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身兼三职的领导同志（省军区副政委、天水军分区政委、天水地委书记）从隔壁的地委机关到市委后院，转到我的办公室门口时，我赶忙笑脸迎上前去招呼：“请政委进来坐坐。”政委严肃地说：“不进去了。我去找李纯仁（李为天水市武装部政委，也任市委副书记）。”然后昂首而去。这就使我明显地感到政委气色不佳，居然对我不屑一顾。我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我在冷静之余，感到情况不妙，估计市委副书记的头衔也将难以为继了。果然不出所料，过了不到两个月，我就被免职调离了。
免职之后，我并没有因之丧气和不满，反而如释重负，并趁机住了一段医院，治疗我在西藏工作期间加重了的老胃病。
调离时，组织上未找我谈话，也不说原因，好像舆论上、面子上有点“难堪”，实际自己心里却是踏实的。古谚云：“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我籍贯陕西并非秦州，在这里既无亲又无故，艰辛地度过了4年困难时期就进藏了，有什么“势力”？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在天水，与所谓的“资反路线”和分派站队之类毫不相干，有什么派性？所以对我的暂时的误解和不公，心里虽然难免有些不快却无大碍，我在耐心地期待历史的检验和公正的鉴定，心里是坦然的，从来没有气馁和自弃，“退一步，海阔天空”。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对政委并不怨恨，反倒敬佩这位工农出身的将军在天水的威严、勤奋和处事果敢的精神，因此，1991年我还曾同于忠正、周松林同志在兰州约其聚餐，席间畅叙往事，气氛浓浓，大有一种了却遗憾之感。
法家著作注释
不久，我成了法家著作注释小组负责人。这个注释小组是省委宣传部组织的；人员组成为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三结合；由天水地区牵头，武都地区配合；共抽调了9位同志参加，除我以外，有西北师大、天水师专、武都地区的6位文科老师，还有省机械局天水长控厂两名有一定文化的工人师傅。主笔是古文造诣深厚的黄文钦、丁恩培、秦效忠、何昌之、王仪等著名教授。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反复研讨和精心注释，脱稿之后，省委宣传部和省出版局还组织包括我和省出版局张鸣及省委宣传部姚文仓等同志在内的考察组去南京图书馆和上海复旦大学翻阅资料，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对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见解，再经反复讨论、推敲、修改后定了稿，并铅印成书准备出版。正当我们校正清样时，传来了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此书的出版搁浅了。
当时，我们注释小组借用了天水师专的几间房子作办公室带宿舍，各位老师就住在这里深钻细研，埋头书案。我则住在离师专20里的家里，来回骑自行车奔跑。我除了主持讨论修改书稿外，还得到处求助熟人打印稿件。
有时我还邀请兰州来的老师到家聚餐，虽然没有什么佳肴，老教授们却一再感谢我对知识分子的盛情和尊重，多年以后我们还时有来往，友谊很深。可叹，他们年事已高，多已相继故去了。
改行干体育
1975年秋，天水地区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同志请我到职主事，我还莫名其妙咋回事，他们说：“你被任命为我们的主任了，怎么，你还不知道？”我说：“确实不知道，既然如此，我过几天就去上班。”我在交待了注释小组的工作后，二话没说，就到体委赴任了。后来，地委宣传部长才对我说：地委副书记兼地区革委会主任张建纲同志不再兼任体委主任了，由你主持体委工作。从语气中感到似乎对我“委以重任”了。但不论出于什么意图，我一向热爱体育，乐于干这个行道。
刚到体委就遇上了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一个半月之后，要由天水承办全国青年篮球赛。球赛的准备工作是个巨大的工程，只靠体委是不行的，最大的难题是天水没有一个像样的有看台的篮球场。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叶滨同志十分热心，我们两个全力投入到突击建设天水体育场的工作，征用土地，筹集资金，设计方案，组织全市7万职工和万名学生参加义务劳动等等，可费了老劲。我们的工作是全方位、全天候的，体委副主任罗守元、外勤干部牛居艮等同志日以继夜，我在工地上也常常通宵工作。这样，终于在一个月时间内奇迹般地建成了天水巨型露天篮球馆，使篮球赛如期举行。举办全国性的赛事在天水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全城雷动，热闹非凡。十多天的赛事中，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操劳是不言而喻的，但大家的心情特别愉快，似有一种大获全胜的满足感。这里，我要特别感激叶滨同志。最近，一些同志为纪念叶滨同志要出本书，向我征稿，我欣然写了《怀念叶滨同志》这篇文章。
