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
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司马迁撰。初名《太史公书》，亦称《太史公记》《太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其父司马谈于汉武帝建元、元封年间为太史令，掌管文史星历，管理皇家图书，曾有志编写古今通史，但未能如愿，去世前嘱咐司马迁继承其遗志。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任父职，在太初元年（前104）参加制定《太初历》后，开始撰写《史记》。经十余年努力，终于成书。
该书记事起于传说中的黄帝，讫于汉武帝，历时三千余年。所述史事，详于战国、秦、汉。据《太史公自序》记载，全书一百三十篇，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全书纲领，按年月记述帝王言行政绩，兼录各方面重大事件。其中先秦诸篇按朝代成篇，秦汉诸纪则按帝王成篇。项羽虽然不是帝王，但他一度主宰天下，分封侯王，政由羽出，所以把项羽也载人本纪。“表”采用表格形式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以清脉络。其中包括世表、月表和各种年表。“书”叙述各种制度沿革，内容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世家”记载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兼及个别地位与侯王相当的著名人物。“列传”主要是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的传记。少数篇章为中国少数民族以及与中国互相往来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记录。本纪和列传是全书主要部分，与表、书、世家相辅相成，融为一体。
该书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探索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作者在书中批判了前人的“神意天命论”，而代之以“帝王中心论”。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研究历史的发展和变化，作者提出了“忠”——“敬”——“文”这一朝代更替的周而复始的固定公式。这种认识并不科学，不过当时人们也只能达到这种认识水平。
该书取材丰富，对《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及诸子百家多所采摘，又利用了国家收藏的档案、民间保存的古文书传，并增添了亲身采访和实地调查的材料。作者在广泛取材的同时，又注意鉴别和选择材料，淘汰无稽之谈，表现了审慎的科学态度。在撰写过程中，“不虚美，不隐恶”，力求实事求是。
汉代以前，出现过多种体裁的历史著作，但就记事的久远、内容的广泛、史事的详实、材料的系统、组织的完善来看，都不如《史记》。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该书堪称第一部规模宏大、体制完备的中国通史。由它开端的史书纪传体影响深远，后来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一体裁。它的大部分文字生动精炼，写人叙事形象鲜明，对中国后世的散文和传记文学有良好的影响。
司马迁死后，了解该书的人并不很多。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祖述其书，公布于世，从此开始流传。东汉时已有残缺，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缺少十篇，有录无书。三国魏张晏认为所亡十篇是《景帝纪》《武帝纪》《礼书》《乐书》《兵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并说汉元帝、成帝时褚少孙补作了《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对张晏的说法，有人持有异议，但该书有残缺，则是可以肯定的。今本一百三十篇羼杂后人续笔，如书中“褚先生曰”即为褚少孙所作，文字粗陋不可取。
后代有很多人训释该书，南朝宋骃以徐广《史记音义》为基础，吸收儒家经传和诸子百家之说，又摄取前人成果，撰成《史记集解》八十卷，为现存最早而又完整的旧注。唐司马贞又采各家旧注作《史记索隐》三十卷，注音与释义并重，提出不少新见解。唐张守节以毕生精力撰《史记正义》三十卷，训释详备，质量又有提高。清梁玉绳作《史记志疑》，侧重考证书中史事。日本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汇集了各家注释和考证成果。水泽利忠又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充《会注考证》。
