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要从那个满眼青翠的疯狂夏季说起。那年夏天，弗兰基十二岁，已经孤独很久了。她不属于任何群体，也不属于这个世界。弗兰基变得不合群，游离于世界之外。她终日惶惶不安。六月，树木生长得郁郁葱葱，耀眼夺目。随后，树叶颜色渐渐加深，小镇日渐黯淡，在灼灼烈日下渐渐枯败。刚开始，弗兰基还到处转悠，找些事干。镇上的人行道在早晚显得灰蒙蒙的，而到了正午，太阳好似着了火，将水泥马路灼烧得像玻璃一样刺眼。最终，人行道变得滚烫滚烫，难以下脚。况且，她这人老捅娄子，私底下可捅了不少，所以还是闭门不出为妙。家里除了贝蕾妮丝·莎蒂和约翰·亨利·韦斯特，再也没有其他人。他们三个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天天一遍又一遍说着那些重复的话，以至于到了八月，那些陈词滥调都变成了一支旋律，听起来甭提有多奇怪。每天下午，世界仿佛陷入死寂之中，一切都静止下来。这个夏天终究恍若一个碧绿而病态的梦，一座沉寂中透着疯狂的丛林温室。而到了八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一切都变了。乏味的午后，弗兰基被突如其来的变化搞晕了头，怎么也想不明白。
“真不可思议，”她喃喃道，“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什么发生了？发生了什么？”贝蕾妮丝问。
约翰·亨利倾听着，一言不发地看着她们。
“头一回这么想不通。”
“什么事想不通？”
“整件事。”弗兰基说。
贝蕾妮丝说道：“我觉得你脑子怕是被太阳给烤坏了。”
“我也这么认为。”约翰·亨利轻声附和。
弗兰基自己也差不多要承认了。下午四点，方方正正的厨房里阴暗沉闷，一点儿声响都没有。弗兰基坐在桌子旁，半睁着眼睛，心里寻思着一桩婚礼，眼前是一座肃穆的教堂，奇妙的雪花沿着彩绘玻璃斜斜滑落。婚礼中的新郎是她的哥哥，他的脸看不清楚，取而代之的是一抹光亮。新娘身穿一袭白色拖地婚纱，同样也看不清她的脸。这桩婚礼使弗兰基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
“看着我，”贝蕾妮丝说，“你在嫉妒？”
“嫉妒？”
“你哥结婚让你嫉妒了？”
“不是，”弗兰基答道，“我只是从来没见过谁像他们这个样子。他们今天进屋的时候，感觉怪怪的。”
“你的确在嫉妒，”贝蕾妮丝说，“去镜子面前照照自己。瞧你眼睛的颜色，一看就知道。”
厨房水槽的上方悬挂着一块雾蒙蒙的镜子。弗兰基照了照，那双灰色的眼睛和往常没有什么两样。今年夏天她的个子猛地窜了上来，几乎长成一个大怪物。她的肩膀很窄，腿又长得太长，穿着一条蓝色短裤，一件B.V.D.[1]背心，赤着个脚，头发很短，像个男孩子，刚剪不久的头发甚至还没朝两边分开。镜子里的人歪歪扭扭，不过弗兰基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她耸起左肩，头转向一侧。
