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2年，基佐在巴黎大学的课程被暂时取消。
在滑铁卢战役之后返回巴黎的弗朗索瓦·基佐，在好几年时间里充当宪政体制的幕后顾问。因无力使路易十八相信“百日”的出现是由于宪章的自由主义原则，极端保皇派遂远离了政府。已被任命为行政法院负责特别事务的审查官的基佐，重新成为一位大臣，即司法大臣艾蒂安·德尼（帕基耶公爵）的秘书长。作为政府班子中强有力的人物，这位看上去很忙的司法大臣，与孟德斯鸠在内务部时一样经常任由基佐放手行事。
司法部不得不留意保皇派在南方的过火行为，基佐给法官们发布了极为坚决的指令，要求以同样严厉的态度惩戒“百日”期间与这一次白色恐怖期间犯下的不法行为：“你们需要遵循的行动路线极为简单，即要人们尊重法律和国王的敕令，并惩罚一切违背法律和敕令的人，不管他们以什么作为不服从的借口。这就是你们努力的目标。”[84]一些严重的事件，尤其是在加尔省发生的事件使基佐特别不安，他的母亲一直住在加尔省南部的尼姆，在那里，好几位新教徒眼看着自己的住宅被毁。在帕基耶的推动下——而帕基耶又是在基佐的激励下——国王在1815年9月1日签署了一份声明，谴责“这种不可容忍的举动……这种危害我们和法国的暴行”。
然而，塔列朗的垮台与黎塞留的上台又使极端保皇派获得重新占据上风的可能。基佐在新任司法大臣巴尔贝-马尔布瓦那里同样保留了秘书长的职位。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位与极端保皇派唱对台戏的恃才傲物者。1818年11月12日，尼姆还是爆发了骚乱，起因是新教徒的教堂在重新开放后不久即遭到天主教徒的破坏。被派去恢复秩序的拉加尔德将军被人谋害。在巴黎，司法大臣刚一获悉这些事件，就在基佐鼓动下，让国王在11月21日签署一项逮捕骚乱的肇事者与同谋的敕令：“由于蔑视承认天主教为国教、但也确保其他信仰和自由的宪章，聚众闹事的扰乱治安者竟敢反对新教徒的教堂开放（并杀害军事指挥官）。如果这样一种暴行仍然不受惩罚，将不会有公共秩序，也不会有政府，而我们的大臣将为没有贯彻实施法律承担罪责。”极端保皇派控制的议会骚动起来，揭发了马尔布瓦背后的基佐，由此将基佐确定为“保皇派”仇视的对象。
除了南方的骚乱，全国当时还忍受着一场涉及各个省份的反动浪潮。秘密会社在策划阴谋，其中最有名的是“再生的法兰克人”挑起的暴行。基佐在1816年2月5日让大臣批准了一项下达给总检察长的极坚决的指示，敦请他们不要宽容任何危害国家安宁赖以存在的宪章的团体和派别。
1816年5月，当内阁改组时，黎塞留牺牲了巴尔贝-马尔布瓦和基佐。正是从这时起，空论派开始形成。这一派别的人员并非很充足。当中最年轻的成员夏尔·德·雷米扎亦承认其地位并不怎么突出：
这是一个不怎么看得见的派别，
它几乎是一种理性的体现。
前天，某个人把我介绍给
这个正在招募成员的派别，
整个派别有思维能力的人，
都坐在一条长长的靠背椅上。
一个词语被提了出来：“空论派的长靠背椅”。起初，这个派别一边为政治制度辩护，一边为整个宪章辩护，他们主张宪政，但实际上是一个为反对极端保皇派而被动员起来的小团体。一些尊重宪政的议员聚集在帕基耶尤其是鲁瓦耶-科拉尔和贝盖的家中。基佐参与到他们之中。由于远离种种事务，基佐得以有时间写作。他还从事翻译工作，翻译了弗雷德里克·昂西隆的《论主权与政府的形式》。他为这一译著写译序，做了一些译注。他的政治理论亦在这一译序和译注中初露端倪。
不久，他为路易十八解散无双议会的重大决定做出了贡献，这一决定是通过9月5日的敕令做出的。应德卡兹的请求，他为国王拟订一份通告，他在当中指出，议会对“把和平归还给已经分裂的法国”构成了妨害。他向国王强调指出，无双议会并非支持他的议会，国王想结束大革命，议会却以灾难性后果延续大革命。