该书现存早期的版本之一南宋黄善夫家塾刻本，被公认为善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明嘉靖、万历时南北监刻的《二十一史》本，毛氏汲古阁刻的《十七史》本，清乾隆时武英殿刻的《二十四史》本，都是质量较好、流传较广的刻本。同治时又出现金陵书局刻本，此本是张文虎在钱泰吉校本基础上参酌众本形成的，错讹较少。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勘本《史记》，便于阅读，所据底本即金陵书局刻本。
《汉书》
纪传体西汉断代史。共一百篇，其中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后人析为一百二十卷。作者班固，字孟坚。其父班彪撰写《后传》六十五篇，作为《史记》续篇。光武帝建武三十年（54），班彪去世，班固开始整理《后传》。他认为《后传》不够详备，便在《后传》基础上，着手撰写《汉书》。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班固卒时，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没有完成。和帝命其妹班昭续撰，后又命跟随班昭学习《汉书》的马续踵成之，据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所载，马续补修的仅为《天文志》。
该书体例与《史记》大略相同，都是纪传体。但《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断代史，首创断代为史的编纂方法。同时，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书”改曰“志”；又不用“世家”，载人《史记》“世家”的陈涉、外戚和汉代诸王一律编人“传”内；“列传”简称为“传”。这些体例上的变化，对后来的一些纪传体史书影响很大。
《汉书》是研究西汉历史的重要史籍。班固曾任兰台令史，负责掌管皇家图籍，典校秘书，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资料；又加上编写《汉书》有《史记》《后传》作为主要依据，因此，使《汉书》保存的历史资料比较丰富。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记载，虽然《汉书》基本上移用了《史记》，但由于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一，移用时也常常增补新的内容。如《贾谊传》增加了“治安策”，《晁错传》补入了“教太子疏”“言兵事疏”“募民徙塞下疏”“贤良策”，《路温舒传》增收了“尚德缓刑疏”，《邹阳传》增补了“讽谏吴王濞邪谋书”，《公孙弘传》补人了“贤良策”等，在不少人物的传记中增加了一些史事，提供了新的史料。另外，《汉书》还在《史记》之外新立了一些篇目，仅纪传部分就增加了《惠帝纪》和王陵、吴芮、蒯通、伍被、贾山、李陵、苏武等传。至于汉武帝中期以后的西汉历史，班固在《后传》的基础上，博采其他书籍，斟酌去取，缀集成篇。就保存西汉历史资料来说，现存的史籍以《汉书》最称完备。
《汉书》还第一次创立了《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收录人物从传说时代的太昊到秦朝的吴广，区分为九等，加以评价。《百官公卿表》首先叙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比较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的职官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是研究秦汉宫制不可缺少的资料。
《汉书》的志尤为人们所重视。由《史记》八书演变来的一些志，内容与《史记》也多有不同。如《食货志》是由《史记》的《平准书》演变来的。它有上下两篇，上篇言“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篇谈“货”，即商业和货币情况，不仅是记述西汉经济的专篇，而且对汉以前的情况有所追述，内容超出了《平准书》。在八书内容之外，《汉书》又创立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艺文志》。《刑法志》系统地记载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古代兵刑不分，该志又兼述了古今兵制的沿革。《五行志》专载五行灾异，剔除其中天人感应的迷信色彩，志中保留的有关自然灾害、地震、日月蚀的记载，是研究中国古代自然科学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户口数字以及各地物产、经济概况、民情风俗。《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派别的源流，载录了存世的书籍，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汉书》的志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又在篇目上有所创新，扩大了历史研究领域，因而受到后人的推誉。