“哦，”她说，“我从来没见过比他们还漂亮的人儿了。我只是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傻瓜？”贝蕾妮丝道，“你哥哥带着准备迎娶的女孩回家，今天跟你和你爸爸一起吃个饭。这个礼拜天他们打算在女孩的家乡冬山举办婚礼。你和你爸爸要去参加这个婚礼。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你有什么想不通的？”
“我也说不清楚，”弗兰基答道，“我敢说他们肯定每一分每一秒都开心得不得了。”
“那我们也玩开心点。”约翰·亨利插话道。
“我们玩开心点？”弗兰基反问，“我们？”
三个人重新回到桌子旁边坐下，打三人桥牌，贝蕾妮丝负责发牌。自打弗兰基记事起，贝蕾妮丝就是厨娘了。她皮肤特别黑，肩膀宽阔，个头很矮。她老说自己三十五岁，这话至少说了不下三个年头了。头发中分，编成辫子，抹了头油，紧贴着头皮，面孔扁平温和。贝蕾妮丝只有一个地方显得比较别扭，那就是她的左眼。那只眼睛是一颗宝蓝色的玻璃球，从温和的黑脸庞向外直直地瞪着。天知道她为什么要选一只蓝眼珠。她的右眼是黑色的，看起来很忧郁。贝蕾妮丝发牌时动作很慢，碰到扑克牌被汗黏在一起就舔舔拇指。她发每张牌时约翰·亨利都要过目。他光着膀子，白白的胸脯全是汗，脖子上挂着一块细线串起来的小铅驴。亨利是弗兰基的亲戚，是她的亲表弟。整个夏天他们朝夕相处，一块吃饭，一块玩耍打发时间，她没法把他撵回去。他年纪很小，才六岁，但膝盖骨长得很大，反正弗兰基还没见过比这更大的。他老摔跤擦破膝盖，总有一边结着疤或缠着纱布。约翰·亨利的小脸白白净净，喜欢皱缩着眉头，脸上戴着一副小小的金边眼镜。他刚输牌，已经欠了贝蕾妮丝“五百多万”，所以格外小心地盯着每张牌。
“我叫红心1。”贝蕾妮丝说。
“黑桃1。”弗兰基道。
“我要叫黑桃，”约翰·亨利说，“本来我要叫的。”
“嗯，算你倒霉，我先叫的。”
“啊，你这笨蛋！”他叫道，“这不公平！”
“别吵闹了，”贝蕾妮丝表示，“说实话，你们就是瞎叫，谁也拿不出好牌来。我叫红心2。”
“我又没说什么，”弗兰基解释道，“无所谓了。”
事实也是如此。下午弗兰基玩桥牌时，见到什么就出什么，亨利也是这个样子。他们坐在厨房里，房间阴沉沉的，令人难受。约翰·亨利在墙上到处涂鸦，手够得着的地方都留下了他稀奇古怪的杰作。这使厨房看起来无比荒唐，就像疯人院里的病房。现在，这间破旧的厨房让弗兰基觉得很不自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她也说不上来，但能感觉到自己的心挤作一团，正反复拍打着桌子的边缘。
“这世界真小。”她说。
“为什么这么说？”
“我是说太快，”弗兰基答，“这世界变得太快了。”
“哦，不知道，”贝蕾妮丝说，“有时快，有时慢。”
弗兰基双眼微微闭着，说：“对我来说，太快。”对她而言，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悠远而又刺耳。
昨天以前，弗兰基还从未对一桩婚礼这么上过心。她明白，唯一的哥哥贾维斯将要结婚了。他去阿拉斯加之前，在冬山同一个女孩订了婚。贾维斯在部队里是一名下士，在阿拉斯加待了差不多两年时间。弗兰基已经很长一阵子没见到哥哥了，他的脸变得模糊不清、变幻无穷，仿佛水中之月。但是阿拉斯加！弗兰基梦里千百回见到它，尤其在这个夏天，它变得格外真实。她看见皑皑白雪、茫茫冰海和冰川，还有爱斯基摩人的冰屋、北极熊和美丽的北极光。贾维斯刚去阿拉斯加时，她寄给他一盒精心包装的自制奶油软糖，每颗都被单独包上蜡纸。