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是由但丁[1]下列的几行诗句引发的：
Deh，quando tu sarai tornato al mondo，
E riposato de la lunga via，
Seguitò il terzo spirito al secondo，
Ricorditi di me，che son la Pia：
Siena mi fè；disfecemi Maremma：
Salsi colui，che，nnanellata pria
Disposando m'avea con la sua gemma.
“唉，等到你将来回到了人间，
在漫长的行程后休息够了，”
第三个精灵紧接着第二个精灵说，
“你务必要记住我，我就是拉比亚：
我在西埃那出生，我在马雷玛身亡；
先同我订婚，结婚时又为我戴上
宝石戒指的他，却要了我的命。”[2]
当时我是圣托马斯医院的一名学员，复活节假期给了我六个星期自由支配的时间。我把衣服塞进手提旅行包，揣上二十英镑就出发了。那时我二十岁。我去了热那亚和比萨，然后前往佛罗伦萨。我在维亚劳拉大街一位寡妇（有个女儿）的寓所里租了一个房间，从那间房子的窗子可以望见大教堂漂亮的圆顶。房租为四个里拉一天，食宿全包（经过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我估计她赚不了多少钱，因为我的胃口极佳，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吞下堆积如山的通心粉。她在托斯卡纳山里有一处葡萄园，我记得，那儿酿的基安蒂酒是我在意大利喝过的最棒的红葡萄酒。她的女儿每天教我意大利语。在我当时看来，她业已成年，但是我估计她的年龄不会超过二十六岁。她曾经有过不幸的经历。她的未婚夫，一位军官，在阿比西尼亚[3]遇难身亡，于是她被奉为圣女，将永守童贞。一旦母亲死了（一个丰腴、灰发、快乐的妇人不大可能会在仁慈的上帝认可之前就死去吧），厄西莉亚就将投身于宗教，那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她当时就欣然地对此充满了期待。她喜欢大笑。我们非常愉快地一起吃午餐和晚餐，但是她对授课却十分认真，常在我呆头呆脑或漫不经心时，拿一把黑尺敲打我的关节。要不是这让我想起了书中描述过的老学究而被逗得大笑的话，我大概会为自己被当成孩子一样对待而愤愤不平的。
那段日子我很勤奋。每天早上起来，我都要译几页易卜生的剧本，以便从中汲取描写对白的娴熟技巧和从容风格；然后我就带上罗斯金[4]的书去考察佛罗伦萨的名胜古迹。根据书中的介绍，我欣赏了乔托钟塔和吉贝尔蒂建造的青铜大门。我对乌菲齐画廊里博蒂切利的画作表现出恰当的热情，而对大师所不称许的作品，则轻蔑地扭过稚嫩的肩膀以示不屑。午餐后是意大利语的授课时间，课后，我再次外出去参观各处的教堂，并浮想联翩地沿着阿尔诺河漫游。吃过晚饭，我往往又要出去猎奇冒险，不过，那时我非常单纯，至少是十分腼腆，每晚回来都和出门时一样纯洁善良。尽管西格诺拉给了我一把钥匙，但每当听见我进门后锁上了门，她都会如释重负地吁出一口气，因为她始终担心我会忘记锁门，而我则若无其事地又去浏览有关格威尔弗斯和吉伯林兹的历史书了。想到那些浪漫时代的作家们绝不会有我这样的行为举止，我就深感内疚，但我不相信他们有谁能仅靠二十英镑就在意大利待上六个星期，而我却能尽情地享受这种节俭勤奋的生活。
我已经读过“地狱篇”（借助于译文，但是不认识的字都认真地查过字典）[5]，所以跟随厄西莉亚从“炼狱篇”开始学。当我们读到前面引述的那段时，她告诉我，拉比亚是西埃那的一位出身高贵的妇人，丈夫怀疑她通奸，却惮于她的家族而不敢处死她，便将她带往他在马雷玛的城堡，并确信当地的毒雾会置她于死地；但是她许久都未能死去，以致他日益焦躁不安，于是命人把她从城堡的窗口抛了出去。我不知道厄西莉亚是从哪儿知道这些的，而我那本但丁著作的注释又语焉不详。但这个故事却不知怎的引发了我的想象。我在心里反复地琢磨它，在其后的许多年里，我也总是不时地将它翻出来仔细地推敲上两三天。我常常反复地沉吟那一句：“我在西埃那出生，我在马雷玛身亡。”但是，这毕竟只是萦绕我脑际的许多题材中的一个而已，时间一长，就忘记了。当然，我把它设想成了一个现代故事，而在当今世界上，我却想不出一个环境，能让这类事件合情合理地发生。直到我在中国做了一次长途旅行，才找到了这样的环境。
我想，这是我所写过的唯一一部起源于故事而非人物的长篇小说。人物与情节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易解释。你无法在一片空白中恰如其分地构思人物；你在构思他的同时，会把他设想在某个环境里，做着某件事。因而人物和他的主要活动似乎就是跟想象力同时的产物。然而在这部小说里，人物却是挑选出来以适合我逐步展开的故事的：他们都是根据我在别的环境中早已熟悉的人物而塑造出来的。
写这部书时我曾经遇到了一个作家所易于面临的那类麻烦。原本我的男女主角姓莱恩，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姓氏，然而不巧的是，这也是香港一些人的贵姓。他们兴起了诉讼，连载我小说的那些杂志社的老板们不得不花二百五十英镑来平息这场官司，我也将这个姓氏更改为费恩。此后，助理辅政司又认为自己受到了诽谤，并威胁要起诉。这让我感到奇怪，因为在英国，我们尽可以把首相搬上舞台，或将其作为小说中的人物，坎特伯雷的大主教，或是大法官，以及此类显赫机关的要员们也都不会将此当回事。奇怪的是一个职位如此卑微的临时官员却认为自己成了影射的目标。不过为了息事宁人，我还是把香港改成了一个杜撰的殖民地庆延[6]。事件发生时此书业已出版，于是被悉数收回。但是，一些收到过这个版本的狡猾的评论家们却以各种借口并未将书交回。我估计该版本大约尚有六十本存世，这些书如今具有了文献学的价值，遂使收藏者们不惜以高价求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