《汉书》始出，学者莫不讽诵。但由于它喜用古字古训，比较难读，东汉末年，服虔、应劭已开始注音释义，魏晋南北朝以后出现的《汉书》音注更多。唐颜师古汇集了前人23家的注释，纠谬补阙，完成了《汉书》新注。至清末又有王先谦作《汉书补注》，征引的专著和参订者多达67家。颜、王的注本，是《汉书》旧注的代表作。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汉书》标点校勘本，它以《汉书补注》本为底本，参校北宋景祐本、明末毛晋汲古阁本、清乾隆武英殿本、同治金陵书局本，并吸取了前人考订成果，辨正了文字方面的谬误，是《汉书》流传过程中一种较好的版本。
《后汉书》
纪传体东汉断代史。共一百二十卷，包括纪十卷、传八十卷、志三十卷。纪、传为南朝宋范晔撰。志为晋司马彪撰，一般称《续汉志》。范晔，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东南）人。生于晋安帝隆安二年（398），曾为刘裕之子彭城王刘义康的参军，累迁尚书吏部郎。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因事触怒刘义康，左迁宣城太守，郁郁不得志，遂以著述为事，撰写《后汉书》。后又陷入刘义康与宋文帝刘义隆的权力之争，于元嘉二十二年遇害。司马彪，字绍统，晋宗室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卒于晋惠帝末年。
范晔撰写《后汉书》以前，已经出现了多家后汉史作。东汉明帝至灵帝时，经过班固、刘珍、伏无忌、边韶、马日磾、蔡邕等几代人的相继撰述，写成了纪传体《东观汉记》，记载了东汉光武帝至灵帝的东汉史。此后，吴谢承和晋薛莹、司马彪、刘义庆、华峤、谢沈、张莹、袁山松、袁宏、张璠等都有著述。范晔在各家基础上，博采众书、斟酌去取，成一家之言。其中对《东观汉记》吸取尤多。他原拟效法《汉书》，撰写十志，但因被杀而未及完成。范书记事简明扼要，疏而不漏，后来居上。因此，它传世后，除袁宏《后汉纪》外，其他各家后汉史作相继失传。
《后汉书》纪、传的编次与《汉书》有所不同，纪的最后一篇是《皇后纪》，相当于《汉书·外戚传》。皇后由传人纪，袭自华峤《后汉书》。这一变化，固然与东汉女后多次临朝称制有关，但也出于对君权的尊崇。传于《汉书》之外创立了七篇类传，包括《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这些类传都是根据东汉社会的实际情况和思想风尚设置的，有的类传为后世纪传体史书所效法。
志中《舆服志》为《汉书》所无。《汉书》有《百官公卿表》，记述西汉职官制度。司马彪改“表”为“志”，创立《百官志》，叙述东汉分官设职情况。这两篇志，后人修史多有因袭。志中未设《食货志》，漏载一代经济制度。后来《晋书·食货志》追述了前代经济状况，多少弥补了这一不足。
南朝梁刘昭第一个集各家后汉史书同异以注范书，并从司马彪《续汉书》中抽出志，也加以注释，补人范书。唐高宗之子李贤和张大安、刘纳言等为范书作注，征引广博，训释简当。李贤等人的注行世后，刘昭的范书注不被人重视，遂至散佚。司马彪志的注基本流传下来，仅缺《天文志》下卷和《五行志》第四卷的注。清惠栋作《后汉书补注》，多有创见。此后王先谦以惠栋注为主，吸取各家成果，撰《后汉书集解》，对旧注进行了一次清理。
今存最早刻本是南宋绍兴本，其中残缺五卷。商务印书馆曾加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所缺五卷补以别本残册。此外，明毛氏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也是较可靠的旧刻本。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校勘本，采用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南宋绍兴本为底本，校以汲古阁本和武英殿本，并吸取了前人研究和校勘成果，是一个质量较好的本子。
《汉纪》
记载西汉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卷，东汉荀悦（148～209）撰。悦字仲豫，喜好著述。献帝时，侍讲禁中，累迁秘书监、侍中。著有《申鉴》等书。
献帝认为班固《汉书》文繁难读，建安三年命荀悦根据《左传》编年纪事的编纂体例撰写《汉纪》；建安五年书成。全书约十八万字，不到《汉书》字数的四分之一。记事起于汉元年（前206），止于王莽地皇四年（23）。因为荀悦撰写该书主要是对《汉书》剪裁删润，去繁就简，所以内容基本不出《汉书》范围。但也间有增补，如卷二十六汉成帝永始元年谏议大夫王仁疏、卷二十九汉哀帝元寿元年侍中王闳谏，都不见于《汉书》。记事也偶有不同。
《汉纪》的贡献，在于它继《春秋》和《左传》之后，再次采用编年体，使这种修史方法渐臻成熟，成为与纪传体并重的两种基本的史书体裁。书中以“荀悦曰”的形式撰写的史论，多因事评论为政得失，言简意赅，写法灵活，为后人所称道。该书以《四部丛刊》本较为常见。
《后汉纪》
记载东汉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共三十卷，东晋袁宏撰。宏字彦伯，东晋孝武帝太元初年卒，时年49岁。曾在安西将军谢尚处参议军事，累迁大司马桓温府记室，又自吏部郎出为东阳太守。善为文章，著有《竹林名士传》等。
