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的圣洛伦佐教堂里竖立着一块石碑。这其实就是一块原石，没有任何雕凿的痕迹。数百年来参观者们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着它，一直都认为它是难得的雕塑佳作之一。它是用来纪念一位生命非常短暂的六等小诸侯的。在他的一生中从来都没有做过任何值得纪念的事情。
在6个世纪以前，有一位非常精明的当铺老板使阿尔诺河畔的一个小村庄变成了文明世界的中心。他死后也葬在了圣洛伦佐教堂。他被装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木质棺材里下葬，被埋在教堂里一个非常不显眼的地方。
人死了以后，荣耀就会像闪电一样，稍纵即逝，有什么功绩，谁也说不清楚。
哥伦布的发现为西班牙扩张了数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而一位德国的教书匠在编写一部普通学校使用的初等地理书时，竟然剥夺了用他的名字来命名新大陆的荣誉。要知道，是他让他同时代的人知道那块新大陆。
后来曾经有很多人试图纠正这个错误。但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却表现出了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要强的宽容大度。我们国家的地图就是一首对热那亚航海家荣誉的赞歌。国家的法律规定：把开垦出来的沼泽地称作哥伦比亚特区。用“哥伦布”的名字命名的地方，全国各地都可以见到，并且还有用“哥伦布”的名字命名了公路、停车场和山峰。
总之，火星来的客人很快就会有这样一种印象：即克里斯托瓦尔先生肯定是这艘名叫美国的商业投机巨轮背地里的合伙人；他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进程中肯定起到过非常巨大的作用。如果我可以勉强地使用一种比喻说法，那么哥伦布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接生婆。是他为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带来了文明之光。他是一位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人。他的品德可以说是儿童们的楷模：要像他那样，在少年时代就树立伟大的理想，努力求学，长大了以后进行不懈的追求。他的经历又启迪着人们：一个人也许会被遗忘，即使是他同时代的人也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名字。
如果我们这些后来人还有一些真情实感的话，那么就应该在美国的每一座城市和村庄竖起一座或者若干座约翰·加尔文[1]的雕像，以表示对他的纪念。加尔文1509年出生在法国的诺阳，1564年在瑞士日内瓦去世。
由他创立的批判性极强的神学体系和原来霍雷布山的先知所阐释的体系都已经过时了，1927年著书立说的人们，往往根本就不会再提到这位已经过时的法国改革家，往往也不会重视这位不知疲倦、疾病缠身的神学家对人类的进步事业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如果承认自由和幸福是每个文明国家为之奋斗的目标的话，那么加尔文就应该在每个通情达理的人心中拥有一个特殊的、突出的位置。
加尔文如果能够读到我的这些看法，那么他一定会坚决否认他曾经想过要做这样的事情。不错，他是要为法国人争取思想的完全自由（法国人认为他确实是这么想的，其实他们这样认为也是对的）。然而，一旦他活动的地区摆脱了罗马教皇的影响，他那么就会希望日内瓦成为第二个罗马。在那里，人们要按照教规行事，长老的话一言九鼎，就是最高的法律。
他的这些想法是根本行不通的。但是他敢于挑战教皇权威的战斗精神，却促使形形色色的改革者和新教徒，组成一支战无不胜的反对派大军，向教皇宣战。
为什么约翰·加尔文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而首先竖起反叛大旗的马丁·路德[2]却不可以呢？看看地图，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了。
马丁·路德生活在德国的北部，一个叫威登堡的小镇上。在他的家乡与敌人的领土之间隔着一大片广阔的友好地区，这使他非常具有安全感。而加尔文生活在瑞士南部的一个群山环抱的小城中，时时都可以感受到天主教的影响。他在指挥着新教徒的前沿阵地。他终生都生活在军营中。做这种事情的人——不管他们是军队的先锋，还是教会的先锋——往往都会提出一种非常奇特的人生哲学。这种哲学在其他的地方是根本找不到的。
“绝不留情”的训诫是从第戎和格勒诺布尔的火葬堆里带到日内瓦的。战场上的不留情与教会和国家治理上的不留情只有一步之遥。但正是这一步，距离《新约全书》中所体现的仁慈心就已经很远了，信徒们就被带回了《旧约全书》中所体现的那种冷酷无情之中。这一步使人们离开了可爱的拿撒勒田野，恐怖的耶路撒冷城墙被视为灵魂的寄托之地。
对这种事情的发生表示遗憾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在历史学的范畴里，对任何一件事情表示遗憾都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人们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竭尽全力设法对此加以理解。
铁腕人物（这种人没有任何原则；他说的话，就是原则）最终摧毁了世界超级大国罗马帝国，也只有铁腕人物才能够摧毁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用我们的观点来看（不可以，这样说就太笼统了，应该说，从我自己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件非常顺乎人心的事情。罗马人的宗教信仰是直接仿效各位先知和大师的（关于他们的业绩，在古代犹太编年史中有许多记载）。而他们的这些宗教信仰，肯定要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从地球上消失。
但是他们做的好事也肯定会流芳千古。因此我敢肯定地说：我们如果没有受到日内瓦湖畔那位孤胆斗士的启迪和激励，那么就绝对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