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的变迁——文明的巨大转变源自于民众思想的改变——现今人们对群体力量所持有的信念——它改变了欧洲国家传统的政策——大众阶层是如何突起又如何产生力量的——群体力量的必然命运——群体只能充当破坏者——它促使腐朽的文明坍塌——人们普遍不了解群体心理——对立法者和政治家而言，研究群体是很重要的导致文明更改的伟大变革，诸如罗马帝国[1]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2]的建立，在第一眼看来好像是这些因素引起的：政治变革、被外国侵犯或者自身朝代的更替。然而，这些不过是表面原因而已，促使这些变革的真正因素是广大民众的思想观念。在深入研究分析这些历史事件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一点。真正在改变的，并非是让我们惊叹的或者无比崇高或者无比残暴的历史，而是人们思想、观念、信仰和文明所发生的剧变，这种剧变才是历史革故鼎新的唯一重要特征。作为一个物种，人类正是通过思想的世代遗传来保持稳定，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少有伟大的历史事件发生。
当今时代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因为它正发生着人类思想的转折改变。
这种转折建立在两大基础上：一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灭亡，它们是人类文明得以存在的前提；二是人们生活和思想的全然改变，而这种改变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进步带来的。
之所以说当今时代正处于没有秩序的过渡时期，呈现出混乱的状态，是因为过去的思想观念大部分已被摧毁——但它的力量仍然强大，同时社会正在形成新的思想观念。
当今这个混乱的时代在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在此后的未来社会，会有着什么样的基础观念？这些现在都还很难说。我们目前的讨论也都只能限于假设。不过，无论将来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它都必须注重一种新兴的力量，也就是群体的力量。在现代社会，这种力量将会产生持续的影响作用，乃至成为统治一切的力量。过去的很多思想观念都已然成为历史，在今天，它们不是已经陨落就是正在陨落。同时，不断的变革破坏了很多本来极具权威的理论。群体的力量正在取代这些被破坏的思想观念和理论，在短期内，这种力量似乎还会汲取其他的力量。随着之前所有信仰的坍塌，支撑旧社会的支柱也逐个倒下，最后群体力量将会不断增强乃至所向披靡。这意味着，我们将进入确切无疑的群体时代。
就在一个世纪前的欧洲，促发各种历史事件的，仍然主要是国家的传统政策以及君主之间的对立。群众的意见不算什么，或者说从来就不曾被考虑过。然而在今天，曾经发挥主要作用的这些因素：传统的政治理念、君主的个人倾向以及他们之间的对立——影响力已经不在了。群众的声音倒变得重要起来，占据了主导位置。现在的君主必须关心来自普通大众的呼声，因为它反映了他们的意愿。所以说，民族的命运不再是由王族的会议讨论决定了，而是由群众的内心来决定。
在当今的政治中，来自各阶层的民众占据了重要的一部分，更实际地说，是越发占据统治地位。在社会转型时期，这种改变尤其明显。人们原以为，普选权才代表了政治权力的转移，而事实刚好相反。普选权虽然推行了很久，但产生的影响并不大，倒是民众的力量和权势越来越强大。人们首先是接受了一些传播中的思想观念，当这些思想观念渐渐扎根在头脑中后，人们便聚集起来，组成团体，以实践他们的理念和见解。这些理念和主张无疑都和人们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而且都是些十分确切的利益，尽管可能含有不合法的成分。正是这些理念促使群众对自己的力量有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并由此成立各种集团，迫使一个又一个当局投降。他们甚至成立了工会组织，希望通过这个无视任何经济规律的组织，争取到有关工作和薪酬的支配权力。议会也被他们占据了，那些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广大议员，只不过是代替选举委员会发言。也就是说，通过指使这些议员，他们开始插手干涉政府事务。
