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到1981年这一时期，正是农村改革的伟大历史转折关头，包产到户风起云涌，气势磅礴。武山县委书记李升桂同志形容他们县上农村“一夜政变”，农民背着干部，自发地在晚上商定把集体土地分散到各户经营。随着这种势头，以宋平同志为首的甘肃省委因势利导，允许在全省范围内逐步推行土地承包到户的生产责任制，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高涨，返销粮数额逐年锐减。随后波及到社队集体牲畜、房屋及社办、队办企业的财产处理问题，存在着保留还是下放的激烈争论。当时地委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存在着框框，意欲保住这些集体财产不再分散，但在群众运动的洪流中，堤防节节溃退，老桐约我又在挖空心思地起草操作性很强的文件，其用心在于力求集体财产不致下放到户、到人。然而这已无济于事、难以控制了。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我意识到“木已成舟”，再勉强坚持下去就将是“光荣的孤立”了。老桐会意地笑了。此后，我们顺应了历史潮流，组织和领导天水地区所辖的12个县（市）、近400万人口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农村生产关系大调整，取得了农村改革的历史性胜利。实践证明，这次农村改革解放了思想，使人们从僵化的框框、不合时宜的模式中走了出来，大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增强了我们进一步推进城市各项改革的勇气和信心，揭开了天水历史的新篇章，它同全国全省一样，各项事业蒸蒸日上。
1983年，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调我到庆阳地区工作，接任年龄到站的云尚秀同志的地委书记的职务。省委组织部部长郭洪超同志找我谈话征求意见，组织部处长周绍全、饶风翥同志在门口等候消息。如果没有异议，他们次日即起草发出任命通知书。谈话后，二位处长问我意下如何，我说：感谢组织重用，我有实际困难，不去庆阳为好。这是我平生首次对工作调动讨价还价。之所以不去庆阳，我向郭部长讲：一则，我支援西藏边疆8年，内调回来不久，安家在天水，如又变动，家属不愿同往，我们又势必分居两地，子女教育将成问题；二则，庆阳老区，人事方面的事情较多，似难招架。部长理解并采纳了我的意见，建议省委改变了决定，后派李生洲同志担任庆阳地委书记，我仍留在天水当专员。同年，关于天水的人事安排问题，人们颇有议论。据我所知的真实情况是这样：中央组织部和省委组织部联合考察后形成的意见是，桐树苞同志继任书记。接着，李子奇同志新任中央委员、甘肃省委书记后，又派员到天水二次考察。谁任书记，曾在桐、我和三把手雷平之间做出选择。当时不少看热闹的人乱开玩笑，称我们是“三驾马车”。这中间的闲言碎语和谣传我不轻信，我只赞成桐继任书记，让这位资深的老同志继续把好甘肃的东大门。他经历多，工作细，为人好，也有驾驭能力。但有人打横炮，扬言桐身体不好，又说什么“斗争性不强，欠缺魄力”。这种评论不符合实情，我认为是不公正的。后来桐任书记之事被否定了，于是省委组织部又欲让我干，而省委则好像感到我在天水工作时间太长，又不大认可我们这些延大学生的大学学历，因而我也被否定了，书记这个头衔最后落在了人们普遍不曾看好的另一位同志的头上。这位同志调来天水不久，是地委第四把手。“×××年轻，就让他干吧！”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就这样一句话，一锤定音。然而社会舆论哗然，传到省委领导同志耳朵里，于是找我和新任地委书记个别谈话。他特意问道：“你们两个谁的年龄大？”我不好作答。他说：“皇甫同志比我小一岁。”实际上他大我两岁。他生于1931年，我是1933年，但我始终未予更正。我怕有误解，也感到乏味，只得插言换了个话题说：“我支持他的工作，我会与他同心同德搞好天水工作。”我深知自己在天水工作时间较长，熟悉这里的人文山水，搞党政工作的时间也比他长了许多，所以天水工作搞好了，大家有份，他领头功，而如果搞不好，我是会首当其冲地受到责怪的，谁让我留恋天水，视天水为自己的第二故乡？因此我没有理由不与他团结一致，合作共事，我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平心静气而言，自己并无什么个人企图，也无什么不满言行。
我和这位书记共事，实际上只有半年时间，他任职后因胆结石顽疾发作去兰州陆军总院做手术，治疗了整整半年，这其间，地委和行署的全面工作都由我来主持。他康复上班后，曾在常委会上表示，在自己疗养的这半年中，“皇甫同志很辛苦，党政工作都做得很出色”。我并非津津乐道于别人的夸奖，而是用这件事来证明我和他的关系是正常的。我们相互尊重支持，相处和睦友善。我对他既无三心二意之心态，又无飞扬跋扈之气势。说实在话，地委常委会论政时，我的发言往往留有余地，便于他能充分发表结论性的意见，树立他的形象，提高他的威信，这对整个工作是有好处的。因此，省委组织部派来副部长周绍全同志考察天水工作后，反馈的结论是：天水领导班子是团结战斗的，工作是得力的，并宣布：天水两位党政一把手不予变动，继续从事现职工作，为我们吃了“定心丸”。这样，我就一如既往地埋头工作，从不懈怠，尽心竭力地主持着政府的全盘工作，大小事情一概尽职尽责。
