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赶上一份好差事，我们八个人得去守卫一个村子，那里因为被轰击得太猛烈，已经被放弃了。
我们特别要去照看那个军粮库，因为那里还没有搬空。我们自己的给养也得从那个库里去领取。干这个勤务，我们这几个人正合适，卡钦斯基、克罗普、缪勒、加登、勒尔、德特林，我们这一帮子人统统都在。尽管海伊已经死了。可是我们大家，运气还是很好，所有别的部队，伤亡都比我们多。
我们挑了一个用混凝土加固的地窖作为掩蔽壕，有台阶从上面通到下面。入口处另外有一道混凝土墙作为防护。
现在，我们进行了很多准备。这还是一个机会，不仅可以舒展一下双腿，而且还可以舒展心灵。对这样的机会，我们都充分加以利用，因为我们的处境太绝望，也不允许长久地多愁善感。只是在情况并不十分糟糕的时候，才有这种可能。然而，除了实事求是之外，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实事求是到这样的程度，每当战前的一个思绪偶尔闯进头脑里来的时候，我往往会战栗起来。不过，持续的时间是不长的。
我们必须把情况尽量看得轻松一些。因此我们总是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让无聊的废话直接、紧密、无间地跟恐惧依傍在一起。别的可能是没有的，那是我们用以激励自己的办法。于是我们热情地着手工作，来创造一种田园生活，当然是一种吃啊睡啊的田园生活。小木房里起初铺的是垫褥，那是我们从几间屋子里拖过来的。就算是一个士兵的屁股，也喜欢坐得柔软一些。只有房间中央，留着一块空地。于是我们就设法弄来了毛毯和鸭绒被，豪华的柔软的东西。村子里，样样东西都有的是。克罗普和我还找到一张拆得开的桃花心木床，有着一顶蓝色的绸帐和一条带花边的罩单。把它搬进来的时候，我们像猴子一般流着大汗，但是一个人总不能把这样一件东西放过啊，不用说，在一两天之内它也准会被打得粉碎的。
卡钦斯基和我到几所房子里去稍稍巡逻了一下。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已经收集到了十二只鸡蛋和两磅相当新鲜的黄油。蓦然间，客厅里轰的一声，一只铁炉子穿进墙壁，越过我们，在离开我们一米的地方，又从后面一堵墙壁里蹿了出去。两个窟窿。原来它是从对面一所房子里飞过来的，那里正巧中了一发炮弹。“畜生！”卡钦斯基龇牙咧嘴地笑道，我们继续进行着搜索。猛然间，我们竖起耳朵倾听，抢步穿行过去。一下子我们着了魔似的呆住了：在一个小小的猪圈里，竟然还有两只活生生的小猪在跑来跑去。我们揉了揉眼睛，又看了看到底是不是真的：一点不假，它们仍然在那里呢。我们一把将它们捉住，毫无疑问，是两只地地道道的小猪。
这就可以做一顿出色的饭菜了。离我们的掩蔽壕大约五十步路，有一所小小的房子，原来是军官的住所。厨房里有一只巨大的炉灶，带着两个格栅，还有锅啊、罐啊、壶啊这些东西。样样都有，甚至在棚屋里还放着一大堆劈成细片的木柴，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懒汉乐园咧。
我们中有两个人一个上午都在田野里寻找马铃薯、胡萝卜和青豌豆。我们相当骄矜，对军粮库里的罐头觉得毫无兴趣，我们要的是新鲜蔬菜。在餐室里，早已有两棵花椰菜搁在那里了。两头小猪都给宰了。是卡钦斯基动手干的。和烤肉配在一起，我们想做些油炸马铃薯饼。可是我们找不到一个刨马铃薯的刨子。不过，这个困难很快就解决了。我们用一根钉子在一个罐头盖子上打了好多洞眼，这样就做成了一个刨子。三个人戴上了厚厚的手套，为了使用刨子时可以保护手指，另外两个人削马铃薯皮，一下子大家就这样干起来了。
卡钦斯基负责处理猪肉、胡萝卜、豌豆和花椰菜。他甚至在花椰菜里还加了点白酱汁。我负责油炸马铃薯饼，一次四个。过了十分钟，我发现这样一个窍门，把平底锅甩动一下，让一面已经炸好的马铃薯饼往上一抛，在空中翻了个身，落下来时又用锅子接住。小猪是整只烤的。我们大家围住它们站着，仿佛就在祭坛前面一般。
同时我们还招待了客人，有两个无线电报务员，被慷慨地邀请来吃饭。他们坐在客厅里，那里有一架钢琴。他们一个弹琴，一个唱《威悉河[23]上》。他唱得很有感情，不过带着相当多的萨克森口音。尽管如此，当我们站在炉灶旁边准备着佳肴美馔的时候，它还是使我们深受感动的。
随后我们逐渐发觉，我们就要招来麻烦了。侦察气球已经找出了我们烟囱里的炊烟的方位，炮弹开始朝我们发射过来。它们都是那种该死的小玩意儿，打在地上只有那么一个小小的洞，散开去的时候那个范围可很广，离地又很近。它们接二连三地掉在我们的四周，距离越来越近了，可我们总不能把这些吃的东西撇下不管啊。那一批家伙继续在发射。有两三块弹片，打厨房窗子的顶上呼呼地穿过去。小猪我们已经烤好。但是要炸那点马铃薯饼，这会儿就难了。轰击来得那么紧密，弹片越来越频繁地打在厨房的墙上，随后从窗子里钻进来。每当我听到有样东西在呼呼地飞过来的时候，我就拿着煎锅和炸饼弯一下膝盖，蹲伏在窗子旁边的墙底下。随后我又马上直起身来，继续炸我的马铃薯饼。
那两个萨克森人停止演唱了，一块弹片扎进了钢琴。后来，我们终于把一切都准备停当，便组织大家把东西运回掩蔽壕去。在下一次轰击过后，两个人带着几罐蔬菜，冲过五十米，到了掩蔽壕里。我们看到他们一下子消失不见了。