在今天，民众的意愿越发明显可见了，他们好像要彻底颠覆整个社会。他们所秉持的，是一种和原始的共产主义有密切关联的思想观念。民众所要求的包括：固定人们的劳作时间；使包括矿场、铁路、工厂在内的重要产业以及土地都收归国有；人人平等，平均分配物资；为了广大群众而消灭上层阶级。
不具备理性和思考力的群体，却总是迫切地想要开展行动。不可否认，它们的力量的确强大，而这种力量源自它们有着很大规模的组织。可以看到，群体这种组织所产生的一些教条也会产生很大的威力，正如过去的任何一种教条一样。毋庸置疑，这种威力就是一种专制独裁的力量。一旦拥有了这种神一般的力量，群体很快就会取代国王，成为至高无上的掌权者。
深受中产阶级喜爱的那些作家们——他们身上有着该阶级的狭隘、守旧以及肤浅的怀疑主义、过度的自我和利己主义——在看到这种力量日益强大时，也产生了危机感和恐惧。他们向他们曾经看不起的道德方面的权威机构——教会，发出了绝望的呼吁，目的是为了理顺人们混乱的思想。他们带着忏悔，想要依附罗马教廷，同时向我们大肆宣扬科学已经没用了，宣扬一些具有启示作用的真理。但是，这么做已经晚了，而这些匆忙皈依的人士忘了这点。群体的头脑不再会被任何神明影响，能打动最近皈依的宗教信徒的东西是无法打动群体的。事实上，群体早就拒绝各种神了，他们抛弃甚至毁弃了昔日曾教导他们的各种思想信念，就像再强大的力量都不能使流水逆流到源头一样，不管是来自神领域还是人类领域的任何力量，也都不能让群体回头。
头一次陷入这种混乱茫然的处境中的科学，还是有一些精神残存的，只不过，科学精神并不是促使在这种状态中产生一种新力量的原因。科学许诺给我们真理，至少它培养我们的智力，以便我们可以掌握一些互相关联的知识。但是，和平以及幸福，从来都不是科学许诺给我们的。科学对我们的喜怒哀乐不闻不问，不管不顾。自从我们再也无法找回那些被科学打破的幻象之后，我们和科学的关系，也只是努力共存的关系。
普遍存在于所有国家的同一个现象表明，群体的力量正在日益发展壮大。但如果由此认为，这种力量不久之后就会开始崩溃乃至瓦解，那就是片面的自我臆想，是无用的自我安慰。无论我们的命运最终会是怎样，我们都必须接受这个事实：群体力量在迅速壮大之后，最终会成为书写历史的执笔者。而这个时候就很可能意味着，西方文明进入了最后的阶段，社会退回到混沌无序的无政府状态——往往这种时期会酝酿诞生一个新的社会。这样一个结果，难道有谁能阻止吗？
一直以来，彻底摧毁一个腐朽的文明这一任务，显然都是由群体承担的。这是从古至今的事实，而不是直到今天才出现。历史告诉我们，当作为文明建立的基石的道德力量失去力量时，使这个文明最终瓦解的任务就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众——称他们为野蛮人一点也不为过——来完成的。但是，群体所具有的也只是摧毁破坏的力量，因此，创造和引导文明的任务，并不能由群体来完成，它是由少部分贵族知识分子来完成的。一个文明包括固定的规则、制度和法律、人们从野蛮到理性的转变以及高级的文化程度等，而这些都是群体没有能力实现的。群体所具有的纯粹的破坏力量就像细菌所具有的力量，可以加速临死之人的死亡，并迅速处理掉尸体。所以说，人民群众只有在整个文明将要倒塌之时才能发挥作用——使文明彻底倒塌。换言之，只有在这样的时候，他们的使命才清晰可见。数量取胜的哲学，也只有在这样一个时刻才能称为唯一的历史哲学观。
这样一种宿命也会降临在我们的文明身上吗？虽然现在无法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的文明也没有面临那样的命运，但这种担忧是有根据的。