该书记事起于淮阳王刘玄更始元年（23），止于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袁宏撰该书前，已有刘珍等人的《东观汉记》和谢承、司马彪、华峤、谢沈等数家的专载东汉一代历史的史书传世。袁宏认为，这些著述烦秽杂乱，记事阙略，史实歧出。因此，他利用各家的史作和《汉山阳公载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以及各郡耆旧先贤传等几百卷的材料，费时四年，撰成《后汉纪》。他又见到张璠的《后汉纪》，所记东汉事稍详，又据以增补。荀悦《汉纪》因袭《汉书》，剪裁联缀成。而该书则在广泛搜集材料的基础上，经过认真考订和选择，内容广博，文简词约，是研究东汉史比较有价值的文献史料。今流传较广的有《四部丛刊》本，明万历南监本错讹较少。
《三国志》
记述魏蜀吴三国历史、基本属于纪传体的史书。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含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共六十五卷。在古代纪传体正史中，与《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
陈寿（亦作长寿，233～297），字承祚。蜀国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仕蜀时为散骑黄门侍郎，人晋后曾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晋灭吴后，陈寿著《三国志》，受到大臣张华的称赞，并说要把晋史也托付给他。
《三国志》成书年代不能确定。当时魏、吴两国先已有史，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此三书当是他依据的基本材料。蜀国无史，由其自采资料。
《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魏志列在全书之首，称曹操、曹丕、曹叡为帝。吴、蜀君主即位，都记明魏的年号，以明正朔所在。东吴只有孙权称主，孙亮等都称名。这是因为晋朝受禅于魏，晋的史家尊重本朝的合法性，就必须以魏为正统。孙吴为晋所灭，孙皓乃晋之降臣，因而如此处理。蜀汉刘备父子称先主、后主，不同于孙吴，多少反映陈寿对于蜀汉的故国之思。
前人责难陈寿，说他向丁仪、丁廙的儿子乞米不得，因此不给丁氏兄弟立传；因有憾于诸葛亮，所以说他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实际这些责备缺乏根据。丁氏兄弟附见王粲传，而诸葛亮传中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绩，还收录了亮集目录，为全书特例。说诸葛亮将略非其所长，当时其他人已有类似评论，而且也是公允的。但《三国志》对于晋朝皇室的叙述时有曲笔，对于魏晋禅代之际司马氏的所作所为，尤其显然加以粉饰，多所回护。
三国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关系的人物，以及在学术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上有贡献的人，书中都记录下来。此外也记载了国内少数民族以及邻国的历史，《魏志·倭人传》就是日本古代历史的重要史料。《三国志》没有关于典章制度等方面的志，是一个缺陷。陈寿对于史料的取舍选择，比较审慎谨严，文字也以简洁见长，所以前人说其书“裁制有余，文采不足”。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祖父时已迁居江南。刘宋初官中书侍郎，奉命作《三国志注》，元嘉六年（429）奏上。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陈寿的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但又指出它“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所引用的书达一百四十余种，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今天已经亡佚的。对于三国时代历史的研究，裴注的重要性不下于陈寿本书。
《晋书》
记述西晋、东晋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含本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卷。叙事自司马懿始，到刘裕取代东晋为止。并用载记形式兼叙割据政权十六国史事。
从西晋未经东晋南朝，不断有人编写晋朝历史，达数十种。唐修晋书时，旧晋书尚存者十八家，如王隐、虞预、谢沈、臧荣绪、萧子云各有《晋书》，陆机、干宝、曹嘉之、邓粲、刘谦之、徐广各有《晋纪》，何法盛有《晋中兴书》，孙盛有《晋阳秋》，檀道鸾有《续晋阳秋》等等。其中或只叙述西晋历史，或延续到东晋而未完，或只记述东晋几朝。只有南齐臧荣绪的《晋书》包括西晋、东晋，分为纪、录、志、传，共一百一十卷，最为完备。宋谢灵运、梁沈约也都著有《晋书》。唐修《晋书》完成后，这些旧《晋书》逐渐亡佚。十八家《晋书》中，某些种有清人辑本。
