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学习和考察，我进一步认识到争取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当时的条件下，首先争取团结上层，才有利于团结中层，影响群众。这个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反帝爱国。对于一切反帝爱国的进步力量进行扶持，并发展壮大；对于观望动摇的人士尽力争取；就是过去亲帝国主义的分子，只要脱离与帝国主义的联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也一概加以团结，既往不咎。我们不仅保护他们正当的经济利益，而且一批又一批地组织他们到内地各大城市参观，让其亲眼看看祖国的兴盛和伟大。在发展反帝爱国统一战线中，我党千方百计地促进了达赖和班禅之间的团结，使他们恢复了和好关系。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达赖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被选为常务委员会委员，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这在西藏历史上是空前的，进一步密切了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也加强了西藏内部的团结。
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则是通过艰苦卓绝的工作站稳脚跟。他们精打细算，生产自给；打通同印度及内地的贸易关系，争取藏族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他们坚持不渝地模范地执行十七条协议，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尊重人民的风俗习惯，为藏族人民办好事，逐步消除藏汉民族之间的隔阂。那时候的工作要求特别严格和谨慎。我刚进藏时，一些早期进藏的同志告诉我，拉萨街上修条马路也要事前报经中央统战部再经中央批准后方能实施。我当时不理解，后来才逐渐加深了对这种做法的认识。国家投资修建康藏、西藏公路，并于1954年通车，以后又修建了拉萨到日喀则、日喀则到江孜、江孜到亚东的公路，大大加强了西藏地方和祖国内地的联系，初步改变了西藏交通极不方便的状况，促进了藏汉民族之间的团结。
经过几年艰苦细致的工作，西藏地方同中央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藏汉民族之间的团结加强了，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也加强了，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条件成熟了。经中央批准，1954年6月成立了带有政权性质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受国务院领导。筹备委员会51人，达赖为主任，班禅为第一副主任，张国华为第二副主任，阿沛为秘书长。随后还先后成立了自治区筹委会的派出机构——山南、拉萨、日喀则、那曲、阿里基巧（专区）办事处，筹委会的影响逐步扩大。筹委会成立时，拉萨街头倾城出动，举行了三万余人的盛大集会，人民穿上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呈现出从未有过的欢乐景象。整个西藏大地，从羌塘草原到喜马拉雅山麓，从阿里高原到三江流域，从三十九族到珞瑜地区，各界人士倾诉他们对共产党、中央政府和毛主席的感激之情。
广大农牧民热情支持筹委会做出的一些进步决议和措施，同时希望仍然存在的西藏地方政府在筹委会决议和措施的影响下减轻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野蛮统治，可是西藏反动派却玩弄两面手法，拖延时间，等待时机，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当时，尽管两种政权并立的局面仍然存在，但人民民主的力量不可阻挡地增强了，人民的觉悟提高了，反帝爱国力量壮大了，反动分子越来越孤立了。
面对这种情况，西藏上层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竟然发动了武装叛乱，妄图永远维持封建农奴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但结果走向了反面，加速了封建农奴主政权的灭亡。武装叛乱被平息后不久，1959年3月18日周总理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筹委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班禅为代理主任，帕巴拉为副主任，阿沛为副主任兼秘书长，撤销了18名叛国分子的一切职务，另任命了16人为筹委会委员。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经过改组，名称虽然未变，但实质已是人民民主政权了，从而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并存的局面结束了，西藏实施民主改革和建立区域自治机关的基本条件具备了。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为什么不一蹴而就而要经过两种政权同时并存的这个历史过程呢？我认为主要有三条：一是在历史上清朝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实行反动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特别是帝国主义为了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在进行武装侵略不能达到目的时，就在西藏上层中培植亲帝国主义分裂势力，挑拨西藏地方和中央之间、藏汉民族之间的关系，破坏西藏内部的团结；二是一小撮亲帝分裂主义分子同帝国主义勾结，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离间，造成了很深的民族隔阂；三是和平解放后，驻藏人民解放军和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长期的民族隔阂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爱国进步力量还不够强大，上层中的反动派利用民族的幌子，披着宗教外衣欺骗人民，继续进行分裂活动，藏民族出身的干部还没有成长起来，所以成立自治区机关还需要一个过程。这正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之处。
发放巨额大洋
从西藏和平解放到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8年间，我们党和政府为西藏广大农牧民发放了数以亿计的大洋，借以改善农牧民的生活和解救贫苦农奴于水深火热之中。尽管当时农牧民不敢把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发给他们的银元独用，而是把其中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送给了头人，但是我们发放银元之策没有动摇，始终如一，人民群众感激万分，称解放军和干部为“金珠玛咪”和“新汉人”，是真正的“菩萨”。所以，西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张国华同志在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讲道；和平解放以来的8年，西藏广大农牧民看了8年，想了8年，对比了8年，从中醒悟到中国共产党同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根本区别，政治觉悟大为提高，藏汉情感日益加深，藏汉和睦气氛空前高涨，社会秩序相当稳定，发放白银之策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和效能。
工资差别悬殊
1954年自治区筹委会成立之前，西藏干部的工资比较高，且发的是大洋。到1964年我进藏时已经降下来了，并已改发人民币，拉萨干部的工资只比内地多30％的高原补贴，还比新疆、青海和甘南低，我的月工资为140元。当时大家对工资的一降再降还是有点牢骚的。平叛改革以前。干部的工资也发的是大洋，一般在百元以上二百元以下。但是，西藏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待遇高得出奇，达赖每月竟达10万大洋之巨，尽管这10万大洋中包括他们的警卫排人员的开支，但6位数字在当时低工资制的中国干部听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天文数字。
这还不算，达赖等人进京开会时不乘汽车。而是骑马前往。行前，西藏噶厦政府当局就会通知途经之地的宗本政府，宗本再通知基层政权组织以至当地群众，于是一些农牧民便会倾家荡产，携带财物，步行数十里以至数百里路前来奉献给他们。
我认为，中央对西藏上层的高工资实际是一种“赎买”政策。这是从西藏实际出发的正确决断，有其深刻的内涵。当时为了达到争取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目的，不仅给他们安排了适当的位置，而且不降低他们的生活待遇水平。这对团结上层，影响群众，体现我党民族政策的真诚，进而促进西藏民族区域自治政权的诞生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和现实意义。
民主改革和“稳定发展”方针
平叛斗争关系到西藏的前途命运。广大农奴从控诉叛匪的罪行中进一步认识到组织和支持叛乱的噶厦的反动本质，纷纷要求进行民主改革。自治区筹委会满足了广大农奴的要求，但在策略上我同样感到确有独到之处。首先是充分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制度和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然后进行农村阶级划分，进而废除封建农奴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在民主改革中，对未参加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实行了赎买政策，这在我国土地改革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从彻底埋葬封建农奴制到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破天荒的一场大事变、大革命，这在世界历史上也占着应有的地位。
在民主改革基本完成之后，是发展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经济，还是马上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在认识上曾经有过争议。当时一些同志有急躁冒进的情绪，急于在农牧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此时，中央对西藏工作及时提出了“稳定发展”的方针。1961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中共西藏工委书记张经武同志明确指出，西藏今后五年之内不搞社会主义改造，不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稳定发展个体经济。西藏广大农奴和奴隶，祖祖辈辈从来没有尝过土地归自己所有的滋味，让翻身的农奴确实感受到民主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这就必会迸发出极大的生产积极性。实践证明，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贯彻适合西藏特点的“稳定发展”方针，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西藏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