又是一次爆炸。大家都蹲了下去，随后又有两个人往那儿奔跑，各人带着一大壶最高级的咖啡，在下一次轰击以前到达了掩蔽壕。
随后，卡钦斯基和克罗普抓起那件杰作：盛在一只大平底锅里的两头棕黄色的烤小猪。一声呼啸，一弯膝盖，他们一口气冲过了五十米空旷的田野。
我留下来要煎好那最后的四个油炸饼。有两回，我不得不趴到了地上，可我毕竟多煎了四个饼，而那正是我最最爱吃的。
于是我抓住那只高高堆着油炸饼的盘子，紧紧地贴在房门背后。嘘嘘地响了一阵，啪啪地爆了几下，我把盘子用双手抱住，压在胸口，飞也似的直奔过去。差不多快要赶到了，忽然有个呼呼的声音越来越响，于是我像一头鹿一样撒腿狂奔，掠过水泥墙，炮弹碎片溅在那道墙上，我在地窖的台阶上摔倒了，臂肘也被擦伤，可是我一个油炸饼也没有丢失，连盘子也没有破。
两点左右，我们开始用餐。这顿饭一直吃到六点。咖啡，我们喝到七点半，是军粮库里那种给军官喝的咖啡，还抽军官抽的雪茄和纸烟，也是从军粮库里弄来的。七点半整，我们开始吃晚饭。大约十点光景，我们把小猪的骨头抛到了门外。随后是干邑白兰地酒和朗姆酒，也都是从那个上帝保佑的军粮库里弄来的，接着又抽了那种又长又粗、缠着商标纸圈的雪茄。加登认为，眼下只少一样东西：军妓院里的姑娘。
到了深夜，我们听见了喵喵的叫声。一只小灰猫蹲在入口的地方。我们便把它逗引进来，还拿了点东西给它吃。这一下又把我们自己的食欲引起来了。我们嘴里还在嚼着，就躺下来睡了。
可是，那一夜过得很糟糕。我们吃的油脂太多了。新鲜的小猪使肠胃很不好受。掩蔽壕里不断地有人在进进出出。总有这么两三个人褪下裤子，蹲在外面，嘴里还在咒骂。我自己一共出去了九次。清早四点钟左右，我们创造了一个纪录：所有十一个人，卫兵和客人，统统都蹲在外面。
夜里，燃烧着的房子看上去像是一个个火炬。炮弹轰隆隆地飞过去，又哗啦啦地落下来。运送弹药的车队在大街上疾驰着。街道一边，那个军粮库被炸开了。于是那些车队的驾驶员，不顾满天纷飞的弹片，一窝蜂拥进去抢面包。我们也就乖乖地随他们的便。要是我们吭上一声，多半会挨他们一顿毒打。所以我们采取另外的办法。我们解释说，我们是卫兵，因而了解里面的情况，我们弄来了罐头食品，拿去交换我们缺少的东西。
不管怎么样，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要不了好久，这一切反正都会被炸得粉碎的。我们自己从库房里拿了一点巧克力，分成一块一块地吃着。卡钦斯基说，这对吃坏了的肚子有好处。
就这样吃啊，喝啊，闲游浪荡啊，过了差不多有十四天。没有人来干扰我们。这个村子在炮火底下逐渐消失，而我们却过着快乐的生活。只要军粮库还有一部分依然存在，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是无所谓的，我们巴不得一直住在这里，直到战争结束。
加登已经变得过分讲究了，他雪茄只抽半支就扔掉。他趾高气扬地解释，说这是他的习惯。而卡钦斯基，他是精神最饱满的。每天清早，他的第一声叫唤总是：“埃米尔，把鱼子酱和咖啡送进来。”我们都摆出一副十分高贵的气派，人人都把别人当作是自己的勤务兵，使唤他，命令他。“克罗普，我脚底有点发痒，赶快把那虱子捉掉。”勒尔说道，便像一个女演员那样朝他伸出一条腿去，克罗普就把这条腿抓住了将他拖上台阶。“加登！”“什么事？”“稍息，加登；此外，不要说‘什么事’，要说‘是，遵命’！那么，加登！”加登就用歌德的《格兹·冯·伯利琴根》[24]这部剧里一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来回答他，这句话他往往能够脱口而出。
又过了八天，我们接到调回去的命令。快乐的日子过去了。有两辆很大的汽车把我们运走。那车上高高堆着许多薄木板。可是克罗普和我还是把那张有四根柱子的床，连同一顶蓝色的绸帐、垫褥和两条带花边的罩单统统装在那顶上。床头后面还放上一袋最好的食品。我们不时摸进里头去，那些硬邦邦的火腿香肠，一罐罐的肝浆灌肠，一听听的罐头食物，一箱箱的纸烟，使我们心花怒放。每个人都随身带了满满一袋。
克罗普和我另外又抢救出来了两把红色的大靠背椅。它们就放在那张大床里面，我们伸开四肢坐在那上头，仿佛坐在包厢里似的。床帐的绸子在我们的头顶上给吹得鼓了起来，如同一顶华盖。每个人的嘴里都衔着一根长长的雪茄。就这样，我们居高临下地观看着这一带的风光。
在我们中间还放着一个鹦鹉笼，那是为了装猫而找来的。那只猫也跟着我们来了，它躺在笼子里，面前放着一盘肉，喵喵地叫着。
汽车在路上慢慢地开动着。我们唱着歌。在我们后面，从那眼下已经完全放弃了的村子里，炮弹掀起了一股股喷泉般的泥土。
几天之后，我们被派出去撤离一个村子。一路上我们遇见那些逃难的居民。他们拖着所有的家财杂物，放在手推车上，婴儿车上，或者驮在背上。他们形体伛偻，脸上充满着忧伤、绝望、慌忙和无可奈何的神态。孩子们牵着他们母亲的手，往往有个年纪较大的姑娘领着几个年纪小一点的，他们跌跌绊绊地往前走着，一再回过头来看。有几个还带着样子很可怜的玩具娃娃。他们打我们旁边走过的时候，大家都默不作声。
我们列成纵队行进着，法国人对一个还住着居民的村庄当然是不会轰击的。可是过了几分钟，空中呼吼着，大地震颤着，叫喊声响了起来，一发炮弹正好落在殿后队伍里。我们分散开，扑倒在地，可是就在那一霎时，我觉得自己的急智丧失了，这种急智一向使我在炮火底下往往不知不觉地把事情做对。“你完蛋了”的思想，伴着使人窒息和难受的恐怖闪现出来，于是下一刹那，一个打击活像抽一鞭子那样掠过我的左腿。我听见克罗普叫了一声，他就在我的身边呢。