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李世民下诏撰修《晋书》，二十二年成书。今本《晋书》题作唐太宗文皇帝御撰，因书中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陆机、王羲之四篇论赞出于唐太宗之手。实际上主持编纂工作的，是司空房玄龄、中书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许敬宗。分头执笔的，有中书舍人李义府、起居郎上官仪等。最后由令狐德衎、敬播等审阅订正，全书体制多取决于德衎。
《晋书》主要以臧荣绪的《晋书》为依据，又采择诸家旧史和晋代文集中的材料，以及《十六国春秋》《世说新语》《搜神记》等书。唐代以前纪传体的史书中，对于在今天中国境内建立过政权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大都归人列传，排在末尾。南北朝时所修史书中，南北政权更是互相贬低，南朝称北方为索虏，北朝称南方为岛夷。东晋时，各族（主要是匈奴、鲜卑、氐、羌）在北方、东北、西北、西南纷纷建立政权，即五凉（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四燕（前燕、后燕、南燕、北燕），三秦（前秦、后秦、西秦），二赵（前赵、后赵），夏，成汉这十六国。除前凉、西凉外，《晋书》把它们的历史作为纪传以外的独立部分，称为载记。载记之名始于班固撰述后汉史事，其书已不传。在二十四史中，载记是《晋书》独有的体裁，可能即臧荣绪《晋书》中列于纪、志之间的录的内容。
《晋书》列传中收录不少文章，如刘实传的《崇让论》，裴頠传的《崇有论》，陆机传的《辨亡论》，江统传的《徙戎论》等，对于了解当时历史都大有帮助。
刘知几《史通》对于唐修《晋书》颇表不满，主要理由是：一是取材于晋代杂书，记述了一些诙谐和神怪的故事传说，不符合圣贤之道。二是论赞的文体和内容不求笃实，仿效南朝徐庾体，失于轻浮，不如《史记》《汉书》的论具有补充奉文的作用。第二点批评有一定道理。但《晋书》旁搜博采，从广泛保存史料，以供知人论世而言，是有益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受刘知几影响，认为《晋书》之大量采录《世说新语》乃是“稗官之体”，不得称为史传，显属偏见。
该书后附唐何超所撰《晋书音义》三卷，有天宝六载（747）杨齐宣序。《音义》引用了包括字书在内的一些亡佚的古书，有助于古典文献和文字音韵的研究。吴士鉴《晋书斠注》将后人对《晋书》的有关考证一一收入，广列异说、补充遗漏并订正错误，可供读《晋书》时参考。
《南史》
汇合并删节记载南朝历史的《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唐李延寿撰。含宋本纪三卷、齐本纪二卷、梁本纪三卷、陈本纪二卷、列传七十卷，共八十卷。
李延寿，生卒年不详，出于陇西著姓，世居相州（今河南安阳）。父太师，熟悉前代旧事，以为南北朝互相隔绝，各朝史书详于本国而略于他国，有褒贬不当和失实处，因而有意按编年体记述南北朝史事，未成书而死。李延寿追承父志，记述从宋永初元年（420）到陈祯明三年（589）的史事，称为《南史》，于显庆四年（659）成书，与所纂从魏登国元年（386）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北史》并行。李延寿还曾参加《晋书》和五代史志（即《隋书》十志）的修撰，死时任符玺郎，并兼修国史。
《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烦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对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对各朝正史以删节为主，但有应删而未删的，如宋、齐、梁、陈四朝受禅前后的九锡文和告天之词等官样文章，有过求简练以致混乱不确切的，如把都督某某几州诸军事、某州刺史的官衔，一律省成某某州刺史加都督；也有由于对原书史文未能很好领会而把重要字句删去的。《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丘灵鞠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太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图。《新唐书》李延寿传的评语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是不恰当的。
《北史》
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唐李延寿撰。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记述从北魏登国元年（386）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历史。今本《北史》于贞观十七年（643）成书。其中有残缺，如卷十二隋炀帝纪全篇亡佚，乃后人用《隋书》所补。魏孝文六子传、李崇传、魏收传等皆有脱文。
