨幽默六要素中的许多要素，诸如敌意、现实性、夸张和悬念等，使人通过这些故事来洞察世界和人心。但是，好的笑话常常讲的是辛酸的事，正如一则犹太笑话所言：“一位高贵的夫人在电车上找不到座位。周围没有一个绅士起身让座。只有一个身材矮小的、谦卑的犹太女孩让出自己的座位。但是，这位妇人却惊恐地拒绝这个‘犹太人’的座位。这时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缓缓地站起来，指着自己的座位说，这是纯粹的‘雅利安人’的座位。”这是一则苦涩的笑话。另一则笑话是一则反犹笑话，讽刺的则是犹太人的“贪婪”和“狡黠”：
犹太人平库斯和一个德国人在森林里遭到袭击。拦路强盗正要抢劫这两个人。这时，平库斯很快拿出钱包，对他的同伴说：“不好意思，我还欠您500先令，现在还给您！”
这是一个诽谤性的笑话，同样揭示了犹太人的悲惨命运。杰克·克罗尔说：“笑是理智与非理智的高潮。”而孩子的幽默常常是把真理和纯朴天真的劲头结合起来，从而使人产生愉快感：
在冷山上，一只小北极熊站在它妈妈的身边，沮丧地对妈妈说：“妈妈，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可是冷极了！”
一个5岁的孩子对他爷爷的假牙迷惑不解，于是希望他爷爷取下洗完再安上，并让爷爷一遍遍地给他做示范。最后爷爷说：“孩子，你还要我做什么？”
孩子说：“爷爷，能不能把你的鼻子也取下来？”
埃里克·艾德写道：“幽默通过讽刺把一切变成影像。幽默指明事物如何荒谬，把悬念从人们难以置信的现实中消除，从而引人发笑，因此，衡量一个国家自由的标准从它允许喜剧发展的程度中不难看出。”
弗洛伊德认为，引起悬念的笑话表现了悖论或冲突，而妙语连珠引起的笑则冲散了悬念。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笑声并不能使我们停止思考，正如美国教育家威廉·戴维斯所说：“我所喜欢的幽默能让我笑5秒钟之后再想5分钟。”
上述观点是从幽默的技巧方面来进行探讨的，按照另一个美国人埃德蒙德·伯格勒的观点，神秘幽默有四大支柱：机智、滑稽、自嘲和反语，这是幽默的内在品质。所有的幽默，都是说明内在意识，是一个在心理上拒绝承认害怕自我虐待的反映。拒绝承认的方式多种多样：以妙语和滑稽的方式拒绝承认，是一种防卫性的佯攻；以自嘲的方式拒绝承认，即先发制人地对自我发起攻击，以避免他人的揶揄；以目睹或倾听他人“反语”的方式拒绝承认，这样可避免暴露自我虐待承受的痛苦；以发表讥讽的评论的方式拒绝承认，对眼前的悲剧产生一种否认的幻觉，即一种基于自我陶醉的防卫。
因此，关于幽默有一种由来已久的说法，即：真正的讽刺家都是“忧郁症”患者，正如威廉·拉伯所言：“笑是世界上最严肃的事情。”洛姆布罗索在其作品《天才》前言中所讲的一则故事也肯定了这一看法：“有一天，一名患者来找阿伯内西看病，经过详细诊断后，阿伯内西对患者说，你去找笑星格里马尔德谈谈吧！他的话将会逗你发笑，对你来说，这比服任何药都有效。这位患者叹了口气说：‘天哪，我本人就是格里马尔德。’”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这些幽默家正是试图用自己的思想改变和拯救这个残缺的世界，从而整天变得忧心忡忡，自然很容易变成“忧郁症”患者。讽刺是面向他人的，而幽默是面向自己的。
“自我嘲弄”这个词是美国人亨利·亚当斯创造的，它的作用机理是病态的，是用来形容那些不需要听众的玩笑，因为开玩笑的人所尽的努力是为了进行“内部对话”和自我心理诊疗。在讽刺作品中，这种“自我嘲弄”是一个“忧郁症”患者的病态体现，目的不是伤害别人，而是自我鞭笞，有一种自我虐待的“痛苦”，从而用弗洛伊德所谓的“超我”来摆脱困境和绝望的情境。失望的自我被逼上绝境后，开始反击，也向超我进攻，陷入初期的自我陶醉，片刻之间，在一种否认的幻觉中脱离现实或与现实达成和解，从而得到快乐和自我安慰。犹太人的幽默，无论是肖洛姆—阿莱汉姆，还是艾·辛格和马拉默德，都有这个特点，有一种悲剧式的自我嘲讽的感觉。