叶滨同志是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新闻记者出身，早在50年代就担任甘肃日报社总编，在甘肃新闻界享有盛名。
叶滨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和迫害，被下放到天水后，先后担任甘谷县委书记、天水县二十里铺公社书记、天水地区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和天水地委宣传部副部长。
我在早年就知道叶滨同志，但与其相识则是70年代中期他在天水地委工作的时候。那会，他当副部长，分管文体，我也受到排斥，从天水市委调任地区体委主任。
也许由于相似的遭遇，我们一见如故，情投意合。我是他家的常客，两人谈起来没完没了。但我们交谈的话题从未涉及对个人使用的问题，不发牢骚，不讲怪话，而是无休无止地谈论着工作之策、为人之道，党性和追求把我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当时，国家和省上给了天水一项大型体育赛事——要在天水举办全国青年篮球赛。具体工作落在了我的肩上。距比赛开始只剩一个半月的时间了。最大的难题是没有一个像样的有看台的篮球场。我这个体委主任心急如焚。
正在这个紧急关头，叶滨同志出面了。
他比我还急，风风火火，雷厉风行。
他不居高临下，没有以领导者的架势发号施令，而是身临其境，身先士卒，不分昼夜地不懈操劳。
他果断提出，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突击建成天水体育场。这是何等大胆的设想，气势非凡。我们这些专职的体育工作者，当然求之不得，颇受鼓舞。
叶滨同志几天几夜很少休息，居然勾画出了新建体育场的总体规划方案。这个方案从实际出发，较为详细而实际，经过建委、体委相关部门专家和干部王应详、陈居正、李晓明、罗守元、牛居艮等同志的短期突击论证，大家一致认为得体、可行。
按设计要求，篮球场必须建有可容万名观众的看台；利用看台，在看台圆周的下层，全部建成房屋，大约百十来间；建造自动操作台，便于指挥、监控赛场；制作现代化的计分牌和计时钟，悬挂于篮球场南北两侧上端。这在当时的甘肃全省是绝无仅有的。
篮球场及其设施需要占地50亩，全是市郊农户的菜地，必须紧急征用。
规划的实施和关键环节的落实等工作难度很大。叶滨同志亲自出马，与我们一道同甘苦，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矛盾和难题。
首先是建设资金问题。叶滨同志直接找地委书记、副书记和计委、财政部门头头，一遍又一遍地汇报，一次又一次地求情，真是“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不易啊！最终落实下来40万，显然仍有资金缺口。
为了弥补资金不足的缺口，又是叶滨同志提出主张：动员全市的职工、学生进行义务劳动，取代开挖土方的普工。于是，党政军民齐出动，分j比上阵，划片包干。夜战中，年近六旬的叶滨同志也毫无例外地拿起镢头、铁锨同大家一起干，我们反复劝说和一再催促，他才离开工地。此举十分有效，工程核算下来，仅义务劳动一项就可节约全部资金的四分之一。
其次是征地问题。当时征地费用并不很高，农民也能理解，麻烦在于农户强烈要求招工。我们没有这个权力，一时不敢应允，只能表示随后协商办理，因而我曾几次受到农民群众的围攻，差点儿挨打。这个时候，又是叶滨同志挺身而出。他千方百计、不厌其烦地寻找地区领导和有关部门，甚至同我一起深更半夜敲开主管书记的大门。被惊醒的书记说，明天再商量吧。他说不行啊，时不我待。正是采取这样非常的手段，终于解决了农民提出的合理要求，安排了几十名农户子女进城就业，征地问题迎刃而解。
再次，电器控制系统和计时计分等现代化设施的制作安装等也是一大难题。叶滨同志亲自邀请天水长城控制器厂等机械工业厂家的领导和工程师们出谋献策，并期望他们无偿提供，限期完成。厂家们也风格高尚，顾全大局，竭尽全力。终使我们如愿以偿。
至于运动会期间的食宿、交通、安全、门票等诸多事项，叶滨同志也一一过问，力求万无一失。
总之，在叶滨同志的组织领导下，天水体育场的建设奇迹般地如期完成、交付使用了。我们成功地举办了这次全国篮球赛，获得了上下左右的一致好评。
叶滨同志对党的忠诚和对事业的执著，感人肺腑，使我们深为感动。现在，叶滨同志已经离开我们20几年了，但每当追忆起来，人们至今会念念不忘他的风范和功绩。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叶滨同志被省委调任甘肃广播事业局局长。这期间，他曾建议省委调我到他那里担任副局长，当时主管文教的省委书记马继孔同志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吴坚同志均表态同意并提请省委组织部商调，只是天水不放，让我担任天水地委副书记而未能如愿。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1979年春，叶滨同志在进京开会期间突发脑溢血而不幸与世长辞。此时，我正在随同中国友好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无缘参加追悼会。叶滨同志逝世3周年的那一天，我与他的夫人马谦卿同志（原甘肃省人大副主任）一道去兰州华林山墓地悼念，补了3年前的缺憾。