同年，在干部革命化、专业化、知识化、年轻化的进程中，大批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同志被提拔起来，充实到各级领导岗位。现在担任国家民委副主任的牟本理、甘肃省副省长李膺都是这个时候分别从清水县委办公室主任、县文教局局长的岗位上提拔起来的干部。此时，天水地区行署新任副专员苟守忠、王文华、郑荣祖、许明昌也是分别从省建五公司副经理、天水红山厂党委书记、天水地区林业局副局长和地区计委科长的岗位上起用的。这些较为年轻的知识分子对我这个有一定阅历，又是二次担任专员的人来说似乎有点拘谨，我不在场时他们有说有笑，当我到场后便一本正经起来，可能他们担心自己在短时间内难以胜任分管的领导工作，生怕别人小看自己，在感情上也好像尚有一些距离，正如后来谈心时所说：“开始我们对你敬而远之，后来就慢慢亲近了。”但我深信，这些同志虽然缺乏地区一级行政领导工作的经验和指挥能力，在干部和群众中的威信也有一个相对提高的过程，但他们有着文化知识、专业技能和充沛精力的优势，只要虚心好学，又有悟性，是会较快适应局面的，我对他们很放手，很器重，我们相互支持理解，大家干起工作来都还比较顺心。
突然调动工作
1984年末，省委突然决定调我任省审计局局长，我的天水专员一职由副专员许明昌同志接任。
本来，干部的工作调整是常有的事，无须大惊小怪，说三道四；共产党员服从组织调遣，天经地义，无可非议。事实上，我在几十年来“国家五级均从事”的从政生涯中工作变动何其多也，从未有过不快，更不要说不满了。然而，这次突然调动，我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事前一无所知，而且天水地区领导班子经过省委考察后，在一个月以前刚刚宣布两个党政一把手不予变动。现在“风云突变”，如此无常，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心里顿生疑团。于是随后询问原因，省委组织部领导的回答是“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了解你的工作和为人，都挺好”。
不过，我觉得自己不适宜搞审计工作，便随即驱车奔赴省上请求会见省委一把手。但不巧李子奇书记下乡了，无奈，我便写了一封措词恳切的信寄给武威地委书记刘毓汉同志，请他转呈李书记。信的大意是：突然调动工作我是难以理解的，但我服从组织决定，我只是觉得我对经济监督检查工作十分生疏，希望省委进一步了解并体谅一下我们这些几十年奋斗在下面甚至到西藏边疆工作的干部的处境和心情，慎重考虑和调整我的工作。
我感谢李子奇同志对我的理解。省委常委会经过复议，重新决定调我担任省广播电视厅厅长。此时，省委任命刘毓汉同志为广播电视厅党组书记的通知已经下达，补充通知改换为我，刘调任省委副秘书长。此后，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敬延年同志找我说明省委重新调整工作的决定。我说：“新闻界恐怕我不能适应，能搞好吗？”他说：“你可以，我们了解你。”这样我就不好再推辞了。
不几天后，李子奇同志还亲自找我谈了话，他说：“你寄给我的信收到了，文字不错。”他还说：听说你是从中央机关下来的，曾经想让你搞省委秘书长，听说你不愿意来，现在决定担任省广播电视厅党政一把手，这也很好嘛！我除了表示谢意，不好再说什么。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误传，我并非不乐意到省上工作，也并未有人对我提及此事。我只是对有人传言我在天水工作时间长，有什么“势力”之类的看法和说法感到委曲。
现在回头看来，当时我对自己估价过高，背着不大不小的“包袱”，其内心世界是：自己两次被省委派到天水工作，一次是1960年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纠正当时工作的失误和抢救人命；一次是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一直干到1984年改革开放以后。前后24年中，除支援西藏8年外，在天水整整工作了16年。因而我对天水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熟悉天水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同天水的干部和群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这片热土上，上自领导，下至一些基层干部我都相当熟悉，与众多老战友、老同志、老部下、老朋友之间知根知底，相处甚好。这确是事实。省级机关不少同志还以为我是天水人，见面时常常问我最近回家（指天水）了没有，我说每年去两次，看看那里的故交，看看第二故乡的发展变化。我们的这种交往和友谊是通过工作实践一点一滴自然形成的，是真切的，与拉拉扯扯毫不相干，更与帮派毫无瓜葛。我反复琢磨，相互尊敬、志同道合有什么不好？反过来看，如果把干部之间、干群之间的正常关系和亲密友情视为什么“势力”是绝对不合情也不合理的。
我始终认为，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在一个地方工作时间长，与干部、群众相互了解、信赖和支持，应当说是一件好事，有利于开展工作有什么问题？更不是什么“把柄”！
现在心情开朗了，过去了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没有什么好计较的。活着就要安心自在，不要把事情想得太复杂，也不要事事都求完美。要学会自我放松，注意身心健康，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为党奉献余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