喜剧是搬起石头砸别人的脚，悲剧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喜剧性强调人类的永恒性和典型性，悲剧性则强调人类的终结性；喜剧轻浮，悲剧严肃；喜剧意在宣泄和批判，悲剧意在思索和超越；喜剧一般都是以大团圆为结尾，悲剧则是绞刑架下的幽默。因此，真正深刻的幽默是悲剧而不是喜剧，不仅要让人们批评世界的丑陋和看到世界的荒诞和愚蠢，而且通过思索和反叛，使人获得存在的意义和生命的智慧。正如犹太哲学家卡西尔所言：“喜剧艺术……能够接受人类生活及其一切弊病和缺点、愚昧和罪恶……我们了解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褊狭、卑微和愚妄。我们生活在这个有局限的世界上，但我们已不再为它所触动。这就是喜剧性宣泄的独特性质。事物与事件开始失去它们的实体重要性；蔑视被化成了笑，而笑就是解放。”卡西尔的观点意在强调喜剧的超越性，但柏拉图却意在调和悲剧和喜剧之间的矛盾。他在《法律篇》中那良好但并非完美的共和国里，也为喜剧诗人安排了一个位置（可加以调整），因为“也有必要考虑和了解不得体和有意引人发笑的人和思想……因为若无可笑的事物，严肃的事物就不能被理解，如果一个人真正具有对付两方面的智力，那么对立面若无对立面就根本无法理解；然而如果他具有任何程度的美德，他就不可能同时作出两方面的行动”。可是他把悲剧诗人排除在社会之外，因为“我们的整体状态是对最好和最高尚生活的模仿，我们确认那是悲剧的真谛”。在《理想国》中理想的共和国里，在这纯粹行动的世界里，苏格拉底论辩说：“即使两类模仿是紧密相连的，同一个人也不可能在两方面都获得成功，如悲剧和喜剧的作家。”他把一切文学都作为模仿而加以摒弃，认为它们兜售的是享乐而不是真理。然而在《会饮篇》的结尾，在苏格拉底给他的友人们略讲了一番最崇高的境界之后说：“剩下的只有苏格拉底、阿里斯托芬（代表喜剧）和阿伽通（代表悲剧），他们用一只大杯子轮流传递酒，苏格拉底一边对他们说着话，……要说服那两个人承认，喜剧的才赋与悲剧的才赋是不相上下的，真正的悲剧艺术家也完全可以是一个喜剧艺术家。他俩被迫同意这一点，但已是昏昏欲睡，对此论点不甚了了。先是阿里斯托芬睡着了，其后在天将破晓的时候，阿伽通也睡着了。”
现实主义的哲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偏爱悲剧，而理想主义哲学家（从柏拉图开始）则一直偏爱喜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喜剧性宣泄的最为崇扬和精妙的看法出自丹麦教哲学心理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也就毫不奇怪了。克尔凯郭尔视自己为继承着哲理性eiron的苏格拉底式传统，“说话如同疯子”。对他而言，“领悟真理的方式即是真理”。因而要对他的理论进行概括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对于克尔凯郭尔来说，“存在于喜剧性与悲剧性两者根源的是……差异性，即无限与有限之间、永恒与变化之间的矛盾”。悲剧性将个人束缚于这种差异性而使其受苦。喜剧性则摆脱它而上升到没有痛苦的状况。通过嘲讽，一个人能超出直接情绪感受的“审美”生活，上升到“伦理”人强烈的自我意识。超越于伦理的生活，宗教的人完全意识到他的内心自我，并通过其完全意识到绝对的、无限的理念！他借助幽默使自己隔离于一切活动（但并不是变得毫无活动）。它“永远是……对往事的回想，是成年人对童年的回忆……是回顾的视角”。“当面朝着理念看时，对无限与有限之间差异性的领悟就是痛苦；当背对着理念看时，这种领悟则是喜剧性”。因此，一个人的喜剧性感受力标志他超越普通事务（情绪感受、伦理操行）与企及绝对理念的程度。（所以柏拉图应该说成是阿里斯托芬而不是阿伽通一直熬夜到黎明。）