基佐继续扮演着非正式的政府顾问角色，但正如他当时出版的小册子《论代议制政府与法国的现状》，他并非没有将其想法理论化。因为基佐在1817到1818年间虽然脱离了大臣的办公室，但他的意见始终具有影响力，故尚未在公共舞台上引人注目的他深信，自己将在这一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在思想领域，他亦意识到自己高人一筹。他乐意于做一个教条主义者，对人有点冷淡。他会干脆地做出决定，以及讽刺和判断。不过，他没有瞧不起比他年轻的人，他平等地对待年轻的雷米扎，在他家中汇集了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在轮到他即席发言时往往语出惊人。他成了一名年轻的导师。
何谓“空论派的长靠背椅”？如同我们今天会说的那样，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聚会，这些知识分子聚集的共同基础是宪政精神。他们承认大革命的成果，尤其是此后已深入习俗之中的民事平等，并且拒斥对旧制度的眷恋和极端保皇派的政策。他们中最年长的是鲁瓦耶-科拉尔，此人极为傲慢，而且也极为教条主义，常以一种庄重的声音演说。其次是卡米耶·若尔当，他虽没有哲学头脑，但心地纯朴，充满热情。还有前流亡分子塞尔伯爵，他是个容易激动的人，但对基佐忠心耿耿。再下来是巴朗特，这是一位由帝国行政管理部门培养出来的思想家和实业家。年轻的布罗伊公爵在通过斯塔尔夫人与巴朗特和若尔当建立联系之后，亦在不久后加入进来。这些人有两个特点将其与别的自由派人士鲜明地区别开来：他们多少有点呆板，具有严肃的生活态度；尤其是，他们并非个人主义者，他们拒绝接受“自由放任”，并给政府规定了一项在通常权限之外的重要职责——维持国内外秩序。
在1817年，基佐与空论派有他们自己的月刊《哲学、政治与文学档案》。对于他们来说，当时的主要危险来自右翼。他们始终紧紧抓住宪章这一宪政制度的基础不放，准备抗议那些践踏宪章的人。他们构成了某种尊重君主制、忠于波旁王朝但支持自由主义的左派。顺着基佐为《哲学、政治与文学档案》撰写的所有文章，我们将发现他的体系正日益完善。
多部关于大革命的著作在紧凑的时间内相继出版[85]，让基佐得以明确提出其政治哲学。冒着会得罪保皇派的风险，基佐以肯定的态度来对待大革命，他以为人们不能把大革命归结为它曾引起的过火行动和卑劣言行。他大致写道：重要的是将大革命的自由主义成果与雅各宾主义区别开来，如果说大革命是启蒙思想之女，雅各宾主义则是他与斯塔尔夫人都极其厌恶的以国家利益为名的恢复。“人们应该直截了当地承认，作为破坏者的大革命已经完成，它不该再恢复，而作为建设者的大革命才开始。”尽管其父在共和二年命丧断头台，但他丝毫没有因家庭不幸而盲目，而是懂得承认大革命的精神功效。在他看来，大革命之于现代的重要性，似乎有如基督教对于古代的重要性。他写道：“古代的法国，存在一种需要正视的与其对立的事实，这就是它的衰落；依我来看，死亡是一种极好的疾病的症状。”
与揭露大革命中对过去的仇恨、平等主义以及个人主义的胜利的蒙洛西耶相反，基佐强调了大革命带来的以及构成近代社会基础的公正精神：负担方面的平等、等级社会的终结、人人皆可担任任何职务、信仰自由、新闻自由……比其他空论派成员更为坚定的基佐拒斥一切怀旧，并将大革命视为立宪君主制的源泉。
新加入空论派的雷米扎在《回忆录》里强调该团体所要求得到的革命遗产：“当时该派的特点也许在今天也令人惊讶，即其显示出来的对平等的强烈情感。关于自由，他们并不急于看到让激进主义者讨厌的一切障碍消失。但是，这样一种思想已深入这一团体，即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和主要结果已经造成一种新的社会状况，所以他们要维护大革命的原则，维护与一切想抵制这一重大既成事实的意图相悖的利益。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们最为直接地卷入与保皇派的斗争。”[86]