“赶快，起来，艾伯特！”我喊道，因为我们都毫无掩蔽地躺在空旷的田野里。
他踉踉跄跄站起身来奔跑。我紧紧地跟在他旁边。我们必须翻过一道篱笆，这道篱笆比我们的个头都还高些。克罗普抓住一根树枝，我就托住他的腿往上一举，他叫了一声，我便将他一推，这样他就翻过去了。我纵身一跃，也跟着过去，却掉在篱笆后面的一个池塘里。
我们满脸都是浮萍和污泥，不过掩蔽倒是很好的。所以我们就泡在齐颈的塘水里。每当炮弹声嘘嘘地响过来的时候，我们便把脑袋往水里一钻。
这样做了十几次以后，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于是克罗普抱怨着说：“让我们离开这里吧，要不我会沉进里头淹死的。”
“什么地方你挂了彩啦？”我问。
“在膝盖那里，我觉得。”
“你还能跑吗？”
“我觉得……”
“那就离开这里吧。”
我们赶到路边的水沟那里，弯着腰，沿着沟一路奔过去。炮火跟踪着我们。这条路通往军火库。要是那个地方爆炸的话，那么我们便没有一个能保住自己的脑袋。因此我们就改变计划，从田野里斜穿过去。
克罗普渐渐走不动了。“你走吧，我随后就来。”他说着，便倒了下去。
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摇着他。“起来，艾伯特，你只要一躺下来，就再也不能往前走了。赶快，我扶你起来吧。”
我们终于走到了一个小小的掩蔽壕。克罗普跌了进去，我便给他包扎好伤口。那一枪正好打在他膝盖上面一点点地方。随后我看了看自己。我的裤子血淋淋的，手臂也一样。克罗普用他的急救药包把我的伤口包扎好了。他的腿早已不能动弹，我们两个人都很奇怪，我们到底怎么会跑到这里来的。只是恐惧，才使这样的事成为可能，我们甚至还会奔跑，即使我们的双脚都被打掉了，我们还能用剩下的残肢来奔跑。
我还能爬这么一点路，便唤住一辆过路的救护车，他们把我们给带走了。车上装满了伤兵。有个一等兵护理员在场，他在我们的胸口打了一针预防破伤风。
到了野战医院，我们整理了一番，两个人就并排躺下来了。他们给了我们一碗稀薄的清汤，我们贪婪又鄙夷地用汤匙舀出来吃了个光，因为我们虽然过惯了好日子，但是这会儿毕竟都饿了。
“现在可以回家了，艾伯特。”我说。
“但愿如此，”他答道，“我只希望知道自己受了什么样的伤。”
痛得更加厉害了。绷带像火一样地燃烧着。我们喝着，喝着，一杯水喝完了，又是一杯。
“我中弹的地方，在膝盖上面有多远？”克罗普问。
“至少有十厘米。”我回答。其实也许只有三厘米。
“我已经下定决心，”过了一会儿，他说，“假如他们要把我的腿截掉，那我就一了百了。我不愿意一辈子做一个残疾。”
就这样，我们思绪万千地躺在那里，等着。
傍晚时分，我们被拖到了“屠宰场”去。我吃了一惊，便很快想到我该怎么办。因为人人都知道，野战医院的医生，轻易就动切除手术。在大批伤员源源涌到的情况之下，切除手术要比复杂的修补工作简单得多。我忽然想到了克默里希。怎么说我也绝对不让他们上麻醉剂，哪怕我非得砸碎他们几个人的脑袋瓜。
总算还好。那医生在我的伤口里拨弄了一转，弄得我眼前一片昏黑。“别再这样装腔作势了。”他骂道，便又乱戳起来。那些医疗器械在明亮的灯光下闪耀着，如同一群凶恶的野兽。那疼痛是难以忍受的。有两名护士牢牢地抓住我的两只胳膊，可是我还是挣脱了一只，正想砸碎那个医生的眼镜，却被他发觉，往后一跳避开了。“给这个家伙上麻药！”他愤怒地吼道。
于是我就镇静下来。“请原谅，医生先生，我会乖乖地一动也不动的，可别给我上麻药。”
“那么好吧。”他咯咯笑着，又拿起了他的医疗用具。他是一个金黄色头发的小伙子，年纪不出三十，脸上有几处伤疤，还戴着一副叫人讨厌的金边眼镜。这会儿我才发觉，他这是在故意折磨我，他只是在我的伤口里拨弄，还从他的眼镜上端偷偷地斜觑着我。我的双手使劲地抓住把手，我宁可死去，也不让他听到我一声轻微的叫喊。
他已经挖出一块弹片，扔给我。从表面上看来，他对我的这种行为感到满意，因为他现在为我上夹板的时候就很仔细，他还说：“明天你就可以回家去了。”后来我又上了石膏。等我回去又跟克罗普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告诉他说，明天早晨很可能会开来一列运送伤兵的火车。
“我们一定要跟那个上士军医疏通一下，好让我们能够一直待在一起，克罗普。”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我把两支贴着商标纸圈的雪茄奉送给了那个上士，随后又把我的来意透露给他。他闻了闻那雪茄，问道：“这种东西你还有吗？”
“还有一大把咧，”我说，“我的伙伴，”我指指克罗普，“他也有的是。我们倒很愿意明天拿来，从运送伤兵火车的窗子里递给您。”
他当然心中有数，便又闻了闻雪茄，说道：“行。”
整个晚上，我们一分钟也没有睡着。我们这间病房里，一共死了七个人。其中有一个，在呼吸开始困难、咯咯地喘气之前，竟用又高又尖的破嗓子男高音唱了一小时的赞美诗。还有一个，从病床上下来，爬到了窗口。他躺在那里，好像最后一次要向窗外眺望似的。
我们的担架停在月台上。我们在等候火车。天下着雨，月台却没有屋顶。我们的毯子又很薄。我们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了。
