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中学的运动会开幕式上，一个学生方队在班主任的带领下，一边喊着高昂的口号，一边迈着整齐的步伐，从主席台前精神抖擞地走过。方队前排的孩子举着一条横幅：“低调是最牛逼的高调！”也许这个班的孩子想表达一种班级自豪感吧，然而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自以为很个性的“牛逼”二字，已经让他们班的形象黯然失色。
很难说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有什么恶意，因为“牛逼”这个词已经成了许多人口中的常用语了，包括这个班的班主任——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可能也不知道这个词的本意。于是，粗鄙的语言就这样无知地侵入了校园。
侵入校园的当然不只是“牛逼”，还有“傻逼”“逗逼”等“逼”系列词语，还有“尼玛”“卧槽”“我靠”“哇塞”等网络语。似乎不用大惊小怪，放眼社会，包括网络社会，这些词都很“正常”，许多名人，包括我真心尊敬的文人学者，也都这样说。比如，我看过某著名画家接受采访的视频，“牛逼”时不时从他嘴里冒出来，的确“很显个性”；还有我刚刚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内容相当不错，但题目是《谁有问题谁牛逼》。
过去不能明说，最多私下朋友间在口语里面说说的词，现在也堂而皇之地登上公共平台。比如“屌丝”和“牛逼”，本来——恕我不得不明说了——指的是男性生殖器及阴毛、牛的生殖器，但现在无论男女，都喜欢大大方方地自称“屌丝”，或理直气壮地说“牛逼”。包括电视台的主持人，我不止一次看到电视里女主持人毫无羞赧地谈“屌丝”说“牛逼”。
突然想到前段时间的电影《老炮儿》。该片中的主角六爷满口粗话。我曾经在微信上对此表达忧虑，说如果我的孩子还小，我是不会让她去看的。而且我相信大多数家长也会这样想。但马上有北京的朋友跟我说：“李老师，您不了解北京的胡同文化，有理解上的隔膜。”我的确不理解，为什么北京胡同的文化就是满口脏话的文化？幸好有同样是北京的朋友告诉我：“我就是在北京胡同长大的，我就见不惯这种美丑扭曲的东西！”后来我进一步了解到，其实老北京人一般不会满嘴脏话，就是骂人也要骂得优雅，不用脏字。从老舍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就算是最底层的人力车夫，说话也不带脏字眼的。说脏话的，都是坏人。这是一种积淀的教养，而这份教养与文凭没有必然联系。我小时候回乡下老家，长辈之间、同辈之间以及上下辈之间，都那么客客气气，互相谦让。我不敢说他们都没说过脏话，但至少在公众场合（现在叫“社交场合”），彼此都是很文明的——他们叫“讲礼”。
不只是语言学家，还有许多有识之士已经指出，这些粗鄙语言因网络而日常化，表明了一种优雅文明正在面临挑战。我同意这个判断。这不是保守。语言“约定俗成”的规律并不表明粗鄙词汇的流行都是语言发展的必然；一个民族优美得体的语言还是应该以文明为内核。而现在，所谓“诗书之国”“礼仪之邦”的百姓甚至文人，都以语言粗鄙为正常，这绝不是正常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严峰教授说：“今天，好像你要做好人，也得带脏字，因为脏字眼好像代表你是一个性情中人。反而说话像我们以前这么文雅的，感觉有点假，人家就觉得你做作，可能是伪君子。”我认为，这种“正常”恰恰是可怕的。
还有一种情况，倒不是出于“个性”而是因为无知。本文开篇所说就是一例。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我不止一次听我身边的一些女孩说“哇塞”。心里真的不舒服，因为这词的本意非常不雅。当然，我也知道说这个词的女孩大多不知道这个词的本义，只是将这两个字当作表示惊叹的词罢了。但是，说的女孩不知道，不等于听的人也不知道。如果她们后来知道了这个词的本义，该多么脸红啊！