李延寿（生卒年不详），唐初相州人，官至符玺郎。《北史》的撰著始于其父李太师（编纂经过见《南史》）。李氏世居北方，见闻较近，所以《北史》中不见于正史的材料较《南史》稍多。如据魏澹《魏书》新增西魏三帝纪及后妃等传。所增北齐史事中有很多有意义的轶事，且多口语。在编纂体制方面，以西魏为正统，与魏收所撰《魏书》不同。南朝宗室流入北方者，汇为一卷，详记其事迹，而在《南史》各帝诸子传中，只附见其名，或略叙数语，两史配合较好。对著名大族采取家传写法，即在诸臣传中一般都将其子孙附载于一传，不论所处朝代。但出郦道元于酷吏传，附陆法和于艺术传，也可看出安排的用心，与《南史》一仍旧贯有所不同。
《宋书》
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传文有残缺，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纪、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出身江南大族。历仕宋、齐、梁三朝，曾自称“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齐永明五年（487）时，任太子家令兼著作郎，奉诏撰《宋书》。他依据宋代何承天、苏宝生、徐爰等修撰的《宋书》及其他记述宋代历史的书籍，增补宋末十几年的事迹，只用一年时间，到六年二月就完成纪、传七十卷，后又续修八志三十卷。沈约以文字称世，有文集九卷。
《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该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沈约在宋时曾撰《晋史》，未成。当时流行的诸家《晋书》，记述典章制度的极少。他在《宋书》诸志中的叙述，往往上溯到魏晋，可以补《三国志》等前史的缺略。礼志把郊祀天地、祭祖、朝会、舆服等合在一起，乐志详述乐器，记载乐章，都是较好的体例。州郡志对于侨州郡县的设置分合记载简略；律历志详细记载杨伟《景初历》、何承天《元嘉历》、祖冲之《大明历》全文，从中可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特设符瑞志，从远古叙起，既乖体例，又荒诞不经；缺食货与艺文两志，亦是该书的缺点。
《南齐书》
记述南朝萧齐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梁萧子显撰。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含本纪八卷，志十一卷，列传四十卷，佚失的一卷大约是含有作书义例和目录的序录。某些传中也有缺文。
萧子显（约489～537），字景阳，南兰陵郡南兰陵县（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南齐豫章王萧嶷子，齐高帝萧道成之孙，仕梁官至吏部尚书。兄弟几人在梁朝都以文才著称。他曾采诸家《后汉书》，考正同异，著《后汉书》一百卷，已亡佚。
《隋书·经籍志》等旧史称该书为《齐书》或《齐史》，宋人曾巩等始加南宇，称《南齐书》，以区别于李百药所写的《北齐书》。南齐初年设置史官，檀超、江淹等奉诏编集“国史”。在萧子显撰写齐史之前，已有不少南齐旧史，如刘陟《齐纪》、沈约《齐纪》等，还有诸帝的起居注，这些大概是他写《南齐书》时所本。《南齐书》州郡志每州之下除地理建置沿革外，还简略叙述风土人情，史料价值颇高。《宋书》特设恩倖传，《南齐书》沿袭而有倖臣传，为前史所无，反映了宋齐时皇帝重用寒庶掌握机要这一社会政治现象。《宋书》记述北魏历史的部分称为索虏传。《南齐书》称为魏虏传。虽以丑名相呼，记载也不无传闻失实之处，但其中包含北人所撰北朝史书中所没有的材料。祥瑞志的记载荒诞迷信，没有多少价值。但如记永明十一年（493）白象九头出现于武昌，与其他记载配合，可以考察5世纪时长江流域的动物分布和气候情况。
《梁书》
记述南朝萧梁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姚思廉撰，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共五十六卷。
姚思廉（557～637），本名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姚察，在梁朝以文才著称。陈时任吏部尚书，领大著作。陈灭后人隋，任秘书丞，隋文帝杨坚命他继续修撰早已着手的梁、陈两代历史。史称其“学兼儒史，见重于三代”。大业二年（606）姚察死，遗嘱思廉继续完成这两部史书。贞观初，姚思廉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后官至散骑常侍。三年（629），奉诏撰梁、陈二史。他参考诸家著述，贞观十年撰成《梁书》。书中有二十六卷梁朝前期人物列传的卷末论赞称“陈吏部尚书姚察曰”云云，可以推想，这些部分是姚察的原稿。姚思廉受唐太宗诏撰《梁书》时，已年过七旬。太宗命秘书监魏徵主持梁、陈、北齐、北周、隋五史的修撰，并参预撰写论赞，所以卷六敬帝纪后总论梁朝一代兴亡的论赞署名“史臣郑国公魏徵”。
《宋书》未立文学传。《南齐书》和《陈书》各有文学一卷，而《梁书》文学传两卷，共收25人，反映了梁代文学的兴盛。
《陈书》