不久，这种精神状态即通过陆军大臣古维翁-圣西尔元帅的一次演说得到证实，这一演说是1817年11月29日在就军事法案进行辩论时发表的。基佐得为元帅起草关于提案动机的说明。出于对全民和解的关注，元帅首次在一个复辟王朝的议会中提出把公正归还给拿破仑的士兵。大革命与帝国史诗的光荣，通过一位大臣之口重新被全民化：“现在的关键在于，我们要弄明白在我们当中是否存在两支军队、两种国民，而且其中一种将受到弃绝的打击，并被视为不能为国家和法国服务的人……现在的关键是，我们是要将召唤曾经光荣的士兵来捍卫祖国，还是要为了祖国的安宁而永远将他们视为危险分子。”左翼高兴得跳了起来，古维翁-圣西尔元帅成了最得人心的大臣。
为了反对并没有解除武装的极端保皇派，基佐在《哲学、政治与文学档案》上发起了支持左翼政府的运动，这一运动将自由派人士凝聚到了一起。当德卡兹成为一个明确敌视极端保皇派的政府首脑时，事情已成定局。在这一政府里，空论派可以依靠担任掌玺大臣的塞尔伯爵。
如帕基耶所说，“基佐先生的不公开的影响”开始占有优势。1819年1月，德卡兹为他设立了一个职位，让他掌管省级与市镇行政管理总局。因为《哲学、政治与文学档案》已经停刊，为了继续以建议和指令纠缠内阁，基佐把文章交给了官方报刊：《通报》或《市长报》。他鼓动在对行政管理人员进行清洗或调动之前，先免去极端保皇派分子在司法部的职务。14名极端保皇派的省长被革职，取代他们的是些帝国时期的官员。他的朋友巴朗特在此事中亦难以幸免，但基佐知道，这一政策是由某些人而不是其他人制定的。好斗并渴望摆脱极端保皇派的他主张任命80名新贵族院成员，以改变上院的多数派；他还主张将议员人数增加一倍，降低当选资格的年龄标准。只能通过抓住基佐的燕尾服燕尾来拉住他的巴朗特对他说道：“但是，以上帝的名义，切勿违反宪章！”不过，人们还是在1819年3月15日得知，共有60名新贵族院成员受到任命。这个人变得危险起来。雷米扎的家人表示，基佐的拒绝使自己的职业生涯开始处在阴影之中。
坚持不懈的基佐就许多法案提出了建议，涉及选举方式、新闻自由、省级和市镇级的行政管理、陪审团与刑法的立法……自由的感觉刺激着他，邦雅曼·贡斯当对他表示赞同。由空论派主张的所有改革并非都得到了批准，但他们从未如此让人感到其在议会和政府中的重要性。
基佐当时想通过报纸来支持政府政策。由此在1819年6月21日，有了以股份公司形式出现的一份报纸——《邮报》（Le Courier），这里的“邮报”一词中间只有一个“r”【30】，使人想起英国的同名报纸。鲁瓦耶-科拉尔、巴朗特和基佐皆为创办者，此外还有年轻的夏尔·德·雷米扎。雷米扎在《回忆录》中写道：“基佐具有这家报纸的最高领导权，保持这地位也并非毫无困难。只有他有劲头和大量的时间。他给这家报纸写的东西不算多，还让不害怕工作和不憎恨论战的夫人写稿。他也有点指望我，实际上，年轻、容易激动、为自以为新奇的政治观念而兴奋的我，肯定是《邮报》最多产的编辑。”[87]
《邮报》作为官方自由主义的辩护者，不得不同时与两方敌人论战，其一是由《辩论报》为之辩护的右翼派别，其二是《舆论报》和《立宪主义者报》的左翼自由派。《邮报》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重要派别，这一派别致力于自由、理性和正义，汇集所有立宪主义者，面对反动派与革命派。这份报纸的调子是学究气的，有点傲慢。雷米扎写道：“它的订户极少，赞赏者更少，却不乏敌对者。总之，这是一次不幸的尝试。”8个月后，该报不得不停办。
基佐的自命不凡并不讨人喜欢。机会主义者德卡兹，不可能在思想观念上跟在基佐后面亦步亦趋。这回轮到他让他的参谋感到不快：“德卡兹先生的过错在于总想用不够重的药去医治大病，他以为一切均可用汤药来治愈。”[88]另一位大臣，即塞尔伯爵，亦与基佐的不切实际保持距离。1819年秋天，基佐失去了他的影响力。