那名上士像母亲一般照顾我们。我虽然觉得情况很不妙，可是我并没有放弃我们的计划，心里一直想着它。偶尔我让他看看那个背包，还预付给他一支雪茄。作为报答，那上士给我们盖上了一块帐篷布。
“老兄，”我忽然想起自己的事情来了，“我们那张有四根柱子的大床，还有那只猫……”
“还有那几把俱乐部里用的安乐椅。”他补充说道。
是的，还有那几把俱乐部里用的红丝绒的安乐椅。一到晚上，我们往往如同王公似的坐在那上面，而且打算以后把它们按钟点出租。每小时一根纸烟。那倒是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也可以成为一项正常的营生。
“艾伯特，”我又说道，“还有我们那盛食品的袋子。”
我们有点忧伤起来。那些个东西，我们可能还会有用的。只要火车晚一天开走，卡钦斯基肯定会找到我们，而且会把东西带给我们的。
倒霉的命运。肚子里我们装的是面粉薄糊，医院里的糟糕伙食，而在我们那几个袋子里，却除了罐头食品，还装有烤猪肉。不过我们已经那么虚弱，对这样的事再也不会激动了。
火车早晨开到的时候，担架都已经湿透了。那上士留心让我们待在同一节车厢里。那里有一批红十字会的护士。克罗普被安置在下铺。我被抬起来，关照好要住在他上面的那个铺位。
“老天爷！”我突然叫了起来。
“什么事啊？”护士问道。
我朝那个铺位斜觑了一眼。那上面铺着一条雪白的亚麻布床单，无法想象的干净，连熨烫过的皱褶都还留在上面。而我的衬衫却已经穿了六个星期都没洗过，脏透了。
“你自己一个人爬不进去吗？”那女护士担心地问。
“可以，”我流着汗说，“不过请您先把被褥拿掉。”
“为什么？”
我觉得自己活像一头猪。我一定要睡进去吗？“那会……”我踌躇着。
“有点脏吗？”她鼓励似的问道。“那没有关系，我们以后还会把它洗干净的。”
“不，不是那个——”我激动地说。对这种突然来临的讲究，我简直经受不了。
“你们既然在前线睡过战壕，那我们当然也可以洗这么一条床单。”她继续说道。
我瞅了她一眼，她年轻又漂亮，皮肤光滑而细腻，就跟这里所有的东西一样。一个人不能理解，这样的人竟然不是只服侍军官的，对此他会觉得很不舒服，甚至多少还会感到失措。
女人毕竟是个折磨人的东西，她在强迫我说出这句话来呢。“只是……”我又说了，她一定会知道我的意思的。
“那么又是什么呢？”
“因为那些虱子。”我终于吼叫起来了。
她笑了。“它们也该过一天好日子嘛。”
现在我什么都不管了。我爬进了铺位，盖好了被子。
有只手在被子上摸索。是那个上士。他带着雪茄烟走了。
一小时过后，我们发觉，我们在移动了。
夜里，我睡不着觉。克罗普也安静不下来。火车轻声地在轨道上滚动。这一切我还没法理解：一张床，一列火车，家。我低声唤道：“艾伯特！”
“嗯。”
“你知道厕所在哪里？”
“我估摸，在车门的右边。”
“我想去看一看。”车厢里黑乎乎的，我摸到了床边，想小心谨慎地溜下去。可是我的脚找不到一个立足点，我开始滑下来，那上着石膏的腿也帮不了什么忙，于是轰的一声我便倒在地上了。
“该死！”我说。
“你撞着了吗？”克罗普问。
“你能听清楚，”我喃喃地抱怨着，“我的脑袋——”
车厢后面的一扇门开了。那位女护士拿着个灯走了进来，直朝我望着。
“他从床上摔下来啦。”
她按了按我的脉搏，摸了摸我的额头。“不过，你没有发烧。”
“没有。”我表示同意。
“那么，你是不是做梦了？”她问。
“大概是的。”我把话岔开了。现在，盘问又开始了。她用一双明亮的眼睛瞅着我，她越是干净和优美，我就越是不能告诉她我需要的是什么。
我又被抬到了上头的铺位上。那固然很好。等她一走，我就得试着再爬下来。如果她是一个老太婆，那么把真情实况说出来也比较容易，然而她是这么年轻，最多只有二十五岁，那就不好办了，我对她不好开这个口。
这时候，克罗普来搭救我了，他不怕羞，别人被弄得难堪他都无所谓。他就去招呼那位女护士。她转过身来。“护士小姐，他要——”可是艾伯特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把这个意思无可指责、合乎礼貌地表达出来。在我们前线，只要说这么一个词就成，可是在这里，对着这样一位女士，可他一下子想起了在学校里的情形，便流利地续完了他刚才说的那句话。“他要出去一下，护士小姐。”
“原来是这样，”那护士说，“不过上了石膏，他不应该从床上爬下来。那么，您要什么？”她转身问我。
对于这个新的转变，我大为震惊，因为那个东西行话叫什么，我毫无所知。那护士倒来帮我的忙了：“小的还是大的？”这种丢人的事！我像猴子一样冒着大汗，狼狈地说：“唔，只要小一点的——”
不管怎么说，这句话至少产生了一点效果。
我拿到了一个瓶子。几小时之后，就不再光是我一个人了，到了早晨，我们对这些事都已经习惯，而且提出什么要求，也一点不觉得什么不好意思了。
火车走得很慢。有时候它停下来，把死了的人抬下去。停车的次数很多。
艾伯特在发烧。我的情况还可以，只是有点疼，不过最糟糕的是，在那石膏绷带下面可能还有虱子。痒得厉害，而自己却挠不到。
整天，我们就是睡觉。田野风光从车窗外悄悄地掠过去。第三天晚上，我们到了赫伯斯塔尔[25]。我从护士那里听到，艾伯特因为发烧，就要在下一站抬下去。“这一列火车开到哪里？”我问。
“到科隆。”