记述南朝陈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姚思廉撰，含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共三十六卷。是二十四史中卷帙最少的一部。姚思廉（557～637），本名简，以字行，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父姚察曾撰陈史，隋大业时未成而死，遗嘱思廉继续完成。武德五年（622），姚思廉奉诏修陈史，迁延未成。贞观三年（629），又奉命修史，贞观十年成书。
陈时修史学士顾野王、傅縡开始撰陈史，完成了武帝、文帝本纪。以后中书郎陆琼继续撰写，而失于繁杂，姚察曾就陆书加以删改。姚思廉根据其父旧稿，续补成书。《陈书》只有第二、三两卷的卷末称“陈吏部尚书姚察”，与《梁书》将近一半的论赞署名姚察者不同，可见思廉所据他父亲的旧稿不多。《陈书》虽也由魏徵总其成，但编次笔削主要出于思廉之手。该书篇幅不大，而需时如引此之久，可能与时代过近，史臣顾虑有关。
《魏书》
记述北朝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及东魏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北齐魏收撰，含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共一百二十四卷。原分为一百三十一卷，北宋时，例目一卷和纪传志中的二十九卷已亡佚。今本卷三太宗纪和天象志的三、四两卷，是宋人分别用隋魏澹《魏书》和唐张太素《魏书》所补。其余各卷乃用《北史》、高峻《小史》（亦称《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览》所补。另有二十九卷中也还有缺文。
魏收（506～572），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北魏中兴元年（531）曾以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东魏时期一直参与修国史。北齐受魏禅后，魏收任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天保二年（551）受诏撰魏史。四年任魏尹，但不理郡事，专力于魏史的修撰。五年三月奏上本纪、列传，十一月奏上十志。自北魏未经东魏到北齐，魏收参与修史达二十余年。前后协助其修史的，有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綦毋怀文、眭仲让等。但由于魏收“性憎胜己”，所援引的房、辛等都是依附他的人，多非史才，编修中没有起多大作用。
魏收从天保四年专任史职，到次年奏上全部《魏书》，不过年余，这是因为北魏修国史和起居注的工作，自魏道武帝拓跋珪以来始终未断。从开国到孝明帝末年部分，魏收都有所凭借，沿用旧史。只有北魏末和东魏共约二十年间的事迹，需重新搜集编写。至于东晋和十六国各传，是利用了崔鸿《十六国春秋》、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等。沈约《宋书》和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都可能得见，但宋齐时代相，去不远，事实易于稽考，他又蔑视南朝文人，所以岛夷刘裕、萧道成传完全看；不见袭用南朝沈、萧著作的痕迹。
魏晋以后，佛教逐渐兴盛，影响深入到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之中。道教也在政治、社会方面起相当作用，都应在史书中有所反映。但魏收之前的裴松之注《三国志》，以佛家事附于东夷传。沈约《宋书》附于蛮夷传。《魏书》中始设释老志，不能不目为卓识创举。北魏时鲜卑部族蕃衍，太和以后又有改鲜卑姓为汉姓之举。魏收师汉人氏族谱牒之意，结合北方民族部落族姓的风习，设官氏志，于百官之外兼志氏族，是适应时代特征的处理方法，为后人研究北魏历史提供了极大方便。《魏书》本纪、列传相连，而志列在最后，符合刘知几《史通》所谓：“本纪所书，资传乃显，表志异体，不必相涉。”列传的类列和次第，也都各有其意义。书中收录的诏令奏议，大都关系政治，其他文章，也足供考察作者身世和为人。而当时流行的轻浮诗文，所取极少。这些都是《魏书》的显著优点。
魏收在北齐时修魏史，北齐继承东魏，他不得不以东魏为正统，因有不少挂漏，对高欢也多溢美。例如地形志以文书散佚为理由，不依据北魏最盛的宣武帝延昌年间版图，反而采用偏安的东魏武定之世为标准，给后代研究北魏历史造成很大困难。魏收为人恃才傲物，利用修史凌侮别人，“迁怒所至，毁及高曾”。因而申诉其不公平者百有余人，称其书为“秽史”。实际上，作为封建史家，在政治上的荦荦大端，魏收的观点和当时统治阶级公认的看法是相一致的。例如传说他因受金而为尔朱荣作佳传。但《魏书》尔朱传中对他的专横残暴似及给魏朝统治带来的祸害，都有充分的描述和足够的谴责。“秽史”之说，只是一些门阀士族斤斤于自己祖先在书中的反映，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北齐书》