美国神话学家约瑟夫·坎贝尔说：“童话、神话和灵魂的神圣喜剧的欢乐结局，不应被理解为一种矛盾，而应被理解为对人类普遍悲剧的一种超越。”“客观世界依然如旧，但由于主体内部着重点的转移，它被视为如同已经历过变迁。原先是生命与死亡相对抗的状态，现在显示的则是持久的存在——它毫不受时间变故的影响，就如在壶中沸腾的水毫不受水泡有无的影响，或如宇宙毫不承受一个星群的出现与消失之影响。悲剧粉碎形式及我们对形式的依附；喜剧放荡不羁、无所顾忌，是不可征服的生命的无穷欢乐。”
英国诗人、评论家柯尔律治更为简单明了地说：“在幽默中，渺小被变为伟大，伟大被变为渺小。这是为了把两者都予以破坏。因为与无限性相对照，一切都是同等的。”
纵观犹太人的历史，一直是一部跌宕起伏的悲剧，他们早期用于反抗的唯一手段就是渴望上帝的拯救，或用一种悲剧式的自嘲获得灵魂的慰藉。正如俄国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犹太教的命运》一文中所言：“犹太民族在历史上能继续生存而未被消灭，它作为世界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得以延续，在历史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有这些都说明，这个民族的历史命运有其特殊的神秘的基础……围绕犹太教的命运，可以特别紧迫地感受到历史的悲剧色彩……以色列人期待过审判日，把末日审判当做本民族摆脱其悲剧的历史命运的出路，当作向世界的某个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崭新时代的过渡。救主降临思想决定了这个民族的历史戏剧性……犹太民族永久地成了神的民族，即具有悲剧性历史命运的民族。[56]显而易见，犹太人的上帝一直未出现，于是犹太人只能用“悲剧式的自嘲”对自己进行末日审判，从而赢得或迎接弥塞亚的救赎。这就是“犹太式幽默”形成的宗教机制和必然性，是犹太民族所特有的文化精神。
当然，“犹太式幽默”中经常出现的机智、滑稽、自嘲、反语和格言、笑话和故事形式，和《圣经·旧约》的“智慧文学”性是无法截然分开的。《旧约》中的《箴言》和《传道书》中多次出现问答体、比喻体、寓言和谜语体等，格言和笑话更是《塔木德》的主要形式，这些形式是每一个犹太人的“历史本能”。整篇的《约伯记》都是以朋友之间的对话来辩论探讨“信仰与受苦”的问题。《箴言录》（30：24—28）用四种动物或者自然现象来教导人们的故事，“地上有四样小动物，却甚聪明。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沙番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守宫（即蜥蜴）用爪抓墙，却住在王宫”。而《诗篇》（78：1—9）甚至以谜语的方式来教导犹太人理解他们的历史。
在犹太人的心目中，这种“智慧文学”被称为“刺棍”和“钉稳的钉子”[57]。刺棍是游牧社会所常用的驱赶牲畜的工具，当牲畜懒惰时，牧者则用刺棍使其前行，以示“智慧文学”具有刺激听者更勇敢、更积极地面对生命的意义；钉稳的钉子，则指人的思想有所依靠，有着稳固的基础，说明智慧文学有着稳定的价值观。智慧文学代表了犹太人在律法——先知传统之外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律法—先知传统以上帝对人的启示为核心，智慧文学以理性和思考为根本，目的是寻求真理和更深层次的宇宙奥秘。因此，在以“智慧文学”为背景的“犹太式幽默”中，真理是向所有人开放的[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