特别伤感的是，我从罗马尼亚回国后曾去看望马谦卿同志，她当时从柜子里拿出一条中华牌香烟，说是叶滨同志进京开会前留给我的。此时，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这条中华烟我不忍心抽，长期留作我对良师益友叶滨同志永久的怀念。
建设大寨县
1976年，地委抽调我到徽县参加路线教育，完成省上要求把徽县在一年内建成大寨县的任务。1976年12月到徽县，次年12月回天水，一天不少一天不多，整整一年时间。
地区赴徽县路线教育工作团200多人，县级干部20多名，地委副书记周基同志为团长，我被分配到银杏公社担任工作队长，副队长3人，均为精明能干的女将（副县长陈勇、地区教育局副局长耿秀兰和县工办副主任许继红），工作队秘书1人，队员20多人。“一年建成大寨县”，口号响亮，气势不凡，但难度很大，谈何容易。徽县是个粮食高产县，银杏是全县完成公购粮任务的二号大户，地理、自然条件不错。但大寨县的标准是很高的，除了公社、大队党政领导班子要有较高的革命化程度外，硬指标是粮食产量要高，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都得达到一定水平。年终验收时，不但要有说的，还要有看的。可是，恰遇历史上罕见的严寒，冬小麦大片大片被冻死，减产成为定局。这样，公社党委和工作队的担子更重了，压力更大了。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整顿社、队领导班子，还是发动群众增添增产措施，都得全力以赴，无所不用其极。最后工作团总结工作时，没有明确肯定建成了大寨县，但大家的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成绩是突出的，省、地对这一年的工作给予了肯定。这一年，我可以说走遍了全公社的山山水水，了解了这里的风土人情，体验了基层干部的思想境界和工作方法，也交了一些农民朋友和农村干部朋友。在此后的几十年中，每当我到徽县，都少不了去看望他们，大家问长问短，无话不谈，感到格外的亲切。那时候的公社书记、主任、工作组长和工作队员们后来都干得很好，有些早已成为地、县级领导干部，我们至今还有来往。
在银杏一年的工作是艰苦的，生活却还愉快，虽然只能看看插队知识青年的文艺、体育表演，偶尔也到县城看看秦腔戏，晚上下盘象棋往往还没有对手，只有银杏大队工作组长马永同志和地区来的孟光录等同志有时可与我对上几盘，因而显得有些单调，但大家一个心思放在完成任务上，并不觉得枯燥。大队工作组的同志在农民家里吃派饭，可以调剂花样，只有我和工作队的秘书马思正同志生活最差，特别是老马，他消瘦多了。我还常到乡间去，在农民家里吃饭，稍好点，他一直住在公社，处理工作队的日常工作，公社大灶的伙食很差，每顿不是一个大馒头和少油的开水煮菜，就是一锅子汤面条或汤面片，长年累月，够人受的。但在当时来说，建设大寨县似乎就应当这样，生活不能特殊化，因而也就没有多高的期望。过了几年之后，已担任徽县副县长的银杏公社书记杨书荣同志还后悔地说：“我那时真傻，怎么没有想到改善你们的生活呢？”我开玩笑地说：“时过境迁，马克思主义是讲时间、地点和条件的，不必自责，现在补上也不晚。”
感情起伏
文化大革命后期，邓小平同志复出，人们喜出望外。他在执政后响亮地发出整顿的号令，并相应提出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干部、群众的精神为之一振，感到中国前途有望了。但过了不久，我在徽县银杏公社搞路线教育的后期，小平同志又受到激烈的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逆风迎面刮来。这时候，徽县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吸收工作队长参加，会前要求我写篇批判稿，在会上发言，但我一直未动，既未动手，也未动口。当然，我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先见之明，只是觉得当时提不出什么事实和论据来批驳，同时在感情上也难以接受。
1976年是大悲大喜、悲喜交加之年。这一年周总理、朱老总、毛主席相继与世长辞，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也无情肆虐，我和许多人一样，似有一种天要塌下来的心境。所幸的是，过了不久，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中国之命运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