想到那些糖在阿拉斯加被吃掉，她心里就万分激动，还想象着哥哥把糖分发给全身裹着皮毛的爱斯基摩人的情景。三个月后，贾维斯寄来一封信，对她表示感谢，信里还夹着一张五元的钞票。有段时间，她几乎每个星期都寄糖给哥哥，有时不是奶油软糖，而是奶油蛋白软糖，但贾维斯除了圣诞节之外，再也没给她寄过钱。有时写给父亲的短笺让她有些心神不宁。例如，今年夏天他有一次在信里提到自己游泳，还说蚊子特别凶。那封信搅乱了弗兰基的梦境，困惑了几天后，冰天雪地的海洋又重新回到她的梦境中去。贾维斯从阿拉斯加回来后，直接去了冬山。新娘叫贾妮思·埃文斯，婚礼是这样安排的：哥哥在电报里说，他和新娘这个星期五回来待一天，接着星期天举办婚礼。弗兰基和父亲要跋涉近百英里去冬山参加这个婚礼，行李已经收拾好了。她翘首盼望着哥哥和新娘到来的日子，但并没想象他们的样子，也没去思量婚礼这事。所以，他们回来的头一天，她只是向贝蕾妮丝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我想这事儿挺巧的，有些不同寻常。贾维斯去的是阿拉斯加，而他准备娶的新娘偏偏来自一个叫冬山的地方。冬山，”她缓缓地重复着这个词，闭上眼睛，冬山、阿拉斯加、寒冷的雪地，这一切交织在一起，融入梦境里。“我真希望明天就是星期天，而不是星期五。要是我已经离开小镇就好了。”
“星期天会来的。”贝蕾妮丝说。
“可没准儿，”弗兰基说，“我早就准备离开这个小镇了。真希望参加完婚礼就一走了之。我想去别的什么地方，永远离开。真希望自己有一百美元，然后远走高飞，再也不回这个小镇。”
“看起来你的愿望还真不少呢。”贝蕾妮丝评论。
“我想变成别人，只要不是弗兰基就成。”
事情发生前的那个下午，一切和八月其他的午后没有区别。弗兰基在厨房里无所事事，待到傍晚才走进院子里。暮色中，屋后的斯卡珀农葡萄架[2]紫里透着黑。她慢慢地踱着步子。约翰·亨利·韦斯特交叉着腿坐在八月葡萄架下的藤椅上，两手插在口袋里。
“你在做什么？”她问。
“思考问题。”
“什么问题？”
他没回答。
今年夏天，弗兰基长得太高了，已经没法再跟往常一样钻葡萄架。那些十二岁的孩子还能在底下四处穿梭，嬉戏打闹，玩得不亦乐乎。甚至一些小个头的成年女人也能在底下走动。她个头太大，不得不跟大人一样，在架子外面转悠，采摘长在边上的葡萄。她凝视着那些互相缠绕的暗沉的藤蔓，空气中弥漫着烂葡萄和泥土的气息。站在棚架边，夜幕降临，弗兰基心里涌出一丝惶惑感。她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但确实感到害怕。
“我跟你说，”她说，“晚上一起吃饭，在我家过夜。”
约翰·亨利掏出一块廉价手表，就好像得看看时间再决定行不行。不过葡萄架底下光线太暗，看不清上面的数字。
“回家告诉派特姑妈一声。厨房里见。”
“行。”
她感到害怕。傍晚的天空灰暗空洞，灯光从厨房的窗户照射出来，在夜色渐浓的庭院投下方形的橘色光影。印象中，从小她就相信煤库里住着三个幽灵，其中一个戴着一只银戒指。
弗兰基登上屋后的台阶，说道：“我刚刚叫约翰·亨利来吃晚饭，在这过夜。”
贝蕾妮丝正揉着一块做烤饼用的生面团，将它丢在撒了面粉的桌子上。“我还以为你嫌他烦呢。”
“我是嫌他烦，”弗兰基声明，“不过他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安。”
“为什么不安？”
