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这是一个特别陌生的名字，几乎闻所未闻。某天，大侠说，晚上要跟高先生见面，一起去吧？
高宣扬？不识。他说，挺牛的，家里有他的书，不过一时半会儿找不出来，算了，下次再请他签名。
2015年1月25日晚，我们在南山春满园与高宣扬夫妇一起晚宴。后来证明，那个晚上我很幸运，没有错过——没有错过一个历史人物，还有，历史事件。
高宣扬是谁？简介是，浙江杭州人，1940年生于老挝，印尼华侨。2004年开始，受国务院外国专家局审批同意，作为特聘外籍“海外名师”，受聘于同济大学，任同济大学欧洲文化研究院院长。
我眼前的高宣扬，个子瘦高，面色红润，不像75岁的人。听旁边深大哲学系杨老师讲，近30多年他一直在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进行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观察分析及学术调查研究，长期从事哲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
听说大侠是衡水人，高宣扬说，在巴黎他们曾得到一位衡水画家的赠画，老先生已去世，工笔画很好。一旁高太太接过话头，对，是衡水人，画得不错。高太太短发，肤色白皙，圆脸，眼睛大大的。我觉得她的普通话有点耳熟，故问，您是哪里人？她说，广东人。广东哪里？澄海。
呵。大家都乐了。碰到老乡了。天地之小，有时缘分就这么不可思议。
我说，我妈妈也是澄海的，现在舅舅一家都在澄海。外公当年就从澄海偷渡到泰国打工，后来病逝于当地。外婆守寡，一己之力把我妈我舅拉扯大的，后来又带大了我和姐姐。
怪不得我见到高太太，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是同乡人。
高太太原名许敦煌。她从小生长在越南，后来回大陆读书，直接考到北大物理系，因是侨生，在侨生食堂与高宣扬相识，相恋并一路携手并进。至今，她没有回过澄海，只知道那儿是她的故乡。
这才得知，高宣扬和高太太经历相似，两人同是侨生。他于1952年自印尼归国升学，1957年由沈阳考取北京大学哲学系，一直读至1966年研究生毕业，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在任继愈教授领导下专门研究伊斯兰教和基督教。1978年春以“归侨探亲”的名义出国。
吃饭时，高太太一定要我坐她隔壁，她讲潮州话，有澄海口音，顺溜还地道，问她为何能学得这么好，她说是1978年他们一家赴香港后，与妈妈住在一起，学了一些。后来到法国生活，妈妈帮她带孩子，又学了一些，所以能讲一些俚语或是土话。
1978年高宣扬一家到香港后，他任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及香港三联书店主编，主持指导出版《人文科学丛书》6本。与此同时，还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政治系及社会学系任特聘教授，讲授西方哲学史、当代社会理论及当代政治哲学。第二年，他考取了巴黎第一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在该校哲学系主任爱莲·维德琳教授指导下研究法兰克福学派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1983年毕业后任职大学教授，1989年任职台湾东吴大学。此后，世界多地研究学院奔跑。
高太太说，他们有一个女儿，女儿和女婿目前也在法国；女儿女婿又生了一个女儿，今年15岁了。她对外孙女很严厉，拿蟑螂放她的手上爬，练胆子；又教她爬树，练应变能力；教她凡事都要动脑筋，自己想办法解决，不能有依赖性，从小就得有主动性和承担能力。“孩子不能娇气，我自己就是这么长大的。”