“艾伯特，咱们会在一起的，”我说，“你瞧着吧。”那护士第二次来巡视的时候，我屏住呼吸，把气逼到脑瓜里，脸又胀又红。她站住了。“您觉得疼吗？”
“是的，”我哼哼着，“一下子疼起来了。”
她给了我一支体温计，就往前走去。要是我连这点窍门都不知道，那就说不上拜过卡钦斯基为师了。这种军用体温计，没有把有经验的军人考虑在内。你只要让那水银柱子升上去，那它就会停留在真空管里，不再落下来了。
我把那体温计夹在胳膊底下，向下倾斜，用食指持续不断地弹它。然后我再把它一摇。我就让它升到了三十七度九。可是这还不够。赶快点根火柴小心翼翼地放在它旁边，使它上升到了三十八度七。
当那护士走回来的时候，我直喘粗气，呼吸很急促，一双呆滞的眼睛瞪着她，烦躁地辗转反侧，轻声地说着：“我再也忍受不了啦——”
她在一张小纸条上把我也记下来了。我知道得很清楚，若非万不得已，我的石膏绷带绝不会重新打开的。
艾伯特和我一起被抬下车了。
我们住在一所天主教会的医院里，又是同一间病房。也是运气，这种天主教会医院是以治疗好和伙食好而闻名的。这所医院让我们这一趟列车上的人住满了，其中也有很多严重的病患。我们今天没有被检查，因为医生太少。在走廊里，装着橡皮轮的平板车接连不断地推过去，常常有人直挺挺地躺在那上面。一种糟糕的姿势——像这样让四肢都伸直了——只有在一个人睡熟了的时候，这样是可以的。
这一夜纷乱极了。没有一个人能睡着。快到早晨了，我才稍微打了个盹儿。醒来的时候，正好天亮。房门敞开着，我听到走廊里的声音。别人也都醒来了。有个人在这里已经住了两三天了，他把这个情况向我们做了解释：“在这里，每天早晨那些护士都要在走廊里祈祷。她们管这个叫早礼拜。为了使你们大家都能够分享到福祐，她们就把房门给敞开了。”
这样做，用意的确是好的，却使得我们的骨骼和头颅都疼了。
“有这样的荒唐事，”我说，“正好一个人就要睡着的时候。”
“所有的轻伤病患都在这里，因此她们才到这里来祈祷咧。”
克罗普呻吟着。我很气愤，喊道：“外面安静些。”
一分钟之后，有位护士出现了。她穿着白色和黑色的服装，看去像是一件很好看的咖啡壶的保暖套。“请您把门关上吧，护士小姐。”有人这样说。
“我们正在祈祷，所以才把门开着。”她回答。
“可是我们还要睡觉啊——”
“祈祷要比睡觉好，”她站在那里，天真地微笑着，“何况现在已经七点钟了。”
克罗普又哼哼起来。“把门关上！”我吆喝道。
她完全不知所措了，看样子她根本不理解。“可是我们也正在为你们祈祷咧。”
“那也得把门关上！”
她走了，门依然开着。应答祈祷的吟诵继续在进行。我火冒三丈，说道：“我从一数到三。如果还不停止的话，我要扔东西了。”
“我也要扔。”又有一个人说。
我数到五。然后我抓起一个瓶子，瞄准了，从屋里扔到走廊上。它碎成了上千块。祈祷停止了。一大群护士涌了进来，一起克制地责骂我们。
“把门关上！”我们喊道。
她们撤走了。最先进来的那个矮小的护士现在最后离开。“异教徒。”她嘁嘁喳喳地说，可是毕竟把门关上了。我们胜利了。
中午，医院里的检查员来了，把我们训斥了一通。他拿坐牢什么的来威胁我们。不过，医院里的检査员名义上相当于军粮处的检查员，或者其他佩长剑、戴肩章的任何人员，可其实只是个文职官员，连新兵也从来不当他是一个真正的长官。所以我们就让他讲去。他们又能把我们怎么样……
“是谁扔了那个瓶子？”他问。
我还没有考虑好要不要自己承认的时候，有人就说：“是我！”
有个髭须长得立起来的人坐了起来。所有的人都很紧张，干吗要自己承认啊？
“是你？”
“是的。我很激动，因为毫无必要把我们都吵醒，我丧失了理智，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些什么。”他滔滔不绝地谈着。
“你叫什么名字？”
“增援部队的后备兵约瑟夫·哈马赫尔。”
那检查员走了。
大家都很奇怪。“你为什么要说是你干的呢？那根本不是你干的啊！”
他龇牙咧嘴地笑了笑。“没有关系。我有一张‘狩猎许可证’[26]。”
这样一说，大家当然都懂了。谁要是有了一张狩猎许可证，那就可以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是的，”他解释道，“我脑子有点毛病，他们就开给我一张证明，说是我的行动，有时候自己不能负责任。从那时候起，我的日子可过得美了。人家不敢来惹我。也没有人来对我怎么样。我承认是我干的，那是因为那一砸使我很高兴。如果明天她们再把房门敞开，我们还砸。”
我们都高兴极了。有约瑟夫·哈马赫尔在我们中间，什么风险我们现在都敢冒一下了。
随后来了那没有声响的平板车，把我们推走了。
绷带粘得很牢。我们好像公牛似的吼叫着。
我们一间屋子里有八个人。彼得，一个长着一头黑卷发的人，伤势最重——肺部中弹，病情复杂。他旁边那个弗兰茨·韦希特，胳膊上中了一枪，开始的时候看上去不是太糟。可是到了第三天晚上，他喊着我们，要我们按铃，他认为自己在大出血。
我一个劲地按铃。夜班护士却并不来。那晚上我们已经向她提出过相当多的要求，因为我们个个都是新换的绷带，所以疼得很厉害。一个人要让他的腿这样子放，另一个人又要那样子搁，第三个人要点水喝，第四个人又要她把枕头抖松一点。最后，那个胖胖的老太婆恶狠狠地嘟哝着，大声地把门关上了。现在，她大概以为又是那一套，因此她就不来了。
我们等着。后来弗兰茨说：“再按。”
我就按了。她却始终没有再露面。在我们这一侧，夜里只有一位值班护士，也许她正好在别的屋子里忙吧。“弗兰茨，你确认你是在大出血吗？”我问。“不是的话，我们又要挨骂了。”
