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一回国我就张罗着给妈做衣服。城里的大缝纫店,是不会接受老年人的活的,而妈进城量体裁衣也不方便,只好就近在个体户的缝纫店里量体裁衣。个体裁缝大都没有受过正规训练,做出的成衣非长即短、非瘦即肥,且手工粗糙。还赶不上穷困潦倒的时候,我为她手缝的那些衣服合体。
我写小说以后,妈几次让我给她裁剪衬衣,我不是今天推明天,就是明天推后天,到了也没给她裁过。后来检点妈的衣物,发现一件绸衬衣的两侧,有圆珠笔的划线。沿着这两条划线,是两道歪歪扭扭的手针缝线。可能那件衬衣肥得让妈实在无法将就,只好自己动手把它缝瘦。妈的视力不好,只能缝出这样的针脚。
我真是太委屈妈了。
妈入院时穿的这套衣服,我收了起来。将来,不管由谁来给我装殓,千万给我穿上,不管春夏,无论秋冬。还有一件蓝色海军呢的长大衣,和一条纯毛的苏式彩条围巾,是一九五八年我念大学的时候,当小学教员的妈给我买的。以我们家当时的经济情况而言,花费这笔开销可谓惊天动地的壮举。
为了我,妈就是倾家荡产也不会有半点犹豫。
我猜想妈之所以给我置办这套行头,可能觉得我已到了谈情说爱的年龄,老穿补丁衣服会男朋友怎么行?!可见她对可能加盟我们这个家庭的成员抱着何等美好的愿望。她的这份心意,难道不也是为着那一个人的么?我的傻妈!
任何一个母亲,一旦到了自己的儿女谈情说爱的时候,这辈子似乎就算过去了。
从此妈更没有穿过像样的衣服。后来我有了经济能力,却没能像她考虑如何装扮我那样尽心考虑过如何装扮她自己。其实一个女人,不管老到什么地步,也不会忘情此道。
那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得到的最贵重的衣物。也是一生中唯一一次不是自己花钱买的最贵重的衣物。
给我办丧事的朋友,请你们记住,这件大衣和这条围巾到时候也要给我戴上穿好。我要把妈给我的爱一点不剩的全都带走。
至此,我已将后事交代完了。
先生的司机李志达送我们到天坛医院。本以为经过上周五的联系,就能顺利地办好住院手续。没想到医务处说有钱也不行,非得有局级干部的蓝色医疗卡才能住进高干病房。不知高干病房里住的那些港澳同胞是不是都有蓝色医疗卡?
妈怎么好住室内没有厕所间的大病房呢?那她只好上病房的公厕。公厕里没有坐桶,她又不能蹲,也许还免不了排队等候,她的病情越来越重,对厕所的依赖也越来越大。没有一个可供她随时使用,不受时间限制的厕所怎么行?再说,大病房里有我陪住的地方吗?妈离了人是不行的。
我便楼上楼下地找人疏通关系。妈坐在高干门诊室外的轮椅上,病恹恹地、愁容满面地看着我跑上跑下地奔忙。心疼地对小阿姨说:“你阿姨还算有点地位的人,办起来还这么难。没地位的人怎么办?住个医院真难哪,把你张阿姨累坏了。”
整整跑了一个上午,到十一点多钟,总算住进了综合二病房十六床。
妈病重以后更加尿频,可是那个上午,她一次也没有提出去厕所的要求。过后我问她一个上午没上厕所有没有困难?她说没有。肯定是她见我当时那样为难,不忍再给我添乱。为了心疼我,她就连这个也能忍。
虽说是高干病房,洗澡间还是很脏。想到妈走路已经必得扶墙,而厕所的墙上,洒着很多令人可疑的斑点。上面有没有细菌?会不会让妈传染上别的病?同时我也怕妈会蹭一手脏。把妈安顿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厕所。根据妈扶墙时可能触到的高度,先把那一圈墙面,还有洗脸盆、洗澡盆擦洗干净。留下其他的地方,等我歇过劲儿来再慢慢地擦。
谁能想到入院费了那么多的时间,住进病房已是开过午饭的时间。我没敢麻烦护士为我们备饭,就是对晚饭也没敢寄希望,因为病房里的饭一般说来都是两天前预定的。临时添丁,恐怕也是强人所难。这一天只好先用点心对付过去。
刚住进医院的时候,妈一大早就起床,把被子叠好,然后就坐到房间里的那把太师椅上去。她一辈子拘谨,自律极严。病成那个样子,还想着医院不是自己的家,凡在不是自己家的地方,就习惯地克制着自己,居然可以做到不昏睡。朋友们来探望她的时候,她还问我:“我怎么办?坐在沙发上还是怎么的?”