记述北朝高齐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李百药撰。原名《齐书》，宋代始加北字，以示与《南齐书》相区别。含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共五十卷。该书北宋时已残缺不全，大致第四、十三、十六至二十五、四十一至四十五，共十七卷是李氏原书，其余是后人用《北史》、高峻《小史》所补。大体纪传中有史臣论和赞，并称高祖、世宗、显祖、肃宗、世祖等庙号者，是李书原文；称谥号如神武、文襄、文宣、孝昭、武成的部分，则出于《北史》。五十卷之中，一卷有赞无论，五卷有论无赞，十九卷论赞全缺。
李百药（565～648），字重规，定州安平（今属河北）人。父李德林，北齐时参预修国史，完成纪、传二十七卷。隋开皇初，奉诏续撰，增为三十八卷。唐贞观元年（627），李百药拜中书舍人，又受诏撰齐书。根据李德林的旧稿，杂采他书，扩充改写为五十卷，贞观十年成书。
该书中不少记述用当时口语，李百药可能利用了刘知几所称赞的隋代王劭所撰《齐志》。《北齐书》和萧子显《南齐书》都仿效范晔的《后汉书》体例，每卷末尾在史臣论之后，又有韵文写成的赞，叠床架屋，颇嫌繁复。
《周书》
叙述北朝宇文周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令狐德棻等撰。含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共五十卷。该书北宋时已残缺不全。今本每卷纪传都有史臣论，而第十八、二十四、二十六、三十一、三十二共五卷缺，大约不是令狐德棻的原本。其中三十一、三十二两卷全用《北史》补。二十四、二十六两卷大约是用高峻《小史》所补，而第二十四卷脱漏尤多。
令狐德棻（583～666），宣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在唐初颇有文名，多次参加官书的编写。武德五年（622），任秘书丞，向唐高祖李渊提出：梁陈和北齐还有记载保存，而由于隋末战乱，周隋文献多有遗缺。现在耳目所及，还能得到可以凭信的史料。唐因隋继承北周历数，唐朝祖先建立功业都在周时。因此令狐德棻建议，修梁、陈、齐、周、隋五朝之史。高祖采纳其意见，并给每一史都委派了主持人。时过数年，修史事业未能成就。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又下令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周史由令狐德棻和秘书郎岑文本负责，德棻又推荐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协助。贞观十年成书。北周诏令文书多仿先秦文体，《周书》如实照录。但书中叙事纪言，也往往过于文雅，华而失实，不能恰当反映北周当时风气，因而《周书》在《史通》中多处受到刘知几的批评。
《十六国春秋》
分别记述十六国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北魏崔鸿撰。崔鸿东清河鄃县（今山东平原西南）人，崔光从子，青年时即有志于修史。西晋亡后，晋室南渡，中原地区遂有匈奴族刘渊羯族石勒、鲜卑族慕容魔、氐族苻坚等先后建立的割据政权，史称十六国。这些政权虽各有本国史书，而体例不同，详略互异，不相统一。于是根据旧有记载，加以增损褒贬，从宣武帝景明（500～503）初年着手撰写到正始三年（506），除成汉以外，完成了九十五卷。成书后共一百卷，另有序例一卷，年表一卷。
魏收撰《魏书》，唐修《晋书》，都依据了该书。但到北宋时，已经残缺不全，只剩二十余卷。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虽曾引用，所见已非全书。现在传世的有三种不同的《十六国春秋》。一为明代屠介孙、项琳所编的百卷本，托名崔鸿，是以《晋书·载记》、《资治通鉴》以及《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涉及十六国史事者补缀而成；二为《汉魏丛书》中保存的十六卷本，十六国各为一录，是明人依据《晋书·载记》编排而成；三为清代汤球所辑的《十六国春秋辑补》，他以上述《十六国春秋》为底本，以各种类书中所引佚文补足，所辑大多注明出处，是研究十六国史的重要参考书。
《华阳国志》
记述巴蜀地区历史与地理的著作。东晋常璩撰。分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公孙述、刘二牧（刘焉、刘璋）志，刘先主（备）志，刘后主（禅）志，大同（晋统一）志，李特、雄、期、寿、势志，先贤士女总赞，后贤志，序志并士女目录，共十二卷。常璩，字道将，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东南）人，生卒年无考。初仕成汉李氏，桓温灭李势（347），以璩为参军，随至建康。该书撰成约在永和十一年（355）之前。
该书是后世地方志的创始，它以地理志、编年史及人物志三者结合的形式，记述4世纪以前以益州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历史与地理。书中包含不少政治经济、郡县沿革、古代氏族等方面重要史料，如巴蜀古代史事，诸葛亮征南中经过，各民族历史、传说、风俗等。先贤、后贤志及士女目录等所收西汉至东晋益、梁、宁三州（今四川及陕西、汉中、云南一部分）人物近四百人，皆可补正史之不足。注释该书的有刘琳《华阳国志校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