“绷带都湿啦。有谁能开个灯吗？”
这也办不到。开关在门口，我们谁也站不起来。我把大拇指按在铃钮上，一直到麻木为止。说不定那个护士已经睡熟了。她们肯定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那么一天又一天的，大家都劳累过度了。再加上固定要做的祈祷。
“我们要不要扔一个瓶子？”有“狩猎许可证”的约瑟夫·哈马赫尔问。
“她既然听不到铃声，就更不会听到这个了。”
后来，门终于开了。那个老太婆愁眉苦脸地出现了。当她一看到弗兰茨的情况，便忙乱起来，说道：“为什么没有人来通知我啊？”
“我们是按过铃的。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走路嘛。”
他血出得很厉害，她就替他包扎起来。到了早晨，我们看看他的脸，那脸已经变得瘦削蜡黄，而在前一天晚上，他看样子差不多还是很健康的。现在，一位护士便经常进来了。
有时候来一些红十字会的志愿护士。她们都很和蔼可亲，可就是往往粗手笨脚。给我们换床的时候，她们常常弄疼我们的伤口，接着她们又觉得很害怕，结果反而又把我们弄得更疼了。
修女就比较可靠。她们懂得该怎样对待我们，不过如果她们能再活泼一点，我们就会更加欢喜了。她们中间确有几个人富于幽默感，她们是了不起的。谁都愿意给利贝廷护士帮忙，这个了不起的护士，她把欢乐的气氛散布在整整这一侧的病房，哪怕只是远远地被望见。像她这样的人，这里还有好几个。我们愿意为她而赴汤蹈火。一个人实在不能抱怨了，因为在这里，修女们简直把他当作平民百姓来看待。只要想一想那种卫戍医院，就会叫人焦虑不安。
弗兰茨·韦希特没有恢复健康。有一天他被抬走了，以后就没有回来。约瑟夫·哈马赫尔对这件事十分清楚：“我们不会再看见他了。他们已经把他送到‘死屋’里去啦。”
“你这是什么意思，‘死屋’？”克罗普问。
“啊，就是垂死病房——”
“那么，那又是什么呢？”
“医院这一侧的拐角上一间小屋子。凡是快要死去的人，就被送到那里去。里面有两张床。通常被称作垂死病房。”
“可是，他们干吗要那样做呢？”
“送去以后，他们就没有很多事可做了。而且也更加方便，因为它就靠在通往太平间的电梯旁边。他们这样做，或许也是为了别的病人，为了不让病房里的人有谁由于同情而死去。而且，如果他只是单独一个人的话，他们还可以更好地照料他。”
“可是他自己会怎么样呢？”
约瑟夫耸了耸肩。“一般来说，他也不太在意了。”
“那么，是不是人人都知道这些事呢？”
“凡是在这里住的时间长一点的，当然都知道。”
下午，弗兰茨·韦希特的床上新来了一个病人。两三天之后，他们又把这个新来的人抬走了。约瑟夫做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手势。我们看见很多人进来又出去。
常常有些家属坐在病床旁边，流着眼泪，或者困窘地轻声谈着话。有个老太太不愿意离去，可是她总不能通宵待在这里啊。第二天清晨，她一早就来了，然而她还来得不够早咧，因为当她走到病床跟前的时候，那上面早已躺着别人了。她只好赶到太平间去。带来的苹果，她就分给了我们。
后来，小彼得的病情开始恶化。他的体温记录卡看上去很糟糕。于是有一天，一辆平板手推车就在他床边停住了。“到哪儿去？”他问。
“到包扎病房去。”
他被抬了出来。可是那位护士却不该为了免得自己跑两趟，把他的军服上衣从挂钩上拿下来，一起放在手推车上。彼得马上就明白了，便试图从手推车上滚下来。“我要留在这里！”
她们把他按了下去。他从那被打穿的肺里有气没力地唤道：“我不愿意到‘死屋’去。”
“可我们是去包扎室啊。”
“那你们又为什么要拿我的军服上衣呢？”他不能再说什么了。嗓音既沙哑又激动，他嘟嘟囔囔地嗫嚅着。“留在这里！”
她们没有理睬，就把他推走了。车到门口，他又想挺起身来。他那长着黑色卷发的脑袋摆动着，眼睛里噙满了泪水。“我还会回来的！我还会回来的！”他哭叫着。
门关了。我们都很激动，可是大家都不吭声。最后，约瑟夫才说：“好多人都说过这样的话。人一进到那里，就怎么也出不来了。”
我动了手术，呕吐了两天。我的骨头无法愈合了，医生的秘书这样说。另外有个人，骨头长弯了，后来又断了。真是倒霉。
在我们这批新到的病人中间，有两个年轻的士兵是平足。那是主任医生在查看病房时发现的，他高兴极了。“我们马上可以把它们矫正，”他跟他们说，“我们只要做一次小小的手术，那么你们就可以有一双十分健全的脚了。把他们记下来，护士小姐。”
他一走，那个什么都知道的约瑟夫就警告他们说：“千万别让他给你们动手术！这是那个老家伙对科学的狂热。只要他能够抓住一个人动一次手术，他就简直是发了疯。他要给你们的平足做手术，那没有错，你们的平足确实是没有了，可换了个畸形脚，从今以后，你们一辈子得拄着拐杖走路。”
“那么，该怎么办呢？”有个人问。
“就说你们不要！你们到这里是来治疗枪伤的，不是来治疗平足的。你们在战场上，有没有为这双脚感到不方便？没有，那就好啦！现在你们还能够走路，可是如果那个老家伙给你们开这么一刀，那你们就会变成残疾。他需要的是用来做试验的人，所以对他来说，正如对所有的医生来说一样，战争是一个光辉灿烂的时期。你去看一看下面那个部门吧。有十来个人走起路来总是一跛一瘸的，那都是他动的手术。不少人还是在1914和1915年来到这里的，好多年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能比开刀以前走路更方便的，差不多个个都比以前更糟，而且大多数装了石膏腿。每隔六个月，他又抓住他们，把骨头重新弄断，而每一回总说是取得成功了。你们记着我的话吧，只要你们说一个‘不’字，他就不敢做这个手术的。”
