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天水任职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元帅升帐，卫星上天，形而上学盛行，经济指标节节上涨，浮夸之风越刮越大，冒进思潮势不可挡，“赶美超英”、“一天等于20年”的口号声如雷贯耳，好像过渡到共产主义已为期不远了。我曾直接听到过省上领导在大会讲话中说：“河南农民的麦子地深翻两丈，下子两千，亩产8万公斤，我们不得不信。”还有人说武山杨树上结梨。当时我浮在省级机关，距农村实际较远，领导亲口讲的，奴隶主义惯了，不得不信；信吧，似乎吹得太大，不着边际，难以置信。在这种“大气候”之下，不少同志，尤其是那些在地、县接触实际较多的同志，更难接受这些失实的说法，无法适应形势，因而提出不同看法以至据理以争就成为必然的了。抗争就得犯“错误”，就得被定为“右倾保守”，更有甚者，就得被无限上纲打成“反革命”。这样，大批领导骨干受到处分，被免除职务，少数竟坐了牢；有些组织的成员被全盘端掉了，因而领导干部严重缺额。我就是在这种情势下，经省委组织部挑选，1959年冬原拟调通渭县当县长，我强调自己没有基层工作经验而推脱掉了，二次，又于1960年3月被派任天水市委书记处书记，代理第一书记。
超负荷
我主持天水市委工作时，年仅27岁，风华正茂，精力充沛，有股使不完的劲。但内心很紧张，提心吊胆。其原因主要有四：一、人地两生，缺乏地、县工作经验。既不懂工农，又不懂人文，一切都得小心谨慎，从头学起。所以在去后头一年里，下面干部议论新来的书记“埋头干事，少言寡语”。二、摊子大，负荷重。天水市当时为大县建制，天水县70万人口并入天水市，全市人口上了百万。我最担心的是拥有80万人口的广大农村半数缺粮，亲眼目睹不少农民干瘦、浮肿，有些还有生命危险。大面积山地农作物长势很差，而全市7000万斤的粮食征购任务却一点都不能少，难以减免。三、大批领导干部在反右倾中靠边站了。他们是一批很有见地、很能干的骨干力量，是宝贵财富，因而面临对这些同志甄别平反的艰巨任务。这期间向我反映问题的人络绎不绝，门庭若市，耗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四、心不平，气不顺，政见分歧。台上一部分同志是在反右倾斗争中当权的，有的还是“踩着别人肩膀”上去的，下面很多同志不服气，耿耿于怀，怨声载道。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中，有抗日战争初期入伍的老同志，有解放战争末期的干部，他们有经验，有能力，但多数人心有余悸，言语谨慎，不越雷池，等待观望；另有一些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熟悉农业，工作积极，敢于发表意见，只是影响力还不够大，不能左右局势；还有一些人是随大流的，领导怎么说，他就怎么办，见风使舵，明哲保身；少数人夸夸其谈，言之无物，居高临下，锋芒毕露，个别人还心怀叵测，暗中使坏。总之，各有角度，各有想法，很难统一思想，步调一致。特别难弄的是，对于如何解决上述问题，省委腰杆不硬，指导思想若明若暗；地委也没有尚方宝剑，莫衷一是；自己则是心急火燎，如坐针毡，食欲锐减，夜不能寝，日子实在难熬。地委副书记武修亮同志也从省上调到天水不久，他看见我消瘦的脸面显现愁容，设身处地地开导我说：“你不用害怕，慢慢就适应了。我也是很年轻时当县委书记的，你一定可以干好。”这对我鼓舞甚大。
转折
正在这个进退维谷的关键时刻，1961年中央召开了解决甘肃问题的西北局兰州会议。这次会议严肃批评了省委一系列“左”的错误，撤销了第一书记张仲良同志及其他主要领导同志的职务，进而纠正地、县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倾向。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中共中央委员钱英同志以中央工作组长的身份，亲临天水地区帮助整顿，并坐镇天水市“纠风”。钱大姐把天水“左”倾思想的恶果归纳为三句话：“组织打散了，队伍打乱了，干部打垮了”。钱大姐亲切和蔼，客观公正，语重心长。他找我谈话时说：“我们知道你从省上调来不久，没有什么错误，是个好同志，但从组织角度讲，你得代表天水市委在全市干部大会上作个深刻的检查。”我当即表示赞同，坚决照办了。此后，事情便相对好办得多了，一系列对症下药的重大举措，使天水市的工作很快有了起色，面貌发生了显明的变化。我们成立了甄别办公室，大刀阔斧地陆续平反了几百名干部的冤假错案，一批骨干官复原职，同时加速充实了各级组织的领导成员，干部比较心平气顺了，积极性逐渐高涨起来；全力抢救人命，减轻农村征购任务，增加对缺粮农区的粮食回销，饥饿户得救了，农民的生活信心、生产劲头增大了，农村局势日趋稳定；工业企业经过巩固、整顿、充实、提高，干部责任心加强，经营管理改善，也展现出一派生机。我自己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农村，全市东南西北四路共16个大公社及其上百个管理区，我基本上走遍了，我的知识在增加，经验在积累，压力在减少，心情在好转，我业余爱好打乒乓球、下象棋，也抽空操练起来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摸索到了一些基层工作的行行道道，也了解到干部之间的一些恩恩怨怨，还发现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有用之才，上下左右之间的相互信任与理解程度增强了，新的班子基本融洽，工作起来大有得心应手之感。大家原以为我年纪太轻，很难把握这样复杂的局面，经过这段实践证明“这个人还算少年老成”，这对我是个极大的鼓舞和鞭策，进一步提高了搞好工作的勇气和信心。