格雷古瓦教士，一位被错误地指控为弑君者的国民公会前成员，于1819年9月11日在伊泽尔省当选，就像一声警告在德卡兹耳边响起，使他决心赋予内阁一种更为右倾的基础。负责修改选举法的布罗伊公爵提议让最富有的选民投两次票。基佐对此表示反对，这不仅是因为在他看来危险来自右翼，即来自反革命造成的威胁，而且就原则层面而言，他无法接受选民之间的不平等。
人们已经看到，贝里公爵在2月13日至14日的晚上遇刺，使天平再次倒向右翼。德卡兹不久就提交了特别法案，暂时取消个人自由，恢复书报审查。基佐试图说服他，但空论派与自由派还是迁就德卡兹，因为后者是对付极端保皇派的最后堡垒。但是，右派最终战胜德卡兹。基佐辞职，行政管理总局亦被撤销。在等待于1820年12月初重新在巴黎大学授课期间[89]，他回到行政法院。自由主义的试验结束。
由贝里公爵遇刺引发的极端保皇派反动计划，随着维莱尔上台得到实现，此人在1821年12月接替了黎塞留。1820年以来，两项法律确保了右翼继续占多数，其一是3月18日限制个人自由的法律，其二是允许最富有的公民投两次票的双重投票法。寿命颇长的维莱尔内阁依靠天主教会和圣会（维莱尔本人即为圣会成员），加强了镇压和反对自由的立法。王位与祭坛的联盟形成了一种教士和保皇派政府之间进行交易以及相互加强的体系。
这种反动的活动引发了自由派和密谋反对派的行动。远离各种事务的基佐以他的方式参与其间，他希望将自己行为严格地限定在合法的范围内。他于是开始着手，继而开始巩固其重大的政治与历史事业。
1820年10月，他发表了首部重要著作《论复辟以来的法国政府与当今内阁》。这是一本小册子，但与他后来的论战性著作一样富有理论思考。甚至在反对派当中时，基佐亦采纳了某位政府人士的观点。在这一关于复辟王朝最初几年情况的总结中，他指出，一种明智的政治路线——调和复辟的君主制与大革命的遗产——突然重新受到责难，并指控新政府“与旧制度或公开或秘密的朋友”一起行动、发言、投票。
在基佐眼里，当时发生的一切是数世纪阶级斗争的新插曲：“大革命是一场战争，一场名副其实的战争，以至于众人感到它是两个陌生民族之间的战争。13个世纪以来，法国有两个民族，一个是征服者的民族，另一个是被征服者的民族。13个世纪以来，被征服者的民族为摆脱征服者民族的奴役进行斗争。我们的历史就是这种斗争的历史。如今，一场决定性的战役已经发动，它叫作大革命。”
使历史成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历史，是马克思这位基佐的读者后来将重新采纳的一种具有影响力的观点。这两个阶级或这两种民族——基佐谈到了“仍然以战斗姿态相对峙的两个社会阶级的重叠”——被叫作“法兰克人和高卢人、领主与农民、贵族与平民”。[90]大革命把公正、道德法的权威引入公民之间的关系。第三等级的胜利是中等阶级的胜利，而这一阶级是新宪政秩序的基础，即自由和民事平等的拥有者。[91]
在他看来，这种历史观也是一种政治纲领。对此，路易十六在1792年没有明白，而路易十八在1820年可能已经明白，因为后者似乎已经通过钦赐《1814年宪章》表明，如果依赖旧贵族和大革命中的失败者，君主制的未来将受到损害，相反，政治制度的稳定有赖于中间阶级的支持。因而，确认大革命的遗产，是立宪君主政体的责任。
基佐的著作引起了轰动。左翼拍手叫好，右翼怒火中烧，指控基佐教授在鼓动内战。在极端保皇派的报纸《捍卫者》中，博纳尔提醒道，基佐的理论煽动了谋害贝里公爵的凶手卢维尔。
此书在几周内多次再版。它的成功在欧洲与法国所引发的起义和争议的种种传闻中格外光彩夺目：斐迪南七世的西班牙处在内战的边缘，那不勒斯被起义所折磨，葡萄牙即将通过一场革命确立人民主权。在这三个地方，波旁王朝均受到牵连。在法国，极端保皇派感觉到一种革命瘟疫的危险，秘密团体在增多。1820年8月19日，一起由自由派和帝国老兵策划的密谋失败，被指控者仅仅是些微不足道的人。重新被动员起来的基佐发表《论密谋与政治公正》，对司法大臣予以指责。