“啊，好家伙，”那两个人当中的一个人厌倦地说，“即使弄坏你的脚，总不能弄坏你的脑瓜。如果你再上前线，到底会弄成个什么样子，你能说得出来吗？他们爱给我做手术，就让他们做去吧，只要我能够回得了家。有一只畸形脚总比死好咧。”
另外那一个，也像我们一样的年轻人，却不愿意这样做。第二天早晨，那老头儿把两个人都叫了上去，又是说理，又是责骂，折腾了那么长时间，最后他们就同意了。他们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啊。他们不过是个小兵，而他却是一个显要人物。他们被送回来的时候，还上着麻药，绑着石膏咧。
克罗普的病情恶化了。他们把他抬走，做了截肢手术。他的整个一条腿，被草率地全部截掉了。如今，他几乎一声也不吭。有一次他说过，只要他能够再一次拿到自己的手枪，那么第一件事便是把自己打死。
又开到了一个运输车队。我们病房里送来了两个双目失明的病人。其中之一，是个年纪很轻的音乐家。护士给他喂饭的时候从来不用餐刀，他已经从一位护士手里抢走过一把。尽管这样谨慎小心，可还是发生了意外。晚上，正在喂他吃饭的时候，那护士从他床边被喊走了，盘子连同餐叉就留在那桌子上。他摸着了餐叉，把它一把抓住，用尽平生之力戳向心坎，随后抢过一只鞋，使足了劲朝那叉柄上敲着。我们大声呼救，得有三个男人才能把餐叉从他胸口拔出来。那并不锋利的叉刺，已经深深地戳到里面去了。他把我们痛骂了整整一夜，弄得谁也没法睡着。到了早晨，他痉挛发作了。
床位又空出来了。一天又一天，在疼痛、恐惧、呻吟和临终喘气中过去。甚至那太平间也不再顶用了，那个地方太小啦。在我们病房里，有人就在夜里死去了。他们死得太快，那些护士简直来不及应付。
可是有一天，房门忽然敞开，有辆担架车推了进来，那担架上直挺挺、喜滋滋地坐着那个苍白瘦弱、满头卷发的彼得。利贝廷护士满面春风地把他推到原先的床位上。他是从垂死病房里送回来的。我们早就以为他已经死了。
他朝四周望了一望：“现在你们该怎么说啦？”
这一下连约瑟夫也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他也还是第一次经历。
逐渐地，我们中间有几个人被准许站起来了。也给我发了一副拐杖，我可以一跛一瘸地走来走去了。不过我也很少去使用，因为我在房间里走动的时候，受不了艾伯特的瞪视。他常常用一种奇异的眼色紧盯着我。因此我有时候就溜到走廊上去。在那里，可以走动得比较自由了。
下面一层，都是腹部和脊椎受了伤的，头部受了伤的，还有两腿或两臂都已经被截掉了的。右侧住的是伤了下颚的，中了毒气的，还有鼻子、耳朵和脖颈受了伤的。左侧是瞎了眼的，肺部受了伤，骨盆受了伤，关节受了伤，肾脏受了伤，胃部受了伤的。到了这里，一个人才第一次意识到人身上到处都可以中弹咧。
有两个人破伤风死了。他们脸色发白，四肢僵硬，到最后，只有他们的一双眼睛还活着——久久地活着。很多受伤的人，他们被打碎的四肢临空荡在吊架上，伤口下面放一个盆，让脓水滴在那里。每隔两三个小时，便将容器倒空一次。还有一些人躺在伸缩绷带里，用个沉重的秤砣吊在床的一头。我看见肠子受伤的，肠道里面常常塞满了粪便。医生的秘书给我看过一些X光照片，拍的是完全被打碎的髋骨、膝盖和肩膀。
一个人无法理解，在这样支离破碎的躯体上面，居然还有着人的脸，而生命依然在那里一天天地运行着。而这里还不过是一所医院，也仅仅是一个部门——在德国有成千上万，在法国有成千上万，在俄国也有成千上万。如果这样的事情都是可能的，那么所有能够写出来、做出来或者想出来的一切将是多么没有意义啊！那就必然都是些谎言，都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几千年的文化都还没法制止这种血流成河，制止这种成千上万个苦刑监狱存在的话。单是一所医院，就可以显示出战争是个什么样了。
我年纪很轻，才二十岁。可是对于人生，却对除了绝望、死亡、恐惧以及与悲痛的深渊联系在一起的迷惘浅薄之外一无所知。我看到了不同民族彼此敌视，而且默然地、无知地、愚蠢地、甘心地、无辜地在互相残杀。我看到了世界上最聪明的头脑还在发明武器和撰写文章，使这种种敌视和残杀更为巧妙，更为经久。跟我同样年龄的人，这里还是那里，在全世界，全都看到了这些事情。所有跟我同时代的人，也都同我一样经历了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突然站立起来，走到我们的父辈面前，要求给以说明，他们会怎么样呢？如果没有战争那样一个时代来临，他们会指望我们一些什么呢？这些年来，我们的工作就是杀人——这是我们有生以来的第一个职业。我们对于人生的知识仅限于死亡。今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将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我们病房里年纪最大的一个是莱万多夫斯基。他四十岁，由于腹部严重受伤，在医院里已经住了十个月了。近几个星期来，他有了好转，居然能够弯着腰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了。