我说:“您当然躺着,您是病人,怎么舒服怎么着。”
妈这才像在家那样,躺到病床上去。
陪妈住院以后,因为老是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就嗅到她身上有股没洗净的汗味。我才想到,靠小阿姨给她洗澡是靠不住的。可见其他方面托靠小阿姨的结果大概都是如此,我更加为自己把妈大撒手地撂给小阿姨就走而内疚。
我一嗅到这股味道就下了决心,我对妈说:“以后我再也不让小阿姨给您洗澡了,我给您洗。”
妈好像很满意这个安排,从这个安排中她大概感受到了人们常说的那种“老来福”。以后,小阿姨再要给她洗澡的时候,她也不说不让她洗,她说:“等你阿姨给我洗吧。”
给妈洗澡,是我们共同的享受。每当我洗出一个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妈,给她擦干净身上的水,换上干净的衣服,我就感到一种宁静的愉悦。
趁着这个日夜相守的机会,料理了平日早该为她料理,却没有认真料理的一些琐事。比如更换内裤上已经失去弹性的松紧带;按照“脚垫净”上的说明,为她治疗脚垫等等。
手术后妈奇怪地问:“我的脚怎么不疼了?”
过去妈一走路脚垫就硌得她脚疼,这回我严格按照说明书上的用法,按时给她贴药换药,她的脚垫果然一天比一天小,最后竟完全消失了。
我本来以为妈的脚垫是治不好的,因为在美国的时候也曾用美国治脚垫的药给她进行过治疗,却没有什么效果。现在家里还留着妈那时没有用完的药,和她的一些遗物放在一起。
看来不是治不好,而是没有认真治,让妈的脚白白受了多年的罪。
我不能说美国的药不灵,只能说中国人的脚垫和西方人的脚垫可能大不相同。他们走的是什么路,我们,以及我们的母亲走的是什么路?他们的脚遭过什么样的罪,我们的脚又遭过什么样的罪?他们的医生只能根据他们的脚设计适合他们的药,他们的医生怎么能理解我们的脚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既然不能,怎么能指望他们研制的药能治好我们的脚垫?
我平时从没有拿出过这么多时间陪妈,只有在妈病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才想到好好守着她,以为这就能守住以前不曾好好守过的妈。只是,晚了!
等到妈无时不在盼望的,可以和我日夜厮守的时候来了,她却抑制不住地昏睡。住院以后,每天只有吃过晚饭到七点多钟的两个多小时是清醒的。
妈不但昏睡,对身边的事物有时也不大清楚了。老是把医院说成学校,把大夫说成老师,还把我们的病房说成是家里的客厅。我想这是因为她做了一辈子教师的缘故。她好像知道自己的意识已经不甚清楚,就更加反复地说到医院和大夫,而一旦出口,却又变成学校和老师。可是我不能纠正她,我不愿向她证实她心中的疑惑。
只有她对我们的爱,是永远清醒着的。
即使妈的生命到了靠这最后的孤注一掷,来决定生死存亡的关头,也还在为我着想。
朱毅然主任打算再给妈做一次核磁共振的时候,她掉泪了,瘪着嘴说:“又要为我花钱了。”
再一次掉泪,是因为听说我向机关借了一万块钱付医院的押金。妈说:“为了给我治病,你都倾家荡产了。”
那时妈虚弱得几乎哭不动了,恸到深处,也只能滴几滴清泪。
那几滴衰老的泪,挂在妈那被疾病折磨得变了样的脸上,让我倍感伤情。我强作欢颜地说:“瞧您说的!何至于倾家荡产?您又发挥您的想像力了,我看您才应该当作家呢。再说了,买条命才一万块钱,比买间房子便宜多了。我现在为您花的钱,怎么能抵得上您当初吃糠咽菜、等于乞讨为生,拉扯我长大时花的哪怕是一分钱!更不用说您每月还有一百六十多块钱的退休养老金呢,您根本花不着我们的钱。”
这可以说是妈一生中的最后两次流泪。从此,到她清清明明地知道她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几日可以盘桓,并且不动声色地独自怀揣着这个惨痛的隐秘走完她最后的人生时,妈再也没有流过泪。
入院初始不过是做各种检查,检查结果是各部器官都没有问题。我那时很乐观,妈也很乐观,以为不过就是垂体瘤的问题,只要扛过手术,我们还会有不算短的一段好日子。我还得寸进尺地想,经过这次手术,消灭了这个隐患,她的身体可能会更好一些。
医院里晚饭吃得比较早,通常是下午五点钟就开饭了。我们虽然自己弄着吃,但也遵守这个规矩。吃过晚饭,我就搀着妈在病房的走廊里散步。
病到那个地步,并且眼看就要上生死难卜的手术台了,妈却没有流露半点我要安慰、开导她的悲戚和惶恐。有好几次,她甚至甩开我搀扶她的手,自己甩开膀子做正步走。我捧场地说:“妈还真行。”
听我这样说,妈浅浅地、亦庄亦谐、有些调皮地笑笑。说:“念小学的时候,老师就是教我们这样正步走。”
