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村遗址位于金坛市西岗三星村，1985年省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并被确认为新石器时代一处较重要的遗址。1993—1998年5月，南京博物院联合金坛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金坛三星村遗址连续六年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揭露面积640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的墓葬1001座，灰坑55个，房址4处，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据碳十四测定和考古学研究，三星村遗址的年代为距今6500—5500年左右。它对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和文明起源等课题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区域研究、体质人类学研究增添了新资料。
三星村遗址现存总面积10万平方米。是苏南地区保存好、面积大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现呈低矮的圆台形，高出四周地表0.50—1.50米，遗址附近有大小河流环绕，河网密布，水运交通发达。文化堆积层厚2.5—6米，可以分为5层，第②—④层内分布有大批墓葬，墓葬分布十分密集，叠压关系丰富，在长江下游地区实属罕见。其中④层为大面积分布的螺蛳壳堆积层，基本覆盖墓地的全部，厚达1.2—1.5米，这些螺蛳壳均为当时人食用后形成的生活垃圾。⑤层下发现有房址和灰坑遗迹，未见墓葬，这是该遗址最早阶段人类生活的遗迹。房址以分布密集的圆形柱洞组成，房址内有灶等遗迹，房址附近有规整的圆形灰坑。据分布密集的柱洞遗迹推测房屋应属干栏式建筑。
灰坑多分布在房址附近，坑多为圆形直壁平底状，少数为长方形和不规则形。坑内填土松软，含有陶片，土经浮洗和陶洗，在其中发现有较多的炭化稻米颗粒，经初步鉴定全属人工培稻，从粒形上观察接近现代粳稻，但粒形较狭长细小，这对研究水稻人工栽培的农业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清理的1001座新石器时代不同阶段墓葬保存较好，叠压打破关系丰富复杂，分布密集且有一定的规律。墓葬头向一致，均朝东北，仅极少数几座墓的头像例外。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占有一定的比例，另外多为无坑或无法判别墓坑的墓。葬式以单人仰身直肢为主，另有俯身葬、侧身屈肢葬、双人合葬等多种葬法。各墓随葬品数量不等，一般5—6个，个别多达10余件或20余件，还有一部分墓中无随葬品。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另有少数的石器、玉器及骨角牙蚌器等。随葬品中的夹砂陶鼎多置于头顶部，似已形成定制，其余陶器和随葬品多置于腹部和骨盆处，玉器置于耳、胸和手腕部，多与生前佩带或使用有关。所有墓0土人骨大都保存完好，目前据不完全统计达1200余个体，完整头颅骨200余个，人骨标本骨质坚硬，这在长江下游地区同时代遗址中较为罕见。
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玉器、骨角牙蚌器等，其中骨角牙蚌器等出土数量较多且制作精良，有些骨器经精细钻刻或抛光，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骨器常见器行有刀、锥、匕、环、簪、针和针筒、匙、刻纹板状器等多种，骨刀利用动物肢骨削磨加工而成，端刃锋利，把手处圆滑且钻有孔眼便于系佩。簪有圆锥体性和扁平弧线形，簪帽分半球形和宽扁形两种，其中扁平弧线形簪的帽部刻有工整对称的圆圈纹，通体抛光，为国内所仅见。刻纹骨筒（即针线包）数量较多，是用动物肢骨切割制成，通体呈两端贯通的圆骨状，内外壁均经刮削打磨抛光，有的筒外壁还刻印有精致工整的几何形纹带，图案较精美，更为惊人的是骨筒内还出有骨针，其针形大小已能与今天使用的铁针相媲美，因此刻纹骨筒可称之谓“骨针筒”。