一个全新的秘密团体在形成，那就是以拉法耶特为首领之一的烧炭党。人数为三四千人的法国烧炭党人，依照意大利烧炭党的模式分布在各个省份，按照等级划分为更小的组织——“烧炭党的会议”（les ventes），在总部的领导下组织密谋反对社会制度。内部划分，进行宣誓，一律口头传递消息……多起密谋随之在下述城市发生：贝尔福、马赛、索米尔、拉罗谢尔，其中，有4位士官被逮捕（“拉罗谢尔的4位中士”）；这还不算煽动分子策动的不确实的暴露阴谋。有十来个人被判死刑。基佐在1822年6月底再次挥笔写下《论政治领域的死刑》，向政府指明如何“避免杀人”。
基佐的连续干预，导致烧炭党的头目拉法耶特、瓦耶·达尚松、马尼埃尔建议他加入该组织。基佐拒绝了：因为他并不谋求改变社会制度，只想恢复实行宪政的、自由的、依据宪章治理的君主制。而这正是他刚刚在1821年10月出版的《论统治的手段和法国目前状态中的反对派》中所要解释的。[92]通过痛斥在台上的大臣，他因为提出一种出自大革命的、新法国的好政府而超越了论战。这一政府不该把权力与命令混为一谈，而是要让其与社会相依为命，与国民中有生气的力量——权力即来自这些力量——合作。社会团结一致并非取决于服从的唯一事实，并非取决于权力看得见的工具：大臣、省长、市长、收税官、士兵。真正的统治手段“存在于社会内部本身，并且不可能与之分开”。而反对派有它自己的作用：“它通过抵制政府来维持它与之斗争的权力本身。”
当权者的反动通过1822年8月一项关于新闻的新法律而变本加厉：出版必须事先获得许可，以审处违反新闻法令罪的轻罪法庭取代审查委员会，以简单的法令进行可能的审查。基佐本人因对法令进行攻击，被取消其在巴黎大学开设的课程，这是通过政府夺回大学的广泛运动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帝国的制度已经用新的世俗的巴黎大学取代了旧的巴黎神学院，这个新大学在1809年开始运行。人们在当时招募了极为年轻的教授，如维克多·库赞，此人是1822年遭受极端保皇派清洗的另一位受害者。库赞在20岁时成为高等师范学校的讲师，在1815年接替鲁瓦耶-科拉尔的哲学教席。他后来在七月王朝时期成了某种哲学研究的总管，七月王朝还让他担任公共教育大臣。库赞并非一名伟大的哲学家：他有意将哲学与哲学史混为一谈，鼓吹折中主义。与基佐一样，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他还是烧炭党的成员。库赞与基佐在巴黎大学分别教授哲学和历史，传播这样一种决定论，即代议制和自由主义的政府是历史演进的结果。因而，巴黎大学自由主义的教学遭到极端保皇主义的反对，被迫取消库赞和基佐的课程。培养反对者的高等师范学校被关闭。
学校教育和大学问题由此成了占据中心位置的政治焦点。一个政府不可能满足于以武力领导国家，它应当赢得人心。从1821年起，圣会通过基督教教理会的修士，无情扼杀初级教育。公共教育委员会被改组，并被置于政府的监控之下。主教们负责对初中进行监视，国王的首席指导神甫弗雷西努斯修道院院长被任命为大学的大教长。
政治斗争与思想斗争不可分离。基佐比其他人更为确信，教育以及提供信息——后者在今天被称为“交流”——为宪政制度的稳定发挥必不可少的作用。基佐在巴黎大学的授课在1822年被中止，在1828年得到恢复。他授课的内容与其政治信仰是分不开的。他讲授的历史富有哲理，极具概念性，并且以显示他捍卫的政治制度根据为目标。