矛盾斗争
当然事情绝非一帆风顺，这中间也遇到了不少棘手的问题，有矛盾，有斗争，对我感触最深、刺激最大的是如何对待和处理反右倾“斗争”中的积极分子的问题。
我始终坚持认为，要对反右倾中提拔起来的干部进行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总的来看是好的，响应上面的号召，实际是在听从党的召唤；在“左”的路线、方针、政策之下，难免说错话，办错事，主要责任在上面。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认识了、改正了仍然是好同志，他们会振作起来，在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更加积极地、自觉地为党工作，为人民做事。对这些同志无论如何不能乱戴帽子，乱打棍子，随便进行组织处理，否则就会打击一片，伤害好人，偏离实际，脱离群众。对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人，当时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对其采用“集训”的方式进行强化教育，似有必要。至于对极少数罗织罪名、蓄意陷害好人而图谋篡权夺位的，残害人命造成严重后果的，另当别论，对他们个人的特殊错误采取“特训”的办法，在澄清问题的基础上做出相应的组织处理则是无可非议的。
然而，在反右倾时下台而后来平反复职的大批同志中，部分人情绪激昂，感情用事，不分青红皂白，认为那些“运动”上台的“积极分子”没有多少是好的，意欲统统批斗、罢免而后快。这些同志过去挨了批，受了整，吃了很多苦头，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绝对化导致了认识上的偏激情绪，被个别心术不正的人和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他们夸大其词，煸风点火，无中生有，蛊惑人心，指责市委思想保守，“袒护有问题的人”，制造对市委的不满情绪，惟恐天下不乱，从而树立自己“一贯正确”的“高大形象”。百般无奈之下，我不得不约其一起到地委说理。我以无可争辩的大量事实，无情地戳穿了他们的计谋。地委书记陈平，副书记贾长明、窦述、武修亮同志听了我们的陈述后，当即批评他们“这就不对了”，“怎么这样？”他们只得表示“这不是有意的，以后注意就是了”。可是，他们利欲熏心，个人主义恶性膨胀，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肆无忌惮，竟在地委扩大会议期间宣布了自己采用非组织手段暗中私下拟定的一批市级干部的任免名单，把顺心的提升了，不顺眼的下放了，从而激起民愤，使广大干部看清了他们的真实面目。地委、省委以至中央工作组钱大姐也知道了，对其言行给予了严肃的批评，他们的黄粱美梦破灭了。
同甘共苦
1961年形势虽有好转，发展势头不错，但农业生产周期长，伤了元气，恢复起来需要一个过程，因而农民只是有了保命粮，生活仍是困苦的。在公共食堂很难填饱肚子，干部亦然。记得我到东三十里铺渭峡大队蹲点时，一位曾经担任过市公安局副局长的同志要求与我同去，他以为跟上市委书记至少可以吃饱饭，殊不知我们每天照样吃定量的7两粮，一天两顿面糊糊，早晨9点钟一顿，下午7点钟一顿。农民在面糊糊里还加点自己腌的酸菜，我们则没有这些附加，而且晚上还要召开基层干部会宣讲中央解决农村问题的《二十三条》，饿得我每天中午睡一大觉以求减少挨饿的时间。不是不想吃饱，陪同的公社干部还一再要求向我们提供“放开肚皮”的条件，但被我断然拒绝了。这是为什么？一来当时农民都是那样，你大吃大喝咽得下去吗？二来市委干部下去不以身作则，搞特殊化，你所经常强调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艰苦奋斗之类的话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这次蹲点结束返回市里后，随我下去的那位副局长曾对别人讲：“以后再不跟他下乡了。”这是不是我自己太古板，少了点人情味呢？当时确实没有想那么多，现在回忆起来感到可笑。
四号院的情操
那个年代，党组织对干部的要求很严格，干部的自觉程度也高，颇有情操和乐趣，这未尝不是一种欢乐和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