那一阵,或者从那时开始,不,也许是从一九八七年妈得甲型肝炎后,我觉得我变成了妈的妈,而妈变成了我的孩子。
这期间,我曾寄希望于妈的垂体瘤会像大夫期望的那样,属于密鲁素瘤。那就不必手术,有一种进口的针剂就可治愈。可化验的结果偏偏不是。真是天绝我了。
主任大夫拿了妈的核磁共振片子,请王忠诚院长看过。王院长认为从病情出发,是非手术不可了。
从核磁共振的片子上还看出,妈的神经中枢上有一个小囊肿,这可能就是她经常渗口水的原因。但医生表示,这个囊肿没有办法解决。或即使有办法,也太危险。仅仅为了解决渗口水的问题,没有必要冒那个险。
九月十六号,星期一。大夫酝酿了很久,我也期待了很久的最后方案终于出台了。
下午近四点钟的时候,神经外科主任罗世祺找我谈话。
他开门见山地说:“不论从你母亲的病情、年龄、身体状况,或从手术准备情况来说,都是你母亲的最后一次机会了。但以她八十岁的高龄来说,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
我说:“从我母亲入院后的一系列检查来看,她身体各部器官的功能不是很好吗?平时身体也不错,没有生过什么病。一九八七年得过一次黄疸性肝炎,治疗了一个多月各项指标就恢复了正常,比很多年轻人恢复得都快、都好。”
他说:“这不等于她经得起手术的打击,谁也不知道手术中会出现什么问题。年轻人比较容易经得起手术的打击,老年人就很难说了。所以我们一般不考虑接受八十岁以上老人的手术。”
我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是“手术的打击”,以为就是手术中的硬伤而已。只要有一位高明的主刀大夫,又有适当的麻醉,还有什么经得起经不起的问题呢?没想到后来果然如他所料。
他又说:“老人的脑子,软得都像嫩豆腐了。手术中需要把额页托起,这一托,也许就能把脑子压出窟窿。”
“麻醉这一关也很难过,很可能就醒不过来了。抬起额页的时候,也可能对大脑造成损伤,手术完了人也许就没意识了……当然,在脑外科手术中,切除垂体瘤手术算是较小的手术,和普通外科手术中胃的部分切除差不多。你要考虑好,如果你坚决要求手术,我们还是可以给她做的。”
我立时心乱如麻:“如果不做手术还能坚持多久?”我想到的是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日子。
他说:“一两个月吧。”我的眼泪刷的一下掉了下来。世界上还有什么打击比这更为沉重?当你知道你所挚爱的人还有两个月就要与你诀别的时候。
妈去世后我多次向他探询可能造成妈猝死的原因,在一次谈话中才知道他说的“一两个月”指的是妈的视力。
造成这个误会是因为我的怯弱。我听了他的话就被吓住了,连追问一句的勇气也没有:一两个月究竟指的是什么?
既然妈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而手术这条路也许还有希望挽救妈的话,我为什么不背水一战呢?
这个错误的理解,也是我后来下决心手术的原因之一。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为了安慰我,又说:“也可能是一两年。不过不做手术也没有什么大关系,顶多就是失明。”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每位大夫在和病人家属谈判手术问题时的套话。这也难怪,见我那样提问,他的回答只能模棱两可。万一手术出了问题,我要是赖上他们怎么得了。
我说:“您这么吓唬我,我不敢签字了。”
他问:“难道你没有人可以一块儿商量商量吗?”
我说:“没有。”
甲戈大夫在一旁说:“她只有一个女儿,还在美国。”
我不是没有人可以商量,朋友们,还有先生,都可以提出他们的建议,但是大主意还得我自己拿。
问题是我拿不了这个主意!
我在人世间闯荡了五十四年也从没感到,或者不如说从不在乎的孤独,就在那一刻猛然地袭上我的心头。
就在那一瞬间,我懂得了什么叫孤独!它一上来就把我打得落花流水,让我生出无法抵挡的恐惧。
“看来我只能和她本人讨论这个问题了。”
罗主任说:“您怎么可以和病人谈这个问题呢?”
我说:“我妈行。”
我不是推卸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事到如今,我不和妈讨论还能和谁讨论?谁让妈生了我这么一个到了这种节骨眼上,还得让她自己来拿主意的女儿呢?我不但不能像一般人那样,在这种时候对病人隐瞒起真情,让病人情绪稳定以利治疗,反倒让她自己拿起笔来,在吉凶难卜的生死簿上给自己画个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