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复一日，他们就这样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几乎无法喘息。天还没亮，整个市郊的工人区都被吵醒了，可怜的人们无可奈何地睁开眼，无精打采地开始这一天的劳作，只见他们行色匆匆地钻出贫民窟，沿着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朝工厂赶去。傍晚时分，太阳血红的余光照在窗户玻璃上面，疲倦而忧伤地闪耀着。工厂从它石头般的肚腹里，将这些人扔出来，好像清理矿渣一样。
每逢节假日，他们睡到上午10点左右，然后，那些老成持重、有家有小的人们，就换上了比较整齐的衣服去做弥撒。
成年累月的劳作，使他们丧失了正常的食欲，为了能吃下饭去，他们便拼命地喝酒，让伏特加强烈的灼热来刺激他们的胃口。
他们碰到一处的时候，总是说工厂，谈机器，骂工头——他们的所思所想以及所有的谈论，都是和工作有关的事情。在这枯燥又千篇一律的日子里，愚笨而无力的想法有时也会发出智慧的闪光。
在他们日常的交往中，最多的则是一触即发的怨恨，这种感情和那不能得以恢复的筋骨上的疲劳同样的年深月久。这些人一生下来就从父亲那儿承袭了这种灵魂的疾病，它像黑影似的一直伴随他们从小到大，最后直到走进坟墓。
每当到了休息的日子，年轻人总是直至深夜才肯回家。他们之中，有的撕破了衣服，浑身上下沾满泥巴和灰土，脸上带着伤痕；有的则满心屈辱充满愤恨；有的是委屈地挂着眼泪；有的灌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一副可怜相；有的垂头丧气，看上去叫人讨厌。
有时，也有些小伙子被他们的父母生拉硬拽地拖回家去—他们在路旁围墙根下，或者什么酒馆里找到醉成烂泥的儿子，立刻破口大骂，抡起拳头照着那被伏特加灌软了的儿子就狠命地揍。之后，他们把儿子带回去，好歹把他们将就到床上去睡觉，因为第二天早晨，当汽笛怒号不止的时刻，还得叫醒他们去上工。
有时候，也有些外地人来到这城郊的工人区。
起初，这些陌生人颇受大家注意，更引起了人们一点儿兴趣。过了一些时候，那些新奇的东西便从陌生人身上消失了，于是大家就对他们习以为常了，他们就再也不引人注意了。
然而有时候，陌生人会说一些人们从未听过的工人区的新闻。那些话，在一些人心里惹起了盲目的愤怒，在另一些人心里引起了模糊不清的焦躁，在第三种人心里，有一种对于朦胧事情的淡淡的期望，使他们感到不安。他们为了要驱散那种不必要的却足以妨碍他们的焦躁和不安，便索性喝下比平常更多的伏特加。
当看出那些陌生人身上的奇特东西时，工人区的人们就忘不了了。他们对这些“异己”怀着一种本能的警戒。他们生怕这些“异己”在他们生活中投掷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足以破坏他们虽然苦重却还平安的生活。
就这样，人们默默地躲开了那些讲述新奇事情的人。
看来，如果这些人不能和工人区的人群融合的话，那么他们只好再流浪到别的地方去，或孤单地躲在工厂里……
在这众多的工人中，有个钳工叫米哈依尔·符拉索夫。他是技术能手，而且是工人区最有力气的大力士。他从不在老板面前卑躬屈膝，所以得到的工钱很少。每逢休息的日子，他总要打人。大家都不喜欢他，也怕他。
当他的儿子巴威尔14岁时，符拉索夫有些麻烦了。有一回他想抓住儿子的头发把他拽回去，但是他的儿子却拿起一把很重的铁锤，硬梆梆地说：
“住手！”
“什么？”父亲一边说，一边逼近瘦高个儿的儿子，就像阴影渐渐移向白桦树一样。
“我受够了！”巴威尔说，“我再也不能忍受了……”他举起了铁锤。
“好吧……”父亲重重地吐了口气，又补充说，“唉，你这个混蛋！”
这事发生后不久，符拉索夫就和妻子说：“以后甭再朝我要钱了！巴威尔能养活你了……”
“那你就把钱都喝光？”她大胆地质问。
“用不着你管，混蛋！我去逛窑子！”
他并没有去逛什么窑子，然而从此以后直到他死，几乎两年光景，他再也没有去管教过儿子，甚至也没跟他说过话。
每到休息日，符拉索夫就到酒馆里去。他一声不响地走着，好像是在那里找人似的，用眼光扫寻着别人的脸。他养的那条狗拖着长毛大尾巴，一天到晚地跟在他身后。符拉索夫喝醉了之后就回家，他坐下来吃晚饭，然后就用自己的饭碗喂狗，但从来也不抚弄它。晚饭后，一旦老婆收拾碗碟不及时，他就会把盘盏摔在地上，再把酒瓶摆在自己面前，背靠着墙，张大嘴巴，闭上眼睛，用那令人忧心忡忡的声音哼唱。
他是得疝气病死的。在临死的前几天，他全身发黑，双眼紧闭，咬住牙齿，在床上乱滚，时而对老婆说：“给我点耗子药，毒死我算了……”
医生告诉他要用针剂治疗，而且说病人必须接受手术，当日就得把他送进医院。
“滚你妈的！我自己会死……混蛋！”米哈依尔声音沙哑地骂着。
第二天早上，他的老婆、儿子、狗，以及被工厂开除了的做贼的老酒鬼达尼拉·维索夫希诃夫，和几个工人区的乞丐，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老婆低声地哭了不大一会儿，巴威尔连一滴眼泪也没有。
下葬之后，人们就都走开了。但是，那条狗却还留在那儿，它坐在新坟之上，默默地嗅了许久。又过了几天，那条狗也死了，是让人打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