高太太说起自己的好玩故事，一晚上讲不完。
她语速快，表达传神：
——小时候在越南，十二三岁，跟小舅舅一起玩，他教我很多东西，比如爬树，越南的树很多很高，我能一下子爬得很快，然后再爬下来，一点儿没问题。还有深夜里抓青蛙，把空的牛奶罐放边上等着，抓到青蛙后，迅速把皮扒下，撑在牛奶罐上，打鼓用，这个需要动作快，否则皮就抽了。这样我积攒了很多青蛙鼓。还有，邻居有个阿伯，卖蛇的，教我把蛇头钉在墙上，拿刀子扒它的皮，每次划拉一下，蛇皮就掉了下来。但蛇的身子和尾巴会甩来甩去，怎么办，阿伯告诉我，不要怕，握蛇头在手里，往下一按，蛇的脑子就断了。水蛇和草蛇这两种蛇不要怕，其他的蛇不要碰。
这些知识，高太太牢牢记住了。长大后非常有用，也助了她不少威风。她说，在北大读书期间，有天在路上碰到一条蛇，就按阿伯教的一手弄死它，死了的蛇放哪呢，没地方呵。她想了想，就把它悬挂在宿舍的门边，正好是饭点，自己于是悠哉游哉地去食堂打饭了。等回来，一看，同宿舍的另一个女生正在门边哭。原来，开门时，门边晃荡的蛇把她吓了一大跳。大家问谁干的，高太太赶紧承认，然后又“强词夺理”，不挂那，那挂哪呵。还好，那个纯真的年代，大家都是好伙伴，哭了也就是哭了，都知道只是恶作剧，非恶意。那蛇该如何处理呢？她们合伙想出了一招，把整条蛇包起来，打成一个包裹，跑到另一个宿舍，放在男学长的枕边，说是犒劳他的食品。男同学家在北京，于是下了课就乐滋滋地带回家去。第二天一早，高太太的宿舍门被敲得天响，打开一看，男同学兴师问罪来了。蛇，当然是罪魁祸首了，又把男同学一家人吓得够呛。
哈哈，诸如此类的小恶作剧，在高太太读书期间，非常多。就连她与高先生谈恋爱时，她也会直言不讳地揶揄他，“你总是爱出风头，处处说自己优点。”
高太太读的是北大物理系，理科生，放到现在都很牛，在当时那个年代，更牛。一个班里边，女生寥寥。高太太性格刚强，没有手表，看不到时间，自尊心又强，不想求别人，怎么办呢，她跑到阳台，对着太阳想了一个办法，自己动手找材料做了一个纸质的日晷，圆盘上刻有天干十二支，朝着太阳的方向放。看日影照到哪个位置，脑子里自然就有了时间。于是，看着阳光转到十一点半，她便施施然拿起饭盆走向食堂，屡试不爽，几乎没有耽误过。这些小故事，在她看来，都是小菜一碟，根本不在话下。后来她又到部队，夜里行军，连长带着大部队往前走，高太太一路跟着，她边走边瞻前顾后的，眼睛看着天上的星星，咦，北极星是朝那个方向的。她赶紧叫来排长，悄悄说，我们方向走反了。末了，又补了句，你报告首长时，别说是我讲的呵。排长汇报了连长，大部队果然停了下来，又整队向相反方向进发。
高太太说后来到“文革”时期，她与高先生分隔四年没有见面，音信全无，孩子则由奶奶带着。她仍是性格倔强，绝不妥协。工宣队为了让她交代一些别人的情况，故意拿她自己孩子的照片诱惑她，说，你看不看？看，就老实交代。高太太咬紧牙根，不看！她现在还原那个场景，说自己当时是假装硬气，但心里却是软得不得了，妈妈哪有不想看孩子的。后来工宣队奈何她不得，只得把照片交给她。谁知高太太还气乎乎地得理不饶人：就是一年不给我看也没关系。高太太跟我说，幸亏是在北京，在她们那个单位，主张要文斗不要武斗，大家还算有修养也客气，换是别的地方或是外地，按这个性格她早就没命了。
1978年他们全家申请到香港，她当时是34岁，重新考起香港大学的研究生，而高先生在这个时期，拼命地写文章，一本书一本书地出版。既是厚积而喷发，也是为养家糊口计。
高太太当过记者，写文章给国外的华侨报纸，有很多笔名，其中一个用得比较多的是“鲁争”。问为何起这样的名字，她说喜欢鲁迅嘛，还有就是一辈子不服输。我倒宁愿其是鲁珍，珍贵珍惜也珍重。多难得。她说，有一次，一位领导问她，发稿子为何没有把他的名字写进去，高太太说，呵，你要列进去呵，那等下次吧。下一次，她写稿时，只列了前边一两个名字，然后就“等”字了结。那位领导就在“等”的行列里边。
高太太快言快语，听得我忘了吃饭。她不断地催我夹菜，说，这一口你先吃下去。