可想而知，目光短浅的群体会一一扫除所有可能纠正他们、阻挡他们的障碍物。所以说，在未来，我们无论如何都注定会对群体势力屈服投降。
我们对正在热议的群体这一话题知之甚少，而那些专业的心理学研究者更是无视群体的力量，因为他们的生活离群体很远。后来，当对群体进行研究时，这些心理学专家又产生了一种偏见：只需要深入研究犯罪群体就足够了。犯罪群体的确存在，但我们还会遇到各种类型的群体，比如表现出英勇的精神而甘于献身的群体等。犯罪群体只是群体特殊心理的一种表现，我们不能只通过研究这种群体来了解群体的精神特质。就好像我们不能只通过了解一人的犯罪事实，来了解他的整个人。
事实上，世界级的伟大人物、宗教或者伟大帝国的创建者、所有令人崇敬的信徒以及杰出的政治家——从更大的范围来讲，还有一些小团体的领袖人物——他们都是无意识领域的心理专家，出自本能地具备对群体心理特质的确切认知，而且，正是这种认知使他们得以掌握管控大众的权力。拿破仑[3]就是如此，他非常善于观察和把握他统治下的民众的心理。不过，他有时却不善于洞察其他种族的群体心理，比如对西班牙和俄罗斯，他的了解就不充分和准确[4]。正是这种不足导致他在对西班牙的征讨中，特别是在远征俄罗斯的过程中，陷入了危险的冲突中，受到严重打击并最终走向灭亡。在今天，政治家们若不想再统治群体，也不想过多地受群体支配，那么，他们就必须掌握群体心理知识，这是他们最后可依靠的力量。
没有对群体心理一定程度的了解，就不会清楚这些要点：法律和制度对他们只能起到很小的作用；除非强加给他们一些思想观念，否则任何思想见解于他们而言都是苍白无力的，他们都不会坚持；用纯粹的有关平等的理论是不能引领他们的，引领他们需要去寻找其他的能够暗示、诱惑他们的东西——举例而言，一个立法者若想推行新的税收制度，他不会用从理论上而言最公正的方式去打动群体。因为，事实上最没有公正可言的东西，在广大民众看来才是最好的。也就是说，最模糊不清、使人最不用负责任的事物，才最容易让大众接受。那些间接征收的税哪怕再高，群众通常也都会接受，因为他们不会觉察到，每天为日常消费付出的一些零星税额会扰乱自己的生活。而如果是按比例征税，从工资或者其他收入中一次性扣除很多的税额，哪怕这种征收方式只是间接征收方式的十分之一，群众也一定会抗议。零星的税额不会被人们注意到，但一笔看似巨大的税额数字会刺激人们的想象力，所以一旦后者取代了前者，他们就群起抗议了。这种让人零星支出的新税制不会让人感觉到压力，而这种精于算计的经济手段，是缺乏远见的民众不会想到的。
上述所举的例子是最简单，却也最容易让人接受的。堪称心理学家的拿破仑就掌握了这个门道，而我们今天的立法者却不关注群体的心理特质，因此也就无法运用这个门道。世界还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教训，使他们领会这个道理——也是因为，纯粹理性的教导是无法改变人们、指导他们的。
对群体心理学的研究，还有很多实际用处。比如，如果不通过对这门学科深入研究，我们就无法恰当解释历史、经济方面的很多现象。通过这个很好的研究机会，我将会解释为什么说，哪怕是最优秀的现代历史学家泰纳[5]，其实也没有确切弄明白法国大革命是怎么一回事。关键原因就在于，他从来没有将群体的心理和特点考虑在内。在这个复杂至极的时代中，他的研究总是倾向于采用自然科学家的方法，而从这个角度去研究的话是不会注意到道德因素的。然而，道德的力量才是历史的真正的驱动力。所以说，从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意义上讲，哪怕只是出于好奇心，对群体心理学的研究也是有价值的。通过探索去确定某一种矿物或者植物是什么东西，是很有趣的，对人类行为背后的动机的探究也如这种探索一样有趣。但是，也不必对这种研究抱太大的期望，因为从结论上来说，我们最多只能是概括总结一下群体心理的特性。无论如何，我们今天只能算是这个领域的初步开拓者，能做的很少，也只是尝试。更多的成果还需要其他人来探究、获取，以便在这个领域中打下更牢固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