刻纹板状骨器更为骨器中的精品，亦为国内首见之物，该器有四片组成，上下两层叠压出于墓主人左侧胸部，每层两片，每片上正反两面均钻刻有精细的花纹，片与片之间的花纹还存在相互的内在联系和对称关系，说明这四片应是组合而成的一套器物，据器上纹饰分析此器很可能与原始巫术、宗教、卜筮等有关，这对研究当时人们精神领域的活动具有重要价值。另外还出有较多的鹿角靴形器、鹿角锥、象牙簪、象牙柱形器、蚌串饰等，其中象牙簪制作精细，通体抛光，这是目前国内所见时代最早的象牙饰件。鹿角靴形器是长江下游地区马家浜文化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器形，圩墩遗址墓葬亦常伴有出土，在这次发掘0土数量较多，据统计约百余件，其数量之多在同时期原始文化中为仅见，长期以来人们对其用途不甚了解，这次三星村墓地中大批出土对明确其用途提供了可靠依据。靴形器常成对出于死者脚母脂上，钩尖朝上，削形器上对称的孔眼是为了便于系扎固定，常与之伴出的有骨梭和网坠等织网、捕鱼类工具，据此推测其必与织网、捕鱼有关，是一件织、补渔网的辅助工具。
陶器出土数量最多，具有及其浓厚的地方特色。陶器烧制火候高、质地坚硬、器形娇小、形态规整、明器风格独树一帜。陶器以泥质红陶和灰陶为主，另有夹砂红陶和灰陶及泥质红衣彩陶等。常见器形有釜、鼎、豆、罐、盆、杯、盘、杯、尊、纺轮、弹丸及陶猪等多种，其中鼎出土数量较多，可以分为釜形鼎、罐形鼎、盆形鼎等几种，其中一件人足形罐形鼎较为特殊。〓类器出土少而精，器表多经打磨抛光，其中的〓形豆为国内首见。出土的一批带把器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全为反手器。圈足类陶器足部常有规则的镂孔，孔眼多呈三组或四组等距排列分布。其中一件由豆盘和豆座两部分组合而成，中部以圆柱状榫卯相扣合的陶豆为国内首见。出土的刻印云雷纹彩陶豆更是精品中的精品，为国内目前所见云雷纹最早的实证，起云雷纹刻印于豆盘外壁，纹饰分四组呈等距排列，其中相对应的一组刮去彩衣形成两两对称的布局，与商周青铜器上常见的云雷纹完全一致，对研究中国文化文明的起源、原始文明如何发展到青铜文明等学术课题极具价值。另外出土的圈足镂孔尊、鸟行壶、抛光多彩尊等都是陶器中少有的珍品，反映出三星村原始文化高度发达的制陶水平。在众多的陶器中还发现两件器物底部有模印徽号图案，这对文字起源研究提供了材料。
玉石器出土相对较少。玉器多为装饰品，常见器形有玉块、玉璜、玉船、玉串饰等数种，许多器表留有清晰的弦切加工痕迹，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古代制玉工艺具有一定的价值。其中一件玉块较大，直径达9厘米，为国内目前所见最大的一件。
石器器形小巧、形制规整、磨制光滑，器形主要有锛、穿孔斧、七孔刀、三孔刀、锄、放论、砺石、石钺等数种。其中七孔石刀共发现2件，一件为残损后又经二次精磨加工，此七孔石刀与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出土的七孔石刀完全一致；是目前所见七孔石分布的最东缘。出土石钺2件，器行结构完全相同，钺共有四部分组成，分成骨质钺饰和柄端饰，木柄及环刃部完好，没有使用痕迹，通体抛光，制作精良，说明已不是一件简单的生产工具而应是一件礼器。附件骨质钺饰和柄饰上雕刻有精美的图案，更说明其礼仪性质。出土的2件石钺亦无使用痕迹，其装饰豪华考究，纯属礼器，再次明确将钺的年代提早了千余年，这对全面系统认识钺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通过对三星村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目前的初步研究，可以这样概括：当时这一地区人口众多，原始农业发达，家畜饲养、渔猎经济占有一定比例。三星村遗址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墓地2万平方米，在2万余平方米的墓地中揭露的640平方米，就发现墓葬1000余座，丰富的文化内涵在长江下游地区迄今为止所仅见，也许近年来江苏考古工作及长江下游地区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