坚决反对专制主义的基佐同样对民众革命不予信任。然而，民众革命依据的是人们摆脱王朝或其他君主制的合法性时难以回避的一种理念和信条，即人民主权的信条。在他看来，这是一种极有利于暴政的理念：人们以另一种专制主义，即至高无上的人民专制主义来取代原有“君权神授”的专制主义。鉴于此，应当寻找合法性的其他来源。正是通过阅读观念学者尤其是德斯蒂·德·特拉西的著作，他获得了解决方法，那就是理性主权。理性主权并非任何人的专利，它弥漫在社会当中：“理性、真理、公正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完整无缺、确实可靠地存在。任何人、任何党派皆可拥有它们，但又无法完完全全、没有限制地拥有它们。”因而，应当吸取它们的不同成分，这是代议制政府的任务。他写道：“在任何社会中，皆存在一定数量关于人的相互权利、社会关系及其结果的正确观念和合理意愿。这些正确观念和合理意愿的总和分散在构成社会的个人之中，并因为对人的智力和道德发展产生影响的无数原因，不均衡地分布于他们之间……”因此，对于他来说，代表制是人们应当借以形成公共理性的所有个人理性成分的发现、组织和集中。“这是一种用以从社会内部提取公共理性的自然程序，而且只有公共理性，才具有统治的权利。”代议制以“获取、集中所有分散存在于社会之中的一切理性”为目的。由此，就需要引入能力这一概念，这里的能力指的是“根据理性来行动的能力”，代议制政府是大多数有能力者的政府。[93]何处去获得能力呢？它涉及一个阶级，但并不涉及一种等级或一个特权团体，而是一个开放、流动的群体。
基佐和空论派并不拒斥民主制，但他们把民主制限定在了以平等原则为依据的市民社会之中。对于政治社会，他们要求得到一种（开放性的）新贵族的观念，即理性的服务者的观念。民事范畴的平等是永久的，而政治权利是多变的。实际上，能力观念退回到了取得选举权的纳税额——但对于基佐来说，纳税选举制只是能力原则的应用，它界定了一种“智力社会”。政治贵族？是的！但所有法国人均能够向往成为这种“有教养与独立的公民精英”。但该如何来证明能力呢？这丝毫不存在更为困难之处。应当坚信种种迹象，而财产最终被公认是最确实的迹象。后来，在七月王朝时期，基佐意欲表明，财产与智力之间不再存在对立。
在5年的时间当中，基佐深化了他的思考，继续着他的事业。他尤其致力于创作《自查理一世登基到查理一世复辟的英国革命史》，这一著作的其中两卷在1826和1827年出版。他给多家报纸——如创办于1822年的《总汇记事簿》、创办于1824年的《环球报》——提供了帮助。例如，他在1826年11月25日在报上赞颂富瓦将军。查理十世加冕后，基佐认为，教权主义者始终过于明显侵犯职权以及反动派滥用职权的行为（如制定《亵渎圣物治罪法》补偿流亡贵族10亿法郎）将唤醒社会。他靠近了左派，包括自由派人士、独立派人士、瓦耶·达尚松、邦雅曼·贡斯当、卡西米尔·佩里埃。其他空论派人士，如布罗伊、巴朗特之类的人物，则靠近了右翼。基佐被警方列入对社会制度有危险者的名单。1827年8月1日，妻子与合作者的去世，使他从埋头用功中摆脱出来。[94]
作为一个经过更新的小团体的领头人，基佐意欲在合法框架内重新推动自由主义反对派。通过与《环球报》的编辑、原烧炭党人合作，空论派建立了一个团体——“自助者天助会”，基佐与奥迪翁·巴罗、普罗斯珀·迪韦吉耶·德·奥哈纳、约瑟夫·儒贝尔、夏尔·德·雷米扎等人一起，主持其领导机构。一场示威游行恢复了自由之友的勇气，他们创建了各地的委员会，并为选举进行准备。人们散发小册子，呼吁新选民把票投给唯一的反对派候选人。这种宣传引起省长们的恐慌，令他们将大量不安的报告送往巴黎。1827年11月的选举结果对基佐及其追随者来说是一个胜利。自由主义反对派拿下了170至180个席位，与支持内阁者获得的席位旗鼓相当，而右翼中的反-反对派、夏多布里昂之类的“尖端分子”（les pointus）只拿下75席。维莱尔被迫提出辞职。1828年1月5日，马蒂尼亚克成为内阁首相。