2000年后，高宣扬先后应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邀请，同时在三校讲授当代法国哲学、法国社会学及人类学。他们又开始回到故里，踏足祖国的大好河山。
高太太说这辈子她从没示弱过，2008年汶川地震时，64岁的她也背着小包，挂着相机，带着一袋小药丸，自己搭着汽车，一路颠簸到灾区实地考察，住民宅，与当地的乡民聊天，做了详细记录，回北京后写了很扎实的调查报告。当年教她的老师如今90多岁了，看了她的报告评价很高。你自己去的？我很好奇。“对呵，自己去，自费。”高太太觉得我的问题很奇怪，“他们的确觉得我年纪大了，不让我去，但我一定要去的。1999年台湾大地震刚过，我妈妈在香港联系不上我，就说，她肯定又跑灾区去了。我当时第一时间就赶到震中。”他们不担心吗？“哈哈，习惯了，我总是全世界乱跑的，他们知道管不住我的。”
高太太提到的那一包小药丸，我好奇，是什么药？“噢，我脑子里长了一个小瘤，大夫说要开刀，我才不理他呢，开什么刀，不听。倒是开了一大包药丸，装在包里边，吃一吃就行了。”现在怎么样了呢？“在慢慢缩小。哈，只要把它忘了，它就不存在。”高太太目光澄澈看着我。也对，从2008年到现在，已是7年了，高太太说话的声音高亢，语调急促，72岁的人看起来性格还是很急，可见小小的肿瘤根本不是她的对手，难怪桌子那头的高先生说她一辈子强惯了，永远在家里说了算的。
高太太父亲那个家族在汕头的势力很大，是大族人家。她妈妈是二房，因长得很漂亮，在当地是出名的。嫁时，夫家人拿了一大盘金银财宝让她挑，她只拿了一条细细的项链。她妈妈教导她，人这辈子活在世上，决不能贪。自己干净了，别人也能尊敬。所以从小，她在越南搞一些革命活动时，募捐来的钱，一定放在左边的口袋，自己的钱，放在右边的口袋。她妈妈说，你自己的钱用完了，也坚决不能拿左边的钱花，你要回家来向我讨。这种家规，高太太牢记了一辈子，并教给她的女儿，现在又传给了她的外孙女。
高太太说，他们现在世界各地走，在巴黎有房子，有台北也有房子，在上海也有房子，这里住住那里住住，挺好的。
后来看到高先生写怀念老师洪谦的文章，“1978年我离开中国大陆，经香港到法国定居以后，洪老师不时来信指导，并多次在信中提及当代西方分析哲学的动向。1980年和1982年，洪老师又两次去维也纳和牛津，分别参加关于维特根斯坦和关于石里克——纽拉特百年寿辰纪念讨论会，并在与会期间给我来信希望能与我见面，使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老师对我的关怀，也使我有幸获得重新学习的好机会，最使我难忘的，是在1982年春在牛津三一学院与洪老师的会面。”洪谦于1927年十八岁那年，经国学大师梁启超的推荐，在安徽同乡会的资助下，留学德国柏林。正是在柏林学习物理、数学和哲学期间，他受到莱辛巴赫的提示，决心到维也纳去报考石里克。1957年至1962年，高宣扬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学生，不仅受教于洪谦老师，选修他开设的课程，而且经常抱着崇敬的心情，到他在燕东园的寓所，多次拜访他，洪谦多次耐心地更正他关于“论康德的‘统觉’概念”的论文，并鼓励他报考研究生。正是在他的支持下，1962年暑假，高宣扬报考了郑昕先生的研究生。
高宣扬先生的履历表上，1966年至1978年间的生活一笔带过，没有细述。时过境迁，三四十年后的现在，高宣扬和高太太回顾历史，可能会有更多的话要讲。只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叙旧的话都讲不完，遑论其他。
谢谢高太太的率真和富有表现力的故事，让我记录下来就是一篇现成的现场记。记得高太太笑言，不要写我呵。不过，我也学高太太一招，行，这次写了，下次或下次的下次不写了，行吗？哈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