弗兰基摇摇头。“或许可以说是因为孤独。”她最后说。
“好，我会给他留一小块面团。”
从黑漆漆的庭院回来，厨房显得很闷热，明晃晃的，令人不舒服。墙壁更是让她抓狂，上面乱七八糟画着圣诞树、飞机、奇形怪状的士兵和花朵。六月的某个冗长的午后，约翰·亨利第一次往墙上涂鸦，既然墙面已经弄脏，索性继续随心所欲想画就画。有时弗兰基也会凑热闹画上几笔。刚开始父亲看到墙气得火冒三丈，后来就听之任之，说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反正秋天他要把墙重新粉刷一遍。不过夏天太漫长，没完没了，那些墙看着确实心烦。晚上，厨房显得有些怪诞，她心里怕怕的。
弗兰基站在门口，说：“我只是认为还是叫他来的好。”
天黑时，约翰·亨利从后门进来了，手里拎着一个小小的周末旅行袋。他身穿白色演出服，鞋袜整整齐齐，腰带上扣着一把短剑。他见过雪，尽管只有六岁，但是去年冬天去了趟伯明翰，在那见到了下雪。弗兰基还从来没见过雪呢。
“旅行袋给我吧，”她说，“你先做个小人饼。”
“行。”
约翰·亨利没有弄面团玩，而是开始制作饼人，就像在做什么很严肃的事情。他时不时停下来，用手扶一扶镜框，仔细瞧着手里的杰作，那样子颇像个小小的钟表匠。他搬来一把椅子，跪在上面，这样正好够得着。贝蕾妮丝拿了些葡萄干来。这要是其他孩子，一准给粘得到处都是。亨利只用两颗做眼睛，不过很快就发现，葡萄干有些太大，于是一丝不苟地将一颗掰做几块，大的做眼睛，小的做鼻子，还将一小块弄成弯弯的，当作咧开的嘴。全部做完后，他把手伸到背后用裤子擦了擦。眼前的这个小人饼头上戴着帽子，手指根根分明，手里甚至还拿着个小手杖。亨利做得太投入，面团都让他给捏得又湿又脏。不过小人饼像模像样，事实上，它让弗兰基觉得，亨利也很像样。
“咱还是先吃饭吧。”她说。
父亲刚来电话，说在珠宝店加班，晚些回来，所以他们就和贝蕾妮丝一起在厨房里吃晚饭。贝蕾妮丝从烤箱里拿出烤饼人，亨利的作品变得和其他孩子的完全没什么两样。烘烤后的饼人胀大了很多，整个儿全走了样，手指连在一起，手杖像根尾巴。不过亨利只是隔着眼镜看看，用餐巾揩了揩，然后开始往饼人的左脚抹上黄油。
时值八月，夜里很热，外面很黑。餐厅的收音机里，几个电台混杂在一起：战争消息夹杂着含混不清的广告，隐约还能听见轻音乐乐队俗不可耐的曲子。收音机开了一整个夏天，他们早就不把它当回事儿了。有时声音实在太大，吵得耳朵受不了，弗兰基就会把它关小点。若非如此，不管它放的是音乐还是其他什么，他们都充耳不闻，当没听见。
“你想干什么？”弗兰基问，“我读点汉斯·布林克的故事给你听？还是干点别的事情？”
“干点别的事情吧。”他答。
“什么事？”
“我们出去玩会儿吧。”
“我不想去。”弗兰基说。
“今晚外面好多人呢。”
“你没听见吗？”弗兰基道，“我都跟你说了。”
约翰·亨利绷着粗大的膝盖，站了一会儿才说：“我看我还是回去吧。”
“哎呀，你还没过夜呢！你总不能吃了晚饭就这么回去吧。”
“我知道。”他轻声说。收音机响起，夹杂着黑夜中孩子们在外面玩耍的声音。“咱们也出去吧，弗兰基。听起来他们玩得可真够开心的。”
“才不，他们才不呢，”她说，“不过是一群丑不拉几的疯小孩。跑来跑去，叫个不停，有什么好玩的。走，我们上楼，给你收拾行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