基佐并未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即一个代表新法国的左翼内阁。但至少代表国民的派别赢得了一次战役的胜利。“自助者天助会”继续着他们的事业，发起了针对选举作弊和其他投票方面违规行为的请愿：3名省长被迫退休，另有15名左右的省长被调离。基佐和友人推动着马蒂尼亚克采取迂回曲折手段进行必要的改革。虽然被迫与权力分开，但基佐重新成为幕后顾问。1828年初，他与布罗伊、巴朗特联手创办《法兰西评论》。为之撰稿的有雷米扎、维尔曼、奥古斯丁·梯叶里、迪韦吉耶·德·奥哈纳等等。同年，他重新在巴黎大学授课，并与妻子的侄女埃利莎结婚，后者与首任妻子一样，给他带来了一小笔财产，使他具有过小康生活的基础，有效地支持了他的事业。
查理十世决意反扑。在马蒂尼亚克领导下投票通过的改革、教权主义力量的退却（耶稣会士以其他获得批准的圣会成员一样的理由与教育分离，一项关于小神学院的新条例被强行推行）、取消审查和预先批准的新闻法律，凡此种种，促使他展开反攻。国王利用行政改革法案的失败，在1829年8月打发了马蒂尼亚克，唤来波利尼亚克亲王。
极右翼再度上台，“自助者天助会”更为激烈地展开活动。年底，基佐亲自投入选举战役。时年42岁的他自1827年起具有了获选资格，补缺选举使他得以成为卡尔瓦多斯省里斯厄的候选人。角逐并未预先进行。在诺曼底，他是一个“外乡人”，一个外国人。更糟糕的是，在这个比较安宁的天主教畜牧地区，人们指责他是个南方的新教徒：来自葡萄酒产地，不太会致力于捍卫制作烧酒和苹果酒者的利益，也不太会反对进口外国的牛肉。但基佐得到了极左派首领拉法耶特、杜邦·德·勒尔的绝对支持。自由派把赌注压在土地所有者对恢复长子继承权的担忧上。布罗伊公爵请夏多布里昂写了一封支持信，基佐也得到了这位作家的支持。[95]因为不想事先在任何人那里受到约束，这位候选人的纲领含糊不清（“在自由中维持秩序与进步”）。选举运动在1829年12月20日展开。1月24日的选举，使他获得第一轮的胜利，他在446位投票者中获得281票。空论派为之狂喜，极左派为之叫好。作为众议员的基佐，当然打算致力于推翻波利尼亚克。
1830年3月2日，国王在敕令中威胁那些操纵反对政府活动的人。众议院以221位众议员的致辞予以回敬，这一致辞由一个代表团——基佐亦是其成员——送到了杜伊勒里宫：“陛下政府的观点要永远符合陛下人民的愿望，《宪章》把这作为公众事务正常进行的必要条件。陛下，我们的忠心与忠诚促使我们对您说，这种情况已不存在了。”1830年5月16日，国王解散了众议院。基佐重新进行选举活动。6月24日，他在里斯厄的502位投票者中获得330票。就整个国家来看，自由派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其议席从221席增至274席。
弗朗索瓦·基佐令人惊奇的历程如下：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受命去处理某些政务，用他的全部智慧和精力致力于建立一种立宪君主制，即建立在资产阶级所代表的新法国基础之上的立宪君主制；在1820年的反动浪潮中被打发回家，在1822年被禁止在巴黎大学授课，他回归研究，静静地铸造他的武器；在40岁时重新参与政治斗争，给一个反对派合法团体以活力，致力于左翼的联合；接着进入议会，成为反对波利尼亚克和国王的221名众议员的领头人之一，使众议院在解散后最终取得胜利。格外紧张的活动并没有妨碍他创作重要的历史和政治著作，这些著作涉及代议制政府、法国史和英国史，并被确认为新法国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哲学。
在1830年获得胜利的自由派认为，查理十世将服从享有政治权利者的裁决。但他们弄错了，波旁家族的幼子确信，兄长路易十六的垮台是因为他沉迷于让步：“我更喜欢骑马，而不是坐马车。”这位新国王的主意已定：通过1830年7月的4道敕令，向众议院宣战。基佐衷心呼唤的代议制显然被无限期地推迟。革命造就了革命者，基佐即属于这种情况，尽管他不愿如此。