好几天来，他心情一直十分激动。他妻子从她居住的波兰那个小家庭里写信给他，说她已经攒了些钱，足够支付路费，要来探望他了。
她早已启程，随便哪一天都可能到来。莱万多夫斯基吃东西也没有味道了，连红甘蓝煎香肠也只尝了两三口就送给了别人。他经常拿着那封信在病房里打转，那封信每个人都早已看过十来遍，邮戳也不知道给验看过多少次了，而地址则由于油垢和指印，几乎难以辨认了。结果，肯定会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莱万多夫斯基发起烧来，他只能回到床上去了。
他已经有两年没有看见他的妻子了。在这段时间里，她生了一个孩子，这一次她也把他一起带来了。可是，莱万多夫斯基的心里，却老是想着另外一些事情。他曾经希望等他老婆来的时候，可以得到许可出去一次，因为事情很清楚：见面固然很好，但是一个人在分别了那么长的时间以后重新遇到了他的妻子，要是正好有这个可能，他需要干一些其他的事。
莱万多夫斯基跟我们花过很多时间讨论这些事情，因为在军队里，这些事根本不算什么秘密。何况也没有人认为这里头有什么不对。我们中间有些已经能够出去的人，告诉他镇上有两三处万无一失的偏僻场所，广场和公园，那里不会有人去干扰。有一个人甚至还知道有一间小小的屋子咧。
可是那一切都有什么用处啊，莱万多夫斯基还忧心忡忡地躺在床上呢。如果这件事情他也非得放弃不可的话，那么活着对他来说就再也没有什么乐趣了。我们安慰他，并且答应他会设法成全他的这件好事。
第二天下午，他的妻子来了，那是一个身材矮小、头发蓬乱的女人，有着一双怯生生、圆溜溜的鸟一样的眼睛，披着一件有褶边和饰带的黑斗篷，天知道这件东西她是从哪里继承得来的。
她轻声地喃喃自语着什么，腼腆地立定在门口。这可叫她吓住了，我们有六个男人在场。
“怎么啦，玛雅，”莱万多夫斯基说道，冒着险转动他的喉核咽了一口唾沫，“你尽管进来，他们不会伤害你的。”
她走了一圈，跟我们每个人都握了握手。然后她放下抱着的小孩，这时候那小孩在尿布里已经搞了些名堂了。她从一只绣着细珠的大手提包里掏出一块干净的布，给孩子换上，让他清洁利落一点。这就使她消除了最初的困窘，两个人于是开始谈起话来。
莱万多夫斯基十分烦躁不安，他不时斜着那凸出的圆眼睛，非常凄惨地朝我们瞟视一下。
时机很有利，医生已经查过病房，最多不过有一位护士会进来看望一下。为此，我们中就有一个人走出去侦察了一番。他回到房里，点了点头。“连个人影也没看见。现在是你的机会了，约翰，就干吧。”
两个人悄声地谈着话。那女的脸蛋有点红了，看样子颇有几分尴尬。我们好意地傻笑着，还做了个别去管他的手势，表示那又有什么关系啊！让这种种偏见见鬼去吧，那是为另一个时代准备的，这里躺着细木工人约翰·莱万多夫斯基，一个被枪弹打成残疾的士兵，那里是他的妻子，谁知道什么时候他能够再跟她见面呢？他既然需要亲亲她，而且他也应当亲亲她，那就好啦。
我们有两个人站在门口望风，抢在护士前面，万一她们碰巧要进来，就设法缠住她们。两个人同意去把守，大约一刻钟左右。
莱万多夫斯基只能侧着身子躺着，因此我们就有一个人拿了两三个枕头去垫在他的背后，克罗普把那小孩抱好，随后我们大家都把身子稍微转过一点，那件黑斗篷便钻进被窝去，消失不见了。于是我们便叽叽喳喳地大声谈笑，还闹闹嚷嚷地玩牌。
一切都很顺利。我拿到了一手梅花，还有四张杰克，一圈差不多已经兜过来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几乎把莱万多夫斯基给忘了。过了一会儿，那小孩开始哭喊起来，尽管艾伯特拼命地这边那边地摇晃他。稍微有点吱吱嘎嘎和窸窸窣窣的响声，我们抬头一望，便看见那小孩嘴里含着一个奶瓶，原来他又回到母亲怀里去了。那件事已经干完啦。
我们自己现在都感觉到大家像是一个大家庭似的，那女人精神相当焕发，而莱万多夫斯基则是汗涔涔、乐滋滋地躺在那里。
他打开那只绣花的手提包，有几条很好的香肠露了出来，莱万多夫斯基仿佛挥舞花束一样抓起一柄小刀，把那点肉切成了碎片。他做了个漂亮的手势指指我们——于是那个身材矮小、头发蓬乱的女人便挨个走过来，朝我们一个个微笑，还一个个分给我们香肠，这会儿她看起来简直很漂亮呢。我们都管她叫妈妈，她很高兴，还为我们拍打拍打枕头。
几星期之后，我每天早晨得上山德尔学院[27]去。在那里，我的一条腿被紧紧勒住，要把它弄得能够活动。一条胳膊老早已经治好了。
从前线又开到了一批运输车队。绷带都不再用布料制造，而是用白色的皱纸来做。纱布绷带在前线可太缺少了。
艾伯特的断腿恢复得很好。伤口差不多已经愈合了。过几个星期，他就要到人工补装肢体的部门去。他仍然很少说话，而且比以前更加严肃了。说话的时候，他往往忽然中断，呆呆地直瞪着前面。要不是跟我们一起住在这里，他这条命早就结束了。可是现在，他最坏的一个时期已经过去。我们玩牌时，他也常常来看看了。
我得到了几天休假。
我母亲不让我离开。她身体那么虚弱。跟上次相比，要坏得多了。
后来，我又被调到团里去，重新开上火线。
跟我的朋友艾伯特·克罗普分别，心里好生难受。可是一个人在军队里，这样的时刻也习以为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