五彩缤纷的语言泡沫淹没了我们的庄严的思想与纯真的情感。我们在轻松搞笑的调侃中，失去了某些应该有的神圣与敬畏。干脆说，我们赖以娱乐的网络正在毁灭我们本来追求的美好。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一书中说：“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也没有人愿意读书；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剥夺我们信息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奥威尔害怕的是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的是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烦琐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正如赫胥黎在《重访美丽新世界》里提到的，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者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的无尽欲望’。在《一九八四年》中，人们受制于痛苦，而在《美丽新世界》中，人们由于享乐失去了自由。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尼尔·波兹曼20多年前写的这段话，当然不是针对今天网络粗鄙语言的，但我读着却很自然地想到了中国的今天，古老而典雅的汉语正在被“牛逼”与“屌丝”追杀得无路可逃，濒临绝境。——也许我言重了，但沉重的现实让我无法不悲观。
有朋友说：“官方语言无权替代更无权逼迫强奸民间语言。”甚至还有朋友说：“如果动用文化权力压制民间语言包括网络流行语的传播，这不但有悖民主自由的理念，而且是赤裸裸的文化专制。”我不同意这种说法。第一，我批评的只是粗鄙的语言形式，而非具体词汇所表达的内容。虽然语言形式总是和一定的内容相联系，但毕竟不直接绝对等同于语言内容。同一个意思，所能选择的词并非唯一。我的意思是，在表达某种思想情感的时候，最好避开不雅词汇。第二，不能把民间语言与粗鄙语言画等号。民间语言其实并不全是鄙陋不堪的，正如所谓“官方语言”未必都纯洁高雅一样。第三，对网络语言的流行我不一概反对，诸如“颜值”“点赞”“高大上”“你懂的”“也是醉了”“吓死宝宝了”等等，或简洁或幽默或含蓄，丰富了语言表达，不也挺好吗？完全可以广泛使用。
还想强调的是，我这里只说的是语言形式，不涉及言者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当然，二者显然不能截然绝对分开，如果要仔细从学术上去探讨，这篇文章将没完没了，我只是大体这么说说。如果把粗鄙语言等同于民间语言，把高雅语言等同于官方语言，只要粗鄙的语言便是“民间”的，只要高雅的语言便是“官方”的，进而上升到“民主”与“专制”的“政治高度”，这是不是典型的“上纲上线”或“站队思维”呢？
当然，语言的流行与淘汰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而且很学术，我不可能在这篇幅有限的短文里深入探讨；我也没那个使命更没那个能力“扭转乾坤”，让这些粗鄙语言一夜之间在生活中消失。
其实，“粗鄙”这个概念也是含混不清的，谁能界定什么是“粗鄙”？的确要警惕强权以“纯洁语言”为由实施语言专制。但我这篇文章所说的“粗鄙语言”特指赤裸裸直指男女生殖器的不雅词汇，这些词汇在公共场合日常生活中广泛运用，我还是认为不妥。当然，如果这些赤裸裸的不雅词汇在私人场合彼此开玩笑说说，也无伤大雅，因为这并不妨碍任何人，更不会产生任何社会不良影响。然而在正式的媒体上，在课堂上，在公共场合，我觉得还是不说为好。
我反对粗鄙语言在公共场合流行，也只是我个人的观点，没有半点文化权力在手的我，即使想“压制”谁也无计可施。但是，我是教师，而且是语文教师。我觉得我能做到的是：第一，我不说这些词；第二，让我的学生也不说这些词。请别给我说什么“社会环境就这样，学校和教师洁身自好有什么用”，守住我们的课堂与校园，如士兵保卫城堡一样，自然而神圣。理由我不用多说，对于教育而言，没有教师的优雅，就没有学生的优雅，而没有学生的优雅，就没有未来中国的优雅。更不用“论证”为什么社会生活中的一些话教师就是不能说！——对于一个学校来说，教师不说脏话，还需要论证吗？
2016年2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